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宏宇
抓特务、狗特务、他是特务……这些说法，对于稍年长些的（四十岁以上）人士来讲，不说“耳熟能详”，也肯定不陌生。
我们小时候（四十多年前），一听“特务”俩字儿，脑子里马上就蹦出另外俩字儿——坏蛋！再是仨字儿——搞破坏！然后就是《秘密图纸》、《徐秋影案件》、《羊城暗哨》等经典老电影里不穿制服的“敌人“的形象。
对么？小时候的以为、认知，跟“实际”有没有不同？有多不同？
（一）普遍认识中的“特务”是何意思？
我们小时候对于“特务”二字的认知，是从当时及至之前几十年的“普遍认识”来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不甘心失败的敌对势力（主要指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以阴暗的方式施行或试图施行各种破坏活动，被比较概念化（也可以说“笼统”）地称为“特务活动”，其执行人，即敌对势力的暗藏人员，被俗称为“特务”。推而广之，一切与敌对势力沾边儿的搞破坏的人，也就被俗称为了“特务”。再推而广之，就有了“特务嫌疑分子”即被怀疑可能是“特务”的人，简称“特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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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就便是在把“特务”用作“指代名词”的那个时代，敌对势力的暗藏人员，官方的称谓，也不是俗称的“特务”，而是“敌特”，敌人那边的特务。
知道“敌特”二字的时候，隐约想：那么，特务，就不是“贬义词”，“敌特”才是！
继而想：既有“敌特”，就也该有”我特”，亦即：特务，是“中性”的，敌我都有。
多亏这想法只流露给了最亲近的长辈，得到“别瞎说”的严厉警告，于是只好“烂在肚子里”。连同“特务”和“间谍”有什么区别的疑问一起，烂在肚子里，自行消化。
获知“间谍”二字，是在“敌特”之前。确切说，所知道的，是四个字——苏修间谍。具体不说了，不然有“炒冷饭”之嫌。但想来，年龄差不多的人，大抵都是从那四个字离析出“间谍”二字的。于是就认为，间谍，专指大鼻子外国人，特务，是中国人。
现在看起来很可笑是吧。可四十多年前，就是这么认为的。四十多年前，很多人，包括“大人”，相关认知，也差不多少。甚至，直到今天……至少，一说“特务”，很多人还是会马上反应出“敌人”、坏蛋、搞破坏的，等等。总归，指的是一类人，那一类人！
延伸地，往前，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中也有“特务”，看管张学良将军的那些人，也是“特务”，蒋介石“下野”后围在他前后左右的不穿制服的那些人，都是“特务”。
（二）“特务”的本意
特务，作为“名词”，本来意思，是“特殊任务”、“特别事务”，用以形容“事情”也可以说是“事务类型”，而不是指代人、某类人，而且是“中性”的，既不“褒”也不“贬”。
举例：在并不远的过去，曾家喻户晓的“红色娘子军”，其“原型”的那支革命队伍，全称应该是“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娘子军特务连”——特务连！特务、连！
有部军旅小说，就叫做《特务连》，讲的是咱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队伍，是“特战”部队的前身。事实上，叫做“特务连”的队伍，在我军中，肯定不止一支，甚至可能有不少，其中“特务”的含义，是对“特战”的形式、手段、使命的“通称”。
说回“红色娘子军”，也是“特务连”。“特务”二字是什么含义，怎么体现？
这支队伍，是在海南岛组建的，其战斗成员，均为当地年轻、较年轻女性，其中很大部分是黎族。由于历史原因，海南岛的女性，特别是黎族（非汉族）女性，受到的精神和肉体压迫，要更甚于“大陆”很多地方，社会地位极低，可以说“苦大仇深”。
也是由于历史原因，海南岛的女性，传统上承担的“生存劳动量”，跟男性的差异较小；说白了，就是那地方的女子跟男子在“生存能力”上“差距”不很大，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优势；但由于社会地位极低，她们被普遍认为愚昧、软弱，甚至都不算是“人”，或者说，被认为不具威胁性。
苦大仇深会焕发坚决的革命意志；生存能力强会演变成强悍战力；不被“重视”就等于隐蔽性强……于是，她们被组织起来，接受革命教育和军事训练，很快成长，变成对敌人来讲出其不意的“奇兵”，在海南岛的红色土地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特别的积极作用。
由“红色娘子军”的例子，大致可以这样解释“特务”的含义：非常规的、较隐蔽的、侧面为主正面为辅的，军事任务及密切相关的政治任务。
广义的军事领域中，特务，还包括情报的获取、甄别、分析，针对较个别的特定“目标”的非常规行动（策反、利用、刺杀……），不管还有什么，“特务”二字所指的，都是“事务”而非“人的类别”。
（三）由来已久的“特务”式政治存在
特务，特殊任务、特别事务，以及其执行者，都具有“非常规”、“超常规”的属性，在军事领域，是普遍而“合理”甚至是“必须”的存在。其根本因由，很简单——军事行动，本身，就是非常规、超常规的；至少，对于任何组织、国家来讲，都不会或说不应该是“常规”的、“固然”的。
当然，因为军事的“力量存在”是国家、组织的“安全必须”，军事领域中，无论“战时”还是“平时”，特务，作为其中“元素”，有一并“持续”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事实上，作为“事务”、“任务”，“特务”跟军事力量的“成熟”同步产生并一直“共存”。
在我国，可以寻到“踪迹”的“特务”，最早是在三千多年前的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据说，中国“特务”的“鼻祖”是周朝的开国功臣姜子牙。
（姜子牙）
出于“安全”需要，“特务”及其执行机构、人员，一直都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随着集权制度的贯行、延续，逐渐从单纯“军事”领域向政治各方面渗透，并随之扩大、专门，形成“非常规”、“超常规”机制——从汉朝的“绣衣御史”，到唐朝（武周）五花八门的各种“卫”，再到明朝初年的“检校”、锦衣卫，凌驾于“法”之上的“超常规”的“特务”，以“政治组成”的形式，发展到了“成祸”，以至于明太祖朱元璋只能用“罢锦衣卫”的“皇命”才能实现“约束”；他儿子永乐皇帝，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复起”锦衣卫，继而，为防其膨胀、祸害，很带临时性地设立了更加“超常规”的“辑事厂”，以监督、制约锦衣卫。这个临时性机构，后来成了“常设”，却一直没有正式名称，因“督府”设于紫禁城东侧偏北大约一公里处，被不正规地称为“皇城冻辑事厂”，就是后来比锦衣卫更加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东厂！以毒攻毒、以暴制暴，结果是“变本加厉”，“特务政治”达到“巅峰”！
历史证明，特务及其“人化”，一旦“溢出”其本来“应在”的军事领域的“边界”，就会起反作用，甚至成为“被颠覆”的“蚁穴”！明朝的衰亡就是典型例子。几百年后国民党政权尽失民心，土崩瓦解，也跟其严重的“特务政治”脱不开干系！
（锦衣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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