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是怎么收税的？明末江南士绅们为什么死抗朝廷税赋没有一点家国情怀_税负_士绅_增值税

本文目录

• 元朝末年是怎么收税的
• 明末江南士绅们为什么死抗朝廷税赋没有一点家国情怀
• 税负率是什么如何才能控制公司的税负
• 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时期的税赋到底有多重
• 中国历史上税收最低的是哪个朝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低的情况

元朝末年是怎么收税的

感谢悟空邀请! 元朝末年确实在经济层面也同样发生了危机，最明显的就是在农业上出现了全国性的凋敝乏力的局面，这背后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元朝末年对农业人口的苛捐杂税和相关徭役的重压。

元朝初年，在灭亡南宋政权，统一东南后，为尽快稳定国内形势、恢复生产，曾公开废除了南宋朝廷颁布的一百多项杂税，并相应成立了劝农机构及兴修了水利设施，这一切不但较快地恢复了当地社会秩序，更逐渐赢得了从士绅到农民对异族政权的认可。

可是到了至元二十八年时，由于蒙元及色目贵族们挥霍无度的生活，滥加封赏的投下制度，以及对外展开军事行动、对内维持军队数量等原因，轻赋税徭役的制度已经难以维持，因此宋代的大部分杂税又逐渐得以恢复，其总和竟二十倍于农户原本上交的包银。更由于政府缺乏维护徭役工程的资金，导致了摊派到农户头上的徭役更加沉重，导致元代末年出现大批的农村青壮年的逃亡，成了各支农民起义军队源源不断的补充力量。

学界所谓元代轻赋税轻徭役的说法，其实只适用了元朝的早、中期，它晚期以来的苛捐杂税是相当沉重的。

明末江南士绅们为什么死抗朝廷税赋没有一点家国情怀

就问江南士绅凭什么要对一个家天下的王朝有家国情怀？说句老实话，传统封建时代虽有“华夷之辩”，但是还并没有民族国家意识，大部分士绅和百姓只要能求得相对安稳的生活，不大会去管坐在龙椅上的是谁。就比如说江阴城，听说弘光政权覆灭，就决定向清廷递交图籍册以示归顺，要不是清廷令人智熄的剃发令，估计统一全国的进程会更快。

《江阴城守纪》：亨曰：“各县已献册，江阴何以独无？”耆老出，遂谕各图造册于府，转送于南京，已归顺矣。

何况朱家人对明朝的安危都无动于衷，居然还想让和朱家人没有血缘关系的士绅们全心全意为朱家服务，这是不是有点光怪陆离。

就比如说福王，明神宗最爱的第三个儿子，被封藩于洛阳，想当年李闯王兵临城下，这货还捂着钱袋子不放，守城兵士气的口吐莲花：“王府金钱百万，厌粱肉，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退休的兵部尚书吕维祺拼命的劝这货破财免灾，只可惜风太大，没听见，毕竟剿灭“流寇”是朝廷的事，关我朱常洵啥事，打的是国家的仗，凭啥用我的钱，闭嘴，“南大司马吕维祺在城中闻之，惟以大计劝王，王不用”。当然，最后下场很惨，被李闯王一顿羞辱后杀死，他存的钱李闯王来花。附图。

还有楚王也是葛朗台，话说张献忠打武昌那会，眼瞅着张献忠来犯，贺逢胜和吕维祺一样要求楚王出钱守城，楚王同志居然耍起了无赖，要钱没有，要不把当年明太祖给我的金椅子给卖了吧！“此可佐军，他无有”，贺逢圣大哭而去。张献忠看到藩府库银百万，也忍不住对这货冷嘲热讽。

《寄园所寄》：献忠见库金百万，欢曰：“有如此而不设守，朱胡子真庸儿也。”

还有蜀藩，史称其“子孙善黄白术，故蜀府最称富”，张献忠兵临成都城下，一堆人就劝蜀王出钱，蜀王就是不肯，还想跑到云南去，当然他的觉悟高点，在最后时刻决定破财免灾，然而并没人鸟他，“出财募勇，三日无应之者”。

《蜀碧》：贼未至，上书藩府，劝其出饷募兵。累累数百言，极痛切。王不用。

不仅是明末，还有在嘉靖时期代简王朱桂的后裔奉国将军朱充灼因为犯罪被朝廷扣了工资，干脆就急吼吼的要联合邪教和蒙古人一起推翻大明，是不是有点奇幻？附图。

所以，很多时候尽管士绅混账者有之，但真的不要怪士绅，毕竟朱家人混账起来比起士绅有过之而无不及，朱家人国难当头吝啬就不说了，受了点委屈就火烧屁股一样联合蒙古人和邪教当起了带路党，还有脸要求士绅如何如何呢，更何况部分士绅在关键时刻还是愿意出钱帮助大明的，就比如说在开封的周王一打开府库，士绅们也开始大量捐钱帮助守城扛住了李自成的前两次进攻。

当然，我不知道提问者所说江南士绅抗赋税的说法咋来的，还居然用了“死扛”两个字。士绅这个群体虽然偷奸耍滑搞土地兼并这事没少做（地主搞土地兼并说实话不是历朝历代的通病嘛！地主不搞点土地，难不成搞全球殖民），但人家也没到“死扛”这个程度啊！不少士绅最多是是靠着朝廷的优免，整出了合法避税。

而像江苏南直隶这样的省份，仅仅这一个地区就承担着大明全国五分之一的赋税，以《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统计，是20.41％，像苏、松地区那样重点征税区域，其亩均税率简直高出天际，高达0.12两/亩，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毕竟当年江苏南部广大人民支持张士诚，被明太祖朱元璋所憎恨，苏、松地区就遭遇了报复性税率，苏、松重赋不仅本国人知道，其赫赫威名连外国人都了然。

《国榷·卷七》：初，上恶吴民殉守张士诚，故重其科，时天下田租亩三升三合五勺，苏松等至七斗五升。苏额元三十六万石，张氏百万石，明历减，尚二百七十余万石。

《利玛窦中国札记》：全国由现在在位的皇帝的祖先接管时，苏州城仍被他的首领们顽固地守卫着；直到今天，它仍被作为一个反叛城市而课以重税。

而苏、松广大百姓不仅承担着赋税，还承担着沉重的粮役，就是还得搞催征解运等工作，每每交解粮食，“则富室破家，贵介为役”，连对苏、松重赋持超然态度的王士性都说“东南民力良可悯也”。

当然，像东南地带会产生大量的逋欠，这一直是明清时期非常头疼的问题，说实话那些士绅对虽有拖欠但是赋税完成度比民户高多了，“绅衿、衙役欠者固有，要不及民欠十分之一”，逋欠主力是大量普通的民户，而不是士绅。而且这还不是用刀子可以解决的，顺治十八年，江南奏销大案，清廷使出残酷手段追缴拖欠，也不过从士绅手里榨出49105两银子，士绅们确实没死扛，不过也确实没交齐。

其实，明末对财政威胁最大的并不是所谓的“江南士绅们“死扛赋税”。而是明朝用大量的财政养着大批的宗藩。据万明和徐英凯根据《万历会计录》统计，宗藩禄粮占明廷财政总共为29.76％，明廷当年本折合计收入为18544545.37两，明廷当年养藩王费用为551万多两。知道这个数字是啥概念吗？明廷三次加征辽饷也不过520万两。另外一个数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明朝万历六年夏秋税粮总共26638459石，宗藩吃掉7137673石。这还是《宗藩条例》出台后的数字，出台前可是每年消耗852万石。还有通过《万历会计录》可以发现明廷财政的地方存留是很高的，高达国家财政的一半，其中就有养宗藩的需要。

而且藩府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宗藩禄粮，还占据了大量土地，还时不时奏讨盐引，严重挤压国家财政来源，下面是《中国财政通史》总结部分藩王占地，光璐王、福王、瑞王、惠王、桂王五王占地就有17万顷之多，这还没算蜀王占据了天府之国的七成土地呢！

士绅虽然有优免，但他们的地好歹还交点赋税，而那些藩王则一毛不拔，提问者咋不问问朱姓藩王怎么这么没有家国情怀呢？

其实对比一下《清实录》里的清廷税收，其实顺治三年清廷在加征原明辽饷的情况下，其本色和折色收入并不见得比崇祯年间高，但是由于清廷没有这么多藩王要养，可以把原明大量的地方存留转化为中央财政（这一点清廷直言不讳），再加上原来的藩田转化为更名田产生税收，所以虽有入不敷出的情况，但总体上来说财政运行状况比明末还好一些。

综上所述，士绅虽然不是好东西，但是连朱家自己的藩王都不心疼明朝，凭啥要求士绅有这个义务，更何况不少士绅在关键时刻还是出钱出力的，就比如说江阴保卫战就有士绅奋起抗清，这觉悟怎么看都比那些朱家巨藩来的强。

引用文献：《清世祖实录》、《明神宗实录》、《国榷》、《利玛窦中国札记》、《罪惟录》、《寄园所寄》、《蜀碧》、《阅世编》、《广志绎》、《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江阴城守纪》、《绥寇纪略》、《小腆纪传》

参考文献：《中国财政通史》

税负率是什么如何才能控制公司的税负

每一年，网上都会出现不少“预警税负率”。加上了“预警”二字，往往就会让纳税人心里忐忑不安，特别是当公司的实际税负率与“预警”之间存在重大差异的时候，尤为恐慌。但其实，税负率会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企业，都可能有不同的税负率，即使是同一个行业的企业，可能因为不同的收入结构、不同的采购配比、享受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者进行了不同的税收筹划而产生不同。因此，没有一成不变的税负率，也不应夸大税负预警的作用。

一、什么是税负率。

税负率一般指企业在某个时期内的税收负担的大小，我们一般用税收占收入的比重来恒来进行衡量。最常用的税负率为增值税税负率和所得税税负率。

1. 增值税税负率：

本期增值税的税负率=本期应纳增值税/本期销售收入*100%

本期应纳增值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实际抵扣进项税额

影响销项税的，主要是销售额、增值税税率等因素，影响实际抵扣的进项税的成分稍微复杂，可能会涉及期初留抵的税额、本期的进项税额、进项转出等因素。

比如，对于小规模纳税人而言，不涉及进项税，那么增值税税负率就可以简化为销售额*征收率/销售额=征收率，直接用征收率来表示即可。

对于一般纳税人，则要仔细分析每个组成项目，看其实际产生的税负贡献是多少。

2. 所得税税负率：

本期的所得税税负率=本期应纳所得税额/本期销售收入*100%

本期应纳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税率-减免税额-抵免税额

其中，应纳税所得额可以由收入直接计算，也可以由会计利润调整而来。一般选择会计利润进行调整。

二、企业税负率的分析。

企业不仅要了解税负率的计算，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税负率的计算、比较和分析，来判断企业的税负是否存在异常，识别企业税务活动当中的风险，从而更好地促进企业的有效运营。

1. 税负率的分析方法。

我们进行企业税负的分析，一般可以有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法。通过比较，来寻找差异，并深入分析原因，做出合理解释。

横向比较，就是与本地区同行业的企业税负率进行比较。对于企业来说，一般完全同质的标的企业数据比较难以获取。因此，实际当中，采用纵向比较法更多。

纵向比较，就是与企业的历史数据或者预算数据相比较，找到差异并进行细分。从而来判断企业的税负是否出现了异常。

2. 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税负率的分析案例。

通常我们在分析税负率指标时，可以与销售额变动率等指标配合使用。一般如果出现税负率与销售额变动率都很大，或者出现反向变动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原因。

案例：

老王有个一般纳税人A公司，主营业务是销售电子元件，当中也给客户提供一些其他服务，今年某月，在对比以往年度的数据时，发现销售额呈正常增长，但是税负率却出现了下降，联想到网上的预警税负率，老王很是不安。于是，要求财务人员小李，对公司的数据进行仔细分析。小李在调取数据，充分研究之后，发现了以下情况：

本期税负率与销售额均出现了较大波动，且是反向波动。

总销售额上升了11%，尚属在预期范围内，但是增值税税负率大幅度下降，降幅达到33%！

增值税税负出现了较大的反向波动，当期的数据究竟有什么问题呢？

于是小李对数据进行了仔细地分析，发现了当期数据与上期相比，出现了以下变化。

1. 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

由于货物销售和采购的增值税税率从16%下降为了13%，所以导致当期主营业务收入和材料采购的税负有所下降，其中使销项税减少30000元，进项税减少18000元，当期增值税减少12000元。

2.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带来的影响：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使得增值税销项和进项同比例增长，其中销项增长32000元，进项增长19200元，使得当期增值税增加12800元。

3. 其他业务销售额缩减带来的影响：

由于当期大量缩减了其他业务，也会对增值税带来一定的影响。其中由于销售额减少而引起销项税减少额为6000元，支付的服务减少而引起的进项税减少额为3000元。

4. 当期管理改善带来的无票支出减少。

由于前期在税务筹划过程中发现了企业的无票采购较多，因此，当期管理层进行了重点改革，使得没有发票的采购金额从200000下降到了100000元，加上国家的优惠政策，由此而带来的进项增加总共为19000元。

5. 由于优惠政策同时影响了运输业带来的进项减少。

由于运输业的税率从10%变为了9%，因此对运费进项有一定影响。当期运输金额增加带来的增值税进项增加600元，税率降低带来的进项减少300元，总共的影响为增加进项300元。

增值税产生的差异可以总结为下表。

由此看来，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和当期企业内部的管理改善，是导致增值税税负下降的主要原因。所有数据都是可以合理解释的，无需为税负率的异常波动而恐慌。

A公司的所得税税负，也是同样的道理。会受到国家优惠政策的影响，比如今年的小型微利企业优惠，特殊行业的优惠，也会受到企业自身税收筹划和管理的影响，比如这里减少的100000元无票支出，同样会使所得税纳税调整减少100000*25%=25000元。

三、如何控制企业的税负。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税负率会受到一些关键因素的影响。因此，要控制好企业的税负，就要从这些关键因素着手来考虑。

控制企业税负可以考虑的方面有：

1. 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

随着国家的深化增值税改革，近年来不断有新的优惠政策出台。不仅仅是减税并档，还有提高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起征点，扩大增值税可抵扣范围，部分行业的加计抵减政策，增值税留底退税政策等，都是可以减轻纳税人负担的，因此，要充分享受国家的税收红利。

2. 企业自身的税收筹划和管理强化

打铁还需自身硬。国家给与优惠，但如果企业自身疏于管理，那么减税的效果便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企业要降低税负，要充分对自身的情况进行分析，强化管理。像案例中由于改善了缺少进项票的问题后，增值税和所得税税负都会降低。

3. 业务与流程的变化

企业要定期对税负率的变化进行分析，及时发现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风险。对于宏观问题带来的税负变化，比如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国家政策调整等，可以视为正常，但是对于企业本身的微观问题，比如流程变化、业务组成变化等，要特别引起重视，及时评估风险，切莫等到税务局发现才恍然大悟。

当然，实际当中，企业必须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出判断和选择。

四、总结

企业的税负率并非一成不变，不用紧盯网上的“预警税负率”，而更要以企业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定期对企业的税负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帮助企业发现经营中的问题，评估纳税的风险。从影响税收的关键因素出发，研究适合本企业的税收管理方法，才可以有效控制税负率，避免出现税收的风险。

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时期的税赋到底有多重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一段历史显得微不足道，在那个时期政治权力分散，各地战乱不停，百姓们几乎生活在夹缝之中。后来赵匡胤一统天下，这般混乱的局面才得到终止。

说到这里可能您也知道说的是哪个时期了，没错，就是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形势图）

先说说这五代十国的由来吧，唐朝末年，各地政权割据、战乱纷纷。唐末大将朱温在北方中原地区创建了一个新的政权，史称后梁。

之后政权又多次易手，最终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以及后周五个时期，八姓十四君的政权交易共经历了53年，这53年便是五代。

在这几个北方政权相互较量的时候，南方及河东地区出现了10个割据政权，由此一来便被划分为五代十国时期。

其实五代时期赋税严重一直以来受人诟病。那么五代时期的赋税究竟有多重呢？

这就要从五代的第二个政权后唐说起了，公元923年，后梁政权被李存勛所灭，不久后他入主开封，建立了后唐政权，随后又将都城迁到了洛阳。迁都是个大工程，需要准备无数的人力，又要计划建造新的宫殿，这些都需要大把的银钱，而这些钱只能从赋税中出。

（五代时期后梁开国君主朱全忠像）

于是李存勖任命善于搜刮钱财的孔谦为财政大臣，想通过他为自己收敛钱财。这孙谦也不让李存勖失望，他一上台，就宣布重征曾经已经豁免的赋税，接着又封了所有小路，让那些行商的人除了大路无路可走，这样一来就可以收到更多的商税。

孔谦还让人重新量地，只要是被重量过的地，都从大块变成小块，这样一来朝廷也可以根据地的数量多征税。孔谦的所作所为，一时间让后唐百姓民不聊生，大街上到处都是唉天嚎地的穷苦百姓。

除了上述的正常赋税，还有一些附加税让人啼笑皆非。梁伊钱，拔钉钱，捋须钱就是这些附加税中的代表。

拔钉钱说的是宋州的一位官员说鱼肉百姓，后来他被调走，百姓们们高兴的大喊这个眼中钉拔去了，而后这位官员知道，又重新回到宋州，向百姓们征收了一年的拔钉钱。

梁伊钱和捋须钱来源于同一个地方，当时的庐江刺史张崇支去面见吴王，百姓们知道后就说梁伊（他）复不必来也，后来张崇之回来了就向百姓征收量梁伊钱。

之后张崇之又出去办事，百姓们以为这次他是真走了，就相互捋须来表示庆祝，不料他又回来向他们征收捋须钱。

（后唐第二位君主李存勖像）

虽然这严苛赋税是后唐开的头，但五代十国时期皆沿用这种旧制。关于这赋税还有一个小故事，说是有一年各地都下雨，唯有南唐的国都金陵大旱。南唐皇帝问身边的官员说，为什么京城没有雨呢？大臣们不敢回答，但一艺人在旁边幽默的说：大雨怕被抽税，所以不敢进京啊。

税收本是一件好事，可以增加国库储备金，为战争做准备。但严苛的税务让税收变了本质，从最初的利国利民，变成了为皇家和官员谋利。

五代只走了五十三年，若不是繁税加重了百姓负担，致使皇家不得民心，他们会不会走的长远一些呢？

中国历史上税收最低的是哪个朝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低的情况

首先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朝廷税收低，不代表老百姓过得好。

在古代，朝廷推崇儒家的仁心，执行低税收政策。这个政策，一般是三十税一，也就是大约3.33%。执行这个税率的朝廷，不是少数。汉、唐、元、明都曾短期执行过这种税率。（对于商业税，元朝甚至还执行过六十税一（不到1.7%）的政策。。。）

看似很低，但是，老百姓的“赚钱”途径有限，基本上就是种地。不管你收成多少，都要交税。更狠的是，朝廷会按照亩产规定每亩的税收额。也就是说，不管你“旱涝”，朝廷就要收到手这么多粮食！

正常丰年还好说，老百姓还能有口余粮。要是收成不好，老百姓就只能找地主借粮了。还不起怎么办？卖土地，当佃户！在历朝历代，土地兼并都很严重，这就说明，老百姓的收成真的不高。

而且，朝廷除了征税，还要让老百姓服徭役、兵役！这就意味着，老百姓要去给官府做工。这也是在“征税”！拿现在来说，让你每年去给“朝廷”干两个月活，你肯定不敢！等到明清时期，朝廷把徭役折现了，可以拿钱抵徭役。

除了徭役，还有各种额外的税收。例如，明朝的“三饷”，清朝的“厘金”，民国的各种杂税。这些加起来，哪个朝代的税率都不会低于50%！

进入21世纪的我国，虽然各种税率都比“三十税一”高。但是，老百姓收入途径多。而且，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也是有起征点的。挣得少的，可以不交税。那些不在正式公司上班的“农民工”，也是不用交税的。因此，对于低收入人来说，国家不会直接从其身上收税。（不扯增值税的事，太远了。）

并且，从去年开始，国家又通过“专项附加扣除”来提高个税的起征点。这也是在变相的让基层老百姓增加收入。按照现在的政策，我倒是希望多缴税。多缴税，意味着自己挣得多。

总之，以目前趋势看，新中国的税率才是“最低”。

（文|勇战王聊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