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湖畔曾有一座地标建筑,它先后有过陶公亭、张端二公祠、陶然亭等多个名字,现有的资料对其介绍只有寥寥数语,且说法不一,以致这座曾经很出名的景观变得面貌模糊。
端方
徐绍祯建陶公亭
1908年12月,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端方向清廷提交申请,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得到批准后,端方在南京进行了一系列筹备活动,除了在丁家桥建设场馆,还在临近这一带的明城墙上新开一座城门,并修筑长堤,以便参观者前进入玄武湖游玩。此为玄武湖成为近代公园之开端。
同一时期,端方的同僚兼好友、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祯也在玄武湖大兴土木。徐绍祯非常喜爱玄武湖的环境,在梁洲(当时称老洲)置地结茅,建造一座复园作为住所。在复园旁边,徐绍祯还建有两处建筑:一为湖山揽胜楼(即览胜楼),后来成为徐绍祯邀请文士名流雅集之处;另一个就是陶公亭。
陶公亭原是打算作为端方等官员游湖时憩息娱乐的场所,可是还没等完全建好,端方就调任直隶,这亭子就成为地方人士感念卸任官员“遗爱去思”的纪念建筑。因端方号陶斋,故命名为“陶公亭”。
端方曾画过一幅自画像《陶公亭雪夜评碑图》,描绘自己在陶公亭内鉴赏《天发神谶碑》精拓本的情景,还邀请著名文人陈三立为这幅画题诗。据此推测,端方在陶公亭还没完全建好前曾来游玩过。若此图确属写实,则该亭始建时间比《金陵后湖志》所载的建成时间“宣统元年”至少要早三年)。
端方离开南京后,运气就走了下坡,担任直隶总督没多久,便被参劾在慈禧出殡期间有不敬行为,丢了官职。这一来,建造陶公亭的进展也就不紧不慢地拖着,直到1910年4月才在地方人士催促下匆匆完工。
1910年6月,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行。当时发行的导览读物《南洋劝业会游记》(商务印书馆1910年7月初版)在《游览须知》中特别介绍了玄武湖边两处新建的景点:“近有人构造宏楼曰湖滨览胜,竹篱旋绕,亭榭错落,颇饶胜景。楼旁有一陶公亭,为端午桥督两江时,同官建为纪念之所,亭中有端公油像一大幅,前面为月台,正对丰润门,全湖在目。”该书可能是最早介绍陶公亭的导游读物,其记载陶公亭建造者为端方“同官”,与《金陵后湖志》所记建亭者徐绍祯身份吻合。
展开全文
一位游客在参观南洋劝业会之余游览了玄武湖,在游记中描述了刚建成不久的陶公亭:“绕(湖山揽胜)楼后,循小径,行至陶公亭。亭为六角式,丹朱漫施,殊失风雅。亭之中空无所有,惟壁间悬一巨像,则端浭阳也。浭阳,字陶斋。斯亭之名,其为浭阳之纪念品欤。亭之正面,适值丰润门。俯而视,则全湖在目。”(我一《元武湖游记》,载于《小说月报》1910年临时增刊)
文中的端浭阳,即指端方。直隶丰润(今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别称浭阳,为端方的出生地,恰好也是端方的接任者张人骏的老家。故玄武湖史研究者李源认为,丰润门的命名具有纪念端方、张人骏的双重寓意。
以上两段文字,都记载端公亭建成初期只挂了一幅端方油画人像,但据其他资料,亭中还曾立有一尊端方铜像,辛亥革命以后被移至镇江焦山松寥阁,1936年蔡元培游览焦山时还见到过。
早期的陶公亭
1911年11月8日,徐绍祯响应辛亥革命,在南京城外秣陵关率新军第九镇起义,后因弹药缺乏撤至镇江。玄武湖的复园遂被清军将领张勋手下士兵焚毁,相邻的陶公亭亦遭池鱼之祸,房屋破坏大半,端方画像被烧毁。几乎与此同时,端方的人生也走向结局——11月27日,被清廷重新启用、派往四川弹压保路运动的端方,在资州被哗变的新军割下头颅。
从六君子祠到陶然亭
1912年后,陶公亭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六君子祠。1912年8月,《申报》刊登消息《六君子魂归玄武湖》披露:临时政府陆军部前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将玄武湖陶公亭改成专门祭祀为推断满清而牺牲的杨卓林、郑先声、熊成基、吴樾、杨守仁、陈天华六位烈士的场所,军务司已派工对破坏不堪的陶公亭进行了修缮。
1913年左右,有篇《游玄武湖记》(载于《中外新游记》,商务印书馆印行)记录了“六君子祠”情况。从文中看,这时的陶公亭,上层奉祀六位烈士,下层作为小学的教室。该务农小学系由教育家马君武于1912年创办,可惜开办不到两年,南京就发生了癸丑(1913年)之役,学校被迫停办,再也没有恢复。
关于“六君子祠”,还有另一种说法。据《金陵名胜写生集(第一编)》(周玲荪绘,1925年商务印书馆印行)中《玄武湖》介绍文字,六君子祠内奉祀的是戊戌六君子。不过该书出版时距民国元年已隔十多年,而《游玄武湖记》写作时间较近,内容也与同时期《申报》报道互证,故判断《金陵名胜写生集》的这处信息可能有误。
六君子祠仅存在了四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在满清官员中,端方算是比较另类的,他热心办学、提倡实业,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做了很多实事,尤其是筹办南洋劝业会,对促进中国近代化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另外,端方还是一个著名的金石鉴赏家,有旗人才子之誉,在文人圈里很有人缘。因此即使到了民国,依然有不少人还在怀念他。
1916年10月,经民国副总统兼江苏督军冯国璋、江苏省长齐耀琳批准,将陶公亭改为张端二公祠,合祀晚清时期担任过两江总督的张之洞、端方二人,并命名为“陶然亭”。
陶然亭旧影,门楣上可辨认“张端二公祠”五个字。
陶行知等创办昆明小学
1920年夏秋之际,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王伯秋、教务主任陶行知先后对玄武湖地区平民教育情况进行调查,发现该区域学龄儿童有八十余人,却只有两所私塾,仅能收纳三十余名学生,大部分儿童处于失学状态,便萌生在此办学的念头。他们的想法得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暨南学校校长柯成楙的支持(其时两校附小有合并之议),两校决定共同创办一所乡村小学,因玄武湖古称昆明池,故命名昆明学校。
1920年11月,陶行知、郭秉文等四人以昆明学校校董名义向代理江苏督军齐燮元提交申请,借用张端二公祠场地作为校舍。一个月后得到齐燮元批复:张端二公祠本由私人捐建,督军署只负代管之责,每月还要向看守人支付报酬,现在“事关培植人才,应准通融借用,以资进行而利教育”。
1921年3月17日,玄武湖昆明学校在张端二公祠举行开校典礼,齐燮元还派代表前来表示祝贺。开学不久,因南高师、暨南二校附小合并未果,该学校改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组并入东南大学)教育科自办,副课教员由教育科学生兼任。除了儿童教育,学校也开展社会教育、妇女教育活动,开办过成人夜校。
1927年6月,直属南京市政府的玄武湖管理局成立,专事湖产管理征收。与此同时,昆明学校也被南京市教育局接收,改为市立小学。1928年2月,玄武湖管理局与昆明小学因陶然亭房屋使用权发生纠纷,经南京市政会议讨论,由南京市教育局与玄武湖管理局“妥商办理”。
此后,玄武湖管理局对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的陶然亭予以修葺,修筑了平台栏杆,将办公处设于此处。1928年9月,南京市长刘纪文下令,将玄武湖内五洲以世界五大洲命名(陶然亭所在的老洲改称美洲),玄武湖改名五洲公园。同年12月10日,玄武湖管理局改组为南京特别市公园管理处,负责管理全市公园,陶然亭就成为公园管理处下属机构——玄武湖五洲公园办事处所在地。
而据1933年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印的《新南京》记载,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昆明小学(当时称市立昆明义务小学)办学地点依然在陶然亭。
日本摄影师名取洋之助拍摄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玄武湖溜冰场,背景为陶然亭。
抗战胜利后陶然亭变为餐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陶然亭是玄武湖的地标景观之一,常在各种杂志插图中出现。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期间,玄武湖遭到严重破坏。南京沦陷后,陶然亭似乎销声匿迹了。
抗战胜利后,陶然亭才重现江湖。1947年出版的《南京游览手册——玄武湖》(社会部南京服务处编辑发行)终于提到了它:“陶公亭,初祀陶斋尚书,后易为陶然,合张文襄公而祀之,今已颓废,几无遗迹可寻,今光明餐厅建屋经营于此。”
原来,陶然亭在抗战期间严重毁坏,甚至“几无遗迹可寻”,抗战胜利后进行了重建或修缮,摇身一变成了“光明餐厅”。据周锦泉的游记《后湖泛舟》(载于《旅行天地》1949年第1卷第3期),这座餐厅生意还很不错,“营业鼎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玄武湖的陶然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存在着。1956年,日本摄影家名取洋之助应邀来华访问,回国后出版了反映新中国苏浙沪地区风貌的摄影画册《江南》。在其中一幅南京玄武湖溜冰场照片上,欢快的人流背后赫然矗立着一幢带有西式风格的二层建筑,这可能是出版物上出现的最后一幅陶然亭影像。
直到1965年,陶然亭才彻底消失。
陆 晖
(陆晖先生为南京地方史研究学者,开设有“飞刀看书”微信公众号)
校对 陶善工
特别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