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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
成书札记
孙竞昊/文
一
成书机缘
拖延多年的拙作《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正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付梓刊行。本书基本内容来自廿年前在多伦多大学所做的博士论文中社会史的内容部分。本书考察明清时期济宁的社会形态，并特别聚焦于地方精英力量充分张扬的明中后期及明清之际，旨在通过该个案研究，呈现不同于当时绝大多数北方城市里的一种情形，即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济宁士绅在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积极作为塑造了这个运河城市的独特性，并在与国家权力的复杂互动中，塑造了地方社会的性格和特质。如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建构出其所代表的一部分城市、地方的类型，并体现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阶段性共性。构筑本书叙事有以下几个主题词：大运河、城市化与城市形态；文化认同；精英能动性；士绅社会；地方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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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花甲才有“处女作”问世，在这个时代似乎不可思议。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业师谢天佑先生说过：如果能用一篇文章把思想表达完整，就没有必要弄出一本书来。他在1988年春天猝逝，次年其专著《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兼评自然经济论》、半部遗稿《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才依次付梓。我的第二位导师王家范先生的唯一专著《中国历史通论》是在他六十二岁时出版的。他们留下的都是传世之作，我自然不敢攀附。
大约二十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回国探亲在北京中转时，从前的学生、在一家出版社任编辑的龚洪训君问我，是否可以把自己的江南史研究成果整理成书，我以旧研究“过气”为由婉谢。2009年底，我结束了漂泊域外的十四年求学、教学生活，返回阔别廿载的母校工作。此时，出版“专著”好像势在必行。尽管其间也曾探讨过相关事宜，但转眼十多年，忙忙碌碌却还是无甚作为地在拖沓。
2019年5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刘隆进君来信，询问我的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结集和北方运河城市社会史成书等事宜。在接下来的沟通中，经过隆进的努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慨允谢天佑先生两本遗著的再版和新编纂《谢天佑学术文存》的出版，合为《谢天佑著作集》三种；而我关于济宁社会史的专著也随之纳入该社出版计划——感谢隆进这种方式的督促！
这部专著所依的博士论文不单单是海外八年博士研究生学习的产品，也是年届不惑时对自己从事学术和思想探索工作的一个结项。而那之后，惶惶奔波于美、亚、欧各地求职、教书、放学之途；直到近十年来，自己的学术志趣又出现一些新的转移。我在2023年1月19日“澎湃•私家历史”发表的《思辨的史学和叙事的史学》一文，大致梳理了自己专业和职业的轨迹——人生只有一次，短暂且无回头路，岂以“得”“失”量之。本文则就从博论的缘起到专著的成品，做札记性述要，也还会涉及习史四十年来的些许观察、体会以及感触。
二
博士论文的选题来由：
变和不变的关注
历史是一种记忆，而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对于记忆的处理和表达有不同的方式。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做明清江南史的硕士论文，取名《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结构及其历史价值析评论纲》。如在“内容提要”中所云，该课题是“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凡，解析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结构，评估其历史价值”。十几年后我做博士论文，矢志从具体的案例入手，以小见大，当然最终落脚点还是在“结构”性的整体分析。这种重视大一统国家力量的思路，其实与王国斌、彭慕兰等加州学派所倡言的“政治经济”并无二致。而在我后来从社会经济史向社会史的部分转向中，以政治－经济的全国结构性分析为旨归的理路一以贯之。
二战后以北美为中心的中国研究，经历了问题、热点、范式的多次转换。冷战时代，置于世界革命语境中的中国革命持续受到青睐，所以左右中国现代命运的农村是研究的重心。而冷战后，城市史研究崛起，开埠以来的上海等东南通商口岸在众多研究者那里形成了另一种中国形象。
受到这种学术氛围的影响，我的博士论文选择做城市史，但区域不再是研究成果丰硕的江南——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学术界，中华帝国晚期的江南区域是社会史学者着力的重地。我沿循自己所称的“走出江南”（beyond Jiangnan）的航线，指向北方，指向内地，指向前现代。
虽然选择济宁有偶然性的因缘成分，但济宁作为一座大运河港埠城市，其重要性的确远远逾出了城市本身和其所在区域的藩篱，对其的观察有必要扩展到全国范围的政治－经济构架内；而作为王朝生命线的大运河有力地介入地方生活，也为体察国家与社会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舞台。并且，从较长时段考察济宁城市的历程，包括明清易代、近现代转型在内，还可以深究社会形态的延续与变革。
但即便研究对象自身具备“重要性”，并不等于研究本身就理所当然地具备了重要性。济宁虽然曾经声名远播，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知名的地方不计其数，那么，研究济宁的特殊意义何在？我试图从不同的层次论证该课题研究的意义（significance）：第一，从史学（historiographical）上看，长期以来，不仅济宁地区，即便开埠前的帝制时期整个山东的地方史，有分量的研究惟有罗仑、景甦先生在1950年代做过的“经营地主”课题和后来许檀教授以临清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所以我的选题案例具有某些填补空白的作用；第二，从方法论（methodological）上看，我将济宁商业化、城市化的动因归结为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大运河为杠杆考稽济宁城市和周边地区的沉浮，从而认为其地方特性和城市认同并不尽然由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决定——这正是如临清、天津、德州、张秋等因运河而勃兴的北方城市或城镇的共同经验；第三，在思想（intellectual）层次上，济宁的商业化、城市化途径及其兴衰命运反映出国家权力和政策的决定性作用，显示了在具有国家层面战略重要性的北方运河地区所普遍呈现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丰富和深化了“国家－社会”在中华帝国里错综复杂的互动表现和实质所在，也蕴含着来自现实的人文主义关怀。
总之这是在为一个中国城市或地方立传，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及其意义，一如题目所示：“City, State, and the Grand Canal: Jining’s Identity and Transformation, 1289–1937”（“城市、国家和大运河：济宁的身份认同与转型，1289－1937”）。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后，我根据几个不同侧重点拆解出若干篇文章，发表在Journal of Asian History、Late Imperial China、《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上。
三
专著的设计理念
这次整理成书稿，为凝练主题我做了进一步紧缩。明清时代，抑或中华帝国晚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依然故我，某些可称之为“进步”的新气发生在发达地区，尤其是“空气使人自由”的城市和城镇。在那里，地方精英势力相对庞大，他们在地方社会的积极作为不但主导了地方特性，如城市的性格和潜在走向，还影响到了国家范围的某些结构性变化。所以在这部围绕着济宁地方认同（identity）或属性的专著中，我聚焦于城市精英——是他们在“经营地方”。他们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能量，与随着大运河通航以来的社会整体发展密切相关。因此，本书依然广泛涉及物质、经济、文化、人口、社会组织、政治力量等各个方面和层面，仍定位为一项综合研究。
原博士论文以中华帝国晚期济宁“地方认同”的构建及演变为主题，但考察还伸展到“前现代”的地方传统在开埠以来的遗存与变迁，使之成为正文八章中的最后两章。本书的叙事则集中于前现代的明清时期，仅仅摄取了这两章的少许内容，作为主题的若干延伸性讨论。早在二十年前，我向卜师解释选题：因为资料的限制以及想在一个长时段里展示史诗般（epic）波澜壮阔的变迁——这不符合近几十年来绝大多数美欧学者截取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短时段的做法，即便于伸缩，减少可能的“硬伤”。他笑道：作为更为熟悉中国基本历史知识和经验的局内人，选取一个较长的时段未尝不可。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脱胎的学位论文，是在美欧学术研究和讨论的语境里的产物。本次将学位论文拓展为专著，没有刻意全面搜寻、补充和吸纳国内外新的研究成果，但此类缺失对本书的内容和质量影响不大。
我以逾而立之年，跨洋过海再做学生，所做研究和著作不可避免地带着国内学术背景的胎记。尽管学问本质上不问西东，各种史学路数具有相通性，但毕竟博士论文和由之发展而来的本书，产生于“西方学术”语境。无论是前几年从博士论文抽取一些内容发展为中文论文，还是这次全面性地整理成中文书稿，在表述方面碰到的困扰绝不限于单纯的翻译准确性。其一，表现为“欧化”式长句。其实，我从刚入大学开始，受“汉译名著”浸润，落笔时便常常不由自主地拖长语句。其二，不少英文措辞，一旦用中文表示，好像就成了需要加以阐释的术语。其三，也是最主要的窘状，当初阅读中文原始文献时，需用英文学术的系统解释和建构叙事；如今译回中文表述，已难以达到用中文思维和习惯表达的理想状态。可见语言系统的隔阂是两种学术系统之间转换的障碍。尽管如此，学理与义理的终极追索仍是一致的。
另外，这部专著作为一个阶段性研究的结晶，没有收进我近年来的学术探索，这主要是基于该课题完整性所作的权宜考虑。若做大幅度的改弦更张，不仅工作量巨大，也势必会做成另一部作品。其实，本书已经从博士论文中的“地方认同”主题转化为以士绅的“经营地方”现象为叙事和分析的中心。近年来，我的学术兴趣部分地转向环境史。而作为原博士论文和本书研究对象的济宁，其所在的区域受到运河和黄河等环境、水利之第一自然、第二自然的制约，与当地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相互作用，它在一个相对而言的长时段里变动起伏的经历十分精彩，可以作为环境史研究的一个绝佳案例。所幸，我正在撰写的英文专著课题即取“济宁区域”这个更大的空间进行研讨，并把近年来自己对历史演进的最新体悟悟和认知融入其中。
四
本书涉及的方法论问题
历史学本身是门综合学科。我赞成吴承明、余英时等先生的“史无定法”说，但其前提是有诸法可依。本书定位为一项社会史研究——基于笔者所理解的“社会”概念和范式的涵义，有形和无形地汇融各个学科的方法，有机地运用具体历史资料信息与理论分析元素，建构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完整的、结构的、动态的地方社会叙事，如一幅长轴图卷徐徐展开，并希冀达到超越“就事论事”的境界。
这项综合研究运用的是社会史的方法。美欧学术界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崛起的一个机缘，正是为了纠正中华帝国的整体史与宏大叙事的缺陷，即长期以来对“国家－社会”中社会一方的忽视。而我本人所理解和认可的社会史侧重综合，特别是与自己比较擅长的社会经济史的方法融合，并最后归结为整体性政治经济的分析。
社会史提倡眼光向下。而“社会”在基层的代表就是地方精英，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代以士绅为主体，纵然士绅的合法身份、地位本身来自国家。士绅无疑是地方社会的发言人，但其代表性的程度如何，也因时、因地而异。在北方中等规模城市中，济宁的“精英能动性”（elite activism）及其激扬起的“地方主义”颇为鹤立鸡群。
此外，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有个著名的问题：“底层可以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但实现它的一项技术性困难在于：我们今天看到的文献是精英为主的知识人写的，如何通过他们的笔端发现普通大众，不仅要从数量相对稀少的资料信息里挖掘，还要转换观察的视角。
五
本书研究案例的典型性
本书作为一项城市社会史个案研究，以在地方社会中积极发挥能动性的士绅的活动为主线，首先考稽以济宁为代表的明清时期北方运河地带的城市化与城市形态，进而在国家与社会的交接地带上考量地方主义的现象，并在历时性的纵坐标与空间性的横坐标上进行整体和比较视野里的历史定位。我期待从个体性和普遍性两个层面，探究中华帝国晚期城市地方社会的形态及其趋向。
济宁所坐落的山东西南部长期以来被认作贫瘠的、难以治理的区域，但济宁城市本身及其毗邻地区从明中叶到晚清一直享有持续的繁荣。在19世纪中叶漕运中断之前，济宁和临清是明清时期山东最大的经济中心，至19世纪末才被省会济南与胶东半岛的通商口岸烟台、青岛超过。
本书将至元二十六年（1289）作为开端，是因为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北部关键河段——山东境内的会通河竣工于该年，由此开始改变其沿线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结构，使济宁城逐步从一个传统的行政中心转变成经济与文化中心。所以，本书的讨论需要回溯到元中叶济宁发展历程的始点，尽管这个阶段的材料匮乏。本书的主体讨论截止于19世纪中叶开埠前夜，但叙事延长到清末与民初——济宁的近现代嬗变可以更好地反刍其在中华帝国晚期的阶段性社会特质。
至于本书中“济宁”的地理界域，主要以该州城为中心，但不仅仅指城墙之内，还包括在城市化扩张后城墙之外的城郊地带。此外，作为山东西南部最重要的区域中心，鉴于济宁的经济与文化对周邻的辐射力，地方精英的政治影响力也逾出本地，故而本书中的“济宁”和“济宁地区”又取英文“the Greater Jining area”（大济宁地区）之意。但这种概念的空间界定是功能性的，在不同类型和范围的语境中表现出相当的弹性。所以，“地区”（area）一词的使用表现得较为灵活。此外，“区域”大约相当于英文的“region”，而“地方史”与英文“local history”的含义一致。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研究的时段，根据语境、话语的变换将交互使用“明清时期”“中华帝国晚期”“帝制晚期”，便于在更广视野里对这个历史阶段给予理论定性。同样地，类似“（中华）帝国”“传统社会”“王朝国家”这样的术语也是交互使用的，但这里的“帝国”与歧义颇多的英文“empire”不能完全划等号。另外，对于英文“modern”一词的对等中文含义，本书中视场景差异交替使用“近代”“现代”“近现代”表述。
六
资料来源与文献问题
与江南相比，明清时期北方区域史研究碰到的首要窘境是文献记载的匮乏和单一化，当然首都等个别大都市例外。关于北方中等城市济宁的记载相对还算丰富，但获取原始材料对本项研究来说依然是艰巨的工作。我不得不耗费数年时间“地毯式”地搜集一切与主题直接和间接相关的历史信息。
清初到民初的地方志提供了正史之外的基本材料，这是本书得以完成的主要文献来源。虽然地方志旨在维护主流社会价值，服务于官方立场或国家意志，这在某种程度上会损害其可靠性，但是其体现出的“地方性”特点弥足珍贵。
“真实性”或许在私人记载里可以得到更好的体现。例如，明遗民郑与侨、民国初年李继璋对地方历史文化的“直书其事”，让我有身临其境般的感受。当然，不管是官方的抑或私人的记载，都烙上了士人作者们对于他们家乡的特有观念和情感的印记，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有意地拔高或贬低某些人或事；对家乡地位的美化也是风习。
作为地方史料的另一重要来源的各种笔记、文集，其数量虽然与江南各地无法相比，但在北方还是比较突出。作者们除了如上所述郑与侨、李继璋等地方文士外，还有在济宁做官的、旅居的、游历的各色人物。只是这类著述的内容大都归类于哲学、伦理、美学、文学、艺术等范畴，对于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研究来说，可用的材料有限且零散。然而，若仔细爬梳既存的原始材料，许多看似不实用的信息也可以无形地帮助我们理解济宁故事的语境和基调。比如，大运河以及诸如太白楼这样的名胜在作品中是常见的主题，从中可以体味出文人雅士们在它们与社会、政治现实关联上的感受、意愿、品味和价值观。
但是，与本书主题相关的诸多方面的材料终究特别匮乏。比如，关于私人工商业者的信息在清前、中期地方志中的阙如。这是因为商人在国家正统的身份区分中，没有享有精英等值得表彰的人群的地位。行或行会的信息在笔记及其他非官方文献中亦极为稀少。所以，本书在这些方面的描述难免简略。
关于本书济宁故事的结尾部分，或明清故事在近现代的延长篇，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比较丰富。尽管在我当初做课题研究的时候，难以看到民国时期的档案材料，但可获得的非官方材料的数量十分可观。其中，一项重要的来源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济宁市及下属各县、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各期《文史资料》（通常每年发行一期），还有未被采用的稿件。许多老人的回忆追溯到晚清和民国的旧事，也能让人从中寻味到更早的历史信息。当然，这些具有“口述史”性质的文字，其编辑出版，甚至撰写本身（很多是应约组稿），都带有特定时代的官方政策的倾向，是对解读者鉴识能力的考验。其中，济宁市政协文史委编辑的一些集子，如《济宁运河文化》一书，虽然有缺乏注明资料来源等不符合现今学术规范的不足，内容良莠、虚实俱存，但经甄别后，依然可以在去芜存菁后成为参考史据。同时，我多次到济宁进行田野调查，特别是与多位堪称地方历史“活化石”的老人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使我对这个城市的感知更为真切。
比较遗憾的是档案材料在本书中的缺失。一般来说，信息当然是越丰富越好，体裁类型越全面越好，但更重要的标准不在于数量的多寡。如果既有的材料具有足够的典型代表性，能说明问题，且可能存在的“新”材料不会改变根据既有材料得出的基本看法，那么追寻历史真相的目的就初步达到了。
七
致谢
虽然本书基本上是一个阶段性成果，但今天作为“处女作”出版，还是令我不禁回忆起自己治学生涯中所受到过的帮助和遭逢的机遇。
从学术渊源讲，我在《思辨的史学和叙事的史学》一文中讲述了谢天佑、王家范、孙隆基、卜正民四位导师在我求学求知旅途上的领引。其实，他们也代表了不同时空里施惠于我的老师群体，也即我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本、硕阶段，在孟菲斯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的读博阶段的师长和学友。
原博士论文的撰写还得到了很多其他师友的帮助。审读或会议评阅博士论文部分章节以及从中抽出的论文的其他同仁道友，同样令我受益匪浅。还应感谢相关杂志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从博士论文一些章节发展而来的中文论文和最后这本中文专著，不少翻译和校对工作由我的一些研究生承担。若再往前回溯的话，在课题进行之初，一些国内师友给我颇多启发和帮助。特别是，我在济宁的田野工作得到了当地领导和学者的热忱支持和大力帮助。
最后，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和家人。我的父亲孙念久先生（1931－2015）和母亲刘桂基女士在1955年结婚后，历经劫难、坎坷，但依然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正直的人，在离退休后又抚养孙辈。因为出身传统家族的母亲一直以“好男儿志在四方”激励我，所以山东老家就只是漂泊半生的我心灵上的故乡。深受鲁迅风骨影响的父亲推崇立言明志，对我迟迟不出专著颇为在意。他在2015年夏去世，没能看到其自传和我的专著问世，这是无可挽回的遗憾。刻下，姑且以自己的这部“纯学术”作品献给他，但愿他在天堂里能够会心一笑。
作者简介
孙竞昊，浙江大学江南环境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教授。先后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学士、硕士）、孟菲斯大学（硕士，博士在读）、多伦多大学（博士），执教于密西西比大学、维多利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研究领域为明清时期区域（侧重江南和华北）的环境、经济、社会历史及其近现代变迁。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Journal of Asian History、Late Imperial China等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70余篇，校译英译中专著2部，还承担多篇英译中、中译英论文工作，发表多篇学术札记、随笔，另有1部英文专著即将付梓。
-THE END-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编辑：戴秀丽、余文艺
审核：壹之
总第6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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