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这首《明日歌》作为小学教材的课文，不少人因少时的反复诵读，如今还能脱口而出，可谓脍炙人口。不过，有明日，就有今日与昨日，所以与《明日歌》相对应的就有《今日歌》与《昨日歌》，虽然相对《明日歌》而言知名度要逊色，但内容与意义上差别不大，均是劝人惜时上进，而《今日歌》的作者，据传就是文徵明次子文嘉。
“今日复今日，今日何其少！今日又不为，此事何时了？人生百年几今日，今日不为真可惜！若言姑待明朝至，明朝又有明朝事。为君聊赋今日诗，努力请从今日始。”诗作直白而易读，于受众而言有着不错的教育意义，于作者而言，其实也算是文嘉人生信念的一重写照。
明 文嘉《人便面书册（一）》册 明云山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文嘉，字休承，号文水，出生于著名书香世家长州文氏，父亲正是一代宗师文徵明，他还有哥哥文彭和弟弟文台。生于名门，幸也不幸。文嘉得家学熏陶，对书画诗文鉴藏均有浓厚兴趣，家族的荫庇和父亲的教导也确保了他能获得比旁人更优越的教育资源，但他倾注了毕生的才情与努力，也无法超越父亲的成就，自然也就入不了书画史的一流行列。与他处境相似的哥哥文彭另辟蹊径开创了吴门印派，而他单就书法而言，“皆不逮父兄”——莫说父亲，也比不上哥哥。
凡人或许会在这样的家族里陷入对人生与自我的怀疑，乃至郁闷失落，但在文嘉的诗文画作里，却看不到这样的阴霾。他秉承家学教导，也就如他在《今日歌》中所写，一切努力自今日始，无论学习还是做人都勤奋踏实过好每一天。
文嘉六七岁时，沈周来到文家，文徵明请他为自己的儿子们命名，沈周说“‘彭’‘嘉’，二字俱从士。”后来文嘉的弟弟以文台（臺）为名，同样是从“士”。“士”者，“仕”也，寄托了仕途失意的文徵明对儿子们的厚望。然而即便望子成龙，文徵明也并没有在科举功名一事上过分逼迫儿子们，只希望他们尽自己所能努力用功——“汝曹但得终场，幸甚，若中否，自有定数，不必介意”。事实证明，“定数”并没有青睐文氏父子。文氏兄弟确实不负父亲教诲，寒窗苦读数十载，文彭“十举不获”，文嘉“诸生久次”，参加了多次乡试，结果并不如意。
根据明制，府、州、县学廪生不能进入科举仕途的，可被选送入国子监肄业，经礼部、翰林院廷试考核及格后授官，这被称作“岁贡”。文嘉经岁贡选官合格，官至训导、学正，相当于基层官学中的老师或行政人员，虽然可以算是“体制内”，但官小薪薄，人微言轻，与文人对家国的一腔热血和抱负相去甚远。与文嘉同年岁贡、同年廷试的好友欧大任曾有《送文休承赴吉水文学》诗曰：“家学吴门比陆机，一官犹着旧儒衣。执经讲肆诸生满，临帖山斋过客稀。”在好友的印象里，文嘉学问出色，承袭家学，堪比三国东吴被誉为“太康之英”的名士陆机，但因选官担任教职，所以还是穿着一身“旧儒衣”，此番赴吉水上任，必是执教时弟子盈门，无事时潜心书画，隐居避世，俨然是世外名士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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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文嘉《惠山图》上海博物馆藏 此卷作于嘉靖四年乙酉（1525），作者时年24岁。
但与文徵明、唐寅的命运相似，文嘉也不是一开始就心向隐逸。他曾为失意的仕途而苦恼，作诗云：“事数惊新变，衰犹著旧冠。壮心零落尽，高枕且加餐。”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都是因为仕途不得志，为疗救理想落空的痛苦灵魂而选择隐逸，所以这样的隐逸不仅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成为一种悲哀的执念。仕途上失意越大，他们对隐逸的渴望就越强烈。文嘉也不例外，他与唐寅唱和的诗作有云“若要心闲衣食足，唯有归耕百亩田”“人生万事何足问，但愿有酒常花前。”另有一首《白燕》曰：“也知自惜奇毛羽，不向朱门汗漫飞。”更表达了他如同白燕爱惜羽毛般不愿向世俗低头，不再寻求世俗的飞黄腾达。
只是到了晚年，他还是劝告自己的忘年交凌湛初：“毋徒曰：‘吾自宝吾敝帚也。’”因为凌湛初曾营建“爱吾庐”并宴请雅士好友，文嘉见了并不当面指出，而是一年后在为凌湛初诗集作序时如此劝告——“爱吾庐”显然出自陶渊明“吾亦爱吾庐”之句，而淘渊明作为隐逸名士的地位毋庸置疑，文嘉希望年轻的凌湛初应怀有远大志向，发愤图强，不要早早地就想着避世隐逸。
在文徵明的三个儿子里，长兄文彭“浑然天真”，曾在别人向他投刺拜谒时，又自己派人持刺至城门，要表明自己先拜谒之意，颇有魏晋士人幽默自信的风度，而文嘉虽偶有“嘉辄捧腹大笑，天性过人”的表现，但大部分时候善良诚恳、恪守原则，甚至显得木讷，这与他的父亲文徵明极为相似。在乌程任职时，某生员想躲避徭役，家中又贫困，就想把房屋卖了，出钱找人替自己服役，文嘉得知后就用自己的俸禄帮助这位生员。生员又担心因此灾祸临身，文嘉又帮助他免除祸患。后来文嘉家里遭了贼，他带到乌程的书画被洗劫一空，但文嘉却不报官不追讨，只以《易经》中“失得勿恤，往有庆也”的卦意为慰。如此纯善豁达，颇有文徵明为书画赝品落款还同情造假者糊口不易的气量。
因此若论及本心，其实文嘉的隐逸也并非全出自无奈，与他的天性倒也相合。他出任乌程县学教谕一职时，曾作《文休承仿米氏云山卷》，并在题跋中写道：“以冷员散职居此，真足以荡涤胸中尘土。”虽然身处低微的官职，但文嘉心中毫无怨怼，反而觉得做着没什么压力的小官，闲来寄情山水，潜心书画，身心都很舒畅。
明 文嘉《莲藕净因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然而就算是清闲小官，也能给文嘉的人生带来阴影——万历元年文彭去世，文嘉听闻讣告后悲痛欲绝，只想立刻起身回吴中奔丧，“而为诸生恳求，县主又不肯即行”。因为诸生恳求、县令不允，文嘉未能成行，听闻被授官和州学正，凭文也迟迟未到，直到五月十二日写下《告归帖》时，文嘉仍滞留乌程，这让他不无心酸地自谓：“盖冷官散职，理固宜然。”年老之后，他彻底放弃仕途，并且是主动辞官。请辞获准让他像孩子般欣喜若狂，特作《初归志喜》曰：“莫道归迟迟亦好，犹胜终老滞他乡。”
一介渺小的学官，从出仕到退场，在明代风云变幻的诡谲政局里不具有任何存在感，所以历史记住的不是作为学官的文嘉，而是吴中名士、书画名家的文嘉。也可以说正因仕途失意，才成就了他对书画的从一而终。
虽然早有定论，文嘉总的成就不如父亲，书法也没有哥哥好，但他日复一日，以纯粹的热爱和坚持笔耕不辍，最终他在绘事上的成果超越了哥哥和弟弟，王世贞称“其书不能如兄工，而画得待诏一体”。又与文徵明侄子文伯仁一同被认定为是文徵明画艺出最出色的两位传人——“子嘉及犹子伯仁，并嗣其妙”。不过，文伯仁性情暴躁，好使气骂座，还曾与文徵明打官司入狱，而文嘉直接承袭文徵明性情风范，人称：“嘉竹树扶疏，伯仁岩峦郁茂。”文嘉画如其人，清疏淡雅，文秀内敛，与文伯仁的气势显然不同。
文氏家学深厚，文嘉既有父亲文徵明的直接教导，也与詹景凤、张丑、项元汴等鉴藏家交情匪浅，因此得以博览名家大作，练就远胜俗人的鉴藏眼力和审美水准。虽有父亲这个出色的榜样，但文嘉并不是亦步亦趋临习父亲的作品并沿袭风格，他在《先君行略》中曾说文徵明研习传统是“不肯规规模拟，遇古人妙迹，惟览观其意，而师心自诣，辄神会意解。至穷微造妙处，天真烂熳，不减古人。”当然，“不减古人”或许有文嘉作为儿子对父亲的过誉成分，但文徵明研习传统不求复刻，而是领会并追求其神韵的做法确实值得称道。文嘉学古摹古也是如此，他在临仿王蒙的《溪山高逸图》的题跋中说：“旧见王叔明《溪山高逸图》，固追写此纸，深愧不如也。”也就是说不是照本临抄，而是凭记忆“追写”，这样哪怕对古画记得一清二楚，下笔时也自然会带有个人的主观创造。而创造，才是最重要的。
文嘉遍习名家，以学“米”学“倪”最具代表性。“米”指的是宋元时米芾所创“米氏云山”，“倪”则是倪瓒。若论情感偏爱，文嘉最钟爱的或许就是倪瓒。倪瓒作为隐逸名士中高洁孤傲的代名词，被后世无数文人心慕手追。文嘉天性正直单纯，虽囿于时局而不得志，但并不醉心钻营，只愿以山水丹青为寄，自然会被倪瓒纯粹至简的笔墨吸引。文嘉曾作《雨后山图》，上有题诗曰：“写得云林雨后山。”长兄文彭对二弟学“倪”的造诣极为赞赏，特题此轴曰：“嘉弟酷爱云林之笔，其得意处遂能乱真，虽沈君石田有所不逮，世人少有知者，特为拈出。”“沈君石田”指沈周，沈周是为他们父亲的老师也是他们的起名人，文彭能说自己的弟弟不让沈周，既可见文彭不拘小节的性格，也足见文嘉学“倪”确实水平颇高。
但让文嘉自己来说的话，他在临仿倪瓒的画上还有自题：“清绝倪迂未易攀，能将水墨继荆关。”倪瓒的“逸笔草草”是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便是最高明的书画作伪者也少有挑战伪造倪瓒的画作。于是文嘉又有题诗曰：“漫将水墨结清缘，写法应从懒瓒传。”也就是说，文嘉对倪瓒的“学”，本质是“传”，将倪瓒的技巧与气质，最终“传”到自己身上，化为己用。于是有人为文嘉定性：“工山水，疏秀似倪瓒而有肉。”
明 文嘉《瀛洲仙侣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疏秀似倪瓒”指的是他学倪瓒的风貌，“有肉”便是文嘉在学“倪”之上的自我发挥。观文嘉山水，确实画面布局常见倪瓒式的平远构图，以近、中、远三个层次展现山水的清远逸趣，但细观用笔细节，文嘉在熟练运用文氏家学中细笔设色技法的基础上，并不刻意去效仿倪瓒的“逸笔草草”。如《清溪渔艇图》中，他用沉稳凝练的笔法刻画草木山石亭台等，虽不似倪瓒的至简，但却让画面的简与繁相得益彰。这与文嘉同时深入钻研王蒙画作不无关。姜绍书评价他临仿王蒙的画作是“皴染清脱，墨气秀润，真士流之作”。王蒙与倪瓒，一个至繁一个至简，而文嘉却能在倾心学习的过程中，将二者与家学都融汇贯通，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如此作为书画家，即便不是一流，也远在凡人庸才之上了。
不过能钟爱倪瓒而不盲学盲从，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文嘉与倪瓒性格和人生的根本不同。倪瓒神经质般的洁癖让他极难与人融洽相处，但文嘉却不是如此。文徵明将匠人出身的仇英收为弟子，文嘉仅比仇英小三岁，两人毫无阶级上的隔阂，在共同习书作画的生活中建立起了亲密的友谊。文嘉对仇英的才华真心叹服，在鉴赏赵伯骕的《桃源图》时，不忘提及仇英对赵家山水的临摹与真品无异——“由是人间遂多传本，然精工不逮仇作矣。”因为仇英并非文人出身，诗文方面水平薄弱，文嘉就经常为仇英代笔题写，仇英所画《后赤壁赋》后就有文嘉书写的《后赤壁赋》全文。仇英的青绿山水造诣突出，文嘉的青绿山水同样不俗。徐沁在《明画录》中评之曰：“合处直逼其父之礽。”性情和画技与文徵明一脉相承的文嘉，继承了文徵明在吴中名士交际圈中的地位，传承家学的同时团结友爱吴中士人，因此文嘉虽仕途失意，却不孤独，为人也就与孤僻无缘。
也因文嘉是继承文徵明画学最为出色的儿子，后来文氏后人学画者多出于文嘉一支。文嘉之子文元善，有“书画逼真于父”之誉，文元善之子文从简则“老澹疏脱，若出翁上”，文从简生女文俶，更是古代女性书画家中的翘楚。
虽然吴门画派不可避免地极盛之后走向衰微，但对于文嘉及他的后代们来说，或许并不需要考虑那么多无从逆转的事实，人生长短得失，世事风云变幻，只需笔耕不辍，心有丘壑，便可泰然处其间，正如文嘉那句直白而深刻的劝告：努力请从今日始。沈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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