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帝【明神宗朱翊钧，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_万历_神宗_明朝

万历帝简介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生母孝定太后李氏。

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

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崩，终年56岁，庙号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葬于明十三陵之定陵。

死后由长子朱常洛继位。

朱翊钧在位初之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在神宗支持下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国力得到恢复，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

神宗亲政后，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

期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

执政后期荒于政事，因无像张居正的人可以督导、国本之争等问题而倦于朝政，自此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强征矿税亦是在位期间被称为一大诟病，使明朝逐渐走向衰亡。

但是万历皇帝在位时期衰败的明王朝也在这个时期走向活泼和开放，明朝的经济处于当时世界经济主导地位。

在此间，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外国传教士也纷纷来华，如利玛窦就觐见过万历帝，开始西学东渐。

整个社会也出现了反对封建礼教、个性解放的精神。

自万历二十四年起，派大批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开矿征商，掠夺民财。

他本人则不视朝，章奏留中，造成各地农民起义、城市民变不断发生，朝中党争与宫闱之争日激，上下解体。

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间，先后发生平定宁夏总兵哱拜叛乱、平定播州（今贵州遵义）杨应龙叛乱和援助朝鲜抗击日本侵略事件，合称为万历三大征。

万历四十七年，明军在辽东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浑河南岸）与后金的战争中惨败，从此明朝在与后金对峙中转攻为守。

为与后金战争，朱翊钧三次加派辽饷，加重了人民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

明亡之势由此已见。

四十八年七月，朱翊钧去世，谥孝显皇帝，葬定陵。

生平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十七日，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是明穆宗朱载坖的第三子。

明穆宗有四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俱早亡。

四子朱翊镠与朱翊钧同为李氏所生。

朱翊钧的祖父世宗嘉靖帝晚年迷信道教，“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因此，关于朱翊钧的诞生，没人敢报告嘉靖皇帝，更不敢为之起名字。

直到隆庆元年（1567）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请立皇太子，同月十八日没穆宗才为他赐名，叫朱翊钧。

明穆宗说：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

你当念念不忘。

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因其成为了其父子嗣中最为年长的，故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

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宫人，后来母以子贵才晋升为贵妃。

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将来要治国治民，必须从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业治国的经验教训，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

朱翊钧虽然年幼，却很懂得这个道理。

明穆宗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

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

其母李氏教子非常严格。

朱翊钧小时候稍有懈怠，李太后就将其召至面前长跪。

每次遇到讲筵的时候，李太后都令经筵讲官入前亲授。

没遇到早朝的时候，五更就到了朱翊钧的寝宫，早早将朱翊钧叫起。

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以及朱翊钧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钧年渐长而学愈进。

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朕五岁即能读书。

”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明穆宗病危，三天后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

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明穆宗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

明穆宗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全国使先生劳累”。

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 “遗诏与皇太子。

朕不行了，皇帝你做。

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

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

”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掩泪而出。

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即崩于乾清宫。

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即位之后，在读书方面，朱翊钧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

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明太祖朱元璋之外，像朱翊钧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

朱翊钧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

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

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

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

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

朱翊钧即位时，摆在他面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内阁纷争倾轧，整个朝廷也没有能够挽回嘉靖一朝的积弊。

这个社会问题，以后变得更为激烈。

按照明穆宗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朱翊钧自然依靠冯保。

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

此前，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

神宗自己在登极诏中也命令他们：朕方在冲年，尚赖文武亲贤，“共图化理”，“与民更始”。

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以后，朱翊钧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

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九日，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朱翊钧就在平台（即后左门）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

由于明穆宗在位从没有召见过大臣，所以这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使廷臣看到朱翊钧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又大大提高了张居正的威信。

朱翊钧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万历新政。

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1573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

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

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

神宗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

”其时，因为朱翊钧年幼，对祖制还不十分明白，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关系。

后来，他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国田亩；二是推广“一条鞭法”。

万历六年（1578年）十一月，朱翊钧下令在福建行省进行试点。

至万历八年（1580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

朱翊钧与张居正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

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

至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

推广“一条鞭法”，是当时经济改革的又一个重要举措。

万历九年（1581年），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尽行之”。

这标志着整个张居正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万历朝的前十年，在幼年朱翊钧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朱翊钧从此开始亲政。

这次改革，始于万历元年（1573年），至万历十年（1582年）基本结束。

它是明中叶以来地主阶级革新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动的深刻反映。

其范围，覆盖政治、经济诸方面。

具体步骤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

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转了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

朱翊钧亲政后，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

先后在明王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巩固了汉家疆土。

后世有说明军虽均获胜，但军费消耗甚钜。

而三大征实际军费则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三大征结束后，内帑和太仓库仍有存银。

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身体虚弱，每况愈下。

因此，朱翊钧执政中后期，几乎很少上朝。

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

“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

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同年，礼部主事卢洪春奏曰：朱翊钧“日夜纵饮作乐”。

从同年起，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

明末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

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

在东林党争无休无止之时，由于明神宗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之国，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

福王之国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史称“梃击案”。

起初，皇太子也以为“必有主使”。

是时，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

朱翊钧见事涉郑氏，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很快就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

并特地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将此案草草收场。

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万历十七年（1589年），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

至于贪财一事，朱翊钧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

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括民财。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朱翊钧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顺父母、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约开支、听取意见、亲人和贤人，都不能够像当初一样。

”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等四位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

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那些致力于废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一个接见大臣，天下将要沦陷的忧虑。

”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万历对于日军攻打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都有反应，表示虽然忽略一般朝政，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就在朱翊钧宗晏处深宫，“万事不理”，导致从内廷到外廷闹得不可开交之际，辽东后金迅速崛起，不断出兵南犯，向明军发动进攻，辽东战争爆发。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后金政权正式建国，终于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

自此明朝辽东的形势也随之每况愈下。

尤其是经过东征援朝战争和矿税使高淮乱辽以后，辽东边防空虚，军民困甚，供应艰难，加上明神宗用人不当，明军屡屡败北。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丧师九万，败局遂成。

辽东战争每年约需银四百余万两，朱翊钧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自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

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开始。

加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纷纷投入反对明朝的革命洪流。

朱翊钧自己也因此情绪低落，愁眉不展。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三月，朱翊钧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终于病重不起。

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五十八岁。

二十二日发丧，二十三日颁布遗诏，命皇太子朱常洛嗣位。

九月初十日尊谥号神宗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庙号神宗。

十月初三日，安葬于定陵。

评价

朱翊钧是明代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

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持续将近48年之久。

明神宗在位期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

他的主要特征，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始终“魁柄独持”，可谓操权有术，从这一点说，他不是一个庸人之辈。

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

他即位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初，终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

当时，正是整个世界处于翻天覆地的大变动时期。

中国封建社会也已经发展到晚期，“天崩地裂”，新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也同样处于由古代社会向着近代社会转型的剧变前夜。

在这个历史的大变动中，由于几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顽症根深蒂固，加上他沉溺酒色、财货的心理病态，非但未能使中国跟上世界新潮流，迎来新时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里把明朝推向绝境，加快了其终结的历史进程。

《明史》：①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

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

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

驯至悊、愍，邪党滋蔓。

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

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

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②“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

白寿彝评价：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

他的主要特征，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始终“魁柄独持”，可谓操权有术，从这一点说，他不是一个庸人之辈。

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

范文澜评价：神宗亲政以后，独揽大权，怠于政事而耽于享乐，日益挥霍侈靡，不知遏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