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执政后，仍然面临着“部族社会”的困境。由于采用了与穆沙希班 完全不同的策略， PDA 企图从上到下彻底摧毁整个部族集团。PDA的统治是一个脆弱的社会根基。一些学术人士预计，这一制度只得到了阿富汗百分之五的民众的拥护。
特别是在穆沙西班族内部，人民民主主义者更是被边缘化了。这个政党对于阿富汗社会的看法是不够客观、不够完整的，他们把这个部族社会看作是一个封建主义、落后的社会体系。
PDP忽略了阿富汗的部族社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强有力的动员力量，并单纯地以为模仿苏联对中亚采取的策略就能够消灭部族。所以，在统一各部族的过程中， PDP采取了与期望政权完全不同的方针。
它不但力图把部族社会置于“适宜”的统治之下，以扭转长久以来的“自治与分裂”局面；并且彻底消灭部落。
在《关于阿富汗民主共和的革命义务的基础纲要》中，人们认为，阿富汗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是封建主义的，而阿富汗的主要问题是：地主与农民，阿富汗与美国的关系。PDP忽略了这个民族特有的特征。在这一背景下， PDP也着手改变其部族社会。
该党先后发布三项政令，企图借此来打压部族领袖，从而动摇他们的社会根基。(1)《六条政令》，取消了放款，同时免除了租户和土地所有者的负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阿富汗在各地成立了"农民事务委员会"，专门负责解决农民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矛盾以及欠下的债务问题。
一些学者预计，如果这项措施能够成功实施，将使81%的阿富汗农场主获益。(2)取消童婚制和买卖婚姻的《第7条》；另外，还规定了嫁妆的价格，不得高于300阿富汗尼。这使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正式的提升。(3)"八条"，即为铲除封建主义的基础而进行的土地再分配。
特别是，每个家庭拥有的用于灌溉的田地不得多于30个加仑布里。超出的，由国家拨付，拨付没有土地或土地很少的农户。 严禁买卖土地，对其进行彻底的勘测，并依此课征地税，并强制入伍。
另外，阿富汗也跟随苏联的步伐，实行了“乡村合作制”；以官方的文官代替了族长，成为当地的管理头目；在乡村地区推行“苏联”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非宗教”法制和“非宗教”的“非宗教”。
很容易看出，上面提到的这些政策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阿富汗的部族社区。农地的分割与举债的免除，既破坏了原始的经济联系，又使部族酋长的权力受到了削弱。 人员进入乡村，对长久存在的部族头目权力产生了直接影响。
婚制的变革，打破了部族区域的传统，打破了错综复杂的婚姻，导致了部族社会所依赖的血缘与族谱关系的崩溃。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是进展的，但是执行起来就完全相反了。借贷关系在部族社会中很常见。
族人可以从他们的族长那里借款，也可以从他们的族长那里借款。尽管在形式上对农户的负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减轻，但是在扶持农牧民生产方面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再者，上述制度的起点也有问题。虽然酋长们也会利用自己的族人，但和封建主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部族人民没有个人依赖性。部族社会是一种传统的社会组织，其自身也是一种自我组织，并不必然与某一种社会形式相联系。并且，阿富汗的部族区域长期以来都是由小规模拥有的。
根据《喀布尔时报》的说法，1978年，83%的阿富汗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从0.5到10公顷不等。超过百分之六十的阿富汗农民都有自己的地。在喀布尔，卡塔汗，巴达赫尚，巴米扬等省，百分之七十多的人都是自耕农。
在帕克蒂亚省，这个比例甚至达到了94.3%。此外，阿富汗人特别是普什图人，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地位的标志，而对他们来说更是如此。在阿富汗，由于其变革触及了部族政治的禁区，人们对它进行了激烈的抵制。
1980年代，当阿富汗战乱不断升级时，反抗军又有了新的特点。第一，随着大量反抗势力的涌现，穆贾希丁政权的组织水平得到了提高。其中大多数机构都是建立在具体的省上。
举例来说，安瓦尔，伊斯梅尔汗，马苏德分别领导努里斯坦，赫拉特，以及潘杰希尔州的反抗势力。以上所说的第二级团体，大部分属于某一党派。二是对反抗力量的信仰力量有所加强。正如前面提到的，在现代阿富汗，宗教和部族的联合是一种重要的反抗方式。
当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传统的部族领袖地位下降，而宗教势力则向反抗势力渗透，从而使民族信仰的功能更加突出。阿富汗的反抗组织主要由宗教党派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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