在去年上映的纪录片《九零后》片头，有一位老人的旁白镇静、沉着：“我的命不好，因为我没有爸爸。我的父亲是1919年，我生下来那年去世的。可以说我生下来就是穿孝的。”
这位老人，就是前不久刚过完103岁生日的杨苡。
她是名著《呼啸山庄》的经典译者。她的一生，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种种大事......
她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贵族小姐”。她还和巴金通信一生，成为至交。
巴金说，长寿就是惩罚。她却说，活着就是胜利。这位百岁老人的故事，仍带给今天的我们无限启示。
1919年，杨苡出生在天津的一个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杨毓璋曾留学日本，担任过当时天津中国银行行长。她的哥哥杨宪益和嫂子戴乃迭是知名译者，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
杨苡的姐姐杨敏如，师从顾随，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虽然出身名门，但杨苡却直言自己“命不好”。在她出生那年，父亲去世。杨苡姑妈甚至让杨苡母亲跟着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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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则回答：“我干嘛死?我有三个孩子，我得把他们带大。老爷跟我说过，一定要把三个孩子抚育成人，对国家有贡献。”
多年后，当杨苡完成口述自传后，谈及母亲时，她眼含热泪，感叹“只可惜母亲看不到了”。在重视学风的家庭里长大，杨苡8岁那年，便入读了天津中西女校，学习英文。
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杨苡却陷入前所未有的苦闷中。因为她的好朋友都参加了游行，但她却被家里人禁止上街。
忧愁困苦中，杨苡开始给自己崇拜的作家巴金写信。杨苡所在的复杂大家庭，几乎就是巴金所著小说《家》的翻版。
她说：“我最强烈的冲动，就是像《家》里的觉慧那样，离开家，到广大的世界去。”很快，巴金回信给她。杨苡收到信后欣喜若狂。不过，书信抵万金的另一面，是烽火连三月。
1937年，杨苡被保送到南开大学中文系，转眼间，“七七事件”爆发，天津沦陷。
战火之下，南开、北大、清华组建临时大学。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还没来得及入学南开的杨苡，便匆忙开始了她在西南联大的流亡岁月。
她随联大师生，从天津、上海、香港一路流亡至昆明。她和同学们，在轮船和火车上，一路高唱着歌曲《松花江上》。
越是动荡流亡时，青年学子们越无法抑制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热爱。而杨苡进入联大时，正是联大最艰难的时期。轰炸机天天在上空呼啸。地面上，房顶被震掉，家具被震塌。
但当杨苡回忆起这段艰难岁月时，她讲起的却是一个令人镇静的细节：“热水瓶倒在地下，奇的是碗里煮好的鸡蛋倒没翻出来，居然不偏不倚好好坐在地上。”
多年后，在她家中挂着一副鲁迅的诗：“岂有豪情胜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用这句诗形容那段战火与豪情并炽的岁月，再合适不过。而诞生于硝烟中的西南联大，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近代无数巨擘大师，在这里诞生。自由穿梭在大师之间，则为杨苡提供了无穷的精神养分。
谈起联大的大师学者时，杨苡的口气却像小女孩一般天真烂漫。“我们也挑老师，有的老师也不好。有的老师明明很有趣，比如闻一多，但他又教《诗经》这些。”
“吴宓教欧洲文学史，但我们不觉得特别好。发音，陕西调的。”
话锋一转，杨苡又说，“但是好玩，吴宓这人非常好玩。”她常把“好玩哎”挂在嘴上。生活对于她来说，好玩是第一位的。
曾是杨苡邻居的沈从文先生，对杨苡非常重视。晚上，如果杨苡家早一点关灯，第二天一早，沈从文就会劝诫她：“杨小姐，要读书，要用功点。”
同样对杨苡多加鞭策的前辈，还有巴金。1950年代初，巴金看到杨苡翻译的《俄罗斯性格》后，批评道：“我觉得你译得有点草率，你本来可以译得更好一点。”
从那时起，杨苡便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她的译文更经得起推敲。1954年春，杨苡开始着手翻译名著《咆哮山庄》（Wuthering Heights）。
“咆哮”来源于梁实秋的译本。杨苡看到后直言“滑稽”，毕竟没有人会把自己住的房子翻译成“咆哮”。
哥哥杨宪益听后，激将道：“有本事你来译。”当时，杨苡住的也是一个破房子。外头刮风时，对面山上就像在闹鬼。
在一个风雨呼啸的夜晚，杨苡听到雨点拍窗声，一时灵感乍现。她将《Wuthering Heights》译为《呼啸山庄》，从音译、意译的角度，都堪称完美。
这个经典译本流传至今，受到无数读者的喜爱。但在十年浩劫时期，杨苡呕心沥血浇灌的翻译果实，反倒成了她的罪名。
《呼啸山庄》因为宣扬了“爱情至上”，让杨苡惨遭批斗。她的哥哥杨宪益，被人拿墨汁朝身上乱洒。哥哥身上的的白衬衫被泼得污黑不堪。
而他翻译的书，也被堆在院子里。对方要求他自己亲手烧掉这些书。哥哥是杨苡无比崇拜的人。最终，他却被捕入狱。
而杨苡为了保全与巴金的60来封通信，硬是当众挨了红卫兵一记重重的耳光。荒唐岁月，却并没有改变她充满童真的性格底色。
她像小时候一样，喜欢将人分成“好人”和“坏人”，并且认为，自己遇到的好人多，坏人极少。
她唯一能记得的“坏人”是一位邻居。邻居是她同校的老师，在住进杨苡家的房子后，当面辱骂杨苡是“老妖婆”。杨苡并不在意，只是悄悄给邻居起了一个“野狼嚎”的外号。
1966年，“破四旧”的吆喝声沸反盈天。杨苡丈夫悄悄把妻子早年收藏的200多本旧书捆好，骑行送到中文系。爱书如命的杨苡虽然心疼，但也相当镇静。
她说：“Character is fate！性格使然！”她用率真和超然，平静地对待命运的磨难。对于任何苦难，她都做到了“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如她所说，只因她“走过了太多路，遇到了太多事”。
她还将这份率真延续到了爱情上。那段古典式的暗恋，是她传奇人生的另一个注脚。
这段暗恋，与巴金息息相关。80年代时，杨苡看望巴金，当客厅只剩他们两人时，杨苡问道：“大李先生这一生，有没有爱上过什么人？”
大李先生，就是巴金的三哥李尧林。因与巴金通信，杨苡得以与李尧林结识。那一年，她18岁，而他34岁。
多年后，杨苡还坦率地谈到：“当时这样的年龄差挺大，其实放今天看，也不算什么”。她和大李先生，一个是情窦初开的少女，一个是燕京大学外文系高材生。
情愫就这样暗暗种下。从前的车，马，邮件慢，两人间的通信却不厌频繁，甚至达到了一天两封。
当大李先生在溜冰场，背着手滑行“溜冰圆舞曲”时，杨苡在一旁暗暗欣赏。当大李先生上班路过杨苡家时，杨苡又会把窗户打开，将留声机音量开到最大。
她特意播放着他俩讨论过的歌曲。母亲在一旁不解，杨苡心想：“守着一个秘密，兴奋是翻了倍的。”
就在前往昆明前夕，大李先生约杨苡见面。他送给她一盒精美的手绢。杨苡收下后，踏上了去昆明的轮船。
但是，这竟成了两人的诀别。尽管去往昆明后，杨苡还和大李先生保持通信。但此时，联大学长赵瑞蕻也开始对她展开疯狂的追求。
心有所属的杨苡，起初还给大李先生写信说有人对她“纠缠不休”。但没想到，大李先生先是退了来昆明的船票，后来又回信道：“既然青年诗人这样追求，你为什么不接受他的爱呢？”
没过多久，杨苡又听说大李先生恋爱的消息。这段微妙的情愫，无疾而终。
多年后，杨苡回忆起这段感情时说：“大李先生是不是我的初恋，我不懂，但他曾经是我心里的一盏灯。”那个年代的爱情，是有“厚度”的。
在通信中，大李先生悲叹“什么都是irony of life（生活的讽刺）”，他主张”随遇而安”。但实际上，在家中大哥因破产自杀后，他扛起责任，承担起家庭的主要开支。
1945年，长期营养不良的大李先生不幸辞世。杨苡说，多年后，她才体会到大李先生内心的苦涩。一段苦恋就此画上句号。阻碍两人之间的因素，是年龄差？还是男方贫困的家庭条件？
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这段暗恋，早已超越了小情小爱的范畴，折射出的却是那个时代“新青年”复杂、壮阔的心灵世界。
心灵的力量，也超越了生死与爱恋。生性乐观的杨苡，也许才真正践行了大李先生“随遇而安”的理想。
当时，出于小女生式的赌气，她答应了学长赵瑞蕻的追求。
在战火中，两人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家庭。但这段婚姻也相当另类。不仅杨苡家里人一开始不答应，杨苡自己甚至坚持不办婚礼，只在报上登了个简陋的启事。
不过，随遇而安的婚姻，却也收获了白头偕老的幸福。婚后，杨苡和丈夫相敬如宾。丈夫翻译了《红与黑》，杨苡翻译了《呼啸山庄》。
1999年，杨苡送走了丈夫。这对译坛伉俪，终其一生，携手攀登着文学的高峰。如今，104岁的杨苡，住在南京摆满洋娃娃的家中。
有客来访时，她仍然会像小女生那样描眉毛、抹口红。
面对来访的年轻人，面对他们的困惑与迷茫，这位文学祖母、百岁老人引用《基督山伯爵》中的话：“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
这是杨苡17岁时读到的名著。她用跨越百年的时间，实践着其中的智慧。疫情之下，寒冬之中，这样的智慧与光芒，必将照亮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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