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个书法专业如何在杭创立?从58年前的一次家访说起_书法_父亲_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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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国庆,杭州三潭印月。

这天,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同游到此,发现有个杭州市迎国庆群众美术作品展正在展出,就进去看看。三个人同时被一幅山水画勾住了脚。《宝石山全景》,诗、书、画、印俱佳,且同为一人,落款人名却很陌生。

潘天寿记下了这个名字:陆维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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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这位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一直忧心忡忡。 中国画必须保留“诗、书、画、印”整体传统文化特色,但中国画系的很多学生画完后不会题跋落款,有的甚至不得不请人代笔题款,学校也缺少这样四全的老师。

这个叫陆维钊的人,就是他要找的“四全”。

回去四处打听,他才知道,陆维钊是杭州大学中文系教古典文学的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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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大学任教时期(中年)

陆维钊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文史地部(以下简称南高师),当年的南高师,群星璀璨。他的老师——史地部主任柳诒徵,著名历史学家,诗词、书法也“俱足名家”,教授王伯沆(名瀣,1871—1944),与柳诒徵并称“南雍双柱”(注:南京大学校史上承古开今的两位国学大师);还有教授吴瞿安(名梅,1884-1939),著名戏曲理论家。

顺便提一下,他的同学里,都有谁呢:陈训慈、向达、王焕镳、胡士莹等,后来都成为我国文史领域的大家。

秀州书院求学时期

毕业后,陆维钊去清华给王国维当助教。

1942年,陆维钊受聘上海圣约翰大学,任中文系副教授。1945年应竺可桢校长之邀,到杭州大学中文系任教。

1957年,陆维钊搬到松木场的杭州大学宿舍,住在四幢,跟姜亮夫做邻居。居住条件改善,有了自己的房间,开窗便见宝石山景。1959年春,为庆祝建国十周年,他画下了这幅《宝石山全景》。

他从没想过,潘天寿会看中他,还看见了一幅他不曾想见的远景,关乎中国高等书法教育的漫漫长路。

这位中文系教授却和美院校长想到了一起。

他对书家的综合修养非常重视。

陆维钊一开始借调美院“兼职”,就是给中国画系学生开古典文学课,重点讲授诗词题跋,作画题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

《题画诗》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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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3月,文化部在杭州召开了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教材工作会议。

会议最后决定:全国各美术院校国画系应设书法、篆刻课;试办书法专业的任务就委托浙江美术学院去筹备。

杭州南山路和开元路转角处,如今是几家小餐厅。往餐厅后门向东走,约隔2米的过道,原来有一个两层楼房的小院子,门牌:韶华巷59号。

杭州韶华巷59号

为了教学方便,潘天寿将刚刚空置的这间房子给陆维钊一家住。

一天,体育课跳马,陆昭怀不小心摔了一跤,磕断了门牙,只好回家休息。推门,见一位老先生来访,父亲立刻叫他泡茶。

父亲让他叫“潘伯伯”,才知道是潘天寿院长来了。父亲的卧室兼书房很挤,南面临窗一张写字台,东边靠墙一排叠满书的书架,还有一张摆着时钟、收音机的长桌,长桌与写字台之间,还有一个小空间可放一张藤椅,潘伯伯正坐在这张临窗的藤椅上。

两人聊了两个多小时。多年后,陆昭怀用了“誓约”二字来形容58年前的这次家访——两位先生立下誓约, 一定要为国家培养出一批高质量的书法教育人才,“责无旁贷”。

1959年全家摄于杭大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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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工作从1962年夏季开始。那年暑假特别热,除了刘江外,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边挥扇边讨论,问题很细,比如书史、书论、印史、印论是作为四门课,还是并为两门课好?书法作业写多少为好?

九十月,陆维钊带着刘江到上海各古旧书店选购碑帖、印谱及其他有关教学资料。

在上海待了大约二十天,每天都去。先挑门市部书架上的,然后到书库。狭窄、阴暗、灰尘,爬上、蹬下,一本一本选,陆先生主要挑选碑帖等,吩咐刘江挑选印谱,然后再给他过目定下来。半天下来,满身都是尘埃、汗渍,中午只到附近小店简单吃点点心、喝口水,下午又继续挑选。这家挑完了,再到另一家古旧书店去。刘江也感到有点吃力了,劝陆先生休息两天,他不肯。

1963年暑假,因为是试办,没有公开对外招生,先从美院附中毕业班中遴选两名有一定书法基础的学生,直接进入美院中国画系书法篆刻科学习,他们就是金鉴才和李文采。

陆维钊与学生朱关田、金鉴才、李文采合影

金鉴才对书法没兴趣,一心想考花鸟画专业,就去找陆维钊。

陆老师是这样动员他的——

“你如果缺少兴趣,就不必勉强。我今天只想告诉你一句话:潘先生下决心办这个专业,我接受这副担子,都不是因为兴趣。这是国家交给我们的一个任务,是为国家培养接班人的,对我们这些老先生来讲,叫做责无旁贷。”

“责无旁贷”,又是这四个字。58年过去了,金鉴才回想这段话,“为人,这是老先生真正的精神所在。”

就这样,1963年9月,书法篆刻科正式成立,与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并列,陆维钊为科主任,刘江兼秘书。新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书法本科专业正式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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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陆先生真严。

从杭州大学调到浙江美院以后,他对美院学生上文化课经常迟到很不习惯。前一节是绘画课,绘画速度不一,下课了,有的同学还没有画完,但他认为,这不能成为下一节文化课迟到的理由。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

他有一块怀表。上课铃响前五分钟,他等在教室门口,铃声一响,怀表放在讲台上,把门锁上,任何人不得再进来。迟到的人只能站在门口。

此后,几乎没有人迟到了。

一次,上文学课批作文,他拿出一篇文章说:“我读一段给大家听听,这是什么文章?”

还没读完,史易堂已汗流浃背。

“哪来那么多的‘不但’、‘而且’、‘因为’、‘所以’,累赘不堪之作。”文卷发回来:59分。再看小伙伴俞建华那篇,58分,当堂暴风哭泣。

下了课,陆老师把两人叫了出去。

“我对你们严是好事,用不着难过,只要努力,将来在我这里得了85分,出去可以放心了,不要让我失望。”

两年后,两人都得了86分,陆老师非常高兴:“可教也!加你一分,你不容易,我也不容易啊!”

《画家述评》

刚开课,金鉴才也挨了陆维钊的批评。

他当时用的一方大约十公分左右的小砚台,是附中时画工笔用的,蓄墨很少,磨墨也极不便。陆先生见了很不满意地说:你这样子怎么学书法?

第二天下午,陆先生发现他桌子上摆的还是那方小砚台,很生气。

金鉴才追到门外向他解释:我手头实在没有钱,等发了助学金,马上去买砚台。

陆先生沉默良久,轻声对他说:你跟我来。

金鉴才跟着先生走到韶华巷的家里,老师翻了半天才从一堆旧书下找出一个大砚台,大约有十来斤重,再用网袋装好,放到他手里。

“今天我的态度很不好,而且是错怪你的,我向你道歉。我没料到你经济这么困难。你暂时不必买砚台了,先把这背回去用。”

先生的这方大砚,金鉴才在课桌上足足用了两年,直到1965年夏一位毕业离校的同学送了他一方砚台,才把它还给陆先生。

58年过去了,金鉴才对陆昭怀说起这方砚台,再度落泪。

5

招收首届本科生后,办了两期,因历史原因中断教学,“无形停顿”。

潘天寿去世7年后,1978年,补开追悼会时,陆维钊手书挽联,最后一句:痛此日春回喁望,栽培后学失班头。

班头不在了,当年在韶华巷的誓约,要失约了。昭怀说,父亲“万念俱灰”。

而此时,美院又请陆先生回校,筹备首届研究生的招生和培养工作。当时,他已80岁。他说,要完成潘校长未竟的事业。

1979年,浙江美院招收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批书法研究生五名。

陆昭怀从湖南调回杭州工作,就是为了照顾手术后身体虚弱的父亲。但夜里,灯总是两点还没有熄。他劝父亲早点睡。父亲说:现在时间不够用用呀,马上要招研究生了《教学纲要》一定要赶出来。

1979年暑假,陆维钊为研究生手订《教学纲要》,总共六十条。

1979年陆维钊为首届书法硕士研究生手订《教学纲要》

这是一份反映陆先生书法教育思想体系的颇为全面的资料。他交给了章祖安。

与60条同时交给章祖安的,还有一份手订——他为中国第一届书法硕士研究生手订课表。

1979年陆维钊手订研究生课程表手稿

《教学大纲》粗分九块——“粗“字是老师自己说的,包括课程表在内,全都手写在同样的“模板”上——“湖南益阳橡胶机械厂门诊病情记录”的有光纸。

那时,陆昭怀在湖南益阳橡胶机械厂当厂医,他回杭随身带着纸,有时候就放在家里。

1979年9月,五位研究生进校,陆先生已卧病住院,不能再上课了。1980年元旦后,他请大家来病房。

“不能光埋头写字刻印,首先要紧的是道德学问,少了这个就立不住。古今没有无学问的大书家,我们浙江就有这个传统,从徐青藤、赵撝叔到近代诸家,他们的艺术造诣都是扎根在学问的基础之上的。一般人只知道沙孟海先生字写得好,哪里知道他学问深醇才有这样的成就。‘字如其人’就是这个道理。”

又说:“书法先平整通达,以后再求变化创造。要淡于名利,追求名利就不能静心做学问。我一生工作只做了一半,现在无能为力了,希望你们努力。”

王冬龄记得,陆先生含着泪讲,我们含着泪听。

一星期后,老师去世。

这是老师的最后一课,也是五位研究生的第一课。

6

陆昭怀毕业于杭大附中,一天,他的同学拿来一张处方,塑封好,送给他。他一看,原来是父亲写的。

父亲是遗腹子。长大后,他深感乡村缺医少药的现状,而曾祖父平时喜爱研读医书,留下很多医书。父亲就自学中医学基础理论,读了大量中医古籍。

小时候,四个孩子生病,父亲开方抓药,全包了。平时,他还要给邻居和好友号脉,开方子,但大多属于补养、调理性质。他常与张宗祥、诸乐三等交流讨论医方。潘天寿、吴茀之、王焕镳、姜亮夫、周昌谷等都请他开过医方。

每次给人看病,他会详细记录病症、药方,以及服药后的情况等,还在医方的眉页详加批注。后来,家人找到了父亲手书的《医方录》两册,里面还记载了部分医院医生开的处方,以及民间流传的验方、偏方,并注明症状、疗效,以便日后学习研究。

《医方录》

有一次,陆昭怀发现父亲有三本西医书: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他觉得奇怪,父亲看西医做什么?

陆昭怀在读《中国书法》时,发现了一点线索。

父亲写,握笔时,指关节灵不灵活,这是解剖学上的意义。手臂与肩膀的运转,受大脑和神经的指挥。

心情不好的时候,是写不好作品的——

“每日有一小时之练习,即有一小时之恬静。反之,吾人今日之生活,若再只有紧张而无恬静,只有劳动而无宁息,势必有害健康。”

昭怀很惊讶,“这些知识我都学了,但要灵活地运用解释人的某项具体的活动过程,我还不一定做得到,父亲却在教学中用上了。”

《中国书法》手稿

7

陆昭怀记得,父亲常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猪头肉,三勿精。”

家乡土话,样样都会,但样样都不精。在他看来,论诗词研究,自己不如词学专家夏承焘先生,论楚辞研究,又不如楚辞学家、敦煌学家姜亮夫先生,而王焕镳先生于先秦诸子,胡士莹先生于明清小说史,钱南扬先生于古典戏曲史,专长突出。反观自己,特点都不明显。

陆维钊以“猪头肉”自比,但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位老师的自我修养。

篆隶楷草行,书法五体书皆精;他喜欢绘画,山水、花卉都画;他研究戏曲,喜弹琵琶、三弦,也吹箫;他攻读中医理论,为人诊脉、开方。

“通也者,通其理,明其性,习其情,而备掌其法度,守常应变,各适其宜也。”他论医道之“通”,也是通人之学。

潘天寿、陆维钊这一代学人,在现代书法教育的体系中重新建立起了“通人之学”,道艺会通,学养相成,书法与学问无法分割。

这样一位老师,却没有“著作等身”,他几乎没有留下自己的“专著”,《中国书法》是陆维钊仅有的书学著作,1948年6月,由华夏图书出版公司印行。1986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但当时未见《中国书法》原版,出版时改名为“书法述要”,2002年又作重版。

《中国书法》1948年封面扫描图.jpg

今年年初,陆维钊的家人在搬家时,整理父亲留下的十几个纸箱,发现了一叠薄薄的纸,《中国书法》的手稿本,原来一直安放在这里。

在陆先生家属,以及学生章祖安先生的支持下,特邀中国美术学院专业基础教学部教授金琤审读,依据1948年版《中国书法》并比勘“书法述要”手稿本,上个月,浙江古籍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这本最初建构中国书法学体系的经典。

陆维钊这一辈人,打通了学术与艺术、学问和创作的界限,学问无分别,它与日常生活交融,是“有情之学”,“有为之学”。

书法,不只是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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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美协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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