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春霞 （受访者提供）
《千面宋人》封套
〔宋〕米芾《箧中帖》
〔明〕佚名《范仲淹像轴》
〔宋〕苏轼《归安丘园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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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 孙磊
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提供
人们常说见字如面、见信如晤，在古人的书信往来中，我们究竟可以“窥见”哪些故事？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年度重点图书《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以下简称《千面宋人》），将宋代的人与事一一道来。
这是一部以“书信”为切口的宋史新作，作者仇春霞透过宋代士大夫之间的私人信件往来，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千人千面”的宋代群像。书中收录了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60余位名士的120余幅书信手迹，原件多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2018年的春节，仇春霞开了一个新的研究专题——研究宋画中的题跋。题跋涉及书法与内容两个方面，当她沿着书法这个方向往前推进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掉到宋人传世信札的‘坑’里了”。在她看来，博物馆里的书信是孤立的历史碎片，比起枯燥的论证过程，她更想将碎片化的历史以“可爱的方式”讲给大家听。因此仇春霞像福尔摩斯一样“侦查”了四年，与这些历史信息碎片有关的证据链被她一条一条地重建。“积累多了，我对宋人的感受也越丰富了，所以就将几年间写下的一些文章集结成一本书，取名叫《千面宋人》。”
仇春霞说：“要窥探一个人的秘密，私信无疑是个好东西；要了解人性的复杂、社会的利害，私信更是个好东西。”
但从书信中挖掘个体故事与人生百态的缘起为何？在“宋史热”中，这本书的突破点何在？将中国传统艺术研究的经验与史学视野结合，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仇春霞——
从信札看历史，颠覆“固有印象”
羊城晚报：宋代名士这么多，为什么只有一部分进入《千面宋人》？
仇春霞：写哪些宋人，决定权不在我这里：而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历史”，另一个是出版社。我的研究对象只是博物馆里的书信，而我本来是按时间顺序对存世书信逐一研究的，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说要先挑一部分出版，试试读者会不会喜欢，所以读者看到的《千面宋人》就呈现为目前这个样子。
羊城晚报：近年都在讲“宋史热”。与市面上已经出版的宋史著作相比，《千面宋人》有哪些鲜明的特色和不一样的切入点？
仇春霞：《千面宋人》的特色可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内容来自国内外博物馆所珍藏的宋人信札，它们都属于传世文物，我们讲述的就是这些信札背后的故事。读者读到的，并不只是故事，还可以了解到一大批文物知识；二是《千面宋人》的写法通俗易懂。全书极少大段引用原始文献，读者完全可以将它当成一部故事书来读。但著名学者刘墨先生说，要查证《千面宋人》里的史料来源，需要费很大的工夫；三是《千面宋人》所穿插的人物故事和社会信息非常丰富，有些甚至是闻所未闻的。比如苏轼去世前与大书法家米芾交往的细节、山药是如何在北宋士大夫群体中获得尊宠的、宋代福建人的进京路线、宋高宗是如何与高级将领抢人才的，等等。另外，有些人物形象会颠覆读者固有的印象，比如苏轼对一些人事近乎迂腐、欧阳修也有自私的一面等。在一些重要片段后面，我会作一些个人点评。
将历史人物写得生动有趣，是中国历史与文学写作非常优秀的传统。从《史记》到《三国演义》，再到当前比较火热的《明朝那些事儿》《翦商》等，这条河流从来没有干涸过，《千面宋人》只是这条大河里的一滴小水珠。
读得多，史料会“自动成块”
羊城晚报：您将中国传统艺术研究的经验与史学视野结合，有怎样的火花和挑战？
仇春霞：这种结合让我非常愉快。作为一名艺术史研究者，我们会有一个普通的特质，那就是“蹲坑”——“蹲”一个主题、“蹲”一个系列，并且把对象当洋葱那样一层一层剥出来。但如果只是一名艺术史研究者，研究成果多半会是一部学术著作，比如我研究的宋人信札，结果有可能就是《宋代传世书信研究》。但是如果有“史学”思维，那就不一样了。它得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你想讲什么历史，二是你的观点是什么。
由信札牵引出来的“宋史”，它不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重大历史事件等，而是“事件”。反过来讲，就是什么事件导致了这封信的出现。为了讲清楚，我尽量用第三人称的角度来“讲述事件的过程”，不记流水账。在叙述时既不像《明朝那些事儿》那样充分调动作者的参与度，也不像《万历十五年》那样时时对事件或现象进行“评述”。
我这种写法会有难度，因为必须掌握丰富的史料，故事前后的衔接得靠细节来完成。
另外就是要找出一个角度来写，角度就是观点，没有观点，写史的意义就不大。所以我需要读很多史料，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这个过程虽然“费劲”，但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读得多，史料就不再是碎片，它们会自动成块。
羊城晚报：您说花了四年时间“纸醉金迷”，精读文献，不断改写，这个过程最难的点在哪？
仇春霞：所有的难都在开头，包括如何查找文献，如何改写。等路径都熟悉了之后，就没什么难的，只需要花时间去完成就好了。而这个“时间”可能就是后面写作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不是专职作家，我还有单位安排的研究工作要完成，下班回家还有两个孩子要照顾，写作时间就非常有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会在陪小儿子的时候在脑海里整理材料，先打腹稿，等差不多成熟后再动笔。
羊城晚报：将历史信息碎片整合成一个个相对完整的故事，会不会个人加工、想象的成分很多？您如何平衡史实和故事性？例如后记写“宋人笔迹里的密码”，以笔迹揣度笔者的为人，肯定有些主观判断在其中，您怎么取舍？
仇春霞：我很少在《千面宋人》里加工故事。它之所以有趣，是因为我使用的材料很多都来源于宋人自己写的文集。其中的文章、诗词、书信等，都是宋人情感的产物，这注定了读者会与他们产生共情。宋人在编这些文集时，会有时间或逻辑上的关联，很多时候，我只要认真读文献就行，不需要过多揣测或加工。
我的立足点是传播宋代文化，所以我不能只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专题研究。《千面宋人》里有很多故事是非常感人的，我不仅在写作时候会流泪，再读的时候也会流泪，比如《名将落魄之后》《东坡临终》《苏轼与章惇的恩怨情仇》等。
靠本性与觉悟获得尊严
羊城晚报：宋代文人的人生百态、命运沉浮，对当前的我们有什么人生启示？
仇春霞：我不知道读者会从《千面宋人》里获得什么启示。我的感受是，每一位出现在宋代史料里的人物都有值得我们从正面或反面去思考自身价值的地方。因为能在青史留名的，都不是普通人。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既与历史大背景有关，也与自己的性格特点有关，与自己的抉择有关。
比如宋夏战争爆发后，范仲淹喊欧阳修同去前线打仗，欧阳修拒绝了。按理说，欧阳修丧失了一次载入史册的重要机遇。但为什么这并不影响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呢？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是文学天才，二是他在政治路线上紧跟韩琦，三是他持之以恒地研究历史。第一点是老天爷给的，他成为杰出的文学家；第二点是欧阳修自己的抉择，他当上了副宰相；第三点也是欧阳修选的，他成了杰出的历史学家。
相比苏轼，他没有“政治站队”的概念，也没有钻研一门学问的精神，他能活成“一颗巨星”，完全是自然成长的结果。但是苏轼在落魄的时候会反省自己，苦难的时候会安慰自己，在绝境中他会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同时知道哪一条路是自己的活路。他正是凭借这点，从流放地活着回来了。其实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讲，很多人都“非天才”，所以，我们只需要把手上的事儿做好就行。
羊城晚报：您提到，那些被命运辜负却活出生命尊严的人同样值得被历史学家言说。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将“宋代热”理解为一种对个体的再发现吗？
仇春霞：这个问题提得好。“活出尊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当然也不是特别难的事，主要还是看个人本性与觉悟吧。我举个例子。黄庭坚晚年被贬重庆，当他千辛万苦到达贬所后，心情非常不好。一来是物质上一无所有，还有一个大家庭需要他养；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劳作后，他发现自己由一位尊贵的士大夫变成了一个黔州老农民，这让他非常悲伤。这个时候，一个名叫杨明叔的年轻人出现了，他想跟黄庭坚学习。杨明叔点醒了黄庭坚，身为士大夫，即使在最偏远的山区，他仍然能够传道、授业、解惑。孔子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黄庭坚改了一下，说：“国有君子，何陋之有？”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名基层小干部和一个落难的士大夫是如何靠本性与觉悟获得尊严的。
再说一个故事。黄庭坚的儿子黄相的母亲是一位婢女，大半生都默默无闻、任劳任怨，操持着那个大家庭。黄庭坚从来不把她当夫人看待。在他心里，夫人是那两位已经去世的大家小姐。在那个时候，很多侍妾都无权拥有自己的孩子，孩子属于正夫人。可是到晚年，经过无数磨难后，黄庭坚看到了黄相母亲的不平凡之处，在一个大年三十晚上吃团圆饭的时候，他跟孩子们说：“以后你们都要叫她母亲。”所以，一个不识字的、身份低微的女人，也活出了自己的尊严。《千面宋人》是一本讲“人”的故事书，许多故事对我们都是有启发的。
[个人简介]
西南大学古典文学硕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博士，专注于中国传统艺术的研究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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