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南海丰泽园毛主席旧居在内部开放。家乡有亲友来，我曾带领他们参观过几次；至今还不能忘的景象，是毛主席卧室里的“年年岁岁一床书”。那时参观的人少，毛主席藏书室制作精良的矮书柜，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多年后，有几种回忆毛主席读书、批注书的书出版，我都买来读了。
毛主席一生酷爱读书，博览群书。20世纪60年代，他和彭真等人谈起袁枚的《黄生借书说》以及古人“书非借不能读”的读书经验。毛主席自己，也曾借书读，故感同身受。1958年，他有一封给田家英的信，是让田到故宫给他借草书字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毛主席借书，还以商量的口气，且知道是借贵重文物，让开明细。
在丰泽园听到毛主席谈袁枚后，彭真就告诉邓拓，让邓写文章谈谈袁枚这篇文章。于是，1961年1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邓拓署名的《从借书谈起》，文章仍然是《燕山夜话》风格，文字朴素，逻辑严密，既提倡读书，又说明一个道理：“占用得多不等于利用得多，事实往往相反，许多几乎一无所有的人常是用心最勤的人。”
与邓文同时刊发的，还有校注标点后的袁枚原文及白话翻译。我写这篇文章时，并没有从图书馆查这天的报纸。为什么我会知道当天还同时刊发了袁枚的原文呢？我是从《陈垣来往书信集》知道的。原来，时任北师大校长的历史学家陈垣当天读到邓拓的文章后，当即就给邓写了一封信：
“邓拓同志：阅今天《人民日报》大作《从借书谈起》，甚有趣。报纸能多载此等短文，可以省时省纸，对读者大有利益。惟所附袁枚原文，句逗有误，因之译意亦误。‘故有所览辄省记’，省记犹言记得。‘通籍后俸去书来’，言通籍后有俸可以买书。中了进士，通籍于朝，谓之通籍。这是小小错误，值得更正否，请酌。又译意注言‘《四库全书》馆编书十六万八千余册’，亦有问题。据我所知，《四库全书》原有七部，每部三万六千余册。今藏北京图书馆者系文津阁本，凡三万六千二百七十七册。专此，即致 敬礼！陈垣 一月廿三日。”
陈垣当时不会知道邓拓写这篇文章的背景，但他看到报纸刊登古文，心里高兴，以为是报纸借此普及古典文学。因为20世纪60年代纸张缺乏，我们看那时候出版的古籍，有的是发蓝的土纸，有的书，一册之中要用几种不同颜色的纸，好像是人穿着补丁衣服。陈垣大概以为，报纸动向是像“活页文选”一样普及古典，“省时省纸”。了解1961年我国的经济状况，才能明白陈垣说的话。作为著名历史学家，他借机把《四库全书》共有多少册也讲清楚了，而且是权威的讲解。
清代乾隆年间大才子袁枚的一篇文章，毛主席随意谈起，彭真向邓拓转述，邓拓即写文章；文章发表，著名的历史学家读到了，专门写信指出报纸刊出的袁枚原文在标点等方面的小瑕疵。文化中国，一篇短小的文章就引出这样一串美丽的故事。我辈后学，又找出袁枚著作的几种版本，比较各家标点注释，全面了解一段读书佳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袁枚和蒋士铨、赵翼是乾隆朝的三大家，蒋赵排座次，举袁为第一。袁在世时就享有大名，他的生活方式和对待生活的态度，更是士林热议的话题。他不到四十岁就辞官，活了八十多岁。他还著有《随园食单》，记述他的饮食、烹饪心得。辞官后，远仕途之险境，无案牍之劳形，造园莳花，吟诗填词，品茶斗酒。他的生命，一半读书做官，一半享受生活的艺术，艺术地享受生活，像他这样福分大的人，世间少有。因此，桐城派领袖姚鼐给他写的墓志铭说：“君仕虽不显，而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水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意思是，袁枚的官虽没做大，但他享的福，人世间少有，谁也比不了。
回头说《黄生借书说》。袁枚趁他的学生向他借书，想起他过去向一藏书多的大户人家借书而遭拒的往事，是回忆他的伤心事。同时，他启发学生“书非借不能读”，指出皇家和财主家藏书虽多，真正读书的人却少。借的书，因要限期还给书主，则“借者之用心专”。这篇文章在《小仓山房诗文集》里不算是上等的作品，但因有六十年前的一段故事，它的普及率可能是最高的。
我们在青少年阶段，都有过借书的经历。有时，因大家都想读的书仅有一本，喜欢读的同学像击鼓传花一样，快速阅读，快活无比。我还记得，我有时借他人的书还包书皮儿，怕把人家的书弄脏；有个女同事，向我借了沈祖棻的《宋词赏析》，还我时用画报的铜版纸包了个书皮儿。她包的书皮儿，在书的边缘叠成四个小三角，很是精致！这个小三角的叠法，我至今都没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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