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手下四大金刚之一的王天木为什么会投靠日本人成为汉奸？有哪些“神回复”让你笑到窒息_军统_北平_中统

本文目录

• 戴笠手下四大金刚之一的王天木为什么会投靠日本人成为汉奸
• 有哪些“神回复”让你笑到窒息
• 被孙中山誉为当代“班超”的徐树铮，为什么冯玉祥一定要杀他
• 戴笠手下的军统四大金刚都是谁
• 抗日战争时期，军统有没有成功暗杀日军高级将领的行动
• 铁路沿途有重兵把守，张作霖的专列为何还被炸了
• 戴笠的八大金刚都是谁谁的结局最好
• 中国历史上有哪些大案要案
• 民国时期的中统和军统是怎么回事

戴笠手下四大金刚之一的王天木为什么会投靠日本人成为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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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木投靠日本人是历史上的一个谜，到底是叛变？还是打入敌人内部？至今仍无定论。

1939年，王天木调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为了挫败日本与“汪伪”在中国造成所谓的“部分和平”的企图，军统展开了系列暗杀行动，特别是在上海他策划暗杀了“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篆，使日本人感到建立特务机构的必要性，汪伪的“76号”特务组织由此脱胎而出，“76号”先要对付的正是军统的王天木等人。

1939年夏末，王天木遭逮捕，关押在极斯菲尔路76号，奇怪的是号称“阎王殿”的76号，一般人进去都要吃尽苦头，而王天木却毫发未损，三个星期后就被释放了，是招供叛变了？还是查无实据，蒙混过关了？还是李士群的放长线钓大鱼？总之，他又回到了军统。

王天木无缘无故的回来，引起了戴笠的怀疑，为了防患于未然，戴笠遂决定除掉他，有所提防的王天木在一次针对他的暗杀中侥幸逃脱，“你不仁，我不义”，王天木声称脱离军统，从此加入“76号”。是戴笠真要除掉王天木？还是设的苦肉计？这也成了个谜。

陈明楚也是投敌的军统特务，在39年的圣诞夜，他和王天木一起在夜总会玩耍，军统发动了一次袭击行动，陈明楚当场被打死，而刺杀陈明楚时，王天木刚好临时离开，是巧合？还是有意放过王天木？为此事，王天木遭到了李士群对他的严加审讯。

王天木在“76号”，还是提供了不少情报，日本宪兵根椐他提供的情报，在华北展开了大搜索，逮捕了军统在天津地区的负责人曾澈，袭击了军统在天津的办公点和藏身处，抓获了不少特工，其中有天津站站长陈资一，曾澈和陈资一均被立即枪决。

王天木的叛变，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促使了青岛站的头目赵刚义投降，青岛站被连窝端，特工名单、办公处和电台均落入敌手，由此波此到北平的办公地点，副区长周世光被杀害，甚至影响到了张家口、察哈尔、绥远、丹东、内蒙的国民党情报点，这些地方的情报系统几乎损失殆尽。如果说王天木投敌是戴笠使的苦肉计？那这个损失也太大了，如果不是苦肉计？那接下来的事又做何解释？

抗战结束后，王天木在北京西山藏匿了几年，随着国民党兵败逃台，王天木也去了台湾，如果是罪行累累，去台湾不是找死吗？这与常理不符，即使要逃，也该是香港或跑的更远些，他在台湾活的还挺自在，也没有什么组织找他麻烦，一直活到1990年，寿终正寝。到底是无名英雄？还是投敌叛变分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有个明确的答案，或者永远是一个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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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神回复”让你笑到窒息

总有一句戳中你的笑点，一起笑笑。

1、男人的快乐很简单，你不快乐，可能因为你不是男人。

神回复：女人的快乐也很简单，如果不快乐，可能是因为男人不够男人。

2、史上最奇葩的广告语是什么？

神回复：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如何从睡觉看出贫富差距？

神回复：“我上床睡觉了”

“我回房间睡觉”

“我上楼睡觉了”

4、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大到无法跨越的？

神回复：“我也叫王思聪。”

5、医院里的都是假药，吃了能有啥用？

神回复：“怎么没用，可以管饱!”

6、我当初怎么就喜欢上我老婆的?她没身材、钱、头脑!

神回复：她都有的话，还看上你?

7、最冷和最热的地方在哪里?

神回复：最冷的地方在太平间，最热的地方在火葬场。

8、男人纵欲过度会肾虚，那么问题来了，女人纵欲过度会怎样?

神回复：也是男人肾虚。

9、有什么话让你最无助？

神回复：王炸！就只剩一张牌啦！

10、都说女人天生就没有方向感，是真的吗？

神回复：是真的！因为女人一进商场就转不出来。

11、为什么要自拍？

神回复：我长这个样子不自拍，谁拍我？

12、康师傅做手机了？

神回复：康师傅早就 做了多年手机了，不信你把康师傅三个字反过来念看看是啥。

13、大家好，我姓牛，麻烦大家给孩子取个名字！

神回复：既然你姓牛，那就叫张二狗吧！

14、哪个瞬间让你觉得自己真的很穷？

神回复：问了整栋宿舍楼，都没有借到诺基亚手机的充电器。

15、为什么十二星座的人气超过十二生肖啊？

神回复：“我是双子，我是摩羯”总比“我是鼠，我是狗”要好听吧！

16、大家理想中的爱情是什么样的？

神回复：枯藤老树昏鸦，晚饭有鱼有虾，空调WIFI西瓜，夕阳西下，你赚钱，我败家！

17、有人向我表白，我该怎么拒绝他，才能把伤害降到最低？

神回复：就说我先回家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

18、情人节送女朋友什么礼物好？

神回复：给她的银行卡里打5201314，女人其实不在乎钱，就在乎你有没有诚意！

你笑了吗？如果笑了，欢迎点个赞再走。

被孙中山誉为当代“班超”的徐树铮，为什么冯玉祥一定要杀他

北洋时代离我们很近，但许多事情我们并不真的了解。

例如冯玉祥杀害徐树铮，其中内幕少有人能说透，黑哥原先的看法也很简单，直到查到这份珍贵的北洋时期史料——

民国十三年，直（以吴佩孚为首）奉（以张作霖为首）两系开战以前，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即秘密成立了一个三角联盟，三方约定，合力倒吴，事成之后，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张作霖所辖的奉军仍退回山海关以外，不再过问关内之事。北洋大政，均有执政主持，军人不得干预。

不料，直系吴佩孚败北后，奉军长驱而入。张作霖首命李景林为直隶督办，同时命令张宗昌在天津四郊收集直系溃兵，大事扩张部队。

冯玉祥见张作霖野心勃勃，在天津会议上面责张作霖不应背约寒盟。但张作霖不予接受，并且反唇相讥地说，直军之败，全是奉军力战之功，裂土酬庸，理所应当。你冯某人不过投机取巧，因人成事，今日能分得一杯残羹，即应知足，何必多事。

因此事，双方闹得剑拔弩张，大有兵戎相见之势。

其实，此时的冯玉祥，羽翼未丰，外强中干，此番向张作霖发难，只是虚张声势，想以此达到讨价还价的目的罢了。

但刚刚上台，实为傀儡的段祺瑞，却误以为真，甚恐双方果真打起来，那样刚到手的执政，非随之垮台不可。为了避免此种情况，于是段祺瑞极力从中调停，答应任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允许其部向西北各省发展。作为平衡，之后段祺瑞又答应张作霖的奉军，可以沿津浦路向南发展。

此番议定之后，冯玉祥立即任命心腹鹿钟麟为京畿卫戍司令，控制京城，布下一个挟天子令诸侯的政治局面。与此同时，冯玉祥又命其国民二军胡景翼南据河南，其国民三军孙岳占据河北保定以南和大名一带，紧接着又派嫡系大将张之江、李鸣钟、马福祥、刘郁芬以及孙连仲等，分据察、绥、宁、甘等四个省区。

张作霖自然也不肯甘居人后，与之对应，他命令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等分兵南下，相继占领了山东、江苏、安徽三省。

以上就是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后至民国十四年八月以前的军事态势，也就是冯、张争雄所布的棋局。

然而，表面的平衡之下，却是暗流涌动。

奉系几员大将南下之后，因为所率奉军多属骄兵悍将，地方口碑极差，加之浙江督军孙传芳联合苏、皖地方势力，乘机而入，向奉军发动了突然进攻，于是乎，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看似合情合理却又十分诡异的景象，杨宇霆、姜登选率领的七八万奉军，居然丝毫不加抵抗，即偃旗息鼓地将皖苏地盘拱手让给了孙传芳，迅速向北逃撤了。

一般的看法认为，奉军此番败北，一来是因为杨宇霆、姜登选之流不善统兵征战，加之太过狂傲，失了地方民心，自然不堪一击；二来是因为孙传芳太过狡猾，趁奉军尚未站稳脚跟，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杨宇霆、姜登选真的如此无能吗？

当以下内幕浮出水面时，有些人这才感到，真相远比想象的复杂。

原来，早在孙传芳举兵攻奉之前，冯玉祥与奉军中的野心家郭松龄已暗中勾结到一起，并且制定了合力倒张的计划。当时双方约定：假如江、浙发生战事，冯即出兵冀、鲁，截断姜登选、杨宇霆两军归路，将之聚歼于江淮之间；同时郭松龄挥师出关，一举占领东三省。

试想一下，倘若此谋得逞，冯玉祥必将称雄一时，无人可敌。

然而，乱世枭雄张作霖并非徒有虚名，奉军南下后，他即嗅到了其中凶险，识破了冯玉祥的诡计，于是姜登选、杨宇霆南下之时，他就发出了密电：倘若孙军大举进犯，即刻全师北归，切勿与之力战！

因为有张作霖的这一道密电，孙传芳打来时，姜登选、杨宇霆才会显得那般狼狈，其实此番狼狈的背后藏着确保奉系大局的深谋。

可能有人要问了，这些与冯玉祥杀害徐树铮有何关系呢？

说来也巧。正当孙传芳酝酿功苏之前，徐树铮突然从国外发了一道：“反对杨宇霆督苏”的通电。

徐树铮的通电看似是反奉，但细细品读电文中的字句，例如“悬军远戍，得不偿失；变声肘腋，噬脐何及”，则大有以半公开的方式，暗中向杨宇霆预警的意思。

杨宇霆与徐树铮，两人是老同学，都好称小诸葛，一向惺惺相惜，这一道通电实则是徐树铮挽救知己、坏冯玉祥大事的一声惊雷。

苏、皖两省的奉军安然北返之后，冯玉祥终于回过味来，对徐树铮是恨之入骨，遂起了杀心。

除了这一道通电，冯玉祥杀害徐树铮，北洋圈中人还曾有过三种推测：一、徐树铮访问意大利时和墨索里尼订有一项军火借款，他曾把这个消息向段祺瑞、冯玉祥、孙传芳透露过，冯玉祥怕他有了这批资本，如虎添翼，于是产生了杀之以除后患的想法；二、徐树铮抵京后，不但对人表示过反赤态度，而且曾向段祺瑞建议，要段下令讨赤。而这时候的冯玉祥已经赤化，所以他要杀徐；三、民国七年，徐树铮在天津杀了冯玉祥的舅父陆建章，冯玉祥杀他，有替父报仇的成分。

可如果仔细深究，这三种说法基本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先说第一点，如果徐树铮跟意大利墨索里尼之间真有那么一笔军火交易，徐树铮断不可能将此机密大面积地告诉他人，尤其是冯玉祥，因为徐树铮是皖系中坚，而冯玉祥屡次与皖系作对，两人之间没有交情，只有积怨。

再说第二点，此时的段祺瑞手中无一兵一卒，只是夹在张作霖、冯玉祥之间的傀儡，即便徐树铮想讨赤，凭他的智谋，断不可能去做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蠢事。

第三点流传很广，也是冯玉祥杀害徐树铮之后，勉强摆在桌面上的说法，但如果了解冯玉祥的为人，便可知道替舅父报仇就是一个幌子。

北洋人都知道，冯玉祥不是一个正常人，他做过太多背离常理的事，例如先拥吴佩孚而后又倒吴佩孚，先拥曹锟而后又囚禁曹锟，先联张作霖而后又倒张作霖——冯玉祥行事，从来是只论利害，不顾道义。而此时的陆建章，早已死去多年，毫无利用价值，他怎可能为了这么一个远房死舅父，甘冒杀人的罪名呢？

如果他真是替陆建章报仇而杀害了徐树铮，以他当时的权势地位，尽可以在杀徐之后，挺身自承，昭告与国人：“玉祥母舅故将军府将军陆建章，因公道经天津，被当时伪奉军副司令徐树铮挟嫌杀害，迄已沉冤七载，未得昭雪，长此下去，则个人之生命无所保障，尊严之法律失去效用。玉祥为维护国家纪网计，并为母舅伸冤计，爰不惜身冒显戮，于徐犯路经廊坊时，要而杀之。恕我罪我，悉听公裁。”（以上这一段是北洋老人为冯玉祥假拟的。）

北洋老人们认为，如果冯玉祥真的如此一来，不但当时的执法者无奈他何，甚至还会受到部分人士的同声赞许。

但事实上，冯玉祥对此却是遮遮掩掩，不敢向人提及此事。他之所以不如此做，并非他知不及此，实则因为他在杀徐之前，根本就没想到替陆建章报仇，直到决意要杀的那一刻，他才突然想到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然后才叫他来承当冒名凶手。

所以说，冯玉祥杀害徐树铮，归根结底是因为徐树铮坏了他联合郭松龄倒奉的大计。对冯玉祥而言，趁奉军南下，他负责拦腰截断，郭松龄负责直捣奉张老巢，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哪知道，被徐树铮半公开地点破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冯玉祥也十分忌惮，那就是徐树铮对段祺瑞的影响力。做傀儡执政时，段祺瑞已英雄老矣，没有了主心骨，而徐树铮归国回京，让冯玉祥看到了不利，一旦徐树铮强力影响了段祺瑞，再想轻松控制这个傀儡，就难了。

还有一点，那阶段，徐树铮与五省联军孙传芳来往密切，关系不错，郭松龄反奉败死，张作霖势力重振后，冯玉祥隐隐又看到了另一种可怕的景象：徐树铮在京与段祺瑞已有了默契，出京之后，他极有可能以拥段之名，北结奉张，南联宁孙，共同对付自己。

到那时候，他冯玉祥不但逐鹿中原的希望要断送，就连在西北恐怕也难得立足之地。

所以说，徐树铮之死，是死于残酷博弈。

在冯玉祥的虎视眈眈下，他一不该再露锋芒，二不该回京。

戴笠手下的军统四大金刚都是谁

说到戴笠，很多人心中的第一印象就是神秘，因为没有人能说清他在生活和工作中具体是一个怎样的人。这和他的职业有很大关系。作为军统局的一位高级领导和实际负责人，保密是他工作的必要前提。

他负责的军统局主要职责是收集情报和刺杀，这两项工作对保密要求都很高。不过这些事并不需要他自己动手，军统局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一般就暗杀来说，很多时候针对不同的对象还要成立特别行动组。

里面的成员都像敢死队一样，做着有去无回的准备。

如果有需要暗杀的目标出现，戴笠只负责把这个人的相关信息发下去，由下属来制订行动完成任务。而在他手下的诸多干将中，最得力的有四个人。

他们被称为四大金刚，都很有能力，且性格各异，为戴笠立下了很多功劳。不过他们的结局却各不相同。

第一位，身经百刺陈恭澍

此人生于1907年，在18岁的时候考入黄埔军校，之后以优秀成绩从学校毕业。在1932年入特务处任组长，此后多次执行刺杀任务。并且下手对象多为汉奸。

1933年按戴笠命令，铲除投靠日本人的集团军司令张敬尧。行动前他做了精心准备，最终在一家饭店内将张敬尧击毙。

在这个任务之后，几乎每一年他都会收到命令，对一些身份显赫的汉奸进行暗杀。1934年刺杀投日军阀石友三，但是此人十分谨慎，一直躲在租界不肯露头。他和手下人无从下手，后来决定在菜中下毒，但可惜被发现，刺杀行动因此失败。

之后在1935年和1937年他分别策划了对殷汝耕和汪精卫的刺杀，但可惜的是都失败了。可以说，陈恭澍策划的行动很多，但是失败的也不少。

他在抗战胜利后去了台湾，有意思的是据说晚年因为做杀手留下的习惯，他一直不愿意待在光照强的地方。

第二位，明辨大义沈醉

相比上一位，沈醉的结局还算不错。他在抗战时期时也是一个和陈恭澍一样的杀手，杀了许多人，长期从事特务行动。

1938年复兴社改成军统局后，他从组长一直做到处长，军衔从少将到上将，是局内出了名的年龄虽然小，但很有资历的能人代表。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他被一名起义将领扣压，之后和几位以前的同事被当成战犯关了起来。

1980年的时候在起义电报上签了字，要求下属组织里的成员交出武器和其他器材。这个举动改变了他的身份，使他由一个战犯变成了起义将领，被政府接纳，并且享受副部级待遇。

之后安享晚年，在1996年因病去世。

第三位，追命太岁赵理君

在之前说过，四大金刚性格各异，作风也不相同。前面两位的形象算是偏正面一点的，陈恭澍杀人但他杀的大部分是汉奸。

沈醉也是如此，并且最终还及时弃暗投明。但是赵理君不同，和他们二位比他算是一个真正的凶狠毒辣之人。

1942年，因为阎锡山和蒋介石的矛盾，蒋下令控制住晋南到洛阳的道路。戴笠推荐了他来做这件事。于是他就变成了洛阳专区督察，但他任职后经常对过路客人进行敲诈，如果不能如愿甚至会把人打死推入黄河。

而且他做人也没有什么原则，只顾个人利益。在1941年的时候他手下的人用枪支同土匪换鸦片，然后拿回去出售谋取利益。

结果被河南督察专员韦孝儒发现，带头者被处决。从此他对韦孝儒十分记恨。1942年的时候，韦孝儒去河南参加会议，结果莫名失踪。经过一番调查是被赵理君杀死，他大方承认，满不在乎。

但河南党部和其他积极人士告到了蒋介石那里，蒋震怒，下令处死赵理君。同年，他以杀人罪名被枪决。

第四位，双面间谍王天木

这个人是四大金刚中争议最大的人物。他早期是一个爱国热血人士，曾经参加过军统组织的刺杀汪精卫的行动。

后来在军统任站长时还和爱国学生关系很密切，并且和他们一起成立了一个秘密锄奸组织。然而这样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却在1939年投降了日本人，还在他们控制下的伪政府担任中央委员。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他被汉奸李士群绑架，但是不久后又安全回来了。这引起戴笠怀疑，并且在没有仔细调查的情况下就直接派人暗杀他，导致最后他被逼倒戈。

不过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一切都是他和戴笠设计好的，就是为了打入日军核心窃取情报。但是没有证据能证实。王天木的结局是在1945年去了台湾，此后再无消息。

抗日战争时期，军统有没有成功暗杀日军高级将领的行动

1940年11月29日中午，已经沦陷三年多的北平城东皇城胡同里面，连续传来七声枪响，当日本宪兵和伪警察闻讯赶到时，有两名日本军官已经倒在了血泊里。消息传来，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都快疯了，因为被刺杀的这俩军官虽然军衔不高，却是大有来头：日本天皇裕仁的特使、日本贵族院成员、陆军中佐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两个家伙还都是男爵。

（多田骏剧照）

这俩家伙为什么来北平得瑟呢？原来在1940年5月间，我八路军奋勇发起了百团大战，华北日伪军遭到沉重打击，日本军界对多田骏中将的指挥能力颇多微辞，多田骏脸上挂不住，一边纠集兵力进行报复，搞所谓的“百万大战”，一边上书裕仁为自己辩解，大概意思是华北方面军兵力稀薄，这事真不赖我。多田骏是个中国通，他曾经受聘北洋政府担任过陆军大学的教官，也是鼓吹侵华的狂热分子，毕业于陆士第15期，比“荣耀16期”的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还高一届。

尤其是七七事变爆发时，多田骏时任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兼陆军大学（日本的）校长，是辅佐70多岁老眼昏花的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的主要助手，所以跟日本皇室、军队高层的关系很深。朝中有人好做官，裕仁接到上奏后非但没有指责他，反而还派出两名特使前往中国华北进行“宣抚”，以示对华北的控制得力和对多田骏的勉励，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两人，都是日本贵族子弟。

高月保和乘兼悦郎来到北平后，多田骏当然不敢怠慢，对这两个家伙照顾得非常周到，安排居住在孙中山1924年来北平时所住的行辕：“和敬公主府”，也就是今天东城区张自忠路7号四合院。这两个贵族子弟还都喜欢骑马，为了显示北平“治安”的良好，几乎每天都出来骑行或者遛马，当然，每次出来日军司令部也都会派警卫人员骑自行车随行保卫。

这俩鬼子就这样在北平大街上公然骑行，确实是太猖狂了，因此惹毛了军统北平站的潜伏人员，尤其是高月保和乘兼悦郎每天的骑行时间和路线很有规律，是实施刺杀的良好条件。军统华北区区长马汉三、北平站长刘文修根据上峰“伺机刺杀日本军政要员”的命令，决定干掉这两名特使，以重挫鬼子士气，提振沦陷区的抗日信心。

他们选用了北平站行动组组长麻克敌执行任务，并且将行刺地点初步定在从隆福寺到皇城根锣鼓巷一带，具体计划是由麻克敌开枪，然后另一名狙击手邱国丰负责掩护。选择的这个地方位于北平市中心，表面虽然危险其实也最安全，因为这里没有日军宪兵的警戒据点，而是由伪警察维持治安的，安保工作相对比较松懈，同时这里胡同和小巷密布，七拐八弯路线复杂，便于在开枪刺杀后实施撤退。

麻克敌原名麻景贺，河北遵化麻家村人，早年是张砚田通州警备队的排长，著名的“通州事件”中该警备队反正被改编为第118师。1938年，为了加强华北地区军统的力量和重建被破坏的平津两站，戴笠向张砚田要来了麻景贺等36名下级军官，送到军统设于湖南临酆训练班学习，结业后有26人被派回华北潜伏，因为这些军官多为当地人，便于进行隐蔽工作，而麻景贺是其中枪法最好的，为了表示抗战决心，他特地改名为“麻克敌”。

麻克敌接受任务后，在第一次跟踪时就曾经准备下手，但是因为日军警卫跟得太紧只好放弃。11月29日，麻克敌穿着黑布袍怀揣手枪骑着自行车再次跟踪，终于逮着了机会。当时这俩日本特使突然扬鞭加速，而骑着自行车的日军警卫一时没有跟上来，麻克敌见机不可失，紧蹬一阵冲上去一口气连开七枪，两个日军中佐应声落马，其中高月保当场毙命、乘兼悦郎身受重伤，麻克敌随即穿小巷钻胡同，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下子捅了马蜂窝了，北平日军的军警宪特通通出动，北平全城戒严城门紧闭，城头拉上电网，禁绝任何人出城，北平通外地的火车全都停开。市民不准上街买菜，连出殡都要申请，全城搜捕刺客，日伪当局还悬赏5000大洋缉凶和征集线索。急疯了的多田骏要求限期破案，日特机关压力极大，疯狗一样捕人，临近省市的日伪宪兵、特务机关也派人来支援。

按常理，麻克敌完成刺杀任务后应该立即撤出北平，但是艺高人胆大，他不但继续隐匿在北平后海他哥哥的家里，还在不久以后带着搭档邱国丰实施了第二次刺杀行动，这次的对象是个大汉奸、伪华北储备银行总裁汪时。得手后在撤离时邱国丰喊了句“老麻”，结果被汪的手下听见了，于是日伪军在全城处抓麻子，凡是脸上有麻子的人都要一一进行审查，严刑拷问，但是折腾了好—阵子，还是一无所获。

不过麻克敌的身形已经暴露了，只好继续藏起来避风头，而日本特务机关的侦缉能力也是很强的，其中最阴险的一招，是调来了已经叛变的原军统天津站工作人员裴级三，这家伙跟刘文修等人是旧识，天天带着便衣特务在街上辨认。由于刘文修行事不周贸然上街，终于在电车上被日伪特务发现并抓捕，他不堪日本人酷刑的折磨，供出了北平站的基本情况，尤其是供出了交通员任国伦。

任国伦级别不高，位置却非常要命，因为他了解北平站几乎所有人的地址和联系方式，1940年12月12日任国伦被捕，随即叛变，也把麻克敌藏身的位置供了出来。日伪立即组织抓捕，12月21日麻克敌被捕，年后的1941年1月8日，麻克敌的搭档邱国丰也被捕，在日伪这一轮疯狂的抓捕中，军统新北平站所有人员几乎被一扫而空，损失非常惨重。

侥幸生还的北平站张承福回忆说：“我们被捕后，先被送进了日本宪兵队，分别单独关押。在宪兵队除了被审讯、对质外，还受到鞭抽、灌水、用烧红的铁钩子烫等酷刑，有一天我被打得昏死过3次。在宪兵队呆了近一个月，然后被送到炮局监狱，炮局监狱分东院和西院，东院关押待判决的犯人，西院是监狱，关押判刑以后的犯人，我们开始先被送往东院，在那里受到两次审讯，一次是在侦察厅，一次是在审判厅”。

“在东院呆了近一个月，进行了宣判，被判处死刑的没有和我们一起宣判。我们也没有当厅宣判，在送西院监狱前，将大家叫出来排成队，由翻译宣读了判决书。我被判刑五年，周良辅五年，任国伦七年，金琅七年，其余不记得了” ，而被判死刑的，正是麻克敌、邱国丰、薄有錂、张清江等四人，显然，麻克敌在狱中并没有屈服。

1941年2月15日，麻克敌等人被日伪当局枪杀于北平天桥刑场，时年36岁，而他的搭档邱国丰（辽宁营口人）年仅25岁。但是他们所实施的刺杀行动，极大震撼了日伪当局，伪《新民报》曾经于1940年12月1日发布头版头条消息：《京师一大不幸事 日本军官突被狙击》，并且详细说明事发地点，是在皇城根14号远东宣教会门前，消息迅速传遍华北和全国，影响甚剧。

对于在那场民族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战士和志士，无论阵营如何，都是应该表达敬意的。

铁路沿途有重兵把守，张作霖的专列为何还被炸了

答：这里是覃仕勇说史，为您讲述真实的历史。

说从北京站到奉天站的沿途铁路均有重兵把守，有些言过其实了。

不过，张作霖的警惕性很高，的确做了许多防范措施。

比如，张作霖原本对外宣称自己是在6月1日离京的，而当京奉铁路的专车开进北京车站升火待发，他却临时改变了行程，说是2日再动身。

而2日也未动身。当日傍晚7时，登上火车的只有他的五夫人及仆役人等。

什么时候动身？

张作霖秘而不宣，对外严格保密。

事实上，张作霖是6月3日凌晨1时10分才钻入火车的。

一上火车，便匆匆启程。

张作霖乘坐的是慈禧太后当年的专用车，共20节，经过精心改造，外部呈蓝色，人称蓝钢车。车厢内设备先进，豪华舒适。

张作霖坐第10节大包车。

随车同行的有前国务总理靳云鹏、国务总理潘复、东北元老莫德惠、总参谋长于国翰、财政总长阎泽溥、教育总长刘哲等高级官员，还有日本顾问町野武马、仪峨诚也。

另有张作霖的六夫人及三子张学曾、随身医官杜泽先等。

6月3日早上6时30分，列车到达天津站。

靳云鹏、潘复等，以及日籍顾问町野武马在此下车；而前交通总长常荫槐上车，陪张作霖回奉天。

6月3日下午4时，专车抵达山海关。

张作霖到第11节餐车用餐。

张作相率部驻扎在北京至山海关一线，张作相曾担保从北京到山海关这一段绝对不会发生意外。

事实证明，从北京至山海关，平安无事。

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留守奉天，事前也通电向张作霖保证，说从山海关到奉天的安全由他一手负责，他会安排十几万奉军护路，也绝不会有意外。

吴俊升说到做到，不但安排了兵士护路，他本人也从奉天赶到山海关来迎接张作霖。

这不，张作霖刚刚用吃过饭，他便上车了。

作为消遣，饭后，张作霖同莫德惠、常荫槐、刘哲玩麻将。

车到新民站，天色微明，麻将散场，各人自去休息。

张作霖扭头看车窗外，见铁路两旁有步哨警戒，倍感满意。

6月4日晨，专车到达皇姑屯车站，前来迎接的实业总长张景惠在此上车。

张景惠告知张作霖，张家人和其余文武官员都在奉天新车站等候。

火车继续行驶。

在老道口附近并没有哨兵警戒，但奉天已经赫然在望了。

张作霖、吴俊升，以及校尉处长温守善等站在车厢的左前方朝窗外张望。

谁也没有想到，到了三洞桥，平地一声巨响，烟尘滚起，铁木横飞，列车竟被炸。

时间定格在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23分。

列车第9、10、11、12节车厢被毁严重。

向张作霖拍胸脯保证沿路平安的吴俊升被铁物扎入头部，脑浆外溢当即死亡。

张作霖被炸飞出三丈多远，咽喉被铁片撕开一道口子，最后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统计，这次爆炸，共死亡20人，受伤53人。

史称“皇姑屯事件”。

日本人这次行动时间为何掐得如此精准呢？

设计暗杀张作霖的直接凶手之一为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

此人他后来写自白书，自称为了准确掌握张作霖返奉的时间，他专门安排了竹下和田中两个参谋到北京监视张作霖。张作霖的专车从北京出发，竹下就发回密电报告了火车的预定行程。于是，河本马上电令石野芳男大尉到山海关、神田泰之助到新民屯，进一步核准张作霖火车到达和启动的具体时间，及时回电报告。

所以，日本人对张作霖火车到达三洞桥的时间已经是了如指掌。

为什么选择在三洞桥下手？

“三洞桥”是座铁路桥，为“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交叉点，其中的“京奉铁路”当时归中国北洋政府管理，而“南满铁路”却是日本人通过日俄战争从俄国人手里抢来的，奉军不能在这座桥旁边进行警戒。

所以，日本人可以从容在这儿安装炸药。

河本大作在自白书里这样写：“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几经研究的结果是，无论从哪点看，都与满铁与京奉铁路物交叉点为唯一最适当的地点。”

事实中，为了置张作霖于必死之地，日本人专门从朝鲜调来工兵，花费了六个多小时，将120公斤黄色炸药，分装在30个麻袋内，装置在铁路交叉点桥墩上面的两处地方。

为了保证爆炸成功，他们设置了两道爆炸装置。再在在桥墩500米外的瞭望台上设有电线按钮，以控制触发爆炸。

光这么做，河本大作还觉得不保险，他说，他们还另外安装了三个“出轨器”，一旦炸车失败，就通过出轨器强制列车出轨，再由“敢死队”冲杀进去枪杀。

不过，张作霖的专列驶到三洞桥时，河本大作安排的引爆员东宫铁男已成功按下引爆按钮，爆炸声响，烟火腾空而起。

最后补充一点，为了“完美”记录下这次爆炸事件，河本大作还安排了摄影师埋伏在现场，早早调好镜头焦距，以便清晰地捕捉到了一个个“精彩”瞬间。

可以说，日本人刺杀张作霖，那是老谋深算，步步精心设计。

张作霖，在劫难逃。

戴笠的八大金刚都是谁谁的结局最好

军统内部没有八大金刚之说，只有四大金刚，分别是陈恭澎、王天木、赵理君、沈醉。其中只有赵理君因飞扬跋扈，1941年杀死督查专员被判处死刑，并于第2年执行。其他三人分别终老海峡两岸，王天木活到了90多岁，沈醉也活了80多，都属于善终。

国民党倒是有八大金刚一说，他们分别是：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刘峙、张治中、钱大均、蒋鼎文、陈继承。

何应钦，（1890年4月2日－1987年10月21日），贵州省兴义人。黄埔军校总教官，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蒋手下的二号人物，历任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军政部长。从小就接受了军事教育，1909年被送往日本学习，毕业后回国投入到革命中，任黔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兼学生营营长。后来黔军内部发生矛盾，刘显世被驱逐出贵阳，心怀憎恨的刘邃令人袭击了何应钦，受伤后的何应钦经过半年修养，最后选择离开故乡，前往上海。对于共产党的态度很强硬，极力主张消灭中共，后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4.12惨案”。在西安事变中，对于张、杨的态度也是能打就绝不废话，直接令空军进行轰炸。抗日战争其间，对日作战也做出了努力，并作为代表接受日本的投降书。

后来国民党战败后，他先是去了香港，而后前往台湾，不过晚年的他由于官场失意，所以很多事也不再过问，但是仍以民间方式效力国民党。何深懂养生之道，待人宽和，提的起放的下，直至1987年善终，享年九十七岁，是国民党内长寿者之一。

陈诚，1898年1月4日生于浙江省青田县高市乡。陈诚本出自书香门第，父亲是晚清秀才，如果通过读书的方式将来必能出人头地。然而当时混乱的社会却孕育了他一颗投笔从戎的爱国心。1919年，陈诚以备取生的名义进了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1922年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至浙江第2师第6团任少尉排长。仅两年时间，就提拔为炮兵连连长。北伐期间，先后攻打陈炯明、孙传芳、孟昭月等部，由于战绩显赫，一路升为军政厅副厅长。在中原大战中，挫败吉鸿昌，再立战功。后来参与“围剿”苏区的行动，一度将中共红军逼入绝路。淞沪会战中，对日本发起的进攻更是勇猛。不过在国民党败退大陆后，他也选择了入驻台湾，并担任了台湾省政府主席，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中华民国副总统等职，1965年3月5日因肝癌在台湾病逝，享年67岁。

顾祝同，1893年1月9日生于江苏省涟水县石湖乡四兴集。儿时的顾祝同思想品德端正，学习成绩优异，于是被保送至南京陆军小学，并于1910年通过考试，正式成为陆军小学的一员。接下来的七年，他又分别在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军校完成了进修。1919年2月，顾祝同完成学业并顺利毕业。1921年12月，顾祝同选择投奔到桂林视师的孙中山，其间历任国民革命军师长。1927年北伐战争中，又分别在江苏宿迁、山东郯城等地予孙传芳以重创。后在中原大战中辅助蒋介石打败冯玉祥，升任为第十六路军总指挥，掌管西北军事大权。抗战时期，又担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参与了徐州武汉两大会战。1949年随蒋介石败退台湾，任代国防部长，“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职。因高血压引起脑部微血管阻塞，1987年1月17日在台北逝世，享年94岁，是国民党中为数不多的长寿者。

刘峙，1892年6月30日生于江西吉安，是五虎将中出生最早的一位。1907年，时年15岁的刘峙投笔从戎，考入湖南陆军小学第三期。此后的六年，分别在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和保定军官学校进修。两年后，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冀东开平巡防营见习。1917年南下广州，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教官、粤军连长、支队长、营长等职。刘峙参与过北伐、中原大战等多场战事，深受蒋介石器重。抗战时曾任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司令，第五战区司令。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挫败，一名堂堂司令竟沦落到在印度尼西亚教书，不免令人感到意外。1953年去台湾，次年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后改任光复会委员。1971年1月15日，病逝于台湾。

张治中，（1890年10月27日——1969年4月6日），安徽省巢县黄麓镇洪家疃人，黄埔系骨干将领，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爱国主义人士。作为红色将军的他能列入蒋的八大金刚实在是出人意料。不过了解他的生平事迹后也就不足为奇了。童年时期的张治中家境贫寒，他自己也过着长达六年的流浪生活。后来进入扬州巡警教练所受训，并成为正式警察。军阀混战时期，他又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职位也从最初的军校毕业生一路升至国民党第四军总指挥。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判断失误将距离长沙三百里以外的“新墙河”被误传为五公里近的“新河”，从而酿成了一场千古奇闻的“11·13长沙大火”。他作为当时湖南军事战争的最高指挥官，革职处分在所难免。在对于共产党的态度上很温和，多次作为代表参加会谈，被人们称为“和平将军”。后来由于政治倾向逐渐偏共，于1949年10月被开除国民党籍。

新中国成立后，身兼重职，为祖国的发展尽心尽力，于1969年4月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钱大钧，1893年7月26日出生于原正仪镇雅泾村东北村。国民党元老，黄埔军校建校初期教官，中国国民党军将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钱大钧早年参在日本学习，后来因为侵占青岛而愤然回国，之后的几年又陆续在中日完成了学业。1924年以第20师师长的身份讨伐陈炯明，其间以六连士兵大破四千敌军成为近代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虽然也参加了中原大战和抗日战争等大战，但由于钱大钧的军事生涯相较于其他金刚比较平淡，所以没有太多出彩的地方。后来由于自身原因受到了蒋介石的猜忌。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他也以“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身份选择继续效力蒋介石。晚年也是作为代表广泛参与各种国际活动。钱大钧一生虽然爱财，性格偏激，但为人胸无城府，老实本分，是智将的典型代表。1982年7月，钱大钧因肝癌在台北去世，享年90岁。

蒋鼎文，1895年1月15日出生于浙江诸暨的一个普通鼎文，1895年1月15日出生于浙江诸暨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蒋鼎文16岁那年恰逢武昌起义，他没有任何犹豫，从容参军。军事生涯的早期参加了多次军事行动，虽然这个时期的他官职并不大，但是却深受蒋介石的赞赏。

号称“飞将军”的他先后经历了围剿红军，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福建事变，西安事变，抗日战争等事件，对外杀敌立功，对内恪守本分。但是在与日军的豫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心怀愧疚的他邃辞职转而经商，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败退台湾后，积极投身慈善事业，1974年1月，病卒于台北。享年79岁。

陈继承，1893年出生于江苏省靖江，国民党陆军中将，黄埔军校战术教官。和大多数将领一样，他也是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来担任黄埔军校教授部战术教官。在军阀混战时期，先后参加东征和北伐和中原大战，但是相比于其他金刚，他并没有取得什么显著的战绩。所以再次不再介绍他参与的其他战争。战绩平平但却丝毫不影响蒋介石对他的重用，任南京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后来国民党战败，他也随蒋入驻台湾，担任台湾招商局顾问，1971年12月于台北病逝，享年78岁，蒋介石亲自题写墓碑。

中国历史上有哪些大案要案

说一个民国期间特别有意思的大案，这件事把整个国民政府的要员都给忽悠了，最后还不能定他的罪，还倒贴吃喝和路费。

1932年，有个叫梁作友的人要把一半的家产捐给国民政府，足足有三千万银元。这可把国民政府给乐坏了，这是多大的好事，赶紧把人请到南京啊，这得高规格招待。

梁作友身材矮小，穿着朴素，但是他手里拿个小箱子，支票应该在里面。梁作友靠着那张嘴，张口闭口国家大义，要为国家捐钱，国民要员们自然是高兴啊。

梁作友还解释道，他祖上做过大官，爷爷在俄罗斯发过财，家境殷实。这么大一笔钱捐给国家，自然要高度重视。何应钦，宋子文都见了他，和他交谈。交谈过后觉得这人可以啊，又安排他去汉口和蒋介石见面。梁作友已经成了街头巷议的焦点，各大报纸都报道他。梁作友那待遇是真不错，天天吃香喝辣。

这也吹了这么久了，该拿钱了吧。但是梁作友没钱呐，就是来骗吃骗喝的。这些要员们白浪费感情了，白高兴一场。那这事怎么收场？惩罚他？不行啊，这事都传开了，要是让所有人都知道国民政府被一个骗子给耍了，那多丢脸。还是偷偷放了他得了，赶紧走吧。但是梁作友还不干了。

梁作友被关在汉口的警察局里，有吃有喝，他不想走。后来逼着他必须走，梁作友说没有路费，咋走？局长没招了，自己掏了20银元给他，让他赶紧走。

梁作友可谓是把人心给摸透了。也仗着他的大胆，能忽悠。他知道国家缺钱，一旦这事传开了，为了面子，也不好惩罚他，艺高人胆大啊。

民国时期的中统和军统是怎么回事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中统（局）”）是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所控制的全国性特务组织。“中统”是国民党党务部门控制的特务机构，与“军统”并称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中统”的作战对象除了中共，还包括汪伪等蒋介石的敌对政治力量。1947年4月，中统改为“党员通讯社”1949年3月，又改为“内政部调查局”，隶属于行政院内政部。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BIS），中华民国情报机关之一。1938年成立，1950年解散的中华民国情报机关之一。早期的领导人为戴笠，戴笠死后，1946年，由毛人凤继任。

1949年，军统主要机构撤至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留在大陆的军统进行清洗，到五十年代中，军统在大陆大致被肃清。

中统与军统的区别

中统是国民党中央的情报机构。

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情报机构。

中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国民党C.C系陈果夫、陈立夫所控制的全国性特务组织。中统的前身是由C.C系分子所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
1937年，党务调查处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由C.C系分子徐恩曾任处长。

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维护其统治而设立的特务组织。

1938年8月成立。前身是“军事委员会密查组”（1927年建）、复兴社特务处（1932年4月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1937年建）。主要负责人为戴笠。军统局内勤组织共有八处、六室、一所；外勤组织在各大城市设“站”，在各省设“区”，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特别班”。其基本组织为“组”及直属情报人员。特工人员最多时近五万名，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运输机构，乃至驻外使领馆，专门以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

在四十年代以前，中统的势力非常大，因为实际上国民党的各级基层党组织，都是中统的特务网延伸。许多基层党部的负责人，本身就是中统的基层负责人。

抗战以后，由于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对象有所改变，从以对付中国共产党向对付日本侵略转变，因此中统的地位开始下降，而军统的地位不断提升。

同时，由于大片国土沦陷，中统的组织系统严重破坏，而其又不能及时的联络这些基层组织，逐渐为军统所取代。

加之军统负责人戴笠对蒋有知遇之恩和师生之情，对蒋言听计从。而中统主要为国民党CC系的大老陈立夫、陈果夫哥俩所掌握，在人事上蒋不能直接控制，也逐渐失去了蒋的扶持。

到了国民党退台后，中统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全部组织系统。而军统的组织系统倒是得以保存和发展。由于中统与军统在争夺秘密工作的主导权上，进行了长期的明争暗斗，双方的合作非常有限。

中统的职能

中统局的全称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抗日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它和“军统”都是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

中统局在国民党各省、市、县党部都有有分支机构，以党政机关、文化团体和大中学校为活动重点，特务活动遍及全国。他们网络党羽、特务的手段和对中国共产党的破坏活动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捕风捉影，乱抓乱捕，制造了许多冤狱。

中统局特务组织的原始机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的党务调查科，它成立于1928年2月。在1928年—1931年这段时间内，陈立夫、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徐恩曾先后担任调查科主任一职。

1930年徐恩曾继任后，开始了他对中统特务系统长达15年的直接领导，直到1945年2月，蒋介石突然下手令，免去他“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由叶秀峰继任。调查科最初分设采访、整理两个股，各设总干事一人，下设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

1930年夏为了加强对付共产党的力量，调查科内又增设了一个“特务组”，除一般特务活动仍由采访股负责外，举凡对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密谋策划以及被认为属于最机密的情报搜集、破坏指导统由该组负责。该组的负责人由调查科采访股的得力干事顾建中担任。

1930年夏，该科也增设了一个“言文组”，其任务是负责搜集各省市的报章杂志、各种进步刊物以及国外的华文刊物，分门别类加以剪贴，逐日送科主任转部长参阅。该组由整理股干事刘清源负责。

1932年秘密成立“特工总部”，地点设在南京道署街今瞻园路132号瞻园内。该部迄1938年撤销之时止，前后共七年时间。特工总部是一个完全秘密的组织。它成立后即在各省、市、县和国民党特别党部内陆续建立了下属机构“特务室”，在上海、南京等重要地方还设立了秘密“行动区”。

1934年，蒋介石为统一特务组织，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内设立调查统计局（这与后来以戴笠为首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两码事），以贺耀祖为局长，陈立夫为副局长，下设3个处：一处为党务处，徐恩曾任处长；二处为军警处，戴笠任处长；三处为邮电检查处，丁默任处长。1935年，国民党中央机关扩编，党务调查科改为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调查科和党务调查处均设于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内，在二楼西南角两间房子内办公。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于1938年成立，至1947年前后历时9年。在这9年中，其组织之庞杂，人员之众多，罪恶之重大较其他各阶段为甚。中统局开始设于湖北汉口的黄陂路，后迁到重庆储奇门药材公会大楼楼上。

1939年7月始迁到中山二路川东师范。1946年迁到南京道署街（即今瞻园路）。中统局成立后，原特工总部宣告结束。

1947年4月中统局改头换面，历称中央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

1949年2月，国民政府党通局划归内政部领导，改称内政部调查局，简称内调局。国民政府败退宝岛台湾后，于1954年10月，又将内调局改组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军统的职能

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国民党政府为维护其独裁统治而设立的特务组织。1938年8月成立。军统前身是“军事委员会密查组”（1927年）、复兴社特务处（1932年4月）、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1937年）。

主要负责人为戴笠。军统局内勤组织有军事情报、党政情报、电讯、警务、惩戒、训练和策反等八处、六室、一所；外勤组织在各在城市设“区”，在各省设“站”，在一些重要城市“特别班”。其基本组织为“组”及直属情报人员。

当年“军统局”特务，专门以监视、逮捕、绑架和暗杀等手段，进行反共活动。另一方面，军统特务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入沦陷区，制造针对日军的恐怖活动，对打击日本侵略和汉奸，起了一定作用。

1946年戴笠乘坐飞机失事死后，军统局进行改组，其公开特务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任厅长；军统局的正式名称亦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为局长。专责保密防谍工作，确保国家安全。

1949年，军统主要机构撤至台湾。1950年，保密局恢复正式编组，于台北士林芝山岩设立局本部，以持续执行国内保防工作及情报搜集之重责大任，并主导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及台北市工作委员会案等白色恐怖。

1955年，情报机构改制。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专责执行战略预警情报搜集、研整之任务。保防侦查等业务拨归“司法行政部调查局”接管。

1984年发生江南案，当时之情报局长汪希苓亦被捕入狱，情报局再次大改组。1985年7月1日，情报局与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并编成立军事情报局，隶属国防部参谋本部，受参谋总长直接指挥。其总部在台北阳明山下的芝山，设有情报学校训练间谍，军方内部称该处为山竹营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