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社会留下的氏族制都有什么民族特色。黎族的传统社会，无论五指山腹地还是外围地区，都保存着浓厚的氏族制度残余。
黎族母系氏族残余的主要体现在婚姻关系、生产力水平及其妇女在生产中的地位等。
黎族严格遵守族外婚的习俗，即不同血缘集团才能通婚。在沿海靠近汉族地区的黎族，受汉族封建文化影响较深，所受宗法性的限制较多，社会成员间迁徙流动杂居，家族私有制已巩固，婚姻已冲破闭塞的氏族团体。但在中心“合亩制”地区和接近中心的大部分地区，家族与家族，村与村之间仍然保留着较多的血缘联系。对婚姻起作用的不是从汉族那里借来的王、黄等汉族姓氏，而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血缘氏族的限制。
1935年前，保亭一带峒下设弓，每个弓大致相当一个血缘集团，同弓不婚，婚姻在弓外进行。白沙二区毛栈乡(今属五指山市毛阳镇)一、二、三里与四、五、六里所属各村，乐东二区头塘乡(今属乐东黎族自治县三平镇)邢姓按一、二、三、四表与五、六、七表各自分成两个通婚集团，保留了氏族社会严格的外婚制。至今不同血缘集团通婚的习俗还保留着。琼中红毛镇番响村全是王姓，其先人大约是从清朝初从外地迁来，后来发展成坎茂、毛西、道响等村，坎茂是老大，毛西是老二，道响是老三，道响又发展成道响、罗虾、南美、番响4个村子，这些村寨不能通婚。而能与这些村寨通婚的，红毛镇主要有什卓、罗坎、朝南、什寒、牙寒、合老、罗轻、龙简、牙挽、报胶等村庄及红毛镇外的其他地区。这种通婚习俗在五指山、琼中、保亭、乐东、白沙等许多地方仍大量地保留着。
妇女出嫁后与娘家还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些地区妇女出嫁后，按惯例不必为自己的丈夫洗涤和缝补衣服，但却有为自己已婚的兄弟和儿子缝洗衣服的义务。妇女遇生病或难产举行“送鬼”仪式时，需要请自己家族的“鬼公”来祭祀娘家的“祖先鬼”。在一些地方，妇女病重时，一般要送回娘家治理，尽量不让她死在夫家，以后不论死在夫家或是娘家，遗体都要埋葬在娘家的公共墓地，她的遗物必须由其娘家兄弟继承，娘家也要把她的作为自己家族的“祖先鬼”而加拜祭。
一些地区还以动植物如龙、水牛、芭蕉、番薯等作为同一血缘集团的称号，文身、织绣衣裙要遵守祖先沿袭下来的式样，这些都是氏族图腾标志的再现。
与氏族制度相适应的是落后的生产力。
1949年以前，“砍山栏”在黎族地区仍占重要地位。这种耕作方式是，先把林木砍倒晒干，接着钻木取火引火，焚烧清除残烬，待雨后表土松软播种。播种时男用木棍戳穴，女点种。不施肥，不中耕。收获时用手捻小刀逐穗收割。这种砍倒烧光的原始锄耕农业，也就是农业发展史上的“刀耕火种”耕作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盛行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在这母系氏族时期，妇女在生产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也受到人们的尊敬，这在合亩制地区有所反映。如仍然存在着严格的男女自然分工，妇女们专门从事稻田的插秧、“山栏”地的播种，以及以后的除草、收割、储藏、加工等重要的工作。合亩内开始插秧和收割时候，也要由“亩头”的妻子先做一种宗教性的仪式后，合亩内的其他妇女才能进行。此外，妇女还是唯一掌握制陶技术的劳动者。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黎族社会逐步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
由于烧垦农业的不断发展，男子逐渐从渔猎转到农业这一主要生产部门中来，同时，以牛踩田为主要形式的水田耕作也逐渐得到发展。妇女在生产活动中逐步退居到次要地位，男子开始代替妇女成为主要的农业生产者，促使黎族的原始社会开始进入以父系计算的、男子家长起着主要作用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今五指山市一带地区还保留着一种带有父系家族残余的合亩制。合亩制由数户至一、二十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一个合亩约相当一个父系小氏族。在氏族内部，土地、牛只共同使用，集体劳动，共同消费，成员之间有互相帮助的义务，氏族内部人们过着平等的生活。当时氏族内部已经出现了贫富差别，私有财产开始萌芽，在这些地方，黎族社会正处于一个以公有为主，伙有、私有同时并存的父系氏族公社末期的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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