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会谈”到底有多重要,为何在2019年被编入高中历史课本_西藏_萨迦_蒙古

大家都知道西藏在元朝是正式纳入中国行政版图,但很多人却并不知道奠定了西藏并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并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的历史事件“凉州会谈”。公元13世纪中期,藏族和蒙古族两位代表性的杰出人物萨迦班智达和阔端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市)进行了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会谈,后世称为“凉州会谈”。

因为,直到2019年8月,“凉州会谈”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才第一次被编入高一历史(必修)课本(上册),所以很多国人并不了解这段历史,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这一段彪炳千古的史诗“凉州会谈”。

高一历史课本第56页关于“凉州会谈”的简要文字,”文字右上角是一张萨班灵骨塔遗址配图。

“凉州会谈”历史背景

任何历史事件背后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时至13世纪30、40年代前后,蒙古统一天下已是大势所趋。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北方草原各部,建立了内部团结,军事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蒙古汗国。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发动第五次征西夏战争。兵临今甘肃河西走廊及青海西宁等地。公元1227年灭西夏,当时凉州为西夏陪都,亦被蒙古大军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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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29年,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即汗位,把原属西夏和甘青部分地区划给了他的次子阔端作为封地。阔端坐镇凉州,称为西凉王。蒙古汗国先后统一了西夏、西辽、金国之后。1235年蒙古兵分三路大举进攻南宋,西路军由阔端统领,进攻陇、蜀。蒙古军占领了吐蕃东北面的凤翔路、临洮路,东面的利州路、潼州府路和成都府路,这样,吐蕃就处于重兵压境的蒙古军包围之中。因为她的东南只剩下一个小国大理政权,西面和南面是喜马拉雅山和南亚次大陆,东、北、西北方向都被蒙古人包围。蒙古人兵临西藏,统一西藏势在必行,而吐蕃则面临或战或降的选择。

而此时的西藏地区自9世纪吐蕃王朝崩溃后,经历了四百年的分裂局面,《宋史·吐蕃传》载:“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公元842年,吐蕃赞普朗达玛被刺身亡。不久,吐蕃贵族分裂,随即又爆发了奴隶平民大起义,沉重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统一的吐蕃政权彻底崩溃。在这之后,西藏各地出现了众多的地方割据势力,他们大都为赞普或奴隶主贵族的后裔,手中掌握着武装,控制着为数不多的属民,彼此争斗,各自为政。吐蕃政权林立、军阀混战,人民生活水深火热。

随着封建经济形态的逐步确立和发展,这些割据势力又渐渐演变为一个个以家族为中心的地方封建领主。11世纪中叶,西藏的封建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封建领主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日益激烈。依附于不同领主集团的佛教势力,也形成了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众多教派,这些教派大都根据社会政治需要,“设道布教、各化一方”,“各标一胜、各树一帜”。这些教派都是以创始寺院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扩展势力范围,与各地的割据势力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逐渐形成了教派势力和世俗势力的结合体“政教合一”。各地方势力之间不断发动战争,各教派领袖也趁机参与军政,排斥异己,更加深了分裂和战乱,使藏族人民深受其害。渴望和平统一,要求能过“太平安宁的生活”已成为广大藏区人民的共同愿望。

为了统一西藏,公元1239年秋,阔端派其部将多达那波率领一支蒙古军途经青康多堆、多迈和索曲卡,进入前藏。当时这里有三座有名的寺院,分别为热振寺、杰拉康寺和达隆寺。蒙古军在藏北由于遭到部分武装僧人的反抗,烧毁了西藏佛教噶当派的寺院热振寺、杰拉康寺,数百名僧俗群众被杀,其中包括一个名叫赛敦的佛教法师。蒙古军与西藏寺院一部分武装势力的战斗平息后,多达那波供施了许多布施,修复了被毁寺院和佛殿,重塑了释迦牟尼金身佛像,并作了开光法事等,这些举动得到了当时西藏僧俗群众的广泛支持。

此后,这支蒙古军在西藏留驻两年多,多达那波没有再与吐蕃当地武装发生冲突,而是致力于搜集吐蕃各方面的情报资料。多达那波与当地藏族僧、俗势力,进行了和平接触和频繁友好交往,了解了西藏的宗教、军事、经济等各方面情况。

多达那波了解到西藏各地僧俗势力称雄割据、实力地位不等的情况后,向阔端上了一道详细真实的调查报告《请示迎谁为宜的详禀》。里面写道:“在边野的藏区,僧迦团体以甘丹派为大;善顾情面以达隆法王为智;荣誉德望以枳空敬安大师为尊;通晓佛法以萨迦班智达为精。”“萨迦班智达学富五明,具大法力,王如其请,遣使迎之。”这封书信,其实就是多达那波给阔端的建议。建议阔端选择萨班作为蒙古统治西藏的代理人。最后,阔端采纳了多达那波的建议,决定派“金字使者”迎请实力雄厚的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简称“萨班”)赴凉州,共商西藏归顺大计,力图以和平方式和政治手段实现蒙古对西藏的统治。

公元1244年,阔端正式派多达那波等专程赴后藏“邀请”萨班,并给萨班写了一封邀请函。邀请函措辞霸气,软硬兼施,一方面说“若不前往,大军压境”,另一方面说“汝如何利益众身”,“尽快前来,吾将令汝统领四方僧众。”在恐吓和拉拢之余,阔端为显示诚意和友好,还馈赠礼品。就这样,是否前去凉州进行会谈的抉择落在了萨班的身上。

“凉州会谈”关键人物

历史选择阔端和萨班作为和谈的双方关键人物也绝非偶然,此次会谈是时势使然,也符合蒙藏双方的根本利益。

阔端,《新元史》记载:“阔端太子,太宗第三子,太宗七年分兵三道伐宋,阔端将大军由秦、巩入蜀”。窝阔台率军西征后,他是留在国内的皇子,战功赫赫,“乃马真皇后称制,阔端开府西凉”,统治这原西夏故地。《秦边纪略》中说:“元封三子阔端为永昌王,筑宫于凉北,即今永昌堡也”。阔端既具军事战略家的眼光,又有政治家的睿智。此时阔端已经意识到,西藏地处偏远,气候寒冷,风土人情特殊,政教合一体制由来已久。因此只能扶持一位能统领全藏的教派法主,以教治藏。权衡再三,萨迦派法主萨迦班智达成为阔端的首选。

阔端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班智达”,意为“大学者”,萨迦班智达意即萨迦派的大学者,他是西藏地方藏传佛教历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一人。他出自后藏萨迦县的昆氏家族,初名白丹顿珠,法名萨班·贡噶坚赞,古印度把通达“五明”的人称为“班智达”,意思为“大学者”。

什么是五明呢?就是工巧明(工艺学)、声明(语言学)、医方明(医学)、外明(天文学)、内明(佛学)。

萨迦班智达

萨班幼年从伯父受“沙弥戒”,9岁开始为人讲经说法,25岁时,拜前来西藏的印度那兰陀寺主持克什米尔高僧释迦利跋陀罗为师,受比丘戒,取法名“贡噶坚赞,学习经论及大小五明之学。他学习《声明》、《量论》等五大明,学诗学、藻词等小五明,他全学十明,得到精通。在佛学方面除了精通萨迦教法外,对其他教派如噶当派、希解派的教法都有较深的理解。由于学识渊博,著述甚丰,品行高尚,声望极佳,通晓“五明”,人们尊称他为精通大小五明的“班智达”,于1216年接替其伯父主持萨迦寺,萨班很快成为享誉西藏地方乃至印度佛教界的大学者。萨迦派发展到萨班时,已经成为西藏一支重要力量,虽然在寺院数量上比不上噶当派,但是萨迦派直接控制当地政治、经济权力,其实力在卫藏地区首屈一指,是”政教合一“的一股重要割据势力。

以萨迦班智达为代表的西藏上层人士清楚地知道,新兴强大的蒙古军队所向无敌,从蒙古高原到中原内地以至到中亚到欧洲,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长期分裂割据、不相统属的西藏地方,根本无力对抗蒙古铁军。萨迦班智达高瞻远瞩,是一位识时务的俊杰。一方面为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负责;另一方面为佛法更加弘扬,为萨迦派获得更大发展。于是他力排众议,统一认识,面对责难,回答说“我为何前往蒙古供施处?若不去的话,军队即来,若军队来此,就会给雪域西藏带来灾难。为饶益众生和牲畜,只好暂时前去,无有其他裨益。”63岁的他不顾个人安危和年迈体衰,毅然决然带领两名侄子及众多僧人和经卷应邀前往凉州。

“凉州会谈”事件详情

公元1244年,萨班先遣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等人直接奔赴凉州,他本人抵达前藏拉萨与拉萨僧俗各界上层人士,充分商议归附蒙古事宜,集思广益,以便思想上有充分准备。萨班先是在拉萨等地,进行了一系列复杂而艰苦的政治协调活动。因为萨班明白,只有充分的说服、协调好地方实力派、各个教派的意见,处理好萨迦派与各大教派的利益调整,让各方面达成一致认识后才能赴凉州参加会谈,否则会影响会谈的结果,进而影响西藏的前途和命运。

一路上,萨班边走边从事传教活动,讲经说法。例如来到甘肃天祝极乐寺后,对该寺进行了扩建。萨班历经两年长途跋涉,于公元1246年8月途经青海及甘肃天祝县到达凉州。当时,阔端王子正在蒙古和林参加贵由汗的即位典礼,双方未能立即见面。萨班趁这段时间在凉州广设经场,弘传佛法,又给各族信众施药治病,被凉州百姓视为“圣僧”“神人”,这为他与阔端会谈创造了良好气氛。

公元1247年正月,阔端回到凉州,立即与萨班举行了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会谈,后世称为“凉州会谈”。阔端与萨班见面后,据藏文史料称:“阔端甚喜,谈论了许多教法和地方风俗民情”,佛法也“得到王的敬信”。阔端作为蒙古汗廷代表,萨班作为西藏地方代表,互相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谈判活动,并就关键性问题达成共识。双方经过协商,共同议定吐蕃各地归附蒙古。随后,萨班给西藏各地方政教首领写了一封公开信,即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萨班在信中说,西藏已成为蒙古属地,阔端大王已委派萨迦和其他金字使者对西藏进行共同治理,信中还把蒙古为西藏规定的各项制度,包括委派官员、缴纳贡赋等,都作了说明。至此,政教合一的萨迦地方政权对西藏的统治由此开始,西藏结束了400多年的分裂局面,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顺应历史潮流,反映了当时西藏人民的愿望与要求,它一传到西藏,“卫、藏之僧人、弟子和施主等众生阅读了此信件后,无不欢欣鼓舞”(《萨迦世系史》第94页)。它使蒙藏双方避免了一场战争所造成的惨重伤亡和破坏,并且两族人民从此和平相处,友好往来成为相互关系的主流。

萨班在阔端大力支持下,驻锡凉州百塔寺,专心著书立说和讲经传法五年间,“使无数僧徒成熟解脱,佛教日益繁荣昌盛”(《萨迦世系谱·法王萨班贡噶坚赞生平》下)。正因如此,藏传佛教真跨出雪域,在凉州及青海等地传播开来,安多地区藏族、河西走廊汉族、蒙古军官兵等僧俗民众,开始接受和信奉藏传佛教。

“凉州会谈”历史意义

凉州会盟使蒙藏双方避免了一场战争所造成的惨重伤亡和破坏,两族人民从此和睦相处,友好往来成为相互关系的主流。西藏僧俗各界保持与蒙古统治者的联系,有利于西藏地方局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这一正确而有效政策后来为元世祖忽必烈沿用,忽必烈为进一步加强与西藏的友好往来,封八思巴为“帝师”,赐玉印“命统天下释教”,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八思巴还成为隶属于元朝中央政府的西藏地方行政长官,并受命创制了以藏文为体式的官方“蒙古新字”,学术界称作“八思巴字”。蒙藏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的发表,是向历史宣告,向世界宣告:西藏从此正式划入蒙元版图,西藏属于中国。中国的西南边疆,从此正式固定下来。

此后,蒙古统治者开始在西藏统计户口,设置驿站。元朝建立后,对西藏地区行使行政管理权,在这一地区设立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由宣政院直接统辖,掌管西藏的军民各项事务。朝廷还在当地设置地方机构,任命官员征收赋税,屯驻军队,实行充分和有效的管理,从此,西藏正式成为中央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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