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珊/文
《墙：血与砖的文明史》是一本围绕“墙”，来饶有趣味地探索其从古至今在人类文明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普及性历史读物。本书的作者历史学者大卫·弗莱相当突破性地认为，“墙”，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古代人类文明，而不仅仅是被人类文明所塑造、遗留下来证明文明存在的建筑。“没有墙，可能就永远不会有奥维德、中国诗人、巴比伦数学家和希腊哲学家。”
这首先意味着，弗莱必须要寻找到，在大多数古代文明中，“墙”是普遍性存在的证据。早在公元前2000年，传说中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舒尔吉，在整片沙漠上建立起一道巨大如“网”的围墙，庇护住自己的臣民免受游牧蛮族的骚扰，得以在安宁祥和中分工有序，这被称为“建造大地之墙之年”。罗马帝国也曾在其边境地区，修建了一系列由堡垒和城墙等组成的“墙”，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是哈德良长城。当然，最著名的“墙”是公元前214年由秦始皇大征劳役开始修筑的“长城”。即使在那些中、南美洲失落的文明中，砖石也被挑上高耸的安第斯山脉和丛林抗争。“最古老文明的创立者是世代筑墙者的后代。”弗莱如此感叹道。
由此，他产生了一个相当具有颠覆性的看法，是否大兴土木建设兼具有保卫和封闭这样一体两面属性的“墙”，并非是文明发展走向倾向保守或是开放的分野，而其自身，恰恰就是文明的分野。
事实上，弗莱将“墙”的出现，视为出现在史前时代晚期、在书写发明之前，“一场已经将人类社会撕裂的重大革命”。
那些建筑起“墙”的人类，用土堆、沟渠、栅栏将自己保卫起来，构建起城市的疆域，筑墙者在安稳中迅速地进行了劳动分工的演化，成为“抄写员、建筑师、数学家、剧作家、诗人、哲学家、演员、运动员、档案保管员”，所谓的“文明”便开始灿烂繁荣。而那些没有选择建“墙”的人类，则在前者的视角和笔端下，成为了“墙”外的“蛮族”，生活在开放而永恒危险的世界中，战斗便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劳动和生存本身。
前者在“墙”的庇佑下，越发地不愿再投身战斗，“重文轻武”成为一种自然的倾向；后者在天然资源和文化生产力的困顿之下，对“墙”内世界的冲击和掠夺同样成为了自然而然的倾向。
而这两种倾向注定的角力和碰撞，将“墙”推向了登封造极之处，即那漫长到延绵整个国境线的、由浩大人工堆砌起来的“长城”。注意，它不仅仅特指秦汉长城，也包含哈德良长城和秘鲁长城。弗莱意在颠覆历史学家们那种想当然的想法，他们认为安居一隅、自给自足是古代中国比较独特的文明特性，故而会选择用墙来包围整个国家。“虽然长城很伟大,但中国人算不上是生而喜欢城墙,而是被推向了城墙。”弗莱认为，这“推力”是自公元前1000年来在欧亚大草原游荡、不断向四周侵袭的蛮族。这股推力向西推动了波斯人、拜占庭人、罗马人，向东则推动了俄罗斯人、中国人乃至远东的朝鲜人，大家几乎为了抵御同一批蛮族，不约而同地开始倾尽帝国资源来修筑漫长的城墙，作为更全面的防御体系来保护文明的腹地，将整个西亚和中亚封闭了起来。弗莱将其称为“墙的伟大时代”。中国人的长城是其中努力成果最为惊人的，以至于和作为概念的“墙”的联系也更为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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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观点的另一颠覆性也在于他认为，“墙”的存在，其实正是促进古代文明交流的关键机制。
我们都知道，陆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方文明第一次空前的交流，这条跨越4000多英里、连接东西方的贸易路线网络，贯通了充斥着世界上最困难地形的中亚荒漠。但以往我们都忽略了，这条“丝绸之路”究竟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可以达到商旅常年往来的不可思议的贯通的。弗莱将之归功于“墙”：在探险家张骞向汉武帝传达回，只要越过蛮荒的草原和荒漠，在遥远的西域，有同样会修建高墙和殿堂的兄弟文明的讯息后，大喜过望的汉武帝下达了将古老的长城向西延展到不毛之地塔克拉玛干的边缘的命令，用高耸的砖石，大部分隔绝了北方蛮族的侵扰，让人们得以和平地穿行其间。
弗莱盛赞汉武帝的长城，第一次为人类文明交流架起了一条“安全通道”。在自人类有文明以来的两千多年来，“如何在散落的有墙城市之间的空白处架起桥梁”，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也就是，让不擅武力的“墙”内古代文明们得以从“致命而可怕”的欧亚大草原上终日游荡的蛮族中安全穿行，将彼此的文明发展成果碰撞出更加璀璨的火花，几乎是个无解的问题。而汉代的中华文明作为古代文明中资源、人力和调配技术的一个小高峰，得以成为这个问题的首次尝试解决者。
汉武帝开启的延展“长城”，事实上不仅是坐落荒野的砖石城墙，其主体是那些零散的有墙的大城市的城墙。通过扩展这些城墙，借此让这些城市和更多、更分散的、原本没有墙的小城镇相连，让原本零散的贸易和信息能够延伸到空前遥远的地方。
这条能让商旅们安全经过匈奴领地的边缘进行东西贸易和交流的“安全通道”，迅速地熙熙攘攘起来。最西方的罗马商人和使节都来到了中国的宫廷，用他们文明引以为豪的成果“药品、染料、珠宝、钱币、香水和玻璃器皿”，交换罗马人梦寐以求的东方文明的特产——中国丝绸，以致于这条“安全通道”得名为“丝绸之路”。当然，“丝绸之路”交换的可不仅仅是丝绸，商人们各自信仰的基督教、佛教和拜火教被四散传播开来，如包括火药、指南针在内的关键技术也乘着贸易的车轮到达了古代人类文明的几乎每一处。此外，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乘客，比如病菌，其中最为糟糕的是腺鼠疫病毒，几乎让一些墙内的文明灭绝。
弗莱还更进一步地认为，“墙”的消亡而不是存在，造成了古代人类文明交流的隔绝乃至断绝。“多年以后，城墙守卫撒退，从此中国逐渐远离西方，并最终变得遥不可及。”他如此慨叹道，在汉唐以后的朝代，包括人力、资源调配在内的国力再无法达到这样的鼎盛来维护如此漫长的墙，而作为推力的欧亚大草原上的蛮族的强盛，所造成包括中国、罗马在内的四方文明所筑“墙”向内压缩，最终造成了文明缩回了原先的“致命而可怕”的蛮族包围之内。
弗莱认为，这种退缩导致依赖“墙”而存在的“丝绸之路”的随之消亡，甚至变相推动了哥伦布的远行，因为寻找一条通往东方的海路相当必要。哥伦布出乎意料的发现是文明的一个变数，导致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科技革命”的文明跃升最终指向了“世界是平的”的“全球化”文明时代。
对于以往将“坚船利炮”视为以“墙”为标志的古代文明的最终陷落原因的解释，弗莱也有一些独特的见解。
从“坚船”而言，“中国本可能成为海上霸主和新世界的殖民者”，他评论道，在朱元璋之后的明朝君主们没有奉行他的封闭政策，在蒙古人的侵扰中稍有喘息，就发展起了一只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舰队，探索到了非洲海岸。然而在1433年，来自中亚草原的力量复生了，在强大的旧日恐惧的威胁之下，不仅陆上边境“墙”自主向内收缩了两百英里，面对要大量支出军费以应对的燃眉之急，开支庞大的舰队也被砍削了。
“利炮”则是来自“墙”内文明的智慧，中国人最先将火药当做推进燃料，被传播到欧洲以后，早期火炮是守卫城墙而非摧毁城墙的最新器械，帮助拜占庭击退过土耳其军队的侵扰，然而在一位倒戈工匠的技术创新之下，成为了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根源。在现代武器出现的那一刻，古代文明的“墙”便成为了过时和不设防的土堆，而被“真空”隔绝的东方古代文明幸运也不幸的是，过了几个世纪才尝到了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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