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伦敦、巴黎这样的大都会被视为“全球化”城市的典范，历史学家们兴奋地从中窥伺帝国主义在世界其他角落运作的秘密。然而在科英布拉（Coimbra），一座人口不过十一万的葡萄牙小城也隐隐约约投射出帝国的阴影。在丰富而流动的全球语境里，本土精英们依照自己的想象和经验，挪用殖民地的物产、文化符号、知识、植物，部署现代化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策略，在远离海港的小城打造他们心目中的一处处景观：有微缩殖民帝国图景的主题公园，有种植“热带”和“东方”植物的温室花园，还有拣选记忆的博物馆。今天，这些“日常化”的公共服务设施很少成为旅客的首选，因为它们是相当晚近的发明，远不如幸存下来的名胜古迹富有魅力。但在当时，在一个图像与经验无法以光速在互联网中快速传播的年代，这些场所成为了帝国腹地凝视海外的剧场，来自异域的景观让那些城市深处的人们拥有了一种帝国的幻象。
《卢济塔尼亚，科英布拉城的景色》，由Frans Hogenberg在1598年左右绘画，并由Georg Braun（1541-1622）在《Civitates Orbis Terrarum》第五卷（1598）中出版。标题之原始拉丁文为：Illustris civitatis Comimbriae in Lusitania ad flumen Illundam effigies.
地理、行政区划与经验中的科英布拉
地理上看，葡萄牙地势北高南低，山地、丘陵广布。其北部属于伊比利亚半岛中部的梅塞塔高原（Meseta Central）的一部分；中部亦为山区，平均海拔八百米以上，有着葡萄牙境内最高耸的山脉——埃斯特雷拉山脉（Serra de Estrela）；南部和西部分别为丘陵和沿海平原。西南部最大的特茹河（Tejo）汇入大西洋，形成了冲积平原，北部的多罗河（Douro）有着类似的情况，人口高度集中在这两个河流冲积形成的平原地带，葡萄牙最大的两座城市里斯本（Lisboa）与波尔图（Porto）分别坐落在这两条河流的入海口。蒙德古河（Mondego）不如上述两条河大，但它作为中部最重要的河流构成了彼时东西交通的一条重要通道，科英布拉城就坐落于蒙德古河冲出的河谷地带，在群山的隘口之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中部最重要的枢纽。纬度上科英布拉与天津接近，但气候更加温和，属典型的地中海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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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谷歌地图上看葡萄牙的地形
行政上，以“Coimbra”为名的行政单位主要有两级。一般来说，葡萄牙的行政区划分三级：“区”（distrito）/“自治区”（região autónoma）级别最高；其次是“市”（município 或 concelho），中文也有翻译为“市政区”；最基层是“堂区”（freguesia），“堂区”这个译词尤其能展现葡萄牙行政区划制度的世俗化历史。在葡萄牙，天主教会在长久以来一直在基层发挥着组织者的功能，后来的行政区划划分也很大程度上继承于天主教的教区划分，“堂区”一词就是受到了教会的影响。
河对岸的科英布拉老城区，摄于2022年10月4日
目前，葡萄牙存在一个科英布拉区（Distrito de Coimbra），位于中部，下分19个市（município），其首府为科英布拉市（município de Coimbra）。而科英布拉市又由18堂区构成。这18个堂区中又有一个被称为科英布拉堂区，官方全名为科英布拉堂区联合体（União das Freguesias de Coimbra），它由“Sé Nova”“Santa Cruz” “Almedina”“São Bartolomeu”四个老“堂区”构成。这几个老堂区共同构成了科英布拉的老城区，全部在河的东北岸。根据葡萄牙国家统计局（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tística Portugal）统计，2021年科英布拉城区内有115670名居民，人口排名葡萄牙第八。这里坐落着葡萄牙最古老的大学科英布拉大学（Universidade de Coimbra），圣十字修道院（Mosteiro de Santa Cruz）则埋葬着葡萄牙王国的首位国王阿方索一世（Afonso Henriques），因而科英布拉被认为是葡萄牙重要的文化中心。
《西班牙和葡萄牙：旅行者手册》（Spain and Portugal: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1901）的插图，本书作者为Karl Baedeker，图示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科英布拉城。
比起行政制度的界限分明，经验中的城市，边界是模糊的。即便现代城市规划尝试圈定空间、设置功能，在一种相当自然的状态下，富有活力的人、信息和产品仍然会黏着、交织、扩散，构成一个缠绕的网络。本文所述说的“科英布拉城”不是行政上的概念，也非地理上的一块区域，相反，它是一个由不同主体经验和想象所充斥着的生机勃勃的空间（Space），是许多地方（Places）的集合。穿梭在其中，令人不断想到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笔下的那些“看不见的城市”。在这部小说里，卡尔维诺借用马可波罗之口描绘出一个个天马行空的城市。听着离奇知识的皇帝问道如何才能抵达这些城市，马可波罗说“只要听到人群中两人相遇时的对话，那么，从那里出发，我相信可以点点滴滴拼砌成一个完美的城市”。那些城市存在在对话里，在记忆里，在个人和群体的想象里。而在19世纪末以后，现代化的国家、资本与技术足以将那些远在天边的奇异景观铺展在皇帝眼前。主题公园、植物园和博物馆，这些看起来与中世纪景观格格不入的场所就这样横空出世。
“小人国”主题公园
首先要提到的是“葡萄牙小人国”（Portugal dos Pequenitos），它以葡萄牙殖民地及葡萄牙国内名胜的微缩景观为卖点，是科英布拉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小人国始建于1938年，由政治家Bissaya Barreto（1886-1974）发起、建筑师Cassiano Branco（1897-1970）设计，于1940年6月8日落成，随后小人国进行了一系列扩建。整个主题公园的建设可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1938年至1940年间，此阶段主要修建的是房屋区（casas regionais），该区域汇集葡萄牙各个地域最具代表性的房屋风格；第二阶段，即40年代，整合了名胜区（área monumental），该区域有着葡萄牙国内最著名建筑的微缩模型；第三阶段海外区（Além Mar）于1950年代末完成，这一区域由一个个以国家为单位的展览馆构成，旨在展示葡萄牙海外省（Províncias ultramarinas）的风土人情。以上所述三个区域就是小人国的三个主题板块，整个园区面积非常小，游览时长大概在一个小时。小人国呈规则的矩形，区域层层深入，最外层是海外区，其次是名胜区，最后是房屋区。本文关注的是海外区。
“小人国”官网的园区地图，/
进入城堡状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主题公园创始人Bissaya Barreto教授的铜像，11个展馆分布在这一区域，它们是：莫桑比克馆、印度馆、帝汶馆、澳门馆、亚速尔馆、马德拉馆、佛得角馆、巴西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馆、安哥拉馆、几内亚-比绍馆，中间的一座教堂状建筑名称为“传教礼拜堂”（Capela das missões），每一个展馆造型各异，建筑原型来自当地的文化元素，但并不准确，可见设计师并无意图绝对还原当地的建筑特色，而是杂糅了来自他们自身对这些殖民地的想象。
澳门馆正面，摄于2022年11月3日
以澳门馆为例，其建筑风格似乎“粘合”了东南亚和中式元素。建筑后面有一栋中式佛塔样的建筑，以及一尊东望洋灯塔的微缩模型。小人国的展览馆大体都是如此装潢，建筑外部有着粗放且失真的强烈风格化的样貌，内部空间极小，且装修不算精致，陈列着代表当地特色的展览品，主要介绍的是当地的自然资源，例如矿产、作物、动物等等，有些展馆也展示当地原始的生产工具。遗憾的是，印度和帝汶两个展馆都没有开放，透过门缝可以看见它们内部在进行装修。在众展览馆的中心是一座名为“传教礼拜堂”的微缩建筑。实际上，如果鸟瞰，可以看到亚速尔馆和马德拉馆以及区域尽头的葡萄牙航海地图共同构成了一个十字形状，水池象征着海洋。亚速尔馆和马德拉馆的风格是葡式的，亚速尔群岛与马德拉群岛目前均为自治区，属葡萄牙行政区划中最高一级，也是仅存的海外自治区，它们曾是葡萄牙人在大西洋率先殖民的两座岛屿。
巴西馆，摄于2022年11月3日。上面写着：“巴西在16世纪被葡萄牙人发现，葡萄牙与巴西是分离的姐妹”。
亚速尔馆特别介绍了当地的茶叶种植，并介绍了茶叶的输入线路。据介绍亚速尔茶叶种植的起始于1820年，种子来自于巴西。在1870年代，在圣米格尔农业促进协会（Sociedade Promotora de Agricultura Micaelense）的邀请下，两位中国的茶叶大师Lau-a-Pen和Lau-a-Teng将黑茶（chá preto）和绿茶（chá verde）的种子带入亚速尔群岛，其技艺延续至今,亚速尔群岛的圣米格尔岛是欧洲唯一的茶叶生产地。这里所谓的黑茶其实就是中国的红茶，即全发酵茶。遗憾的是，笔者尚未找到两位中国人的资料。
圣米格尔岛当时最主要的农产品为橙子，出口的主要国家为英国。然而1860年代，植物病侵袭导致橙子产量下降，为寻找替代方案诸多农产品在这一时期被引进、改良和产业化，茶叶是其中之一。该岛的茶叶生产是在大约 1820年由出生在圣米格尔岛的亚速尔群岛人Jacinto Leite引入。当时，Jacinto在巴西担任国王若昂四世（D. João VI, 1767-1826）王家卫队指挥官（彼时葡王室在巴西），并决定使用他从里约热内卢带来的种子在圣米格尔建立第一个茶园。茶叶种子经由亚洲跨越美洲最终抵达亚速尔群岛，成为当地的重要产业，这本身就体现了作为产品的作物在全球市场的流通，以及资本主义在其中产生的作用，帝国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至于这些记忆最终被收纳入主题公园的展馆，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确证被保存下来。而这些茶叶也扎根在大西洋的岛屿上，长久改变了当地的自然景观。
海外区以一幅巨大的航海地图结束，上面画着葡萄牙人历史上的航海探索线路，及其海外领土。小人国主题公园是1940年落成的，就在7年前，1933年，《殖民法案》（Acto Colonial）生效，该法案宣称葡萄牙作为基督教欧洲国家，“拥有海外领土、并使之文明化和殖民化的历史和基本功能”（função histórica e essencial de possuir, civilizar e colonizar domínios ultramarinos），其海外领土合称为葡萄牙殖民帝国（Império Colonial Português）。另一个背景则直接与该主题公园的创始人相关，那就是独裁者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 1889-1970）及其领导下的新国家政府（Nova Estado）的上台。
主题公园的创始人Bissaya Barreto在1926年国民革命政变后加入了法西斯性质政党民族联盟（União Nacional）并成为萨拉查的追随者。萨拉查曾在科英布拉大学任职经济学教授，与Bissaya Barreto是同事（Bissaya Barreto是医学教授），两人皆有巨大的政治热情，成为朋友。随着萨拉查大权在握，Bissaya Barreto也逐步登上政治舞台，一度成为葡萄牙中部的地方大员。由于其医学背景，Bissaya Barreto在公共卫生领域非常活跃，推进了本国卫生医疗设施及行业的现代化。1958年以来，Bissaya Barreto以自己的名字建立基金会，即比萨亚·巴雷托基金会（Fundação Bissaya Barreto），该基金会运营着大量社会机构，在今天仍包括七家幼儿园、一所中学、一所高等教育院校，一些医疗机构以及文化机构，“小人国”位列其中。
这幅巨型地图显示着葡萄牙帝国的版图和海上探索的线路，摄于2022年11月3日
主题公园的设计师Cassiano Viriato Branco（1897-1970）则是20世纪初葡萄牙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之一，他以现代主义风格见长。而这种现代风格正是标榜“新”的萨拉查政权所推崇的，在传统主义建筑林立的葡萄牙，Cassiano Viriato Branco得以在一些例如Bissaya Barreto这样的政治精英的支持下，开展浩大的现代建筑工程。
由此看来，作为“主题公园”的小人国是现代化的产物，更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这个封闭的娱乐公共设施，挤满了来自葡萄牙本土的微缩景观和来自“海外省”的风土人情。要想建设这样一座主题公园，要有雄厚的资金、项目管理方法、建筑技术，有当地的物产和图像，有海外的知识和经验。只有现代化的金融、管理、传媒、建筑、知识和交通网络一同作用才能确保这样一个工程能够实现。另一方面，这个娱乐设施又要有市场，有愿意消费它并且有购买力的游客。这么来看，作为公共服务设施的“主题公园”几乎只可能是工业化的产物。但它又不单纯是经济产品，它同时还是文化产品。这些复制景观被聚集在一起是有意为之，它们被挑选，被划分在不同的区域，被以不同的位置排列、组合、打散，每一个展馆融合了特定的要素、符号，被展示的内容也同样是层层筛选。这些设计都是有意义的。海外殖民地的物产和资源越是丰富，就暗示着帝国的统治越有价值，被展览的工具越是初级，就越证明了葡萄牙的文明。但无论是建造它的人、设计它的人还是参观它的人，都鲜有真正的在地经验，他们凭借流动的知识和经验打造出印象里的东方。处在帝国腹地的中产阶级消费着帝国主义带来的奇观，他们上缴的税收又持续供养着帝国的统治机器，而这样的大型工程又为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科英布拉大学植物园
科英布拉大学植物园（Jardim Botânico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位于大学科技学院生命科学系旁边，尽管是冬季，那里仍然展现出一种与季节不太相符的葱郁。走下高耸的大台阶，然后右转，就可以看到古罗马高大的水渠，穿过它巨大的桥洞，就抵达了植物园。
植物园侧的古罗马水渠，摄于2022年11月9日
植物园占地13.5公顷，并建有一个温室，在其中尤以热带植物居多。科英布拉最早的植物园是在1731年由Jacob de Castro Sarmento（1690-1762）以伦敦的切尔西药用植物园（Chelsea Physic Garden）为基础被尝试建立。Jacob出生于布拉干萨，父母都是新基督徒（cristãos-novos）。他的父亲和兄弟都被埃武拉的宗教裁判所（Inquisição）判决为犹太教徒，财产被没收。但Jacob本人还是在科英布拉大学学习医学并毕业。但在1721年，由于葡萄牙当时的反犹太浪潮，Jacob逃亡英国伦敦。在英国，Jacob以在当地的犹太社群中行医为生，他出色的医术得到了王家内科医师学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的认可，并最终在1730年成为王家学会会员。后来他还得到了阿伯丁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成为英国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犹太人。在此期间，他用葡语出版了大量医学著作，甚至还包括一些前沿科学知识的译介，例如对牛顿力学和天花接种法的介绍。而就在1730年，获得显赫身份的Jacob依靠其人际关系与葡萄牙贵族阿莱格里特侯爵（Marquês de Alegrete）搭线，向葡萄牙王家历史学院（Academia Real da História Portuguesa）提议利用切尔西药用植物园的种子在科英布拉修建一个类似的植物园。这一尝试应该是落实了，但成果规模并不像今天的植物园这么大。根据官方的介绍，今天所能看见的植物园是在庞巴尔侯爵（Marquês de Pombal，1699-1782）的推动下始建于1772年。
植物园地图，摄于2022年11月9日
庞巴尔侯爵是葡萄牙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于若瑟一世统治时期（D. José I , 1750-1777）担任国务大臣（Secretário），成为实际的掌权人物。庞巴尔侯爵在任期间依据启蒙思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针对大学的改革，而科英布拉大学就是改革的前沿阵地。改革的主要趋势是世俗化，措施包括引进欧洲最新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并配备最新的研究设施。这一举措也与王权集中的政治背景相关，当时大学掌握在耶稣会和各类教会势力手中，但随着1759年庞巴尔侯爵开始肃清耶稣会，教会的势力有所收缩。在大学，取而代之的是对自然科学的推崇。1772年庞巴尔侯爵正式下令在科英布拉大学推行改革（实际上庞巴尔侯爵曾在该大学学习法律），此期科英布拉大学引进意大利学者Giovanni Dalla Bella教授物理学，并建立了数学和自然哲学学院。化学实验室、天文台、大学出版社、自然历史博物馆都是在这一时期陆续建立的。1772年同样被任命为教授的还有另一位意大利学者Domenico Agostino Vandelli（1735-1816），他在科英布拉大学教授自然历史和化学。
Vandelli就是植物园的首位负责人。他在帕多瓦大学（Universidade de Pádua）获得博士学位，1764年受聘于庞巴尔侯爵创建的贵族学院（Colégio dos Nobres）教授化学，1768年Vandelli参与主导创建了位于里斯本的阿茹达植物园（Jardim Botânico da Ajuda），然后在1772年，被任命至科英布拉大学继续其工作。Vandelli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博物学者（Naturalista），在那个学科尚未清晰划分的时代，他和其他学者一样热衷收集动植物样本，在多个领域都有着一定的建树。Vandelli在科英布拉大学期间培养了一批学者，并指导他的学生们在葡萄牙海外帝国进行了一系列实地考察，这些考察被称为“哲学考察”（expedições filosóficas portuguesas），因为参与者都在18世纪末参加了科英布拉大学的哲学课程（curso de Filosofia）。Alexandre Rodrigues Ferreira （1756‑1815）前往了巴西，Joaquim José da Silva前往安哥拉，Manuel Galvão da Silva前往果阿和莫桑比克，João da Silva Feijó去了佛得角。这次考察完全由王室出资，并受到海军及海外部大臣（Secretário de Estado dos Negócios da Marinha e Ultramar）Martinho de Melo e Castro的直接监督。学者们不仅进行学术考察，还在当地的殖民机构活动，乃至担任职位。Vandelli最初设计的植物园方案并没有得到庞巴尔侯爵的青睐，因为花费过高，只得采用一个折中的更为经济的建设方案。
植物园一景，摄于2022年11月9日
Avelar Brotero（1744-1828）在1791年接管植物园。他曾在巴黎学习自然历史，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回到葡萄牙，担任科英布拉大学的植物学和农业讲师（lente de Botânica e Agricultura）。在任期间，Brotero重新整饬了植物园，1809年植物园获得了来自当地修会quinta dos Padres Marianos的赠地，进一步扩展了植物园的面积。但在Brotero死后，植物园经营一直不善，缺乏资金和人才，另一方面，大学的植物学科研水平也不断下降。
Júlio Augusto Henriques（1838-1928）扭转了这种颓势，他毕业于科英布拉大学并在本校任教，教授植物学，他的研究兴趣为非洲殖民地的农业作物。在Júlio Henriques的努力下，科英布拉大学建成了一流的农作物试验田，改良后的作物被输送到非洲殖民地安哥拉和圣多美岛。他还投入大量精力重新修葺植物园，积极与欧洲其他植物园建立联系并互相交流植物种子，尤其是此期植物园引进许多澳大利亚的植物。Júlio Henriques还建立了植物标本博物馆，收集大量来自殖民地的植物群。1880年，他创建了学术团体Broterian Society，该植物科学协会以Avelar Brotero的名字命名，旨在收集和保护植物标本，并出版了一份学术期刊《布洛特利亚纳学会公报》（Boletim da Sociedade Broteriana）。当时最重要的作物研究之一就是对金鸡纳树的研究，因为这种植物可以生产对抗疟疾的奎宁。疟疾是葡萄牙帝国领土内亟需应对的疾病之一，在科英布拉大学的温室中，Júlio Henriques尝试研究并寻找一片合适的土地以大量种植金鸡纳树，最后他选择了西非的圣多美岛。Júlio Henriques与当地总督Custódio Miguel de Borja合作在当地展开了考察和试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科英布拉大学植物园成为当时世界一流的植物学研究设施。
除了各类品种的植物，园内最吸睛的莫过于一座钢结构温室，它被称作“大温室”（Estufa Grande）。该设施始建于1856年，是葡萄牙最早的钢结构建筑之一，它的周身被玻璃所覆盖，内部有完善的水循环系统。整个建筑分为三个部分：两侧室分别种植各种兰花和蕨类植物，中央部分是亚热带植物所在的区域，包括有21种食虫植物以及各类水生植物，如巨型睡莲。植物园直到1867年完工。铁结构的建材是在波尔图生产的，然后航运穿过大西洋，沿着蒙德古河而上抵达科英布拉，现场安装。今天所能看到的温室，是2013年翻修后的结果。
大温室，摄于2022年11月9日
18世纪末，雄心勃勃的庞巴尔侯爵目睹了理性主义怎样形塑了欧洲，而彼时的葡萄牙已经沦为二流国家，一间植物园便成为一场浩大改革的产物，它的建立折射着葡萄牙帝国艰难的改革之路。知识分子的跨国网络为植物园输送着经验、种子和人才，庞大的殖民体系则赞助着知识分子的学术考察，帝国与知识就这样互相缠绕、共谋。
马查多德卡斯特罗国家博物馆
马查多德卡斯特罗国家博物馆（Museu Nacional de Machado de Castro）位于科英布拉大学校园附近，它最早于1913年向公众开放。该博物馆使用的是前科英布拉主教宫殿（antigo Paço Episcopal de Coimbra），而就在地底，发现有罗马时期的市政广场。博物馆以葡萄牙著名雕塑艺术家Machado de Castro命名，博物馆本身也收藏有大量艺术品，包括一些东方藏品（As coleções orientais）。
博物馆外景，摄于2022年11月18日
根据介绍，该博物馆的“东方藏品”主要来自于Camilo Pessanha（1967-1926）和Manuel leixeira Gomes（1860-1941）。Camilo Pessanha是葡萄牙著名的诗人、作家，毕业于科英布拉大学，并于1894年移居澳门，并曾在当地的葡语公立学校澳门利陪中学（Liceu de Macau）教书。1926年死于吸食鸦片和肺结核。Manuel leixeira Gomes在1923年10月6日到1925年12月11日期间担任葡萄牙共和国第七任总统，是政治家、作家，他的父亲是大商人。年轻时Gomes为家族产业奔走世界各地，后来从政，成为第一共和国诸多短命的总统之一。在政坛失利、无力稳定局势的情况下，Gomes辞职远走他乡，后再未回到葡萄牙。
在所有东方藏品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一件屏风（Bombio）。据介绍，这个屏风是康熙年间（1662-1722）制造，但没有更细节的信息，只说是由中国官府制造（produzido por uma oficina chinesa），最近由一位葡萄牙建筑师Bernardo d'Orey Manoel捐献给博物馆。这个屏风的有趣之处在于它顶部的雕花是“双头鹰”，而画面中的建筑和山川是中式风格，人物却是欧洲人；它描绘了喷泉，却有人在里面游泳；仔细看人物手中的枪，是细细一条黑线；还可以看到西洋乐器，如小提琴和竖琴；还有为主人打伞的佣人，得见很多有趣的形象。或许这件藏品本身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历史，但它的确是中国出口到海外的艺术品之一，并最终流落在小城的博物馆内。
屏风，摄于2022年11月18日
此外，这座博物馆里还有关于瓷器艺术的专题展览，其中既有本地产的瓷器，也有来自中国的外销瓷器。据介绍，葡萄牙最初的白底蓝花瓷艺产品大约生产于1560年，是居住在里斯本的弗莱芒居民所打造的珐琅（faiança），这些产品被称为“louça malagueira”。
生产于里斯本的珐琅盘，摄于2022年11月18日
葡萄牙的珐琅产业在17世纪达到高峰，1620年葡萄牙有28个窑（forno）和76位画师（pintores）。此期出现大量仿青花瓷产品，因时值1640年代葡萄牙光复，独立于西班牙帝国的统治，很多瓷器上的图案元素带有鲜明民族标志（如下图，写着1641）。
标有1641字样的瓷器，摄于2022年11月18日
可以发现，正当中国的工匠绘画欧洲的上流舞会时，欧洲的工匠也在描摹中国的图案。如今珐琅产业已经成为科英布拉的“特色产业”了，行走在大街小巷都可以看见瓷艺纪念品，人们购买这些青花图案为的是记住一个欧洲的小镇。和艺术风格一起流通的当然还有帝国的标志，例如“双头鹰”，例如对于国家光复的纪念，与帝国有关的记忆和符号被保留在这些商品之上，而这些商品本身的存在就依赖于帝国间的全球贸易。博物馆本身也受到帝国遗产的影响，因为无论文化元素多么交融、在地化，其展示总是暗示着区隔、异样，展区的题目“东方藏品”这个集合本身就暗示了一种潜在的“东方主义”。藏品来自中国、日本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地区，这些本来各异的物件被塞进一个词、一个展柜、一条廊道。“东方”这个词在萨义德的批判之后仍然出没在这座小城的博物馆里。最后，也正如本文所讨论的所有这些未被注意却仍然存在的景观一样，沉默地躺在小城中成为帝国存在过的证据，却鲜有人问津。
18世纪时的“PPT”，上面是几何学知识，摄于2022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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