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王伯祥
王伯祥去世了，我感到很惋惜。十几年来，我多次采访过他，他在我心目中是有个性，有独特见解的好官、好人、好党员。有位寿光干部写过一首散文诗《你是一棵树》，其中有两句：“看到杨树一行行，想起当年王伯祥。”
王伯祥确实是一棵扎根沃土的大树。
“你是王伯祥吗？”
大约是2009年6月的一天，我们来到王伯祥家，采访了他的老伴侯爱英。我们请王伯祥回避。
采访开始，侯爱英不说话，一直低着头，抬起头来的时候，却是一脸泪水：“他当县委书记时从来不知道家。俺明白，他难啊，别人都瞅着他。他也不是没有感情，那时他忙，早出晚归，见不上孩子，经常半夜回来，想孩子了，他就拉开电灯，一个个瞅瞅。”
王伯祥爱孩子，但在孩子眼里，却是个严父。记得那天在王家采访，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一开始我跟他的大儿子在楼下聊天，他大儿子很轻松地歪靠在沙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聊。他说他爸爸很傻，光知道干活。忽听到楼上的脚步响，就看到他大儿子立即正襟危坐，两手放在膝盖上。闻听父亲的脚步声，当儿子的都紧张。家教之严，可见一斑。
说起跟着王伯祥受的“委屈”，侯阿姨忍不住又抹起眼泪。王伯祥这个人很执拗，刚干上县委书记不久，一个亲戚来看望，拿了两个西瓜，王伯祥不让进门，争来争去，把西瓜掉地下摔碎了。亲戚说：“不就是俩西瓜吗？至于这样！”王伯祥毫不让步：“知道的，人家理解，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走后门的呢。”亲戚觉得王伯祥不通情理，气愤地离去。还有一次，下来了新蒜薹，有个老同事带了两把进了他家的院子，王伯祥知道后，漫着墙头把蒜薹给撇出去了。他从心里很烦这一套，他有个口头禅：“有事到办公室说，拉拉扯扯，这是搞得啥！”
王伯祥在任时，没有闲暇，退下来后偶尔陪着家人散散步。侯爱英记得，有一个傍晚，她和王伯祥领着小孙女在潍坊的东苑公园逛。有两个人从王伯祥身边经过，其中一个说，这人长得怎么这么像王伯祥呢，说完，转过头来就问：“你是王伯祥吗？”王伯祥摇头说：“不是，不是。”那人说：“王伯祥可是个好书记，给寿光做了不少事啊。”侯爱英看到王伯祥低着头，笑眯眯地牵着小孙女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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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王伯祥的幸福时刻。
王伯祥的“经济学”
大众日报高级记者许学芳与王伯祥相识多年，在1991年就专门写过关于王伯祥的长篇通讯《焦裕禄精神在这里闪光》。记录的是王伯祥作为县委书记发扬焦裕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的事迹。稿子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
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我们策划了一个老书记（王伯祥）和老记者（许学芳）的对话。在一个漫天飘雪的日子，我、宋学宝、卞文超三个同事陪许学芳老师和王伯祥书记在潍坊见面了。说起改革开放的30年和未来30年，两人禁不住热血沸腾，连听者也为之动容。有段对话，是这样的。
许学芳：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健来采访你，来之前，跟我议论你。他问我，你怎么看王伯祥啊？我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得研究让谁赚钱的问题。让多数人赚钱，让老百姓赚钱，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啊。寿光那时候发展，南部适宜种菜，就给南部的菜农建一个大市场；中部适宜种棉，中部的农民改碱种棉；北部靠海适宜晒盐、养虾，就发动全县人民建拦潮大坝，帮这里的农民发展晒盐和水产养殖。全县所有的农民发财的路子都给他们盘算到了，让他们有活干、有钱赚，这就是咱们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了！
王伯祥：你说的这个事儿，很准确。
许学芳：我是从你那儿受的启发。
王伯祥：你说那个时候，咱也不懂什么经济学。咱就一个想法，就是怎样让全县100万人尽快富起来，多挣钱。叫我干县委书记嘛，我就是一心一意地打谱儿，怎么样让全县100万人尽快富起来。不光老百姓要富，县里也要富；所以寿光的特点，就是非常均衡地富。工人富，农民也富；老百姓富，县里也富。富到什么程度啊？有的村一个胡同里一年就可以买五六辆小轿车。 寿光人富了，咱也有个成就感、满足感、幸福感了。我上寿光北边去，看有饭店招牌写上“伯祥饭店”。
许学芳：哎呀，这是老百姓啊！这个奖励太高了。
3月14日中午，闻听王伯祥去世，许学芳老师心情沉重。他说：“一个心里装着老百姓的官员，他要搞市场经济，他就为老百姓着想。王伯祥的‘经济学’，实实在在，不是书本上学出来的，是干出来的。他是有立场的。他搞得成功，成功在这里。你没有为民之心，什么经你也白搭。”
利用政治优势为民造福
王伯祥在寿光干了五年县委书记，是最累的五年，而最累的时候，恰恰也是他最开心最得意的时候。作为共产党人，作为共产党的干部，安排一个岗位，为老百姓办事儿，把事儿办漂亮了，是很得意的，不管是当县委书记、市长。
那次对话，许学芳说：“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就是说话管用，你说的，你就这么办了。在有的国家不是说到就能办到。我们就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王伯祥道：“你说的这个共产党有政治优势这一条，也是比较准确。发挥政治优势，我觉得有两条。一个是得以身作则，你要让别人正，自己得先正。你自个正了，再去用人，用跟你想法一致一心为公的人。我那时候搞寿北开发，在工棚里住了43天也没回来。我在那住着，乡镇党委书记也没有一个敢回来的，支部书记也都在那住，如果我不在那住着，乡镇党委书记就走了，支部书记也就不在那住了，支部书记一走，民工怎么干就不知道了。你就搞不成了。”
许学芳说：“这政治优势是带头才有优势，廉洁才有优势，公正才有优势。利用政治优势，去买官卖官，那就是走向反面了。”
我还采访过寿光的老县长姜洪佩，谈起老搭档王伯祥，老县长充满感情：“我们一起共事的那段经历终生难忘。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团结得像一个人，都在谋划着干事，而伯祥同志是最好的班长。”
一个“工作狂”带出一群“工作狂”，这群“工作狂”，是在造福老百姓。他们把我党的政治优势发挥到了最大值。
整个国家来讲，县这一级是重要的
在那次王伯祥与许学芳对谈中，我印象深刻的是，王伯祥对县委书记这一岗位的重视。
王伯祥说：“郡县制，天下安。县一级承上启下。一个县的工作要想做好，这个县委书记太重要了。整个国家来讲，县这一级是重要的。一个是选拔县委书记很重要。 ”
顿了顿，他又说：“咱也没听说哪个县委书记因为干不好免了的，都是失职、渎职、出了事才免的。你没有作为，你干得不好，大家伙对你有意见，把你免了去，我看也未尝不可。这些机制都得研究。加强选拔县委书记，选上来之后，加强培训。”
王伯祥瞪着个眼就是不“hello”
2008年7月，我采访寿光原副县长李福明，他分管外贸，曾经谈起一段“改造”王伯祥的故事。李福明说，王伯祥书记一开始对唱歌跳舞有意见。那是1989年，还是寿光人造板厂老外跳舞的事。
李福明回忆说：“那天人造板厂开会，王伯祥去讲话，开完会他准备走，我把他叫住了。我说，你坐坐，先别走，还有个节目你看看。接着我就下了手，组织他们跳舞。我还撺掇老外的夫人们去和他跳舞，她们一个劲地冲他‘hello, hello’，王伯祥瞪着个眼就是不‘hello’，很有意思。那时有些干部一听说跳舞，就怕胡来，总觉得男的女的，互相搂着，哪还有好事！但出国考察回来，观念就转变了。”
李福明1988年就出国考察过项目，他琢磨着该让王伯祥书记出趟国。伯祥书记不注意穿着，有点老土，古板，只知道穿中山装，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1990年，王伯祥去德国考察。头天晚上他打电话问李福明：“我要出国去坐飞机，你说我是穿西服还是中山装？”李福明说，“你穿什么都行，但是有可能上飞机后，就你一个穿中山装的。”他说：“那我穿西装吧。”
有时候观念的转变不需要太多的说教，只需要自己去感受一下。
“千万别拔高”
2009年，王伯祥被定为全国重大典型，省里组成先进事迹报告团，我参与了报告团演讲稿的起草，反反复复几次修改，又多次跟王伯祥接触，有时跟他一起吃工作餐。他吃饭很快，我们才吃了一半，他就抹抹嘴，等着我们了。
说起吃饭快的事儿，李福明在采访时说：“我记得他吃早饭都是站着，喝一碗汤，吃个鸡蛋，抹抹嘴就走。他吃鸡蛋时恨不得不剥皮就往下吞，急火火的样子。我们那时的工作作风几乎都是那样。我当副县长期间，累就累在争取资金和项目上，当时看准了上好的工业项目发展经济。晨鸣造纸厂当时上新设备，我们去西安呆了7天7夜，几乎没捞着歇。病了，难受也是挺着，陪着人家喝酒。到邹城跑项目，我们几个人到青州坐火车，在露天广场铺着塑料布睡了半夜才坐上火车，上火车后又一直站几个小时才到。那时的干部都这样。”我记得王伯祥的老伴侯爱英也说过：“老王吃饭快！有时菜还没上全，他就说饱了。”
为了达到宣讲要求，我们一次一次找王伯祥了解情况，我们都不好意思了，他更觉得不好意思。有一次看了我们的稿子，他笑着说：“千万别拔高，我就是在任的时候，给老百姓办了点好事。其他的，真的没有什么。”
有关部门准备以他为原型拍电影，他不同意。“不搞那些虚的！”后来宣传部门反复跟他说，不是他个人事，把他的事迹宣传出去，可以教育更多干部。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对剧本中的虚构情节，他很反感，他说拍什么也得实事求是，不能胡编。
记得2008年底那次王伯祥和许学芳对话结束时，展望未来30年。王伯祥说：“经济发展了，我们有能力保障所有人的小康水平，在这个基础上，继续鼓励有本事的人获取更多财富。缩小贫富差距，不是把高的拉下来，而是要把低的往上扶起。把顶上的往下压，不是办法，那不是公正，也不和谐。再有30年，有中央领着，咱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完全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许学芳说：“到那时，咱可都 90多岁了！”
王伯祥哈哈大笑：“那咱就好好活！等到那一天。”
那次精彩的对话，至今历历在目。很遗憾，王伯祥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怀念他。愿他安息。
（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逄春阶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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