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将谣言喻为一只怪鸟——昼瞭望而夜疾行，路愈远而力愈强，眼耳口舌多于羽毛……时至今日，此喻未免无力。挟互联网之威，谣言更像三体人的“智子”，无孔不入、无远弗届。倘再加以涉黄因素，则简直就是“水滴”降临，轻易便可摧毁人类可怜的“理性舰队”。
由此试看近期热搜，不禁齿冷心寒——苏州大学一男生编造黄谣之波未平，南华大学一男生贩卖黄谣之波又起……一时人人自危，直呼可怕。
然而，细察这两起犹如复制粘贴般相似的黄谣事件，我们或许可以看出：相比于黄谣本身，造谣者之间的相似性更令人细思极恐。
一方面，两名造谣者在现实中非但精神正常，而且堪称优秀——其中一人曾获评省级“最美中学生”，另外一人则是名校考研推免生，如将两者相加，大概便是期末评语里的“品学兼优”。可以想见，两家的墙上一定贴满了各类奖状，两人从小便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若非恶行曝光，或仍前途无量。
人前人后言行不一，线上线下人品迥异……这一形象落差，不禁令人想起一个貌似作古但从未消失的人群——伪道学。
伪道学中最知名者，当数鲁迅在小说《肥皂》中塑造的中年油腻男。此人一边可以由女性话题大谈贞洁，一边可以由一块肥皂想入非非，正所谓“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将此形象代入上述造谣者，在精神层面几乎毫不违和。表面光风霁月，内在男盗女娼，人性中的幽微复杂之处于此毕现。
另一方面，两人造谣中伤对象多为相识的女性——或为高中同学，或为大学同学，甚至是多年友人……若其恶行纯为赚钱，那么未免过于愚蠢。我们可以大胆猜测，即使黄谣无利可图，他们大概率仍会恶向胆边生、谣从口中起。与其说他们为了现实利益违反理性，不如说他们由于心理隐僻丧失理性。
究其心理根源，我们可以尝试得出一个经验性结论——大凡造黄谣者，都以亵渎崇高、玷污优美为快，此类案例多不胜数。圣如孔子，仍不免“子见南子”之讥，以至于要以“天厌”之誓自证清白；美如李清照，却被伪道学们评为“不终晚节”“无检操”，人生不幸竟成了“荡妇羞辱”……
或许，李清照之于伪道学，正如受害女性之于造谣者，都属于可望而不可即、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女神。亵渎女神带来的快感，对他们来说远胜金钱。
黄谣之兴，已非一日。两千年前，屈原就曾以“谣诼谓余以善淫”自喻身世。纵观二十四史，历朝历代均不乏其例。人性之幽暗，可见一斑。
鲁迅在《谣言世家》一文中写道：“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这当然是鲁迅愤恨之余的快语，事实上，造黄谣而取其祸者并不多见。前几年还有人编造“鲁迅日记”，其中大书鲁迅如何“逛怡红院”。造谣者甚至颇具文采，行文俨然鲁迅手笔。七分实、三分假，正是谣言最可恶之处。
鲁迅泉下有知，怕也只能说一句“这日记不是我写的”……
话说回来，我们既能总结出一部“黄谣史”，自然也可总结出一部“治谣史”。曹操在《整齐风俗令》中，就曾将黄谣与其他三种谣言列为“四害”，并立誓“四者不除，吾以为羞”。尽管不知效果如何，至少可令造谣者惧。
而在互联网时代，“黄谣世家”固然穿上了“七里神靴”，“治谣将军”也可配上“倚天长剑”。毕竟，唯有魔法能够打败魔法，唯有技术能够克服技术，黄谣即使真如“水滴”般无坚不摧，也未必能挡法律武器之一击。
谢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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