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显达
冯玉祥曾是蒋氏的结拜大哥。在二人的分分合合、斗斗争争中,冯玉祥因极力保护身边的红色阵营人员,反对蒋氏发动战争,犯了他这个小弟的大忌。
犯了大忌的人,蒋氏是不会轻易放过的。1949年9月1日,冯玉祥莫名其妙在黑海罹难。
听到冯玉祥罹难的噩耗,他身边的红色卧底张公干,长跪地上,悲恸大哭,只为报答先生当年的救命之恩。
从安徽宿县鹤山乡张圩子村走出去的张公干,因机缘巧合,投军到了冯玉祥的部队,身材魁梧、机警干练的他,很快成了冯玉祥器重的随从副官。
在蒋氏紧盯西北军的“赤化分子”的时候,冯玉祥于1939年当着周公的面,问自己身边有没有我方安插的人员。他得知张公干是我方安插的人员后,反而很高兴,说以后可以放心使用了。
眼看着张公干成了冯玉祥手下的大红人,进进出出,受人羡慕,原先那些老随从看不惯了,动了坏心思,假传冯玉祥的“圣旨”,把张公干挤走了。
1932年4月,冯玉祥因不满蒋氏的消极抗日,与其争吵了起来。受到围攻的冯玉祥一气之下,上了泰山隐居读书,以静制动,看看蒋氏能出什么幺蛾子。
有一天,张公干下山买了一些过新年的物品,回到五贤祠,负责传令的老随从刘纯德气呼呼地对他说,上边正在追查1931年抗日同盟军那档子事,先生叫你马上离开泰山,找个地方躲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在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冯玉祥曾经一度产生与我方联合抗日的想法。张公干受组织委托,在两边来来回回秘密联系,戴笠派到冯玉祥部队的耳目一直在秘查他的身份。
听老随从这么一说,张公干一下子明白了,既然是先生的决定,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叫走就走,不要再给先生添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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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风之中,张公干背着包裹,踏着厚厚的积雪,急匆匆地下山了。
由于特务的盯梢,张公干一路上东躲西藏,好不容易来到西安寻找组织。没想到,在西安却被特务抓进了大牢。
张公干到了西安后,很快与组织接上了头。特派员江旭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让他抓紧联系原西北军校的同学,秘密在西北军开展“兵运”工作,以配合陕南红25军、陕北红26军在西安搞暴动。
【晚年张公干】
接受任务后,张公干立马行动起来。他在西安城里找了一个位置比较偏僻的小饭馆,安排自己人曹赢州当老板,线上的人都来这里接头碰面,商谈事情。
有一天,张公干来到这个秘密联络点,刚一进门,便发觉曹赢州的神色有点不对劲。曹赢州看到张公干进来,也是有点紧张,连忙使了个眼色,示意这里已被特务盯上了,赶忙走开。
这个联络点是张公干精心挑选的,怎么这么快就暴露了?还没来得及细想,张公干准备转身离开,却被隐蔽在街旁的特务一哄而上,摁倒在地,五花大绑捆了起来。
进了看守所,特务们拿出一封信,询问江旭的情况,想顺藤摸瓜抓人。张公干一看,明白了怎么回事。原来是江旭搞地下工作,斗争经验不足,给小饭馆寄信约张公干会面,半道上这封信被特务截获,并不动声色地隐蔽街旁,守株待兔,来抓接头的人。
见此情形,张公干来了一招“将计就计”,故意把小个子说成大个子,胖的说成瘦的,河南人说成山西人,以此迷惑特务,掩护自己人脱身。
6个特务押着张公干前去与江旭会面。在杨虎城营房不远处的飞机场,江旭穿着西北军的军装,骑着一辆自行车,按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来找张公干会面,远远看到他后面跟着6个人,便觉着不大对劲,可能有情况。
看样子会不成面了,江旭也就若无其事地从他们身边骑了过去,拐向了西北军的军营。
正在这时候,有一个骑马的出现在飞机场外,张公干突然一个箭步,挥舞着手势,向他跑去。特务们赶忙追了上去,问张公干,你跑什么?
张公干说道,我看见江旭了。那个骑马的人看到一群人向他跑来,也慌了神,赶忙向马身上抽了一鞭子,跑了。
没抓到江旭,也没找到什么证据,张公干又被特务们带了回去,关押在看守所的小黑屋里。
这个小黑屋,只有6平方米这么大,没有窗户,里面放着一张床、一个马桶、一张桌子。
在这个小黑屋子,张公干住了2个多月。其间,换了3个人。这些人一进来,就给张公干讲自己在红25军或红26军的革命故事,说得有鼻子有眼,并问张公干是干什么的,是为啥事被关在这里。
由于这些人身份不明,张公干也是守口如瓶,总用着同一套说辞,与他们敷衍着。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告诉他,这可能是特务们设的圈套,是在套他的话。
有一次,一个看守闲着没事,便和张公干聊了起来。这个看守在西北军当过兵,听说张公干在西北军校上过学,对他的处境很同情。经过多次聊天,张公干摸清了那个看守的思想状况和身份底细,便委托他向外捎封信。
张公干在信中写道,我在西安病重,请二哥速请名医诊治。信封上写山东泰安五贤祠周茂藩收。这里的“二哥”是张公干的一个暗语,“二哥”特指冯玉祥。
得知张公干在西安病重,冯玉祥一看信封的地址,便明白了咋回事。他思来想去,连夜写了三封信,让周茂藩带信前来西安营救张公干。这三封信,一封写给杨虎城的参谋长李兴中,一封写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一封写给省银行行长李维成。
【邵力子】
当时,在西安附近驻防的是杨虎城的17路军,杨虎城的参谋长、陕西主席亲自出面捞人,面子也还是要给的。
再者,李维成又拿出大把大把的票子,配合李兴中和邵力子二人的面子,那些关押张公干的特务们也捞到了不少票子,也就以查无实据之名,偷偷把人放了。
张公干获释后,冯玉祥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诗曰:“我思公干,品行极好;我思公干,回来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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