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几位新时代的新潮青年朋友，向我这个90岁的背时老叟提出了一个“背时”的问题：“六七十年前的瑞安青年们业（课）余最喜欢做什么事？”起初，我只是不经意地随口讲些限于个人在瑞安亲身经历的以及所闻所见的回忆。后来，还有人继续向我打听同类的情况，我便从三个细节回顾往事作为答案。
多种版本的《新民主主义论》
他们最想获得哪些新知识？
六七十年前的青年，有幸生活在近代百多年来的世界大变局之中。他们的童年或青少年虽然生活在旧中国，对旧社会有较短的模糊的感性体会和认知，但仍无法从本质上了解其之所以黑暗、腐败、必然灭亡的深刻道理。这时，他们又突然被时代带到新中国。
与旧中国那股死气沉沉的生活相比，眼前一切都是非常新鲜的，生活中离不开一个“新”字。新的国家、新的人民政府、新的社会，连人们彼此的称呼、写信的抬头、结尾的用语都与过去不同。不论职位高低、称呼不再是官位或“老爷”，信札上不再称“大人”“钧鉴”，都亲切地称“同志”，信札结尾普遍用“此致，革命敬礼”。大家对未来的国家、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但如果要他们具体地想象、加以描述，又觉得比较笼统，心中无数。问老师吧，同学相互讨论吧，还是没有具体答案，只能根据国内老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国外苏联老大哥的生活来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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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大家便如饥似渴地去阅读老解放区出版和苏联翻译的书籍，从中详尽、形象地去感悟、认识未来。当时我们周围的年轻人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水平较低，除读政治课本、听领导的形势报告外，都争先恐后地阅读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从中学习相关知识。青年们天生地爱好文学作品，老解放区出版的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季和李香香》、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和苏联翻译的《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以及欧洲的《牛虻》等作品，都是当时青年们最抢手的书籍。那么这些书籍又到哪里去找呢？
他们业余最喜欢到哪些地方活动？
找书，当然去图书馆和书店。但是当时偌大的瑞安城只有县文化馆有图书室，最高学府瑞安中学有图书馆。上面说的那些书，除革命根据地的油印本外，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公立图书馆经费有限，不可能购买很多书，一时满足不了所有读者的需求。于是借书要登记、预约，县文化馆图书室是凭借书证借书，每人每次只能借一本书，而且还有限期。借书证也有限量，一个单位配发的数量有限，真有“一证难求”的情况。而即使如此，大家读书的热情仍甚高，借到好书，尽量抓紧时间读，时常感到业（课）余时间不够用。出差、等轮船、课间、晚上、周日都离不开书。
那时，无论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干部，挎包里都有两个本本，一本是正在阅读的书，另一本则是日记本，好多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而日记的内容大多是摘抄书中的警句、铭言和写自己的体会、感想。当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角保尔·柯察金的一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都会被大家认真地抄写进日记中，作为自己思想上争取进步的目标和改造人生观的铭言。在许多场合，青年们背诵它或应用它的主旨来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观点。
还有介绍苏联女英雄卓娅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创作的描写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革命英雄的小说《牛虻》，以及以发明枪榴弹的新四军兵器专家吴运铎为原型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书籍中塑造的英雄都深深吸引大众，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故事。如果某个场合有谁对以上英雄的事迹不清楚，或别人在讨论流行小说的故事情节时，插不上嘴，肯定觉得落人后头而脸红。
吴运铎班学生
牛虻班学生
1954年前后，瑞安中学各个班级和班级新民主义青年团支部经常召开阅读、讨论革命英雄故事书籍的班会和支部会，并挑选本班（支部）最崇拜的英雄，如保尔·柯察金、卓娅、牛虻、吴运铎等，作为班名和学习榜样，还会把英雄名字印在自己的衬衫上，穿着来上学。
那时瑞安城只有一家书店，解放后刚开张的，叫新华书店，在解放路八角桥和仓前街口之间的北向街面。1951年10月14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瑞安干部、群众在新华书店踊跃购买《毛泽东选集》的新闻照片。当时新华书店每天都有青年来观看书架上摆出的新书。
青年工人、干部工资收入除了生活费外，用于购买新书的支出有限，每月也不过只买一两本。但新书的利用率很高，买了新书便小心翼翼地包上护封，自己看完后马上与他人交换。学生课余、工人业余活动或新民主义青年团举办的团支部、团小组活动，主要内容经常是讨论如何向英雄学习或举办新书故事会。不但瑞中、县小、城关小学经常座无虚席，县总工会的工人俱乐部也会定期举办同类的故事会。
农村青年的读书活动也空前活跃。1949年瑞安解放后的第一个冬天，全县几乎所有农村都在当地回乡中学生和小学老师的辅导下办了“冬学”民校，翻身农民积极参加扫除文盲运动。农民识字多了，农村里的阅读风气逐渐浓厚，县文化馆贯彻“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做了一批流动图书箱，每箱装上数十本文学、农业、卫生科普书籍，送到农村去，定期收回互换。在农村管理图书的同志可以“近水楼台先得书”，是很受人羡慕的。除县城的新华书店，莘塍街、塘下街等集镇也办了文化站，经销新华书店的新书，也出借部分书籍，可谓门庭若市。
馈赠什么礼品最受欢迎？
说到这里，这个问题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了，答案是“书”。对！不过还有装帧精致的笔记簿。那时买一本流行抢手的新书或硬面、新颖的笔记簿送给友人，可谓珍贵又时髦，很讨人喜欢的。记得1952年五一节，单位里一对恋人结婚，我们三五个人凑份子买了一套《毛泽东选集》作礼品，新人俩捧着书快乐得连转了好几个圈。青年工人对自己的心仪者送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会在首页写上柯察金的铭言，也可以借书谈论起书中主角的恋爱故事来作彼此爱情的隐语，十分罗曼蒂克。如送上美丽的笔记簿，便写上当时很流行的马克思的名句：“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上攀登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表示互相勉励。比过去送被面、茶杯之类的贺礼，意义好而又讨人喜爱，岂不皆大欢喜！
美编：小叶
审读：何光明
审核：欧兴俊
终审：陈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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