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课与培养德才兼备人才，有什么关系？对于“有才无德是小人，有德无才是君子，德才兼备是圣人”各位有什么理解_苏轼_神宗_老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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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政治教育课与培养德才兼备人才，有什么关系
• 对于“有才无德是小人，有德无才是君子，德才兼备是圣人”各位有什么理解
• 德才兼备的苏轼为何仕途那样不顺

思想政治教育课与培养德才兼备人才，有什么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课与培养德才兼备人才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1.学校开设政治课的目的是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

2.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是国家的栋梁、社会之精英。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精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为圆中国复兴梦而奋斗。

3.有才无德的人，对社会危害最大，高学历高智商的缺德人做坏事会让你防不胜防。

4.有德无才的人，由于能力低下，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学校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课放在与文化课同等重要的位置来抓，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对于“有才无德是小人，有德无才是君子，德才兼备是圣人”各位有什么理解

魏征是唐太宗李世民非常信任和尊重的大臣，他向太宗提出很多治国理政的策略，是一位敢于直言的大臣。他帮助李世民成就了唐代著名的贞观之治，辅佐李世民成为秉彪青史的千古一帝。

他的用人之道在《全唐书》中有记载。有一次，太宗向魏征寻问用人之道。魏征说:用人可分四种。其一:有德有才者，是圣人。我们现在所说的，德才兼备的人，这类人非常难得。第二类:有德无才者，是君子。第三类:有无德者，是小人。这两类人，宁可用君子，不可用小人。第四类:无德无才是愚人。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谈到同样的问题。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

他们的共同观点，都是没有德才兼备的人，就用有德的人，他们多少能做点好事。与其用小人，还不如用愚人，小人恃才只能做坏事，祸国殃民。

古人的用人之道，为国为民着想。毛主席也多次谈论选拔干部，要做到德才兼备。

值得为政者借鉴。

德才兼备的苏轼为何仕途那样不顺

苏轼不仅才华横溢，而且情商极高，还是关系攻略的高手。然而，为什么却仕途坎坷？

因为这是常态。人人都有追求成功的权利，却不是人人都有必然成功的运气。而后者才是常态。

运气是这个宇宙的通行证。

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

你就是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穷且益坚，也没用。一句时运不济，抵得过智商二百五加情商三百六。

甚至，即便后视之明的我们穿越到苏轼当时的位置，也未必能功德圆满。

让老天都要妒忌的文学才华

苏轼的父亲苏洵，早年科举不中，随后彻底放弃。回到家中、烧掉文章，玩起了自学。对于自己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苏洵并没有采取笨鸟不飞孵鸟飞的套路，而是放任自流。但是，身教胜于言传。两个儿子跟着老爹苏洵一起读书了，但都不是为了科举，而是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

公元1055年，四川来了一个新任长官，益州知府张方平。这家伙一眼就看出苏洵父子绝非凡人，足以引领北宋文坛。于是，写了举荐信，让苏洵父子三人进京拜见文坛泰斗欧阳修。

公元1056年，苏洵父子三人来到开封，见到了欧阳修。对于苏洵，欧阳修认为他就是当世荀子，文章天下无敌。对于苏轼，欧阳修则是莫名的恐慌，认为自己就该走下文坛泰斗的宝座，给这个年轻人让路。

厉不厉害？初入京城，苏洵名满京城、苏轼逼得泰斗让位。但科举才是真正的职业赛道。是骡子是马，你得在这个赛道上跑一跑。然而，三苏并不没有专攻科举。科举是应试教育，而这三个人却一直在搞素质教育。

但，就是在公元1057年的科举赛道上，苏轼和苏辙两兄弟一起金榜题名。而苏轼的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堪称高考满分作文。本来是第一名的成色，但欧阳修过于自信，认为这篇文章在风格和水准上，应该出自曾巩之手。曾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关键还是欧阳修的弟子。所以，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为了避嫌，就没有将这篇文章点为头名，而是让其屈居第二。

苏轼的天资有多牛？唐宋八大家，他一出手就干掉三个。文坛泰斗欧阳修，准备让位；欧阳修的弟子曾巩，靠边儿站。甚至，连自己的老爹也要自愧不如。苏洵27岁开始苦读，却两次科举不中。而苏轼呢？20岁初闯科举，竟在职业赛道上跑出了满分作文。

你可以说这是侥幸。但是，随后就不能说是侥幸了。

母亲病逝，苏轼回家守丧。三年后，即公元1060年，三苏再次入京。苏轼又参加了一场更高规格的考试，即“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在这次考试中，苏轼的一篇《御试制科策》，获得了第三等。

这个考试的第一等和第二等都是虚设的，谁也考不上。而北宋开国以来，只有一个叫吴育的人考过第三次等。所以，考到第三等的苏轼，已经破了纪录。连续两场顶级规格的考试，苏轼都是满分加破纪录的水准。你只能说这是能力了。

只论科举应试，从古至今，苏轼能把全部翘楚们虐成渣渣。他不为应试而学，却应试无敌。但这里面有问题。两篇破纪录的策论，就文章本身而论，是真心好；但就思想内容而论，却没法恭维。比之贾谊的《治安策》，差了好几个量级。

令贾谊自愧不如的情商认知

古今才子第一，当属贾谊贾太傅。因为《治安策》是无敌的。而贾谊虽然才华横溢，却命途多舛，最后抑郁而终。所以，举凡文人怀才不遇，总会拿贾谊来说事，通过慨叹贾谊来伤春悲秋。

那么，苏轼也是这么看贾谊吗？

苏轼完全不这么看。他写过一篇《贾谊论》，认为贾谊命途多舛完全是因为自己，简单说就是情商太低。

皇帝喜欢贾谊，老臣讨厌贾谊。但皇帝汉文帝是明君，你不能说皇帝害了贾谊；灌婴等老臣是沛丰功勋，你也不能说这伙人有多恶劣。

身处这种局面，贾谊该怎么做？

指望汉文帝消灭老臣，然后重用贾谊，推行贾谊主义，这根本不可能。汉文帝能当皇帝，完全是老臣们拥立的结果。所以，贾谊打不过老臣们的功勋集团。苏轼认为，既然打不过，那就应该加入。而且，加入老臣们的功勋集团，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因为老臣们既不是小人也不是奸臣。

贾谊要做的就是忍。你一个洛阳青年，弱冠之年便初入京城且位列朝堂，又有什么资格不能忍呢？只要忍得够久，忍到老臣认可，忍到君臣接纳，贾谊的盖世才华自然会有输出的可能。

苏轼给贾谊的人生算法就是：

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

所取，是位居宰辅；所就，是大汉强盛。而这个所取和所就，已经太大了。所以，完全不是贾谊这么一个外省青年能做到的。这就要有所待和所任，所待是老臣认可，所忍是自己要沉住气。等他个十年、二十年，贾谊必然所取必得、所就必成。

把这些冠冕堂皇的大词，全都去掉。苏轼对贾谊的批评，实际就三个字：情商低。

但是，苏轼的情商呢？苏轼说贾谊没有做到，他做到了吗？

他还真做到了。苏轼的情商极高，甚至堪称关系攻略的高手。

苏轼当时所处的格局，与贾谊一般无二。宋仁宗宽厚温和，汉文帝孝顺慈爱。关键是老臣，苏轼和贾谊同样面对的问题是：年少才俊如何与老臣相处。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少年得志。

但苏轼的牌，明显要比贾谊的牌更好。因为沛丰功勋要忠心有忠心、要能力有能力，唯独没有文化，自然看不起文化人。而仁宗朝的北宋老臣，却对苏轼满怀期待，认为这就是未来的国之宰辅。

有智商、有情商，那苏轼的具体实践怎么样呢？也就是苏轼的关系攻略怎么样？

古之君子也做不到的关系攻略

把君子和小人放在一起，谁更擅长关系攻略？

肯定是小人。操作上无下限、性情上无羁绊、主义上无桎梏，小人的唯一追求就是往上爬。而为了往上爬，那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在关系攻略上，小人是职业选手，只要能赢就走极端；君子是业余选手，期望风花雪月就能赢。

至于原因，这是立场和身份所决定的。君子在原初逻辑上是生出来的贵族二代，即君之子。所以，君子的教条都是当了君子之后的操作说明。而小人在原初逻辑上就是打出来的寒门子弟，即人之子。所以，小人的教条都是要当君子的晋级手册。礼崩乐坏之后，君子和小人，才在一条赛道上竞争。操作说明肯定打不过晋级手册，因为大家首先要比的就是谁能晋级。

那苏轼呢？苏轼的操作，既不失君子之风，又有小人的极致。这个外省青年，在开封这个权力场，一出手就打出了一个羡煞天下人的开局。

苏轼的外在表现，既积极主动又谦卑恭敬，关键是特别重视待人接物，从来没有君子的清高。这一点，从他的《上梅直讲书》中就能发现。考取进士之后，苏轼给当时的阅卷老师梅尧臣写了一封感谢信。而这封感谢信，即便拿到现在，都值得职场人士认真学习。因为马屁拍得高明，而且全都拍到了点子上。随便拿出一句，都能让梅尧臣内心激荡。

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

我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但这之前，您的手下不曾举荐我，您的亲朋也不曾为我请托，自我求学十余年间，只听先生大名却未曾见过，但是先生您为什么选中了我的文章呢？因为“一朝为知己”。

苏轼这么说话，梅尧臣能不开心吗？新晋青年把身段放得要多低有多低，而把自己捧得要多高有多高。

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关键是位不过五品，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执事您就是当世孔子（信的开头已经用孔子做了半天铺排），我这个后生晚辈的最大追求就是想向您请教啊。

一封感谢信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关系攻略的核心是人脉构建。那苏轼是怎么构建自己的人脉呢？一般的手段是：有事儿您说话，期望无限付出来证明自己有用，期望自己有用来增厚人脉。而真正的高明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请别人帮忙。

而苏轼恰恰就是这么操作的。他请当朝大佬司马光给自己的母亲写墓志铭。写个墓志铭，对司马光来说就是举手之劳；而在苏轼则是牵涉到孝道的大事情。这个操作以后，司马光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栽培苏轼这个后晋青年。

关系攻略有一条禁忌，那就是不要给人介绍对象。因为你很可能把两个人都给得罪了。但给人介绍对象，也有好处。就是你对这个人心有期许之，表达出了足够的爱慕或攀附之意。而在古代，婚姻就是家族间的联盟。而苏轼呢？苏轼则直接向司马光提亲，准备把自己的表侄女嫁给司马光的儿子。

司马光下野之后，到洛阳闭门著书。但苏轼并没有忘记经营他与司马光之间的关系，时不时地就来一封书信。不管你是在朝还是在野，但我对你的敬仰之情从来矢志不渝。

如果仅是司马光一个人，那也就算了。苏轼后来陷入乌台诗案，新党各种罗织罪名，试图通过苏轼这个交际“名媛”把旧党一网打尽。从这个案件中，你就能知道苏轼的朋友圈有多少人了。先后牵连进来的有39人，从司马光这个旧党领袖到王诜这个当朝驸马，全是给苏轼的朋友圈点赞的。

在古代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苏轼竟能把人脉经营的这么广。而且，这些人全要跟着苏轼一起吃官司。所以，苏轼的人脉不仅广而且深。这只有关系攻略的高手，才能做到。

堪称完人、堪称完美开局的苏轼，为什么命途多舛呢？

苏轼具备了获得成功的全部资本：皇帝宋仁宗把他当成国之栋梁，大宋老臣们把他当成了明日之星，甚至文坛泰斗欧阳修也准备让位。

关键是连皇帝他妈也喜欢苏轼。

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宋英宗的母亲曹太后（神宗朝是太皇太后），死活不同意治罪，非要放了苏轼。

苏轼被新党压制好多年。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主政后，对苏轼实施了火箭提拔，成了苏轼的保护伞。

苏轼继续被新党打压。宋哲宗的母亲向太后主政后，硬是把苏轼从海南岛给调回开封，准备让苏轼当宰相。

你看苏轼这个人缘，不仅征服了皇帝，而且三任皇帝的老妈全都成了自己的贵人。

但是，运气是这个宇宙的通行证。

因为苏轼智商高、情商高，还是关系攻略的高手，所以取得了当世才子的美名、朝中栋梁的赞誉。但这个“因为所以”就周延了吗？苏轼能够拒绝运气吗？

假使苏轼晚一点儿参加科举，主考官从欧阳修换成王安石，苏轼别说满分作文，就是能不能当进士都两说。因为王安石死活看不上三苏的文风。关键是王安石这家伙是个实干派，你是不是文采斐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写了啥。

甚至，别说王安石，就是换成一个刻板些的主考官，都不允许苏轼在科举赛道上扯淡玩。

为什么苏轼在扯淡？

《刑赏忠厚之至论》里的“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个典故是苏轼自己编的。在高考作文里，你敢编典故？冲这一条，给你一个不及格，绝不算冤枉你。因为苏轼你这就是在扯淡着卖弄文采。

而《御试制科策》里的观点，则堪称逆天神操作了。怎么解决西夏的问题？苏轼的对策，竟然是让陕西独立，再造一个秦战国，然后让这个秦战国去对付西夏人。之前编典故，现在则是分裂国家。连老臣司马光都看不下去了，认为应该录苏轼的弟弟苏辙为第三等。

然而，有其兄竟必有其弟了。苏辙在考卷里玩起了愤青，不仅抨击时弊，而且连皇帝也不放过。两相权衡，还是苏轼的扯淡，靠谱一点儿。

所以，苏轼能成名，到底该感谢谁？他要感谢自己生在了一个好时代。换到明清，苏轼都不是落第的问题。

在乌台诗案中，新党就是要往大里政，具体是给苏轼冠一个大不敬的罪。这属于不赦重罪，要诛族的。

但北宋的司法制度足够复杂，各种条框制约，能把不择手段的小人关在笼子里。新党把持了御史台，但御史台只能问口供，定罪的却是大理寺和审刑院。这两个衙门不配合，苏轼的罪就定不下来。而太皇太后、英宗的老妈曹太后，又在背后使劲了。于是，这个大不敬就没法定。随后，曹太后去世了，要天下大赦。死了的曹太后又帮了苏轼一把，苏轼该被赦免，可以啥事没有了。但是，宋神宗不答应了。忤逆皇帝、对抗新法，这就不能忍。于是，皇帝法外立法了：

苏轼依断，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大理寺和审刑院的意见是赦免。赶上大赦，苏轼就该没事，牵连的苏轼朋友圈也该一道赦免。这个皇帝同意，认可了。但神宗皇帝专门来了一条“特责”，这就是法外立法：你苏轼给我滚到黄州当团练副使，然后就在那地方呆着。这算是变相囚禁。

立盖世之名，苏轼也要靠运气；而位列朝堂，苏轼还要靠运气。关键是没被整死，苏轼就更要靠运气了。但运气不能总光顾苏轼。有些事，完全不是人力所能为之的。

1057年科举中第，但苏轼的母亲随即去世，于是苏轼和苏辙都要回家守丧，耽误了三年时间（实际是两年多一点儿）。而1066年，苏轼的父亲苏洵又去世了，于是苏轼还要回去守丧，又耽误了三年时间。你是年少成名了，但两个三年，却给耽误了。

等苏轼再次回到朝堂，朝堂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把苏轼当成国之栋梁的宋仁宗，驾崩了；把苏轼当成未来之星的老臣们，歇菜了。此时主导朝堂的是锐意改革的宋神宗和不近人情的王安石。此时，任凭再怎么关系攻略，苏轼也没法玩了。因为苏轼与王安石是立场之争。

事实判断可以讲道理，价值判断只能搞妥协，而立场之争则连妥协都没法搞。苏轼的立场就是重人情，治理国家要关注人之常情，变法可以有但不能犯众怒。而王安石却不近人情，治理国家就该学商鞅，变法就是：我们制定法律、我们统治，然后你们服从。

你这就没法玩。

而且，王安石从来就瞧不上三苏，而三苏也瞧不上王安石。

苏轼的老爹苏洵，曾写过一篇《辨奸论》。怎么辩奸呢？就是看谁不近人情。而王安石恰恰不近人情。按照苏洵的方法论，王安石这种人早该歇菜了。但王安石并没有，反倒当了宰相。

公元1060年的时候，苏轼的弟弟苏辙也通过了“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的考试，于是在1061年被授予商州军事推官。然后呢？然后，当时的王安石却拒绝签发任命书，气的苏辙辞职回家了。

这就是家恨了。

有王安石在，苏轼这种人别想有好日子过，所以只能被各种贬官。苏轼当然不满，于是管不住嘴了，各种写诗发朋友圈，诋毁新法。新党正发愁找不到借口收拾旧党，而苏轼恰恰提供了借口。于是，发动了乌台诗案，把苏轼当成了打击旧党的突破口。

新党的变法，把大宋变得一塌糊涂。宋神宗也意识到了问题，于是准备把苏轼调回朝廷。但这得一步一步的来，先把苏轼从黄州迁到汝州，即今天的河南的临汝。宋朝的用人逻辑是离首都开封越近，就表示越要得到重用。这算是宋朝特有的卡位纸牌屋。然而，就在这个关节点上，宋神宗死了。

宋哲宗继位后，司马光赴京奔丧，随即成为朝中宰辅。这对苏轼不是好事吗？大家同属旧党，而且苏轼对司马光的关系攻略从来也没停过。但问题是：宋神宗在位，司马光就回不来，因为宋神宗不会把新法彻底否定。宋神宗不否定自己，所以未来走向就是折中。因此，回来的就只能是苏轼，苏轼自然有望拜为宰辅。但宋神宗却在这个关键点死了。

之后，司马光成了另外一个“拗相公”。新法支持的全部否定，新法反对的全部肯定，大宋王朝来了一个180度的硬转折。而苏轼呢？苏轼对司马光非常不认同。王安石之所以变法，是因为要解决老问题。司马光彻底否定新法，的确消灭了新法带来的新问题，却把老问题也给恢复了。

但是，也轮不到苏轼反对了，因为司马光没多久也死了。那苏轼就可以呼风唤雨了吧？

接下来的问题更严重。有司马光在，北宋的党争只会聚焦在政策路线上，还算对事不对人；而没有司马光，北宋的党争就会陷入毫无底线的对人不对事。

再后，就是旧党中的两拨人，开始死命磕了。以程颢为代表的洛阳理学派，以苏轼为代表的四川蜀学派，开始交手了。这时候就不是新旧两党的问题，而是新党、洛党和蜀党的问题。你让皇帝怎么办？没法办。苏轼和程颢集体外放，谁也不能当宰相了。

你们旧党不仅治国无能，而且还搞内斗。王安石变法的确有问题，但朝廷的收入增加了。而旧党开倒车，则把老问题全给恢复了，国家没钱了。公元1093年，高太后死了，宋哲宗亲政。大宋王朝再一次锐意革新，于是旧党下课、新党上台。苏轼这个旧党的标签人物，肯定继续被打压。关键是保护伞高太后死了，没人罩着苏轼了。于是，苏轼一直被贬到海南岛。宋朝的逻辑是离首都越远就越不受重用，所以苏轼已经惨到天涯海角了。要复出，几乎没有可能。

等宋哲宗死后，向太后主政，苏轼又有了机会。皇帝不喜欢自己，但皇帝的老妈都喜欢自己。此时的皇帝是宋徽宗（宋哲宗的异母弟），但宋徽宗说不上话，凡事要听老太后的。公元1100年，苏轼终于离开海南岛，开始奔赴首都汴梁。这一次几乎就没什么悬念，苏学士大概率就要成为苏宰相。然而，还没半年，向太后也死了，宋徽宗亲政，改元建中靖国。这个年号的意思是：既不向左也不向右，简单说就是不能再搞党争了。

于是，新党的领袖蔡京、蔡卞兄弟就要离开朝廷，而旧党的领袖苏轼、苏辙兄弟也不能入主京城，新旧两党各让一步。但是，苏轼还有机会啊。可惜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走到常州的苏轼病逝了，享年66岁。

运气在苏轼最后的岁月里最后还是照顾了他。因为建中靖国根本就不是什么折中，随后便是新党彻底碾压旧党。如果苏轼没死，大概率还要接着挨整。因为大宋的党争已经白热化，活着的要整，死了的也不放过。苏轼是带着希望去世的，这对他来说也算善终。

论文章，苏轼是唐宋八大家；论诗歌，苏轼代表了宋诗的最高成就；论填词，苏轼开创了豪放派；论书法，苏轼自成一家；论绘画，苏轼是湖州派的主将；论学术，苏轼是蜀学的宗师领袖。苏轼之才华，冠绝古今。

但是，苏轼只有才华吗？苏轼的人格魅力和执政能力也是可圈可点的。在政治路线上，苏轼不走极端，而司马光和王安石二公却一定要玩极端。在执政能力上，苏轼在扬州主持漕运，在河北兴办弓箭社。他能看到实际的问题，却不会主义先行地去改变现实，而是适应现实再艺术地去解决问题。

有才华、有能力，关键是还有情商。“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即便流放海南岛，苏轼也有一群弟子帮着他盖房子。乌台诗案，被苏轼牵连进来北宋名流多达39人。甚至，苏轼还能化敌为友。王安石罢相之后，苏轼专门拜访了这位拗相公，二人言归于好，成为一番佳话。

纵有盖世才华、纵能洞察人心，但如果没人脉，你也走不远。苏轼没有人脉吗？苏轼这个外省青年打造了堪称史上最豪华的人脉。老一辈的宋仁宗，把苏轼看成国之栋梁。中间一辈的宋神宗，最后的岁月里也准备启用他。新一辈的宋哲宗，曾经做过苏轼的学生。关键是曹太后、高太后、向太后，这些皇帝的妈妈们，都成了苏轼的保护伞。古之名臣将相，谁又此等阵容的人脉。

而苏轼为什么没有成功败相，为什么命途多舛呢？

“往往都是事情改变人，人改变不了事情”。苏轼也是如此。身处北宋最剧烈的局面变动之中，他也只能随波逐流。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人们直接上天堂，人们直接下地狱”。

成功的，往往都是随机漫步的傻瓜，他们是最幸运的少数。不成功的，往往都是浪淘沙中的众生，他们是最平常的多数。苏轼概莫能外，我们也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