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湖畔曾有一座地标建筑，它先后有过陶公亭、张端二公祠、陶然亭等多个名字，现有的资料对其介绍只有寥寥数语，且说法不一，以致这座曾经很出名的景观变得面貌模糊。
端方
徐绍祯建陶公亭
1908年12月，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端方向清廷提交申请，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得到批准后，端方在南京进行了一系列筹备活动，除了在丁家桥建设场馆，还在临近这一带的明城墙上新开一座城门，并修筑长堤，以便参观者前进入玄武湖游玩。此为玄武湖成为近代公园之开端。
同一时期，端方的同僚兼好友、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祯也在玄武湖大兴土木。徐绍祯非常喜爱玄武湖的环境，在梁洲（当时称老洲）置地结茅，建造一座复园作为住所。在复园旁边，徐绍祯还建有两处建筑：一为湖山揽胜楼（即览胜楼），后来成为徐绍祯邀请文士名流雅集之处；另一个就是陶公亭。
陶公亭原是打算作为端方等官员游湖时憩息娱乐的场所，可是还没等完全建好，端方就调任直隶，这亭子就成为地方人士感念卸任官员“遗爱去思”的纪念建筑。因端方号陶斋，故命名为“陶公亭”。
端方曾画过一幅自画像《陶公亭雪夜评碑图》，描绘自己在陶公亭内鉴赏《天发神谶碑》精拓本的情景，还邀请著名文人陈三立为这幅画题诗。据此推测，端方在陶公亭还没完全建好前曾来游玩过。若此图确属写实，则该亭始建时间比《金陵后湖志》所载的建成时间“宣统元年”至少要早三年）。
端方离开南京后，运气就走了下坡，担任直隶总督没多久，便被参劾在慈禧出殡期间有不敬行为，丢了官职。这一来，建造陶公亭的进展也就不紧不慢地拖着，直到1910年4月才在地方人士催促下匆匆完工。
1910年6月，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行。当时发行的导览读物《南洋劝业会游记》（商务印书馆1910年7月初版）在《游览须知》中特别介绍了玄武湖边两处新建的景点：“近有人构造宏楼曰湖滨览胜，竹篱旋绕，亭榭错落，颇饶胜景。楼旁有一陶公亭，为端午桥督两江时，同官建为纪念之所，亭中有端公油像一大幅，前面为月台，正对丰润门，全湖在目。”该书可能是最早介绍陶公亭的导游读物，其记载陶公亭建造者为端方“同官”，与《金陵后湖志》所记建亭者徐绍祯身份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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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游客在参观南洋劝业会之余游览了玄武湖，在游记中描述了刚建成不久的陶公亭：“绕（湖山揽胜）楼后，循小径，行至陶公亭。亭为六角式，丹朱漫施，殊失风雅。亭之中空无所有，惟壁间悬一巨像，则端浭阳也。浭阳，字陶斋。斯亭之名，其为浭阳之纪念品欤。亭之正面，适值丰润门。俯而视，则全湖在目。”（我一《元武湖游记》，载于《小说月报》1910年临时增刊）
文中的端浭阳，即指端方。直隶丰润（今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别称浭阳，为端方的出生地，恰好也是端方的接任者张人骏的老家。故玄武湖史研究者李源认为，丰润门的命名具有纪念端方、张人骏的双重寓意。
以上两段文字，都记载端公亭建成初期只挂了一幅端方油画人像，但据其他资料，亭中还曾立有一尊端方铜像，辛亥革命以后被移至镇江焦山松寥阁，1936年蔡元培游览焦山时还见到过。
早期的陶公亭
1911年11月8日，徐绍祯响应辛亥革命，在南京城外秣陵关率新军第九镇起义，后因弹药缺乏撤至镇江。玄武湖的复园遂被清军将领张勋手下士兵焚毁，相邻的陶公亭亦遭池鱼之祸，房屋破坏大半，端方画像被烧毁。几乎与此同时，端方的人生也走向结局——11月27日，被清廷重新启用、派往四川弹压保路运动的端方，在资州被哗变的新军割下头颅。
从六君子祠到陶然亭
1912年后，陶公亭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六君子祠。1912年8月，《申报》刊登消息《六君子魂归玄武湖》披露：临时政府陆军部前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将玄武湖陶公亭改成专门祭祀为推断满清而牺牲的杨卓林、郑先声、熊成基、吴樾、杨守仁、陈天华六位烈士的场所，军务司已派工对破坏不堪的陶公亭进行了修缮。
1913年左右，有篇《游玄武湖记》（载于《中外新游记》，商务印书馆印行）记录了“六君子祠”情况。从文中看，这时的陶公亭，上层奉祀六位烈士，下层作为小学的教室。该务农小学系由教育家马君武于1912年创办，可惜开办不到两年，南京就发生了癸丑（1913年）之役，学校被迫停办，再也没有恢复。
关于“六君子祠”，还有另一种说法。据《金陵名胜写生集（第一编）》（周玲荪绘，1925年商务印书馆印行）中《玄武湖》介绍文字，六君子祠内奉祀的是戊戌六君子。不过该书出版时距民国元年已隔十多年，而《游玄武湖记》写作时间较近，内容也与同时期《申报》报道互证，故判断《金陵名胜写生集》的这处信息可能有误。
六君子祠仅存在了四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在满清官员中，端方算是比较另类的，他热心办学、提倡实业，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做了很多实事，尤其是筹办南洋劝业会，对促进中国近代化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另外，端方还是一个著名的金石鉴赏家，有旗人才子之誉，在文人圈里很有人缘。因此即使到了民国，依然有不少人还在怀念他。
1916年10月，经民国副总统兼江苏督军冯国璋、江苏省长齐耀琳批准，将陶公亭改为张端二公祠，合祀晚清时期担任过两江总督的张之洞、端方二人，并命名为“陶然亭”。
陶然亭旧影，门楣上可辨认“张端二公祠”五个字。
陶行知等创办昆明小学
1920年夏秋之际，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王伯秋、教务主任陶行知先后对玄武湖地区平民教育情况进行调查，发现该区域学龄儿童有八十余人，却只有两所私塾，仅能收纳三十余名学生，大部分儿童处于失学状态，便萌生在此办学的念头。他们的想法得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暨南学校校长柯成楙的支持（其时两校附小有合并之议），两校决定共同创办一所乡村小学，因玄武湖古称昆明池，故命名昆明学校。
1920年11月，陶行知、郭秉文等四人以昆明学校校董名义向代理江苏督军齐燮元提交申请，借用张端二公祠场地作为校舍。一个月后得到齐燮元批复：张端二公祠本由私人捐建，督军署只负代管之责，每月还要向看守人支付报酬，现在“事关培植人才，应准通融借用，以资进行而利教育”。
1921年3月17日，玄武湖昆明学校在张端二公祠举行开校典礼，齐燮元还派代表前来表示祝贺。开学不久，因南高师、暨南二校附小合并未果，该学校改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组并入东南大学）教育科自办，副课教员由教育科学生兼任。除了儿童教育，学校也开展社会教育、妇女教育活动，开办过成人夜校。
1927年6月，直属南京市政府的玄武湖管理局成立，专事湖产管理征收。与此同时，昆明学校也被南京市教育局接收，改为市立小学。1928年2月，玄武湖管理局与昆明小学因陶然亭房屋使用权发生纠纷，经南京市政会议讨论，由南京市教育局与玄武湖管理局“妥商办理”。
此后，玄武湖管理局对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的陶然亭予以修葺，修筑了平台栏杆，将办公处设于此处。1928年9月，南京市长刘纪文下令，将玄武湖内五洲以世界五大洲命名（陶然亭所在的老洲改称美洲），玄武湖改名五洲公园。同年12月10日，玄武湖管理局改组为南京特别市公园管理处，负责管理全市公园，陶然亭就成为公园管理处下属机构——玄武湖五洲公园办事处所在地。
而据1933年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印的《新南京》记载，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昆明小学（当时称市立昆明义务小学）办学地点依然在陶然亭。
日本摄影师名取洋之助拍摄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玄武湖溜冰场，背景为陶然亭。
抗战胜利后陶然亭变为餐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陶然亭是玄武湖的地标景观之一，常在各种杂志插图中出现。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期间，玄武湖遭到严重破坏。南京沦陷后，陶然亭似乎销声匿迹了。
抗战胜利后，陶然亭才重现江湖。1947年出版的《南京游览手册——玄武湖》（社会部南京服务处编辑发行）终于提到了它：“陶公亭，初祀陶斋尚书，后易为陶然，合张文襄公而祀之，今已颓废，几无遗迹可寻，今光明餐厅建屋经营于此。”
原来，陶然亭在抗战期间严重毁坏，甚至“几无遗迹可寻”，抗战胜利后进行了重建或修缮，摇身一变成了“光明餐厅”。据周锦泉的游记《后湖泛舟》（载于《旅行天地》1949年第1卷第3期），这座餐厅生意还很不错，“营业鼎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玄武湖的陶然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存在着。1956年，日本摄影家名取洋之助应邀来华访问，回国后出版了反映新中国苏浙沪地区风貌的摄影画册《江南》。在其中一幅南京玄武湖溜冰场照片上，欢快的人流背后赫然矗立着一幢带有西式风格的二层建筑，这可能是出版物上出现的最后一幅陶然亭影像。
直到1965年，陶然亭才彻底消失。
陆 晖
（陆晖先生为南京地方史研究学者，开设有“飞刀看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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