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秋雨 原题:《佛教的事》有删节
一
佛教,是一种纯粹的外来文化,原来与中国本土隔着“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在古代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本来它是无法穿越的,但它却穿越了。
这还不算奇迹。真正的奇迹是,它进入的土地,早就有了极其丰厚的文化。从尧舜到秦汉,从《周易》到诸子百家,几乎把任何一角想得到的精神空间都严严实实地填满了,而且填得那么精致而堂皇。这片土地上的民众,哪怕仅仅是钻研其中一家的学问都足以耗尽终生。而且,一代接一代地钻研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仍觉得深不可测。
面对这样超浓度的文化大国,一种纯然陌生的异国文化居然浩荡进入,并且快速普及,这实在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却成了事实,这里有极其深刻的文化原因。
研究佛教是怎么传入的,是一个小课题;研究佛教怎么会传入,才是一个大课题。
怎么会?轻轻一问,立即撬动了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底层结构。因此,历来很少有人这样问。
二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在西汉末和东汉初之间。
范晔在《后汉书》里有个记载说,世间传闻,汉明帝梦见一个头顶有光明的高大金人,便询问群臣,有个大臣告诉他,那应该是西方的佛。
汉明帝在位的时间,是公元58年至公元75年,不知道那个梦是哪一天晚上做的。需要注意的是,他询问群臣时,已经有人很明确地回答是西方的佛了,可见佛教传入的时间应该更早一点。
接下来的时间更加重要了,那就是:汉明帝在公元64年派了12个人到西域访求佛法,三年后他们与两位印度僧人一起回到洛阳,还用白马驮回来了经书和佛像。于是,译经开始,并建造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
展开全文
对于一个极其深厚的宗教来说,光靠这样一次传播当然是远远不够的。
在汉代的朝野,多数人还把佛教看成是神仙方术的一种。但在西域,佛教的传播已经如火如荼。这种状况激发了两种努力:一种是由东向西继续取经,一种是由西向东不断送经。
这两种努力,组成了两大文明之间的深度交流。那些孤独的脚印、殊死的攀越,应该作为第一流的文化壮举而被永久铭记。
朱士行是汉族僧人向西取经的创始人。他于公元260年从长安出发,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历尽艰难到达遥远的于阗,取得经卷60万言,派弟子送回洛阳,自己则留在于阗,直到80高龄在那里去世。
由西向东送经弘法的西域僧人很多,最著名的有鸠摩罗什、佛图澄等。
很久以来我一直对鸠摩罗什的经历很感兴趣,因为他的经历让我知道了佛教在中国传播初期的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时从西域到长安,很多统治者都以抢得一名重要的佛教学者为荣,不惜为此发动战争。例如长安的前秦统治者苻坚,为了抢夺佛学大师道安,竟然在公元379年攻打襄阳,达到了目的。
道安当时年事已高,到了长安便组织翻译佛经。他告诉苻坚,真正应该请到长安来的,是著名僧人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的所在地很远,在龟兹,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库车。
鸠摩罗什当时只有40来岁。苻坚看到道安这位已经70多岁的黑脸佛学大师如此恭敬地推荐一个比自己小30岁的学者,心想一定错不了,就故技重演,派一个叫吕光的人率领重兵长途跋涉去攻打龟兹。
吕光的部队是公元383年出发的,第二年果然攻克龟兹,抢得鸠摩罗什。正准备带回长安向苻坚复命,半途停歇于凉州姑臧,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吕光忽然听到了惊人的消息,苻坚已经死了,政局发生了变化。
在半道上失去了派他出来的主人,显然没有必要再回长安了,吕光便留在了武威。他拥兵自重,给自己封了很多有趣的名号,例如凉州牧、酒泉公、三河王、大凉天王等,越封越大。
尽管他本人并不怎么信佛,但知道被他抢来的鸠摩罗什是个大宝贝,不肯放手。鸠摩罗什也就在武威居留了整整16年。
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鸠摩罗什学通了汉文,为他后来的翻译生涯做好了准备。还有青年学者从关中赶来向他学习佛法,例如后来成了著名佛学大师的僧肇。
接下来的事情仍然有趣。
苻坚死后,入主长安的新帝王也信奉佛教,派人到凉州来请鸠摩罗什。吕光哪里会放。或者说,越有人来要,越不放。不久,又有一位新帝王继位了,再派人来请,当然又遭拒绝,于是新帝王便出兵讨伐,直到抢得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就这样在一路战火的挟持下于公元五世纪初年到了长安,开始了辉煌的佛经翻译历程。他的翻译非常之好,直到今天我们阅读的佛经,很多还是他的译笔。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惊愕的情景:在我们西北方向的辽阔土地上,在那个时代,一次次的连天烽火,竟然都是为了争夺一个佛教学者而燃起!
这种情景,不管在中国文化史,还是在世界文化史上,都绝无仅有。由此可见,这片土地虽然荒凉,却出现了一种非常饱满的宗教生态,出现了一种以宗教为目的、以军事为前导的文化交流。
就在鸠摩罗什抵达长安的两年前,一位汉族僧人却从长安出发了,他就是反着鸠摩罗什的路途向印度取经的法显。
这两种脚印在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的逆向重叠,分量很重。其中使我特别感动的是,法显出行时已经是65岁高龄。他自己记述道,一路上,茫茫沙漠“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望人骨以标行路”。
人骨?这中间又有多少取经者和送经者!
人类最勇敢的脚步,往往毫无路标可寻;人类最悲壮的跋涉,则以白骨为路标。
法显在自己67岁那年的冬天,翻越了帕米尔高原(葱岭)。这是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天山等几个顶级山脉交集而成的一个天险隘口,自古至今就连极其强壮的年轻人也难于在夏天翻越,却让一位白发学者在冰天雪地的严冬战胜了。这种生命强度,实在令人震惊。
比法显晚二百多年到达这一带的,是另一位佛教大师玄奘。那时玄奘还年轻,大约30多岁。他说,在艰苦卓绝的路途上只要一想到年迈的法显前辈,就什么也不怕了。
从法显到玄奘,还应该包括鸠摩罗什等这些伟大行者,以最壮观的生命形式为中华大地引进了一种珍贵的精神文化。结果,佛教首先不是在学理上,而是在惊人的生命形式上楔入了中华文化。
平心而论,中华传统文化本身是缺少这样壮观的生命形式的。有时看似壮观了,却已不属于文化。
三
那么,中华文化承受得起佛教吗?
本来,作为民间传播的宗教,不管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都不存在承受得起还是承受不起的问题。因为承受以接受为前提,不接受也就不承受了。但是,中国自秦汉以来已经是君主集权大国,这个问题与朝廷的态度连在一起,就变得相当复杂和尖锐。我们前面说到过的那位道安,就明确表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说明朝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佛教的兴衰。
开始,东汉和魏晋南北朝的多数统治者是欢迎佛教的,他们一旦掌权就会觉得如果让佛教感化百姓静修向善,就可以天下太平。正如南朝宋文帝所说:“若使率土之滨,皆敦此化,则朕坐致太平,夫复何事?”
其中,公元六世纪前期的南朝梁武帝萧衍态度最为彻底,不仅大量修建佛寺、佛像,而且四度脱下皇帝装,穿起僧侣衣,“舍身为奴”,在寺庙里服役。每次都要由大臣们出钱从寺庙里把他“赎回”。而且正是他,规定了汉地佛教的素食传统。
与南朝相对峙的北朝,佛教场面做得更大。据《洛阳伽蓝记》等资料记载,到北魏末年,即公元534年,境内佛寺多达三万余座,僧尼达200余万人。光洛阳一地,寺庙就有1300多座。大家不妨闭眼想一想,这是一个多么繁密的景象啊!唐代杜牧写怀古诗时曾提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人们读了已觉得感慨万千,而北朝的寺院又比南朝多了几倍。
但是,正是这个数量,引起另外一些统治者的抗拒。他们手上的至高权力又使这种抗拒成为一种“灭佛”的灾难。
几度“灭佛”灾难,各持理由,概括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全国出现了那么多自立信仰的佛教团体,朝廷的话还有谁在听;二、耗巨资建那么多金碧辉煌的寺院,养那么多不事生产的僧侣,社会的经济压力太大了;三、更严重的是,佛教漠视中国传统的家族宗亲关系,无视婚嫁传代,动摇了中华文化之本。
第一个灭佛的,是北魏的太武帝。他在信奉道教后对佛教处处抵触,后来又怀疑长安的大量寺院完全处于朝廷的可控制范围之外,可能与当时的盖吴起义有联系,便下令诛杀僧众,焚毁佛经、佛像,在全国禁佛,造成重大浩劫。幸好他一死,新皇帝立即解除了他的禁佛令。
其实,生根于中国本土的道教本身也是深厚善良、重生贵生、充满灵性的宗教,不存在灭佛的意图。太武帝借道灭佛,只是出于一种非宗教的权力谋略。
130年后,信奉儒学的北周武帝以耗费民众财力为由下令同时禁绝佛、道两教,其中又以佛教为最,因为它是“夷狄之法”,容易使“政教不行、礼义大坏”。
又过了270年,在唐代的会昌年间,唐武宗又一次声称佛教违反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大规模灭佛,后果非常严重,在佛教史上被称为“会昌法难”。
三次灭佛,前后历时四百年,三个庙号都带有一个“武”字的皇帝,把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对于佛教的警惕发泄得淋漓尽致。后来在五代时期后周世宗还采取过一次打击佛教的行动,但算不上灭佛。
由于警惕的根基在文化,有些文化人也介入了。例如唐代大文人韩愈,在“会昌法难”前二十几年就以一篇《谏迎佛骨表》明确表示了反佛的立场。他认为佛教、道教都有损于儒家“道统”,有害于国计民生。他说,佛教传入之前的中国社会,比佛教传入之后更平安、君王也更长寿。他最后还激动地表示,如果佛教灵验,我在这里反佛,一定会受到惩罚,那就让一切灾祸降到我头上吧!
韩愈因此被皇帝贬谪,在半道上写下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样杰出的诗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韩愈是我很尊重的一位唐代散文家,我喜欢他文笔间的朴厚气势,但对他全盘否定佛教、道教,却很难认同。
捍卫儒家“道统”的激情,使韩愈在这方面的论述带有明显的臆断式排他倾向。他不明白,他所排列的从尧到孟子的所谓“道统”是一种理论假设,而一个泱泱大国的广大民众却需要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这种宗教信仰在实际展开时,往往伴有特殊的非理性仪式。儒家学者再高明,也只是整个社会结构中极小的一部分,不应该以自己的思维逻辑来框范天下。
其实,更多文人没有韩愈这么极端。唐代崇尚多元并存,李白近道,却又有建功立业的儒家之志;杜甫近儒,却不亲儒;王维则长久生活在禅意佛境之中。即便是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也与佛教交往密切,公开声称“吾自幼好佛”,常与禅僧或师或友。刘禹锡同样如此。白居易对道教和佛教都有沉浸,晚年更向于佛。
“安史之乱”之后,大量的文化精英为了摆脱现实生活的痛苦而追求精神上的禅定,兴起了一股“禅悦”之风,到了宋代更加炽盛。这股“禅悦”之风既提升了唐宋文化的超逸品位,又加深了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的融合。后来连儒学的自身建设“宋明理学”的构建,也受到佛教华严宗、禅宗的深刻影响,达到了“援佛入儒”、“儒表佛里”的状态。
至此,人们看到,儒、道、佛这三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境界出现在中华文化之中:
一种是温柔敦厚,载道言志;
一种是逍遥自由,直觉天籁;
一种是拈花一笑,妙悟真如。
中国文化人最熟悉的是第一种,但如果从更高的精神层面和审美等级上来看,真正不可缺少的是后面两种。在后面两种中,又以第三种即佛的境界更为难得。
四
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固有门类相比,佛教究竟有哪一些特殊魅力吸引了广大中国人呢?
佛教的第一特殊魅力,在于对世间人生的集中关注、深入剖析。
其他学说也会关注到人生,但往往不集中、不深入,没说几句就“滑牙”了,或转移到别的他们认为更重要的问题上去了。他们始终认为人生问题只有支撑着别的问题才有价值,没有单独研究的意义。
例如,儒学就有可能转移到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上去了,道教就有可能转移到如何修炼成仙的问题上去了,法家就有可能转移到如何摆弄权谋游戏的问题上去了,诗人文士有可能转移到如何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问题上去了。
唯有佛教,绝不转移,永远聚焦于人间的生、老、病、死,探究着摆脱人生苦难的道路。
乍一看,那些被转移了的问题辽阔而宏大,关及王道社稷、铁血征战、家族荣辱、名节气韵,但细细想去,那只是历史的片面、时空的截面、人生的浮面,极有可能酿造他人和自身的痛苦,而且升沉无常,转瞬即逝。佛教看破这一切,因此把这些问题轻轻搁置,让它们慢慢冷却,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与每一个人始终相关的人生和生命的课题上来。
正因为如此,即便是一代鸿儒听到经诵梵呗也会陷入沉思,即便是兵卒纤夫听到晨钟暮鼓也会怦然心动,即便是皇族贵胄遇到古寺名刹也会焚香敬礼。
佛教触及了他们的共同难题,而且是他们谁也没有真正解决的共同难题。这便是它产生吸引力的第一原因。
佛教的第二特殊魅力,在于立论的痛快和透彻。
人生和生命课题如此之大,如果泛泛去谈,不知要缠绕多少思辨弯路,陷入多少话语泥淖。而佛教则干净利落,如水银泻地,爽然决然,没有丝毫混浊。一上来便断言,人生就是苦。产生苦的原因,就是贪欲。产生贪欲的原因,就是无明无知。要灭除苦,就应该觉悟:万物并无实体,因缘聚散而已,一切都在变化,生死因果相续,连“我”也是一种幻觉,因此不可在虚妄中执著。
由此确立“无我”、“无常”的观念,抱持“慈、悲、喜、舍”之心,就能引领众生一起摆脱轮回,进入无限,达到涅盘。
我想,就从这么几句刚刚随手写出的粗疏介绍,人们已经可以领略一种鞭辟入里的清爽。而且,这种清爽可以开启每个人的体验和悟性,让人如灵感乍临,如醍醐灌顶,而不是在思维的迷魂阵里左支右绌。
这种痛快感所散发出来的吸引力当然是巨大的。恰似在嗡嗡喤喤的高谈阔论中,突然出现一个圣洁的智者,三言两语了断一切,又仁慈宽厚地一笑,太迷人了。
其实,当初释迦牟尼在世时一路启示弟子的时候,也是这么简洁、浅显、直击众生体验的,否则不可能到处涌现那么多信徒;倒是后来的佛教学者们出于崇敬和钻研,一步步越弄越深奥。
佛教到了中国,虽然也曾和魏晋玄学相伴一阵,但很快发现中国民众大多数是不习惯抽象思维而更信赖直觉的,这正好契合原始佛教的精神,因此有一大批杰出的佛教思想家开始恢复以往的简明和透彻,甚至还有新的发展。例如,禅宗认为众生皆有佛性,一悟即至佛地;净土宗认为人们通过念佛就能够达到极乐世界;天台宗认为人们通过观想就能够“一念三千”,认识空、假、中三谛;华严宗认为世上无尽事物都圆通无碍……
这些主张,都用清晰的思路勘破人世万象,一听之下如神泉涤尘、天风驱雾。即使是不赞成这些结论的人,也不能不叫一声:不亦快哉!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形态,往往过多地追求堂皇典雅,缺少一种精神快感。偶有一些快人快语,大多也是针对社会的体制和风气,却失焦于人生课题。
佛教的第三特殊魅力,在于切实的参与规则。
一听就明白,我是在说戒律。佛教戒律不少,有的还很严格,照理会阻吓人们参与,但事实恰恰相反,戒律增加了佛教的吸引力。
理由之一,戒律让人觉得佛教可信。这就像我们要去看一座庭院,光听描述总无法确信,直到真的看到一层层围墙、一道道篱笆、一重重栏杆。围墙、篱笆、栏杆就是戒律,看似障碍却是庭院存在的可靠证明。
理由之二,戒律让人觉得佛教可行。这就像我们要去爬山,处处是路又处处无路,忽然见到一道石径,阶多势陡,极难攀登,却以一级一级的具体程序告示着通向山顶的切实可能。
相比之下,中华传统文化大多处于一种“写意状态”:有主张,少边界;有感召,少筛选;有劝导,少禁忌;有观念,少方法;有目标,少路阶。这种状态,看似方便进入,却让人觉得不踏实,容易退身几步,敬而远之。
最典型的例子,是儒家所追求的“君子”这个概念。追求了两千多年,讲述了两千多年,但是,到底什么叫君子?怎么才算不是?区分君子和非君子的标准何在?一个普通人要通过什么样的训练程序才能成为君子?却谁也说不清楚,或者越说越不清楚。因此,君子成了一种没有边界和底线的存在,一团飘浮的云气,一种空泛的企盼。长此以往,儒学就失去了一种参与凭据。历来参与儒学的人看似很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即便是投身科举考试的大量考生,也只是按照着官员的模式而不是君子的模式在塑形。
佛教的戒律步步艰难却步步明确,初一看与佛学的最高境界未必对应,但只要行动在前,也就可以让修习者慢慢收拾心情,由受戒而学习入定,再由入定而一空心头污浊,逐渐萌发智慧。到这时,最高境界的纯净彼岸就有可能在眼前隐约了。佛教所说的“戒、定、慧”,就表述了这个程序。如果说多数受戒的信众未必能够抵达最高境界,那么,他们也已经行进在这个修炼的程序中了,前后左右都有同门师友的身影,自然会产生一种集体归属感。
与道教的修炼目标不同,佛教不追求“肉身成仙”、“长生久视”的神奇效果,因此即便实行戒律也不必承担灵验证明。这本是它的优越之处,但到了中国化时期,有的宗派过于依凭悟性不尚苦修,轻视戒律教规,固然也帮助不少高人完成了精神腾跃,却也为更多未必能真正开悟的信众打开了过渡的方便之门。与此相应,在唐代特别流行的净土宗也显得过于“易行”。这种势头积累到后来,已出现了禅风虚浮的严重后果。这也从反面说明,对佛教而言,持戒修行还是重要的,不能过于聪明、过于写意、过于心急。
由此我想到了弘一法师。他从一个才华横溢的现代文化人进入佛门,照理最容易选择禅宗或净土宗,但他最终却选择了戒律森严的南山律宗。我想,这是他在决意违避现代文化人过于聪明、过于写意、过于心急的毛病。这种选择使他真正成为一代高僧。
当然,历来一直有很多人只是为了追求安心、自在、放松而亲近佛门,本来就不存在修行的自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佛教的第四特殊魅力,在于强大而感人的弘法团队。
中国的诸子百家,本来大多也是有门徒的,其中又以儒家的延续时间为最长。但是,如果从组织的有序性、参与的严整性、活动的集中性、内外的可辨识性、不同时空的统一性这五个方面而论,没有一家比得上佛教的僧侣团队。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广大民众对于佛教的认识,往往是通过一批批和尚、法师、喇嘛、活佛的举止言行、服饰礼仪获得的。一代代下来,僧侣们的袈裟、佛号,成了人们感知佛教的主要信号。他们的德行善举,也成了人们读解信仰的直接范本。佛教从释迦牟尼开始就表现出人格化的明显特征,而到了遍布四方的僧侣,更是以无数人格形象普及了佛教理念。
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神职人员队伍也非常强大,但佛教的僧侣并不是神职人员,他们不承担代人祈福消灾、代神降福赦罪的使命。佛教僧侣只是出家修行者,他们以高尚的品德和洁净的生活向广大佛教信徒做出表率。
他们必须严格遵守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恶口、不蓄私财、不做买卖、不算命看相、不诈显神奇、不掠夺和威胁他人等戒律,而且坚持节俭、勤劳的集体生活,集中精力修行。
修行之初,要依据佛法,观想人生之苦,以及俗身之不净,由此觉悟无我、无常;进而在行动上去欲止恶、扬善救难,训练慈悲柔和、利益众生的心态和生态。
与广大佛教信徒相比,出家人总是少数,因为出家既要下很大的决心,又要符合很多条件。一旦出家,就有可能更专注、更纯净地来修行了。出家是对一种精神团体的参与,一般四人以上就可能称为“僧伽”。在僧伽这么一个团体之内,又规定了一系列和谐原则,例如所谓“戒和”、“见和”、“利和”、“身和”、“口和”、“意和”的“六和”,再加上一些自我检讨制度和征问投筹制度,有效地减少了互相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加了整体合力。
这样的僧伽团队,即便放到人世间所有的精神文化组合中,也显得特别强大而持久;又由于它的主体行为是劝善救难,更以一种感人的形象深受民众欢迎。
佛教的以上四大特殊魅力,针对着中华传统文化在存在方式上的种种乏力,成为它终于融入中华文化的理由。
佛教在中国的惊人生命力,我还可以用自己的一些切身体验来加以证明。
我的家乡浙江省余姚县出过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这样一些天下公认的“大儒”,但到我出生时,方圆几十里地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更没有人了解他们提出过一些什么主张,哪怕是片言只语。我的家乡如此,别的地方当然也差不多。我在长大后对这个现象反复咀嚼,消解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文化梦想。高层思维再精深,如果总是与山河大地的文明程度基本脱节,最终意义又在何处?
当时的家乡,兵荒马乱,盗匪横行,唯一与文明有关的痕迹,就是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吃素念经的女家长,天天在做着“积德行善”的事。她们没有一个人识字,却都能熟练地念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妇女还能背得下《金刚经》。她们作为一家之长,有力地带动着全家的心理走向。结果,小庙的黄墙佛殿、磬钹木鱼,成为这些贫寒村落的寄托所在。我相信,这些村落之所以没有被仇恨所肢解,这些村民之所以没有被邪恶所席卷,都与那支由文盲妇女组成的念佛队伍有关。
这些村落间唯一熟悉中国文化经典的是我外公,他以道家的方式过着悠闲而贫困的生活,自得其乐,却全然于事无补。他偶尔题写在庙墙上的那些田园诗,只有他自个儿在欣赏。道家不等于道教,邻村也有名正言顺的道士,道士在村人心中的地位很低,只是帮着张罗一些丧葬、驱病仪式,平日与农民完全没有两样。
我的这幅童年回忆图并非特例。因为我后来问过很多从不同乡间出来的前辈和同辈,情景基本类似。这就说明,在中华文化腹地的绝大部分,在毛细血管伸及的肌肤之间,佛教的踪影要比其他文化成分活跃得多,也有效得多。
我们这片土地,由于承载过太多战鼓马蹄、仁义道德的喤喤之声而十分自满,却终于为西天传来的一种轻柔而神秘的声音让出了空间。当初那些在荒凉沙漠里追着白骨步步前行的脚印没有白费,因为他们所追寻来的那种声音成了热闹山河的必然需要。
一文搞清佛教发展史
文:阿城(著名作家)
01、佛诞于尼泊尔
在我们的印象中,佛教诞生于古印度,事实上,西方国家也普遍这样认为。但实际上,佛教是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86年,释迦族人)所创。20岁时离家成道,此后被尊称“佛陀”,意为觉悟者,简称“佛”,所传宗教被称为“佛教”。
佛陀涅槃后的数百年间,佛教传遍印度次大陆。因此,佛祖降生在印度的错觉,让尼泊尔民众一向不满。
另外,在印度本土,佛教确实也成为印度教的重要对手达数世纪之久,但是它从未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而且从公元600年起,渐趋衰落。到12世纪末,也就是穆斯林土耳其人到达之时,它仅存在于少数几个地方,并处于没落状态。
另外一个事实是,佛教真正的发扬光大是在西亚的古国贵霜帝国,它与中国西疆相邻,所以中国的佛教最初是由贵霜帝国经由西域传过来的。故而,玄奘(我们熟知的唐僧)最初也是向西,先到贵霜帝国旧地真实了解佛教的发展,搞清楚了“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的来龙去脉后,再继续到古印度后,连当地的佛学高僧也不得不承认玄奘说的对。
当然,玄奘没能直接南行到印度,而是取道西域,西亚,再到印度,也因印度自古与中国隔绝的缘故。我们看下图可知,印度周围除了山就是海,但在其西北角有一个缺口,这是在大航海时代来临前,印度大陆与外界的唯一通道。
这也可以帮我们了解“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之不同:藏传佛教主要由佛教的发源地尼泊尔传入,但很久以来,西藏高原和中原都是隔绝的,直至唐朝,才开始与中原有比较亲密的来往,而这时,佛教已经由西亚经由西域传入中原多年,形成“汉传佛教”。
注意,佛教是否定宿命论的,认为人有命运,但是不鼓励人听天由命,而是希望人开创命运。佛教主张诸法因缘而生,因此命运也是因缘生法。坏的命运可以借着种植善因善缘而加以改变。
命运既然可以因为行慈悲、培福德、修纤悔而加以改变,因此命运并不是必然如此不可更改的。再坏的命运也能透过种种的修持而加以改造。相反地,好的命运不知善加维护,也会失却堕落,所谓“居安思危”,不能不戒惧谨慎!
02、释迦牟尼是觉醒者,本不是神
大家知道雅斯贝尔斯,他提出的“轴心期”的一个特点,就是“觉醒”,古希腊、巴勒斯坦、中国、印度属于觉醒者。在这些觉醒者之前,是巫教的社会,没有个人意识。我们现在已经有个人思考,但是在巫教社会,是由巫师去引导大家。而像中国的孔子、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印度的释迦牟尼这些人,都是面对一个没有个人意识的巫教的社会,开始产生个人意识,这就叫觉醒。
在佛教里,创始人悉达多·乔达摩被尊称为“释迦牟尼”,即“悟”“开悟”,开悟其实就是觉醒,翻译成中国词,就是“佛”了。释迦牟尼当年面对的是婆罗门教、印度教还有其他很多教,在这样一个巫教的世界,他有非常多的神可以借助,但他没有,而是靠个人开悟的,所以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觉醒者。
孔子也是这样,“子不语怪力乱神”,怪、力、乱、神都是巫教的。学生来问,他就不理,不涉及这些。孔子所有的东西都是靠自己的思索和实践,他传递给学生的是一种个体意识,不是集体意识。这样的人都是觉醒者。
对巫教世界的觉醒开始形成个人意识,释迦牟尼是独立开悟觉醒,觉醒者、觉悟者就是佛。菩萨呢?就是还走在觉悟的过程之中。
释迦牟尼从一开始就不打算让人家认为他是神,因此,他的死亡是一个钉子:我死了,为什么会死?因为我不是神。至于后来,佛教为什么不断地把他推向神的地位,那是为了传播佛教的方便,因为老百姓喜欢神,神是帮助他们解决麻烦的。尤其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最信鬼神之说:你一定要能帮我,你不能保佑我,我就不信你。
03、佛教大发展于贵霜帝国
通过前面的漫画图片,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次大陆与外界的联系主要通过西北部的一个缺口,通过这个缺口,外部的侵略者和外部的文化源源不断地闯进古印度。但同时,印度的文化也经由这个缺口向西亚蔓延,佛教即是其一。
在贵霜王国(公元55年-425年)时期,佛教被改变为一种统治术,达到了政教合一的局面。
从贵霜王国创立开始,国王丘就却就从古印度请来懂佛法的教徒,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佛教系统,丘就却自封转轮王,是佛的肉身。
此时的佛,就有了一个肉身和法身的概念,也就是说,我转轮王是佛的肉身,佛是法身。因为主要统驭对象是臣属和贵族阶层,所以此时的佛教门槛还是相当高的,要苦修。
因为国力太强盛了,丘就却要做世界的大王,因此就把传教士派出去,向东的一部分就进入中国东汉,首先在我们现在的新疆一带,再到长安,到洛阳,到后来的三国、东晋传教。
丘就却能统一五翕侯(大月氏西迁至中亚前后的五个大诸侯部落:贵霜、休密、双靡、肸顿、高附),其实就是因为他把佛教改成了有神教,我是神,是神的肉身,当我是神的时候,没有理可讲,不用讲理,什么都不跟你谈,这是一个背景。
丘就却的儿子,《汉书》记载叫阎膏珍,他觉得那我是哪个佛呢?在这个层面,继承的问题没有涉及到,因此阎膏珍就改信印度教,做了印度教的转轮王。
其实转轮王本来就是印度教的,佛教是把它借过来用。阎膏珍就等于是灭佛,这个时候僧人四散。
到迦腻色伽的时候,佛教才重新辉煌。
这时,再想把佛教的资源拢过来的时候,如果还是那么高的门槛,非得苦修,非得出家,老婆这么漂亮,孩子这么可爱,你让人家全舍了,人家就不入教了。所以佛教第二次集结的门槛变得非常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人人皆可入教,狗彘也有佛性,你只要信就行,只要供养就可以了。因此,佛教迅速地重新集结。
在迦腻色伽时期,贵霜王朝在扩大它的领土范围,当时的天竺其实是贵霜王朝的。迦腻色伽派他的王子和公主去斯里兰卡,因此,后来斯里兰卡成为非常重要的佛教圣地;再派人往东去,东南亚的佛教也开始兴起。
大乘是什么意思?或者说乘是什么意思?乘就是船,我们要到彼岸去,是坐小船还是大船呢?大船度的人多,小船度的人少。因此,迦腻色伽时期认为,第一次因为门槛太高,所以你们是小乘,其实就是说你们过时了,你们是非主流;我们第二次集结,我们才是真正大乘,我们载的人多,人人皆可成佛。所以大乘和小乘大致的区别就是这么划分的。
那么,两次集结造经的时候,在教义上就必然发生冲突了。当然,我们一般的信众不会发觉这个冲突,但是像玄奘这样的高级僧侣、知识精英,他被这个问题困住了。为什么经典会有冲突?于是就要去取真经,《西游记》里面是这么说的。其实他是通过学术调查来找到这个根源。
结果玄奘去了阿富汗,一下子就明白了,是因为佛教的两次集结。因此,所有的经,迅速地被他划分为两个系统。
当玄奘把这个系统完成的时候,辩才无碍。
玄奘用驼队把搜罗到的佛经原文驮回长安,而且把佛像也搬回来。注意,在佛教里,像是很重要的。
在佛教初传入中原的时候,与中国的文明产生巨大冲突,尤其与儒教格格不入。但到了五胡南北朝的时候,反而是当时北方游牧民族接受佛教特别快,为什么?因为儒家文明到了这个时候,一个是异化,还有一个是就是细节无限放大,执行起来得有专门的人告诉你,就像现在的礼宾司,要深入学习。而佛教不是,佛教是供养,另外它是像教,一看就全明白,不用去思索。先贤是什么?全都有像,所以像对佛教的传播非常的重要。
公元五世纪的403年,龟兹王国(新疆库车)高僧鸠摩罗什,抵达后秦帝国首都长安,后秦国王姚兴尊奉他为国师。之后的13年中,他把后秦帝国化成一个佛教帝国,人民十分之九都成了佛教徒。
对佛的崇拜虽不能拯救帝国的灭亡,但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有30部之多。在此之前,虽然也有译经,都属残篇,到鸠摩罗什才正式完成佛经的体系,使佛教呈现出它的庄严面目。
另外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北凉,沮渠蒙逊建立的,他们其实是匈奴的一支。那个时候,北凉迎到了一个大师,叫昙无谶(Dharmaksema,读音:谈磨趁)。
当时像苻坚等人,都是拼命要找昙无谶做国师,为什么?这种宗教体制是建国的体制,怎么立项,要翻什么经等等都通。北凉的宗教系统就是昙无谶建立的。据说昙无谶还会房中术,因为要求转轮王有千塔,一千个儿子,他就让沮渠蒙逊多生,沮渠蒙逊也喜欢这个,他就接受这个宗教系统。
昙无谶译出的重要的一部经叫《悲华经》。这部《悲华经》,一般人都没有读过,甚至没听说过这部经,那它是伪经吗?不是,是昙无谶翻译的。
《贵霜佛教政治传统与大乘佛教》、《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等著作。
04、前世佛
表面上,《悲华经》主要是在讲宝藏佛和转轮王,但其实真正的核心人物是宝海·梵志,他实际是佛的前世。
3世纪初,也就是迦腻色伽时期,昙无谶在北凉翻译出了《悲华经》。他翻译这部经是有规矩的,什么朝代,他的出生地,他的学术资格,他自己的名字,都写清楚了。
读经的人都知道,它好多都是套话,大段的套话,当你把这些套话掌握了以后,一眼就扫过去,读经就会很快。
这部经一开始也是“如是我闻”:我当时是这么听说的。“一时”就是当时。“佛”,就是释迦牟尼。在哪儿呢?在“耆阇崛山”这个地方开始讲经了。
释迦牟尼说,以前在删提岚世界这一劫的时候,有一个转轮王叫无诤念,他有一个大臣叫宝海·梵志(梵志在印度是最高种姓)。
我们要把这个关系记清楚:宝海·梵志生了个儿子,后来成了佛,叫宝藏佛,或者叫多宝佛。
有一次,宝藏佛带着僧众到了安周罗,也是无诤念的王城,城外有一片树林,“名曰阎浮”,“阎浮”就是现在,世间的意思。他们就在这个林子里住下了。
宝海·梵志对无诤念说,他这个儿子已成佛,很牛。无诤念就赶紧率领大臣过去,宝藏佛就开始讲经,讲完了以后,“默然而止”,不再多说话。
无诤念说,您想要什么有什么,我们供养你,全都管,只要您在这儿安心待着,时不时我就出来看您。
这个态度非常好,宝藏佛怎么样呢?“默然许之”。
到三个月的时候,无诤念就把有些东西做为供养献出去,都是自己的东西,非常高级。我在这里标了两个东西,一个是龙头璎,一个是阎浮金锁,它们是王的象征物,只有王才有。
无诤念献出宝物,宝藏佛还是“默然许之”。
犍陀罗出土的佛像,挂在胸前的串饰可以看到璎珞,两个龙头,当中有一个摩尼宝珠,这个形式就是我们的二龙戏珠,所以二龙戏珠其实是佛教的发明。
另外这一串斜挎的串饰,阎浮金锁,像我们的插棍锁,其实就是一个小匣子,里头装香料,是男性的香囊。
因此,只要有龙头璎、阎浮金锁,这尊佛像就是转轮王。他是佛的肉身,是人世间最高的统治者。
在以佛为国教的地方,如果出土了一个龙头璎,这个墓一定是国王的。
宝海·梵志很有意思,他希望大家都去听儿子宝藏佛讲经,并且最好能觉悟、信佛,可是大家只是一个劲儿在供养,再没有别的动作,所以他很着急。他做了一个梦,梦到太阳,还梦到他的国王很不堪,“血污其身,四面驰走,面首似猪”。
他醒来之后,就问诸天,你们帮我解解这个梦。
诸天就跟他说,你住的地方不是有很多荷花吗?你掐一朵给转轮王无诤念,就管用。“取一华”,“华”,就是花,给了转轮王。
在犍陀罗的佛像里看,就可以看到拿着一朵荷花,给挂着璎珞的转轮王。
在Ajanta(印度阿旃陀)壁画上看转轮王,龙头,对着个珠子,这是他的龙头璎;手中持有一朵莲花,旁边有一个人,宝海·梵志。在一刹那,是转轮王无诤念觉悟的开始。
所以这个壁画表达的就是《悲华经》里的情节,转轮王怎么开始醒过味儿来,是因为宝海·梵志给了他一朵莲花。阿旃陀现在是旅游胜地,但一般的人看不懂这幅壁画的意思,更不懂拿一朵花干啥。
宝海·梵志启发转轮王无诤念信佛,无诤念就直接去问宝藏佛,怎么能够达到长寿,当然还有别的,其中一条是“寿命无量”。宝藏佛就告诉他,你要发愿,意思就是说,你送给我的东西,挺好挺好,放那放那,但是你要入教,你不入教什么都是瞎掰。
但这事儿太大,无诤念就说,你容我想想,就告辞了。他回到自己宫殿里,“在一屏处,一心端坐,思惟修集”,思考要不要入教,就有了这个转轮王思维像。
转轮王想通了,说我要发愿。宝藏佛说,很好,你发愿吧。国王就说,我要往生净土;还有就是我要永远活着,无量寿。宝藏佛说那好,我授你无量寿命,佛号“无量寿”。接下来,后面又是一串描述……然后,(转轮王)你就是无量寿佛!
我们说的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Amitabha。如果不读经,你就不知道这些号全是一个人。
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有很多意译,但其实他们都是一个佛。
我们继续来看“轮王坐”。在《金刚顶经一字顶轮王瑜伽一切时处念诵成佛仪轨》里,特别告诉了我们转轮王的坐姿:“或坐轮王坐”,轮王坐是什么呢?我们常常说的“交脚菩萨”,一定就是转轮王;或者“垂一”,什么是“垂一”?就是刚刚说的那个思维像,一条腿垂下来;还有“独膝竖”,就是把膝竖起来。这三种姿势,就是转轮王的三种坐姿。
这个就是垂一思维像,北齐的。一看到这个姿势,就是转轮王。
这是交脚。
交脚。脖子上有什么?龙头璎。这是敦煌254窟的,很有名的一窟。
这是敦煌275窟,交脚,因此它是国王像。275是北凉窟,他是谁?应该是沮渠蒙逊,就是北凉国王。我们在这儿看到的龙头璎,锁变成项,类似我们现在给孩子弄的一个项圈。
宝藏佛催促自己的父亲也发愿,宝海·梵志说等大家都说完了,我再发愿。等这些全部都发完愿,宝海·梵志却起身反问宝藏佛:我已叫很多人来听你传法,现在他们都要求成佛,要往生净土,可是你想过没有,这1400人都是有家庭,有重要职责的,他们都成佛了,有多少人会被他们抛弃,那些被抛弃的人该怎么办?
宝藏佛不得不承认,这1400人放弃众生,要什么就是什么,这是我的错——这是佛经里唯一的一次佛承认自己的错误,别的经典里看不到。
宝海·梵志说道:“作不应作,应作不作。不行福事,不畏后世。为痴所盲,离诸善业,专行恶业。以离善业,行不善业行,于邪道重恶之罪,积如大山。”
简而言之,面对儿子让他信佛的问题,宝海·梵志质问儿子,为何成佛就要放弃众生,这是自私自利行为!质问了之后,他就开始发愿。
这一段很重要!我老看大家抄这个经,抄那个经,没有人抄宝海·梵志的这个愿,这个愿应该是佛教经典。
“世尊”,就是佛,“我今心动,如紧花树叶”,紧的都缩起来,“心大忧愁,身皆燋悴”,这是表达他的遗憾。
那么要承担什么?我“不舍如是众生”,第一要做到能够帮助他们什么,所以我就把全部财产捐出来;最重要的,就是觉悟的传递,把它延续下去,发愿“往生不净土”。你们1400个人也没有错,你们去往生净土;而你们抛弃的这些人,我要往生不净土,帮助他们,一个大愿!
其实宝海·梵志一直不发愿,他希望找到一个人也发这个大愿,找到一个知己,结果听完1400个人发愿,全都是往生西方阿弥陀佛净土。所以宝海·梵志这整段发愿文,是最值得抄的。
宝藏佛都被感动了,他应该从没听说过有人发愿往生不净土。这就是《悲华经》的“悲”。
5、弥勒佛与大迦叶
刚开始的时候,是释迦牟尼在耆阇崛山讲,《悲华经》的结尾,最后点出来,宝海·梵志就是释加牟尼的前身。我是发愿往生不净土的,因此,我的像下面不允许有莲花;凡是有莲花的,不是我。所以前世佛的座是平的,是金刚座,往生不净土,金刚加持,愿非常大,决心非常大,力量也很大,他要把所有那些被1400个人抛弃的人全部度完。
后来,他生怕自己不能度尽所有的人,所以他还有一个愿,一套系统:假如我可能有一个小婴儿忘了度了,那怎么办?弥勒接我的活儿。因此,弥勒佛座下也不允许是莲花,也得是金刚座,因为没有发愿往生净土,而是往生不净土。
这时候我们发现,《悲华经》一开头,当时弥勒菩萨是首座,“最为上首”,他已经在那儿钉了一个钉子了;因此在《悲华经》的最后,给了他一个佛位,叫做弥勒佛。
我们常常说弥勒的“龙华三会”,就是有三次重要的宣讲佛法活动。这个金刚宝座下,有水从地底涌出来,他就在这个座上宣讲佛法。经文中有关于他的形象,入城的时候,“佛现十八种神足”;但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可以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身下出水,身上出火”。
我们看看法国吉美博物馆犍陀罗的“弥勒下生成佛像”,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这是弥勒,不要乱说他是别的佛。
我们再看他的降生,两边的人手里头都提了个东西,是什么?不知道,但是可以通过《下生经》《成佛经》《大乘佛经》来看故事是怎么叙述的。
两次龙华会之后,弥勒就带着弟子、一大批信众出城,到了鹫峰,登上狼迹山,也就是释迦牟尼涅槃处。弥勒到了那儿以后,面对这座山,双手做劈开状,这个山就崩开了。崩开以后,有一个小虫,周围的信众就问这个磕头虫是什么?
弥勒说别瞎问,这家伙很重要。等它醒过来以后,看到弥勒,就跟弥勒说,释迦牟尼“临涅槃时,以此法衣,付嘱于我,令奉世尊!”
原来释迦牟尼在涅槃之前,要点火火化,老点不着,他的弟子们就说,你看你就不该死,这火死活都点不着。
释迦牟尼说,别急别急,我等大迦叶来。大迦叶来了,释迦牟尼就说,他当年觉醒的时候,他的姨母——其实就是他的养母,他的母亲生完他就去世了,他是姨母养大的——给了他一个金缕的披肩,说是可以挡挡蚊虫,而且晚上又冷。
这时候,释迦牟尼就把这个披肩拿了出来,跟大迦叶说,你要答应我保存我这法衣,到六亿年之后,有一个叫弥勒的会来,想办法把这法衣交给他。
现在,这个法衣就在这个小虫这儿,小虫就把法衣给了弥勒。
先看一下上面涅槃的图像,人们都是悲痛欲绝,火点不着。只有一个人是不悲痛的,他就是大迦叶,他领受任务,就是用瑜伽功活六亿年,最终把法衣交给弥勒。
大迦叶不是佛,现在都把他说成是释迦牟尼的两大弟子之一,一个阿难,一个迦叶。他并不是,虽然他也是一个觉悟者,但是没有走释迦牟尼这条路,他是玩瑜伽的,看不上释迦牟尼他们。
释迦牟尼说,你有本事是吧?那我这活儿拜托你了。所以在佛教塑像里面常常会有一个背对者,他很可能就是迦叶。
迦叶一拿到法衣,火就点着了。
这个造像,都说它是释迦牟尼悟道的时候,错了,这是大迦叶。那个披肩,意味着传续灯火。我们看下面小雕像,弥勒拿着法衣。
大迦叶的瑜伽功。底下虽然凿了,但当我们知道他是谁的时候,凿了没用,知道下面是什么。为什么要给大迦叶做一个这么精彩的像,因为在印度做瑜伽功的人非常多,希望可以把他们往佛教里面引。
我们再看拉合尔博物馆里的造像,“身上出火”;底下因为残了,“身下出水”没有了。谁也没有注意到,旁边有一个小像,这是大迦叶,根据就是弥勒下生经,弥勒成佛经。
敦煌275窟有一尊,就是大迦叶。
巴米扬大佛,从整个迦腻色伽时期的信仰来说,从我们看到的规格来说,一定是弥勒佛——从下面可以看到垂下来的法衣的角。
捏着衣角,弥勒佛。
捏着衣角,弥勒佛。
捏着衣角,弥勒佛。
捏着衣角,弥勒佛。
这个是青州的,北齐的造像,弥勒佛。为什么?捏着衣角!因此,《悲华经》《弥勒大成佛经》合为一体,设计得非常好,符合经典。
敦煌254窟,左边转轮王下面的是谁?我们只要一看他捏着衣角,一定是弥勒。
上面是转轮王,有千子。我们常常看到千佛,看到千佛,就知道这个地方一定有无量寿佛;如果看到无量寿佛,他旁边一定有一千个佛。所以,我们去颐和园,到智慧海,你看那个小琉璃阁,一个一个的佛,千子,千佛,这里面供奉的一定是无量寿佛。
6、大鹏金翅鸟
这是最有名的一幅壁画,就是萨埵三太子“舍身饲虎图”。我们再看,有一座塔,所有的美术史专家、壁画专家和敦煌研究所都说是塔,错了!这又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这不叫塔,只有我们中国人才管它叫塔。
那它是什么?它叫“支提”。
塔是做什么用的?存放舍利,白塔寺的白塔,北海的白塔,那都是安放舍利的,因此它是覆钵体,因为要把舍利扣着,这叫塔。
凡是垒阁型,像大雁塔、小雁塔,还有北京的很多塔,比如砖塔胡同那个塔,那其实都是支提。
支提是做什么用的?是升天用的,跟它相配的是大鹏金翅鸟。在密教的概念里,所有的佛,包括弥勒,是怎么下来的?是乘支提而下;一般人是怎么上到兜率天去的?是骑在大鹏金翅鸟背上,这么升上去的。
大理三塔,其实也是三个支提。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支提里面是供佛的,因为它载着佛上下;还有的是供经,它不供骨灰。
在大都会一个特别大的厅,就是有佛教壁画的那个厅,有很大一个碑塔,碑的后面是转轮王。为什么呢?交脚!它的正面,执衣角的,是弥勒佛。转轮王,无量寿,一定有千子塔,一定有千子佛。
最后,这是纽约大都会一个很小的像,其实很珍贵,它是刻出来的木的模,然后把泥填进去造的。这样的像,就让佛教传播的时候,速度非常快——你带一套模子,跑到哪儿只要有黏土,那就行了,往里面填土,覆粉,再描彩,很快,一座小庙就起来了。
阿富汗,中国的佛缘之地
阿富汗,一个距离我们不远的国家,虽然它与中国只在瓦罕走廊处接壤,但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文化,却与中国关系至深,邃远影响着中国的佛教文化和佛像艺术。
阿富汗只有荒芜和战争吗?那是你没有来到巴米扬河谷,这里自石器时代就有人农作,河水丰沛,土地肥沃,与其他苍茫的阿富汗山谷不同,可以说是中亚的鱼米江南,至今还盛产土豆。
阿富汗是什么颜色的?或许是荒芜的岩壁是凄凉的土黄色吗。但在巴米扬,你可以找到生机勃发的绿色,传说能治愈所有疾病的湖水宝蓝,还有被佛祖荣光闪耀的金色。
▲ 巴米扬大佛 西大佛
▲ 巴米扬大佛 西大佛与周边洞窟
这一抹金色便源自巴米扬大佛,两座巨佛凿于公元五、六世纪,高38米,披蓝色袈裟,俗称“东大佛”,风格接近犍陀罗;另一尊高55米,穿红色袈裟,俗称“西大佛”,风格近似秣菟罗,它曾为世上最高的立佛,佛像面部和双手均涂有金色。是巴米扬的文化地标,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 巴米扬大佛 东大佛
两尊佛像的两侧均有暗洞,高数十米,可拾级而上,直达佛顶。周边寺院的僧侣住在凿于山崖的洞窟内,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修行者也会在窟内增添佛像和色彩鲜艳的壁画,这是不是让你想起敦煌的莫高窟和榆林窟呢。
研究发现,石窟内的七世纪至十世纪的佛教壁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油画。
▲ 巴米扬壁画 已破败不堪亟需保护
晋代高僧法显、唐代玄奘和新罗僧慧超,都曾瞻仰过宏伟庄严的巴米扬大佛。
玄奘西行约公元630年经巴米扬,他在《大唐西域记》形容当地(梵衍那国都城)佛教兴盛:“伽蓝(梵文,意佛寺)数十所,僧徒数千人……王城东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宝饰焕烂”,指的便是西大佛,而它的东面有“释迦佛立像高百余尺”,指的是东大佛。
此地正处丝路之上,是往来欧洲、波斯、中国和印度间商队枢纽要津,至九世纪穆斯林入侵前,一直是佛教的重要节点。
处于东西方交汇点的贵霜帝国,在文化上是个大杂烩,希腊多神崇拜、祅教、婆罗门教、摩尼教、佛教等都有信众。但国王还是致力于佛教的发展,最有代表性的是迦腻色伽一世,他本不是婆罗门,以暴力手段使帝国进入极盛。
为安抚民众,他选择不承认种姓制度、主张众生平等的佛教治国。重用佛学者,大肆建造佛像、寺庙。最为重要的是,他要求将口诵承继的佛经,正式书写成经文,这为大乘佛教作为主流传播奠定了基础。中原佛教就是东汉明帝时期,从贵霜帝国自丝绸之路传入,植根洛阳白马寺。
▲ 巴米扬壁画中的白匈奴王和王后
这尊旷世的西大佛,其实源自白匈奴的手笔。白匈奴是月氏人的后裔,大约五世纪来到阿富汗的巴米扬,建立嚈哒王朝,十分推崇佛教,延续先人的信仰。带着对佛祖的虔诚和对祖先的尊敬,更是对上天赐予在不毛之地中宝洲的感恩,他们决定开凿这尊奇迹。
千百年间,大佛看着河谷中的人们长大,繁衍生息。祂庇佑着苍生,生活于此的哈扎拉人将大佛唤成“爸爸”和“妈妈”。
可惜的是,历尽沧桑巴米扬大佛,终难逃暴戾者的恶行。2001年3月12日,大佛遭到塔利班用火炮和炸药的狂轰滥炸,面目全非,慈悲为怀的佛陀,被仇恨化为齑粉。
仇恨从来解决不了问题,信仰和宽容才能让文明延续。
厉害了!这60个汉语常用词汇都来自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数万条词语,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就在我们日常用语中大约有30%的词汇都来自佛典,可我们琅琅在口却习焉不察,日用也浑然不觉。
现在
语出《俱舍论》卷二十“有作用时,名为现在。”
方便
语出《法华经》“过去诸佛,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妙法。”
胜利
语出《药师经》“何但念药师琉璃光如来一佛名号,便获尔所功德胜利?”
利益
语出《华严经》“发菩提心,随其根性,教化成熟,乃至尽于未来劫海,广能利益一切众生。”
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原为佛经结束语中的习惯用语。谓参加法会的大众听佛讲经说法后,都感到身心愉悦,无比欣喜。
刹那
梵语“Ksana”的音译。佛典中“刹那”指“时之极微者”,即非常短的时间。“刹那无常”、“刹那生灭”、“刹那三世”等也是佛教用语。现在人们还常用“一刹那”、“刹那间”等词。
现身说法
佛教宣称释迦牟尼能显现出各种各样的形象,向不同的人讲说佛法,是为现身说法。后来指以亲身经历为例证,对人进行解说或劝导。现身的意思已经由显现人身变为亲身经历。
抖擞
很难想象,该词原是佛教头陀(dhata)的别称。所谓抖擞,就是僧人修持的一种苦行。修苦行的僧人,能断除对饮食、衣服、住处等贪着烦恼,就像去掉衣服上的灰尘一样。
心无挂碍
挂碍即牵挂。原为佛教用语,指内心没有任何牵挂。玄奘所译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中有:“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
群魔乱舞
据说释迦牟尼佛坐在菩提树下入定的时候,魔王波旬率领众魔千方百计地来捣乱、搔扰。佛陀不为所动并降服众魔,魔王只好率领群魔退去。与魔王的斗争,事实上就是与“自我”、与“心”的斗争。战胜自我,这是全世界最难的事。
大彻大悟
彻底的觉悟,达到“不生不灭”的地步,属于大菩萨的境界。现在连我们凡人也可以使用这个词了。
海阔天空
唐代大历年间,禅僧元览在竹上题诗:“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表达了禅宗自由自在的广阔胸襟和活泼的禅机。后改变为“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
三生有幸
三生,佛教指前生、今生、来生;有幸,形容极大的幸运。三生都很幸运,形容运气、机遇极好。
前因后果
因是能生,果为所生。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这就是佛教讲的因果关系。
作茧自缚
自因自果。苦果、逆境,都是自己的恶业所招致,不必怨天尤人。
自作自受
自己造下的业因,由自己承担后果。
早知今日,悔不当初
今日之果是当初之因的延续。众生在尝到苦果之后才“悔不当初”,而菩萨深明“因果”之理,终无懊悔。故曰:“众生畏果,菩萨畏因。”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比喻做了什么事,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出自《涅盘经》:“种瓜得瓜,种李得李。”
生老病死
佛教认为,人生所必经的四种痛苦,也称为(果报)四相。
愁眉苦脸
“愁眉”是古代一种化妆术。“苦脸”源于佛教。佛教认为人生就是个苦海,并称人的脸形天生就是一个“苦”字:双眉是草字头,两眼与鼻子合成中间的“十”字,嘴下面是“口”,加在一起就成了一个“苦”字。
习气
指现行的烦恼历久而形成的种种积习。
烦恼
指能扰乱心性的因素。人的根本烦恼就是贪、嗔、痴三毒。
尘缘
指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因六尘是心的所缘,能染污心性,故称尘缘。
差别、平等
在佛学上,这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差别”指事物的差异、不同,针对平等而言,是妄念的反映。舍离差别之见,才能达到开悟境界。如众生平等,怨亲不二,即是无差别境界。而所谓“平等”,并不是抺煞现象上的种种差别,而是不去执着这种差别。
心猿意马
指躁动散乱之心如猿猴攀援不定,不能专注一境。意则犹如奔马,追逐外物。心猿意马之心乃是妄心,佛家把心猿意马视为修道的障碍。
痴心妄想
指愚蠢荒唐、不能实现的心思和想法。痴,佛教又称为“无明”,是贪、嗔、痴三毒之一,为一切烦恼之源。不明是非善恶的污染之心,叫作“痴心”。
家贼难防
佛教以色、声、香等六尘为外六贼;以眼、耳、鼻、舌等六根为内六贼。家贼即内贼。
盲人摸象
为《涅槃经》卷三十二所载的一则故事。比喻对事物只有片面的了解,就妄下结论。
镜花水月
镜中花、水中月,常用来比喻虚无缥缈的东西。《景德传灯录》卷十四载:“三界六道,唯自心现。水月镜像,岂有生灭?”
爱河
爱欲浸染人心,使人溺没而不能自拔,故喻为爱河。苏轼有诗云:“欲平苦海浪,先干爱河水。”
欲火
形容情欲炽盛如火。《楞严经》卷八详示,其业因、业相、业果皆如猛火。
婆心
即“老婆心”之略,源出禅门。有些禅师诲人不倦,絮絮叨叨,犹如老婆子饶舌,丛林中称为“老婆心”、“老婆禅”。今演为“苦口婆心”。
解脱
佛教指脱离妄想烦恼的束缚,脱离生死轮回的痛苦,获得自在无碍。
别具只眼
另有一番独特的眼力与高超的见解。“只眼”,慧眼,第三只眼——天眼,顶门具眼也。
一尘不染
色声香味触法,是眼、耳、鼻、舌、身、意所认识的六种境界。因为它们能够染污人的情识,故称六尘。不被六尘之中的任何一种所染污,就是一尘不染。
一丝不挂
原是佛教用来比喻人没有一丝牵挂。出自《楞严经》:“一丝不挂,竿木随身。”现在指人不穿衣服。
一刀两断
语本《五灯会元》卷十二:“一刀两断,未称宗师。”意思是,虽能干净利落地判断是非邪正,但未能圆融一体,和光同尘,也称不上“宗师”。现比喻干净利落。
一厢情愿
源自佛教《百喻经》。说一个愚人到都城里游玩,爱上公主,相思成疾,几至命危。现指单方面的愿望和计划。
一笔勾
破除一切尘缘。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袾宏(莲池大师)写了七首《一笔勾歌诀》:“五色金章一笔勾”、“鱼水夫妻一笔勾”,合称“七笔勾”。勾是涂去之意。“一笔勾”即“一笔勾销”。
味同嚼蜡
指修行人清心寡欲,淡于世味。语出《楞严经》:“我无欲心,应汝行事。于横陈时,味同嚼蜡。”
割爱
爱是贪欲的别名,位列三毒之首。有爱便有嗔,爱嗔相激,增长惑乱。而世俗的爱,只是虚妄、不净、自私的贪爱,只有断爱、离爱、割爱,才能获得觉悟。
自欺欺人
佛经中以犯妄语者为自欺欺人,五戒之不妄语。
臭皮囊
皮革制成的袋子,比喻人身。“臭皮囊”这句俗语源于《四十二章经》。佛把天仙美女视为盛满污秽之物的皮袋子,这叫做“不净观”,专用以破除淫欲。
世界
指有情众生所住的国土。”佛家语中“世”即是时间,“界”是空间,“世界”所指的就是整个宏观宇宙。“世界”成为常用语后,所指的只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的总和。
一弹指
我们现在形容时光短暂常用“弹指一挥间”这个比喻。“弹指”是佛教中的一个时间量词,出自于印度梵语。《僧只律》上解释说:“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名一弹指,二十弹指名一罗预,二十罗预名一须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
当下
佛教用语,人能活着和感觉到的只有当下。当下就是现在的这一刻。
晨钟暮鼓
为举行法事时集众而用的法器。唐宋以来,我国各大寺院多在佛殿两侧建钟鼓楼用以悬挂钟鼓。因而晨昏撞钟击鼓已成为中国佛寺的一种传统。
觉悟
“觉”,鸠摩罗什译作“道”,玄奘译作“觉”。佛家以开悟智慧会得真理为“觉悟”。现在指政治上的认识水平。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语本《景德传灯录》:“百尺竿头不动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空中楼阁
比喻修行者应筑好根基,循序渐进。
醍醐灌顶
“醍醐”是从牛乳中反复提炼而得到的甘美食品,喻无上法味(最高教义)。佛教典籍中用以喻灌输智慧、佛性,除却疑虑,从而心地清凉。
心心相印
心者,佛心;印者,契合、符合。禅宗谓不立文字,不依言语,直以心印心,故曰“心印”。现指心与心互相契合,形容彼此的心意完全一致。
伸手不见五指
我们现在用来形容光线暗。其实,它本是佛教用语,出于《续灯录》卷七:“伸手不见掌。”这句禅语的意思是:悟道的人见一切事物,不加以主观的虚妄分别与憎爱,因为一切事物在本质上是平等不二的。
当头棒喝
禅门认为佛法不可思议,开口即错,动念即乖。为了打破学人的迷执,不少禅师用棒,或用喝,作为施教的一种方式。
天花乱坠
佛教传说佛祖讲经,感动天神,天上纷纷落下花来。现形容言谈虚妄、动听而不切实际。
天龙八部
原为佛教用语,指佛经中常见的“护法神”。诸天和龙神为八部众的上首,故称。后被金庸用作书名。
小品
本属佛教用语。鸠摩罗什翻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将较详的二十七卷本称作《大品般若》,较略的十卷本称作《小品般若》。可见,“小品”与“大品”相对,指佛经的节本。因其篇幅短小,语言简约,便于诵读和传播,故备受人们的青睐。
智慧
梵语般若(Prajna)的意译。佛教谓超越世俗虚幻的认识,达到把握真理的能力。
梦幻泡影
“梦幻泡影”源于《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教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梦境、幻觉,和水泡和影子一样空无,转瞬即逝。
口头禅
“口头禅”一词来源于佛教的禅宗,禅宗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为宗旨,提倡直截了当的顿悟。禅宗的末流,好取现成的经语、公案、挂在口头上,作为谈助,被斥为“口头禅”。
特别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