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年的手稿工整、简洁，充盈着那个年代的精气神
或许你将在这里与他重逢
“王永年是特别有语言天赋的人。”1999年末，《博尔赫斯全集》出版，王晓乐是两位责编之一，她与王永年先生的友谊从此开始，直到老先生去世。
王晓乐说，她也不知道王永年到底会多少种语言。“我所知道的是欧洲的语言他基本上都是通的，包括希腊语、拉丁语等，有些属于精通。在编辑过程中，遇到语言问题，总是可以从他这里得到答案。”
1927年，王永年出生在浙江定海的一个富裕的家庭。
1942年，王永年16岁，同时考上了同济医学院和上海圣约翰大学。
中学时，王永年想学医，目标是同济医学院。同济医学院前身是德文医学院，为了学医，王永年学了德语。
选择大学的时候，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名校，当时顾维钧、周有光、贝聿铭、林语堂、吴宓等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王永年改了志愿，进入圣约翰大学。
学校全英语授课，后来王永年的英语十分扎实，大半是大学里打下的基础。
当然，王永年的父亲英语也很好，他的父亲毕业于南洋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小时候家里藏书很多。
王永年的语言学习，与时代的进程紧密相连。除了德语和英语，在业余时间，王永年又学了俄语，一直到解放时，他还在学习俄语。
毕业后，王永年到云南一个学校里教俄语。没多久，中苏关系恶化，“俄文不灵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古巴革命爆发，王永年觉得，古巴作为拉美的社会主义国家，西班牙语一定能派上用场，他就自学了西班牙语。
在云南教了几年书，王永年回到了上海，与祖母、父母团聚。当时，新文艺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前身）招外文编辑，400人报名，初选后还剩40人，最后录取一个人，就是王永年。“当时不觉得有竞争，我是圣约翰出来的人，考外文不在话下。”
1959年，新华社要面向亚非拉，成立西班牙语对外报道组，在全国找西班牙语人才。到上海，直奔译文出版社。听说有个王永年懂西班牙语，人还没见着，王永年的档案就转到北京新华社了。
30多年里，王永年工作之余，一直从事文学翻译。
王纯回忆跟父亲住在一起的日子，“他白天在新华社上班，晚上就在家里翻译。他出手很快，基本上没几个晚上就能翻译出一篇东西。”
退休之后，王永年更是全身心投入翻译中。
2003年，南非作家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浙江文艺出版社准备推出库切的作品《彼得堡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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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谁翻译呢？王晓乐又请了王永年先生。库切的作品不好翻译，这本《彼得堡的大师》尤其难。王晓乐说，这是一本英语作品，但涉及俄语、法语、拉丁语等，还有大量俄语、哲学命题。
“这本书也只好我来译。”王永年欣然应允。
王永年的博学，是老派学者式的，那就是东西都记在脑子里。
王纯最佩服父亲的记忆力，他书房里藏书不多，就几部大词典。但是每次聊天，从希腊神话、古罗马神话到《圣经》里的典故，王永年都娓娓道来。
在新华社曾与王永年共事的同事说：“他身上体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风范，敬业、勤奋，对人热情。他学识渊博，无论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什么疑难问题，他都能回答，几乎问不倒。”
有人问过王永年，翻译的标准是什么？
王永年说了两个。一个是通顺，译文读起来不要疙疙瘩瘩；一个是忠实于原文。
如此简单、基本的标准，也是最难的。
“翻译就像是拉家常，一手拉着作者，一手拉着读者，帮助双方进行交流。”“翻译文学作品一定不能绕来绕去，要多为读者考虑。”这是他曾对王纯以及翻译界的后辈说的。
谦逊、大度、宽厚，在后辈眼里，王永年是为人和气的大哥。
林一安担任王永年的编辑，对译文有一些改动，王永年总是淡淡一笑：“你尽管改。”
他身上有一种超脱感，“那是一种阅尽千帆的淡定和从容。”王晓乐用了一个词形容老先生：静水深流。
王晓乐与王永年相交多年。每次到北京见王永年，他总是微微笑着，站在那等她，“晓乐你来啦！”。
高高大大的老先生，总是走到宣武门西大街上新华社大门外等王晓乐。后来身体差了，就走到楼下单元门等。再后来就在家门口。王永年先生总是打开家门，等着。
“从来没让我在门口敲门等待过。”进门坐下，各种花样的饮料、小点心早就摆好。每年夏天去，王永年都请她吃桃子，久保桃，个头很大。王永年会津津有味地讲这个桃子怎么好，应该怎么吃。
王永年请她下馆子吃饭，端上来一盘龙井虾仁，他会介绍这道菜的讲究：虾怎么选、怎么用，油温多少下锅，全部能讲一遍。
王永年自己也会烧饭，有时候请林一安到家里吃饭，他会亲自下厨，“味道还不错。”林一安说。
王晓乐离开北京回杭州，王永年给她装上几个桃子，还要请她带东西给在杭州的小孙子。“包得整整齐齐，就像他的笔迹一样。”
带的都是平常东西，他会认真地写一张纸条，写上用处。“那种记挂的平淡、渗入生活的关心。”
王纯收藏了父亲的一本笔记本，翻开，笔迹工整、清爽。一首《沁园春·雪》，左边汉语，右边西班牙语，一行与一行对齐。在笔记本页脚处，还手写了-42-、-43-的页码，页码旁边画两条横杠。
对于他的编辑们来说，印象很深的也是他的译稿。
林一安大半生从事编辑工作，审读稿件无数，但王永年这样书写工整的原稿，极其罕见。“译作无论长短，先生呈交的，均为字迹漂亮、工整的原稿，译者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力透纸背。”
王晓乐回忆说，王永年先生的文稿，就像印刷体一样干净工整，还多了手写的精气神：“那真的叫美轮美奂。”无论是原稿，还是二次改动的校样稿，读起来都是一种享受。
除了手稿笔记，王纯还收藏了父亲翻译的每一本书。
纸比人的寿命长，王纯希望，能找一个场所存放这些故纸，不要在自己身后散佚掉。“父亲去世十年，这算是一个‘迟到的纪念’。”
我们联系了正在筹备中的浙江文学馆。文学馆将有相当大的空间用于展陈和收藏，展示浙江从古代到现当代的文学展陈。
馆长程士庆表示，王永年先生是翻译界的一代大家，影响了无数读者，特别是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先锋文学创作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极大推动作用，也是浙江翻译家群体的杰出代表，浙江文学馆十分期待这批文献。
王永年先生的手稿，将如何“入住”浙江文学馆，我们会持续关注。
本报记者 宋浩 实习生 李佳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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