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现代战争利用信息时代的先进技术，已经彻底转变了以平台为中心的作战模式，迫使军队的规划过程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为应对这种变化，2008年以后，俄罗斯军队开始对其武装部队结构进行系统性改革，同时在作战和行动中引入现代技术和方法。俄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工作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是注重提高指挥控制机构的速度和效率，以达到改善决策和及时执行决策的目的，简言之， 其目标是能够比潜在对手更快地采取行动。
经过十余年的军事现代化，俄军的指挥控制改革已取得显著进展，军事决策的速度和有效性显著提升，指挥流程大大简化，俄罗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的引入对于统筹作战资源和力量运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俄军指挥结构固定模式化的特点，使其指挥“烟囱”的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此外，由于军事决策体系依赖于武装部队的结构、军事人员以及现代技术的使用， 俄军的决策过程与以美军和北约军队所使用的方法或标准均存在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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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军事决策体系
1.1 俄军的网络中心战（NCW）能力发展
在2008年以前，俄军事决策过程主要依赖纸质流程而非数字化过程。2008年以后，俄军将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与侦察（C4ISR） 能力和网络中心战（NCW）方法作为其转型和现代化建设的中心 ，提高指挥控制速度，进而提高军事决策的整体效率。网络中心战是一种以实现信息优势为导向的军事行动概念，通过创建连接各种传感器（数据源）、决策人和资产的信息及通信网络，提高战斗力。这种网络确保参与作战的人员具有态势感知并加速指挥控制，加快作战速度，提高击败敌军的有效性、部队的生存能力和同步水平。
俄军为实现网络中心战能力开展了大量实用型实验，开始 开发和采购自动化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虽然其进程十分缓慢，但意义重大。俄军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中就开展了网络中心战实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没有大规模炮火，而是更多地运用精确打击以及用于即时战损评估（BDA）的无人机（UAV）。此外，俄军 在引入先进监视和侦察能力方面取得的进展也很明显，同时俄国防计划制定者认为电子战与以网络为中心的能力具有共生关系，因此 在电子战方面实施大力升级和创新。
经过数年对以网络为中心的方法的试验，俄高级军官和理论家似乎已经达成共识，即在俄罗斯背景下，网络中心战概念能够启发、塑造并推动国防工业工作，以实现俄武装部队的现代化。同时，俄军也认识到，由于网络中心战不可能完全适应俄罗斯的体系，必须在俄罗斯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加以考量，而不是简单复制或模仿美军和北约。
1.2 改革后的俄军作战行动指挥链
决定俄军指挥决策体系发展方向的最大因素是俄罗斯对未来战争的思考。俄 军认为其首要任务是高速机动战，并认为其信息系统非常适用于此目的。苏联在二战中的经历让俄军明白，对高强度机动战的计划极易被态势的迅速发展和突发事件所打乱。因此， 俄军认为，军事决策的最佳方式不是由参谋规划、需要大量协调和去冲突的规划过程，而是建立一个系统，其中一个人（即指挥官）具有态势理解能力，能够迅速及时地发布指令，执行标准战术并根据作战环境动态调整，以影响战斗的结果。俄军对战争的认识决定了其改革后的指挥链将凸显指挥官的作用，包括战略层面的联合战略司令部指挥官和战术层面的作战指挥官。
（1）指挥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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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俄军试验了一个简化版三层（军区—集团军—旅）指挥控制结构，在四条战略轴线上建立新的军区/联合战略司令部（OSK）：西部（指挥部位于圣彼得堡）、东部（指挥部位于哈巴罗夫斯克）、中部（叶卡捷琳堡）和南部（顿河畔罗斯托夫）。西部军区/联合战略司令部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军区为基地，依托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方舰队。东部军区/联合战略司令部包括前远东军区、西伯利亚军区东部和太平洋舰队。中部军区/联合战略司令部包括西伯利亚军区和伏尔加-乌拉尔军区的西部，而南部军区/联合战略司令部包括北高加索军区、黑海舰队和里海小型舰队。2015年12月1日，俄军建立了第五个联合战略司令部——北方联合战略司令部。
图1 俄军联合战略司令部（JSC）
这些司令部在和平时期作为军区，在军事行动期间转变为联合战略司令部。地面部队、航空航天部队（VKS）以及海军的高级指挥分队实际上均为总参谋部的分支机构。改革后的指挥链将命令传达经过的阶段数量从16个减少至5个，简化了指挥流程。
图2 改革后的俄军作战行动指挥链
对于大规模国家间冲突，俄罗斯地面部队与其他军种和兵种协同行动的指挥链为：“联合部队obyedineniya（即集团军、前线、战略最高指挥部）→soyedineniya（陆军、师或旅）和战斗分队→soyedineniya级军种分队（即机动步枪、坦克、大炮、防空）和专业兵种。
配备战术机动资产（师和旅）的灵活集团军是集团军、前线与战略高级司令部（obyedineniya）的主要组成部分。营级战术大队（BTG）通常用于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而不是大规模国家间战争中使用的战术手段。
2014年12月1日，俄军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新的一体化机构——俄罗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NTsUO），旨在实时互连国防与安全机构的领导和指挥工作，以整合国防资源，统筹军地力量运用。
（2）指挥链中的角色
从战略层面的指挥控制角度看，总司令很可能扮演关键和“事必躬亲”的角色。例如，俄总参谋部的总参谋长（CGS）陆军上将瓦列里•格拉西莫夫（Valeriy Gerasimov）曾指出，就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而言，普京定期亲自参与计划制定工作以及作战目标的制定。
俄总参谋部负责作战战略层面的规划，但是，总参谋部对部队没有作战控制权。各军种参谋长的作战控制权现在已交给了联合战略司令部指挥官。因此，在战斗中，作战资产由相应的野战指挥官（FC）而非总参谋部控制。
在军事改革之后，军区/联合战略司令部指挥官的作用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作战行动期间，除了由总参谋部负责的战略级资产（如战略火箭军（RVSN）、空降部队（VDV）和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GRU）的特种部队），联合战略司令部的指挥官控制着联合战略司令部的所有军事和军警部门。
除了这一变化外，俄罗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NTsUO）的加入也很重要，因为它将许多关键决策人聚集在一起，实时互动并监督、指导和微调决策过程，以解决俄军事决策系统中传统的“烟囱”问题，协助执行以网络为中心的作战行动方法。但国家防御指挥中心仍处于建设阶段，还需要时间才能完全整合俄军事系统中的所有不同节点。但可以预见的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将在解决自动化指挥控制以及整合和简化军事决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27年之前，俄罗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将完全衔接下级指挥中心，连接从战略层面的联合战略司令部和集团军到战术层面。
图3 俄军国家防御指挥中心（NTsUO）
1.3 俄军事决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自2008年底启动武装部队改革以来，俄军在重组指挥控制流程和引入自动化指挥控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俄罗斯在一体化方面依然存在局限性，“烟囱”效应也依旧持续存在。俄总参谋部学院军事战略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费多托夫（I.A.Fedotov）少将曾指出，俄军当前指挥控制系统不可持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指挥结构始终是固定模式化的，存在四个职能指挥“烟囱”：①联合部队obyedineniya（即集团军、前线、战略最高指挥部）；②soyedineniya（即陆军、师或旅）和战斗分队；③地面部队的soyedineniya级军种分队（即机动步枪、坦克、大炮、防空）和专业兵种（即侦察、信号、电子战、工兵、核能、生物及化学（NBC）、后勤/补给）；④作战和综合支援部门。
此外，前线指挥控制体系均建立在指挥控制“烟囱”系统之上（如空军、防空部队、海军），这些系统通常为地面部队的利益发挥支援作用。整个指挥控制体系聚焦地面部队的详细规划和控制，其他军种部队（空军和海军）的部署、指挥控制计划由相关指挥官在各自的指挥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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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和美军决策过程比较分析
尽管美军与俄军的指挥控制流程均由“指挥官驱动”，但指挥官和参谋在流程中的作用却大不相同。主要差别在于作战方案的制定者、与作战职能相关的决策机制、战术参谋人员的规模、战术参谋人员在指挥官指令执行过程中的职责等。
（1）俄军由指挥官制定作战方案，美军由参谋根据指挥官的指示制定作战方案
美军使用由指挥官驱动的军事决策过程（MDMP），参谋人员根据指挥官的指示和指导来研究情况和制定作战方案，以供指挥官审查和批准。而俄军是由指挥官而非参谋人员制定作战方案，也就是说，俄指挥官会亲自制定作战方案并监督执行。
当接到命令后，俄军指挥官根据命令和对作战环境的了解做出决策，并将其决策传达给参谋和下级指挥官执行。指挥官的决策至少包含三个要素：作战概念、战术任务和协调。作战概念规定了哪些敌方小队将被哪些资源以何种顺序消灭、主要工作领域以及战斗组织和机动概念；战术任务明确了任务被委派给哪些部队；协调包括目的、调整线、目标以及实现时间。俄军指挥官通常会在作战地图上勾勒出他的计划，从一系列精心预演的战术作战演习中进行选择，并与其下属的高级指挥官对计划作战的区域进行实地侦察。
美军指挥官下达初步命令后，参谋部和下级指挥官开始制定计划。在美军营及以上级别，由参谋长制作最终版作战地图（即作战指令），由指挥官和参谋长共同签署。在美军的决策体系中，权力强大的参谋人员可以通过报批多个行动方案来弥补指挥官的不足。
图4 美陆军决策过程步骤（陆军野战手册6-0，指挥官和参谋组织与行动）
图5 依照美陆军决策过程绘制的俄军决策过程
根据在巴尔干地区的和平支援行动期间与俄罗斯同行有过互动的美国和西方官员的说法，俄军似乎使用了一个缩减版、非正式的军事决策过程。俄指挥官会等到他们确信已经收集到充足的信息之后才开始决策过程。而美军或北约盟军指挥官在信息流开始的时候就与其参谋人员一同开始了决策过程。在以网络为中心的冲突中，双方都将目标瞄准对方的信息系统，这对俄军指挥官的影响更大，因为在信息流中断的作战环境中，部分俄指挥官不愿启动决策过程，而愿意或有能力开始决策的指挥官很可能会认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盲目地参与决策。
（2）俄军指挥官负责协调不同作战职能资源，美军由职能参谋协调资源
作战职能（WFF）是西方军队使用的概念，一般分为运输与机动、火力、情报、保障、任务指挥以及防护。俄军不使用WFF这一概念，也没有按照作战职能来划分参谋人员的职责。由于指挥官更多地参与计划机制，俄军是由指挥官来负责WFF资源的协调。例如，在处理情报、监视和侦察（ISR）的方式上，美军ISR完全属于情报作战职能，由情报参谋与其他WFF参谋谈判、协调并获得不受其直接控制的资源（如无人机）和优先使用权。
而俄军由指挥官负责WFF资源，包括ISR资源。指挥官决定哪些部门可以得到资源，哪些部门不能获得资源。无人机连的无人机、防空营的雷达、电子战连的传感器、旅的侦察营和信号情报排等所有能够执行ISR职能的资产，都以指挥官认为合适的方式投入使用和联网，绝不是参谋人员之间的妥协。俄军指挥官一般是依照反复演练的方案来协调资源，只需根据需要调整细节以适应作战环境，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指挥官个人因素对资源协调的影响。
图6 美俄WFF资源使用比较
（3）相比美军，俄军参谋对指挥官命令的执行参与更多
美俄军事决策体系之间的另一个显著差异是参谋人员的职责。俄军战术参谋人员通常指挥与其参谋部门相关的部队，负责直接向其下属分配任务，因此其对指挥官命令的执行参与得更多。而美军参谋人员在完成计划制定后，仅会发出必要的预警指令，同时检查兵力比、请求额外补给并调整前线或部署，美军的旅级参谋人员直接控制的人员很少。
（4）俄军战术参谋人员通常少于美军战术参谋人员
俄军战术级参谋人员的结构和角色与美军也不同，俄军战术参谋人员通常少于美军的战术参谋人员。原因之一是俄军指挥官承担了更多职责，另外一个原因是俄军强调作战演习和重复演练，计划工作和所需的战术参谋人员也因此减少。此外，参谋人员广泛使用上级部门如总参谋部或其下级组织绘制的诺莫图（nomogram，又称列线图）来支撑完成大部分计划工作，特别是在后勤、火炮规划和确定部队相互关系等方面。这些诺莫图会根据需要更新，以便参谋人员能够持续生成所需的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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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俄军的军事决策体系是为高速机动战设计的，在高强度机动战快速发展的态势下，长期规划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俄军事决策的优先关注点是如何实现高速决策，其军事决策过程更适合大规模战争。美军及北约的规划周期较长，针对的是作战速度可控的理想情况，例如海湾战争。
俄军军事决策过程不仅从指挥官开始，而且还由其执行。支撑这一过程的主要因素包括：俄军精心演练的作战演习、固定的联合兵种分队、快速有效的参谋流程和改进后的规划工具。相比西方军队以参谋为中心的作战职能方法，俄军的决策过程显得较为僵化，但这种僵化并不一定是弱点，因为它为俄军决策过程提供了“速度”这一优势。由于俄军自动化指挥控制系统（ASU）能够加快参谋人员的评估过程，提供方案推演能力和潜在的作战方案，将进一步增强俄军事决策过程相较美军和北约的最大比较优势——速度。
本文来源：防务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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