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作品论｜吴义勤：生命历史诗学的构建——再论《有生》_历史_生命_有生

吴义勤

胡学文长篇新作《有生》展现了百年历史中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风俗的画面，呈现了一个民族在岁月变迁中复杂的生活面貌、生命情态。《有生》既在作家主体性和个人化写作风格的呈现上达到了某种极致，同时也体现了个体风格内部的丰富性，为观照和表现历史与世界提供了另一独特视角。小说通过个人生命主体还原，藉助鲜活生动的个体生命形象，建构了独特的生命美学世界，并在生命史维度上塑造了一个别具意蕴和韵味的乡土中国形象。

一

历史或人物：以“人”进入和把握历史

《有生》有着鲜明的历史时间标识，小说中的“历史”，为人物提供了一个展示自身命运和价值的舞台。从叙事时间起点清朝末年，到漫长的军阀割据和内忧外患的民国；从兵荒马乱的伪蒙疆政府的成立和败亡，到“饥饿时代”、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时代，直到小说终篇于当下。这构成了小说人物生活的年代和基本历史背景。

《有生》之所以选择并如此讲述这些“历史”，皆因其与小说人物直接相关，并直接牵连甚至决定人物的命运。民国六年六月，祖奶父亲横死，年轻的祖奶即乔大梅被强暴玷污，从此以后“整个人都变了”。民国二十四年是一个被死亡标记的年份：宋留根被李守信的士兵打死，五年后，其母被日本兵射杀；地主钱广万死于此年，和葬礼同时进行的是残酷的遗产之争；白姓媳妇血崩而死。对于祖奶及其第二任丈夫白礼成来说，这一年同样也是“伤痕的开始”，他们的女儿白果死于祖奶的接生过程中，“自此，哀伤如秋雨连绵不绝，挥之不去”。民国三十三年初冬，祖奶的次子李夏被抢劫财物的高粱军扫射致死。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伪蒙疆政府主席德王逃离张家口，李春在逃离途中中弹身亡。“唐山大地震那年”，麦香与收药材的南方侉子“邱猴子”私奔，等等。

“历史”能被讲述，能被如此讲述，只因它与“人”有关。《有生》中不仅刻画了祖奶、李富、李贵、李二妮、如花、毛根、喜鹊等个体意义上的人，并讲述了他们的“个人故事”。小说同时还讲述了不同家庭几代人的繁衍史。祖奶一家，从其父母到前后三任丈夫、九位儿女直至唯一的孙子乔石头；花家，从乞讨的花姓夫妇到花满仓到花丰收、白凤娥夫妇，再到喜鹊（树枝）和花志钢（小更）姐弟；毛家，从毛根的爷爷、父亲到毛根和儿子毛小根；“豆腐世家”罗家，从曾祖父罗世成到罗包父子。此外，小说还以较多笔墨描述钱氏家族的兴旺与败落，从财主钱广万到儿子钱拜月、钱拜日、钱拜辰，钱家在短时间内从风光无限迅速败落，一个大家族四分五裂、分崩离析。通过钱庄、钱玉和钱宝三兄弟个性、性格、心理的对照性描画，以横截面形式展示了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伦理、情感关系及其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存在与发展形态，连接了较为宽广复杂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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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指出：“在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中，生活感和以‘个人’为核心的情感结构逐渐成为一种主导美学感觉。”[1]《有生》就浸淫在此情感结构和“美学感觉”中，那些具有强烈个性特征的、形形色色的、乡间生活中的平凡人物，构成了其历史叙事的主体世界。小说以极具生活实感的场景和细节讲述他们的故事。作家对每个人物、每一种个性乃至整个生命都给予充分的尊重，他极力贴近中国乡村日常生活和那些栖息与奔走于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直接而具体的存在，把每个人都看作独一无二的个体，深刻地体验他们的情感、思想和心灵脉息。白礼成、乔石头、罗包、毛根、如花、宋慧、麦香、喜鹊、北风（镇长杨一凡写诗时用的笔名）、乔秋、乔冬、乔枝等各有各的性格、心思，各有其念想与烦恼、苦痛与伤悲。

罗包胆小懦弱，“豆腐性”“蜗牛做派”，吃饭慢、写字慢、做事慢。在麦香的铁匠爹的眼里，是“白净如书生，性格如娘们，看见母猪双腿发抖的样子货”。即便性格如此，罗包既能因为爱麦香而坚持与其结婚，同样也能坚持与婚后强势霸道、不理解自己而只想控制自己的麦香离婚。喜鹊自小心性孤傲要强，行事干脆利落，心劲十足，遇事绝不畏惧退缩。这与胆小软弱、时常被人欺负的父亲花丰收和弟弟花志钢形成鲜明对照。性格软弱的花丰收，即使遭到妻子白凤娥及其通奸者的谋害，却仍然不顾喜鹊的反对而坚持到监狱探视白凤娥，最终却在白出狱后杀死了她，自己则身陷囹圄。喜鹊的恋人黄板好勇斗狠、胆壮生猛，遇事不畏惧不退缩，因维护村民利益遭到黑恶势力的打击，最终成了一个缺乏胆气和意志的盗墓者。钱家三兄弟中，钱庄开小卖部，是个圆滑世故、谋事周全的乡村能人，却也讲究兄弟情义，照顾钱玉钱宝；钱玉善良机智、心思灵活，能自己制造风力发电机和飞翔机；钱宝是个嗜书如命的“书虫”，记忆力惊人，满脑子都是书和疯疯癫癫的念头，却每逢考试必砸，是常人眼里的傻子废物。

祖奶的子女中，李春是祖奶被歹徒强暴后的产物，遗传了其不知名父亲的心理性格，喜欢捉弄人、搞恶作剧，性格阴冷偏执，对母亲怀有情感却不外露并坚持自己的想法，最终死于自己选择的道路。李夏懂事听话，却死于大哥参加的高粱军。李桃娇惯任性，良善却囿于自我，加之不能生育，与婆家关系不好，郁悒之下自杀身亡。乔秋最大的特点是天花乱坠、滔滔不绝地“瞎白话”“说大话”；乔冬固执、坚定，充满无私精神和献身热情；乔枝喜欢跟下乡知青和城里来的钻井队技术员交往，追求现代思想和生活方式，与周围的乡村环境和传统观念格格不入，最后也因爱情无望自杀。

其他人物，如相貌平常、精明能干的宋丽华，目光如炬、断案如神的棋盘镇派出所所长阎有道，喜欢写诗、被失眠症困扰的棋盘镇镇长杨一凡，酷爱养花、视花如命的如花，都有鲜明个性和独特心理，作家细致敏锐地把握人物的自我经验，抓住其思想和情感，在生活的具体情境和人物关系中，通过心理、言语和行为细节加以表现，使之具有突出的现实性和鲜明的生活感。

《有生》对“人”的思考和表现是独特的，由此而呈现的“人学”成就也是引人注目的。这表现在：

首先，关注人物的伦理情感。小说通过人物的伦理关系和情感纠葛，推动情节发展，对平凡人物的情感空间给予丰富细腻的关注，在生活中重温他们的情感，用心灵贴近心灵，切近历史，在长时段的历史跨度中，记述个人命运的升降沉浮，在历史的淡薄背景上，展现个人命运和心灵的悲喜剧。

可以说，《有生》的“伞状结构”是这一内在伦理情感结构的外显形式。祖奶具有主叙述者和主要人物双重身份，整部小说通过她的回忆讲述“历史”，通过她的听闻感受间接触及“现实”。贯穿小说的主线索是祖奶的人生经历，这段漫长的经历首先是其一个世纪的家庭和婚姻、生育史，祖奶与其父母，祖奶与其三任丈夫、九位儿女，祖奶与其唯一的孙子乔石头，都是建立在血缘伦理基础上的情感联系。同时，祖奶的人生历程也是世间众生的生育史、生长史和祖奶的接生史。如花、毛根、罗包、喜鹊等视角性人物，既是小说进入“现实”的功能性人物，也是祖奶接生的血肉生命，他们以及由他们连接的其他人物之间，建立的同样是伦理情感关系。

除了主人公祖奶一家，小说还花大幅笔墨描述了丧妻的毛根与家庭不和的宋慧之间的感情纠葛。心理孤独而性格执拗的毛根信任宋慧、爱宋慧，却只能将爱视为两个人共同的秘密埋在心里，不为人所知。粗憨的宋慧虽然说不清与毛根的关系乃至自己内心的隐秘，却对毛根有着确定无疑的牵念。小说描述这份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隐秘情感，幽婉曲折，富有心理深度和艺术感染力。小说对其他伦理和情感关系的描述，如如花和她的父母，如花与钱玉、钱宝、钱庄，如花与毛根；毛根、毛小根与宋慧；宋慧与杨八叉；罗包与父母，罗包与麦香、安敏等，同样具有强烈的情感力量和心理深度。“文体的审美化都与‘情’相关，情是鲜活的、有文化内涵的和渗透到字里行间的，因此，生命气息和文化内涵，似是历史题材文学文体的起码特征。”[2]以伦理情感关系为“质”为“体”，以“伞状结构”为“用”为“文”，《有生》进入了中国社会生活深层和“中国之心”，同时也敞开了多样复杂的人性空间。这一选择既契合中国日常生活的实际，也延续和传承了中国文学自古典到现代以来擅长描画世道人心的优长。

其次，对人性细腻而犀利的剖析。《有生》堪称是一个人性的“博物馆”，作家全力探讨和剖析的就是这个由多种性格、多种经历的人所组成的复杂斑驳、扑朔迷离的精神世界中的人性。人性的善与恶、伟大与卑劣、忠诚与背叛、堕落与救赎、绝望与希望、怜悯与恐惧、悖谬与沧桑，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于小说所铺陈的历史/现实的延伸中。最能代表人性力量的当然是祖奶。她从业七十载，接生万余人，当下已是一位卧床十多年的百岁老人。在她的一生中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绝望，甚至被人唾骂、痛斥和殴打，她曾为此愤怒和怨恨，但她“终是选择了原谅”“确实，我有过怨恨，但都丢掉了。”祖奶代表了一种超越历史、时代和民族的博大宽厚的善的永恒力量。

小说对人性之驳杂幽微的揭示极为深刻。祖奶的第二任丈夫白礼成灵敏聪明，多才多艺，喜欢孩子，与祖奶成家后，日子过得也算平静幸福，最终却因不能接受祖奶视接生为人生之要的做法，恐惧革命者李贵可能带来的灾祸，当二女儿白果在祖奶的一次接生后夭折，白礼成趁着回老家的功夫，带着小女儿白花消失无踪。罗包起初真诚地爱着麦香，但麦香却不珍惜这份真爱，强烈的控制欲使罗包逐渐疏远她并与安敏情投意合。麦香坚拒与罗包离婚，既与宋品有私情，又不想与之生子。游离于感情和利害之间的麦香，最终被苦水蒙住了眼睛，变成了一个怨天尤人、随时随地向人诉苦的祥林嫂式的“苦唧唧的女人”。祖奶的孙子乔石头既爱自己的奶奶，又不顾奶奶的真实想法和声望，意图通过建祖奶宫牟利。他心里爱着喜鹊，却又将喜鹊看作障碍，为克服心障，最终强暴了喜鹊。性格要强豪气的黄板，在经历了黑恶势力的打击之后一蹶不振，堕入心造的幻影，成为一个盗墓贼。

与人性之幽微驳杂相比，《有生》对人性之善、之美和强韧的精神力量，表现得更为突出。祖奶父亲乔全喜与李富伯由和谐到决裂再到和好如初，成为亲家，仿佛孙犁《铁木前传》的续写。毛小根患饥饿综合症，嗜睡，贪食，行为异常，却在父亲毛根的疼爱之外，得到宋慧细腻入微的照顾和退休老校长的悉心教育和关爱。祖奶与李大旺婚后，生下了第一个儿子李春，尽管李春是祖奶被强暴的结果，铭刻着耻辱的记忆，祖奶和大旺却视之如己出，同等对待他与其他儿女。毛根无意间射杀乌鸦（“钱玉”），陷入了与如花的纠缠，起初他并不理解如花的想法和屡次告状的行为，但在自己对宋慧的念想被现实打破之后，便产生了与如花一样的苦痛和伤悲感受。

《有生》对笔下人物寄予广泛的爱与同情，深怀博大悲悯之心，但同时对人之“恶”亦有触目惊心的表现。赵进元为吸食大烟典押了妻子李二妮。李二妮心胸狭隘，胡搅蛮缠，颐指气使，她在赵家的日子越不好过，越是会在人前趾高气昂。她终生与祖奶不和。祖奶帮她寻找赵进元，又将李二妮从被贩卖被囚禁中解救出来，不仅没有得到自私狭隘的她的感激，反而被其埋怨和反咬。

作为一部有人学力量的现实主义小说，《有生》有着深厚的现代人文主义蕴涵。“人”在小说中所享有的突出地位，显示着作家对文学和历史的“人学”理解。这建构了《有生》历史叙事的价值选择和基本性质，即通过较长时段的历史，在平静世俗的存在状态中摸索和开拓人的精神世界，并在人物平凡而琐碎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关系、伦理关系中，发现和点亮心灵的奥秘和生命的价值。小说对人物的描写触及其思想、观念、行为、希望和失落，并由此延伸，从而在个体的“特别性”上，认知民族和人类的广阔而永恒的整体，通过人物的生活际遇、生命感悟和精神特质，展现了乡土中国在百年历史脉络和广阔图景中所呈现的生活与人心之丰厚、多样。

相比之下，《有生》中的历史只是人的行为的布景，被剥夺了决定人物命运的权利。历史的主体性，让位于人的主体性，历史没有构成对于人和人性的遮蔽。在小说中，人的生活和行为不是历史行为，不具有历史性意义。历史只是有意无意地渗入其内心，参与其精神结构，影响其遭遇和命运，人物并不具有历史意识的自觉，他们作为中国乡村平凡生命的平凡生活和内心世界，在漫长历史的延伸中缓缓地得以展示。这充分证明了作家“创作主体意识”和“叙事本体意识”的自觉。他有意识地将人物从历史及其话语的象征性符号体系中解放出来，不遗余力地开拓人物的心灵空间。庞大的历史被分解为乡土中国的生存、生活和生命的故事、场景、细节，这些情节、场景和细节是《有生》为实现自己的美学理想而创造的充分而真实的背景和人物活动的空间，人物在其间孕育和生长，沉浸其中，获得自身的鲜活生动和超越其个人自身的人性和人类经验的普遍性。

《有生》

胡学文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

二

生命与历史：“历史”及其与“人”的关系

《有生》不仅在传统人道主义意义上，思考人性之驳杂形态及恒常存在，延续着“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而且在对“人”的理解上，亦蕴含着更多现代人本主义的思想，其内涵不仅是人性的，亦是生命的。

生命是《有生》的主题，也是其形式。《有生》在淡化虚化的历史背景下，将人物形塑为有思想有灵魂的存在。通过祖奶的“缄默”追忆往昔，感验现实，来面对和言说一段含混的历史和朦胧的世界。祖奶就像一个生命长途的跋涉者，在现代的纷乱和当代的喧嚣中，她获得精神的丰足、灵魂的安妥，也深刻体验着生命的无助、无奈。此时，历史已经弥散为一个个生命的轮换，呼应和回应着从过去的风尘中一路走来的祖奶的脉息。《有生》是生命的形式化，是生命的长歌，展现了一种形式化的、抽象化的生命。

小说中，“人”与历史并没有构成对立的关系，而是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疏离。“历史”是小说有意疏离的对象，却并不是人面临的直接对手和所要克服的对象性问题，《有生》不是“人”为对抗历史以获取自由发出的呐喊，而是人在自然自在生命行状中的低吟。人物被心灵化、生命化，作为生命存在的人物，既不是黑孩儿式的沉默（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亦非“我爷爷”“我奶奶”式的呐喊（莫言《红高粱》），他们没有浸透骨髓的孤独、痛苦，亦没有激昂决绝的反抗。这些平凡的生命个体似乎既没有走向精神启蒙式的成长之路，也没有宏大意识的觉悟和觉醒。

首先，以“时间”替换“历史”，是《有生》将人物生命化的重要方式。小说中的个体生命拥有的不是社会历史，他们作为人物形象，亦非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维度上得以塑造。这些平凡卑微人物的生命状态存在和展现于他们的不能被社会历史所替代和决定的日常生活，他们拥有的是个体的生活时间，而非“历史”。“时间”与“历史”两个概念有着重要的差别。伊格尔顿在谈到海德格尔的书名为何是《存在与时间》而非《存在与历史》时，指出：“时间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比历史更为抽象的概念：它使人联想到的是岁月的流逝或者我体验我个人生命形态的可能方式，而不是民族的斗争，人口的养育杀戮，或国家的建立推翻。‘时间’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仍是一个形而上的范畴，而‘历史’对于其它思想家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却不是。历史是我们实际所做的一切的产物，这就是我所谓的‘历史’。”[3]《有生》中的人物处在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历史中，涉及清末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共和体制取代封建、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日寇入侵、成立伪蒙疆政府、三年自然灾害、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等重大事件，还通过李贵领导农民抢夺财主钱广万家和刺杀德王等事件，涉及发生在宋庄、张北等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些都属于伊格尔顿所说的包括“民族的斗争，人口的养育杀戮，或国家的建立推翻”等“我们实际所作的一切的产物”——“历史”。但《有生》给人印象最深的却不是这些。一方面，如前所述，这些“历史”只有在与“人”的生活处境、人生选择和命运走向密切相关时，才被“叙述”出来。换句话说，历史叙述实则为“人”的叙述。在此，“历史”被“人”替换。另一方面，便是“历史”被“时间”替换。四季更替、年代轮换、历史变迁和现实生活环境的变迁，乃至亲人故旧友朋的人事往来和生老病死，构成人物生活经验和生命时间流逝的基本内容。进一步看，就“历史是我与特定个人、实际社会关系和具体机构的紧密联系”[4]而论，《有生》以生命个体之间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而非政治经济和阶级关系等为基础设定人物关系，亦与“历史”无关。钱广万是有名的财主，却不存在阶级压迫、经济剥削等行为和压榨良善、欺男霸女等恶德。李春参与李贵主谋的哄抢钱家行为后，钱广万也没找祖奶麻烦。祖奶接生下钱家次子，刚遭抢的钱广万拿不出像样的喜赏，最终同意了祖奶不要喜赏，“权当是代儿子赔不是”的方案。传统道义伦理替换了现代史叙述中常见的社会学政治学伦理。

其次，生命的忠实和忠诚，是《有生》将人物生命化的重要内涵。小说塑造诸多以个体生命形态出现的“人”，目的并不是为了以人道主义为尺度去拷问历史或还原历史本真、探究历史真相。虽然作家以悲悯眼光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性观照在小说中随处可见，但小说对人物之生命向度的凸显，对人物命运的重视，却是为了显出作为生命意识载体之人的存在。在祖奶、李富、罗根、宋慧、如花、乔冬等人物的生命时间和空间中，对自己日常生活和自身生命情态的关注，也不可避免地牵连周边的世界和人群。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生活和命运，无法测度自己的历史位置，遑论掌控历史进程、规划历史方案。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忠实于生活和生命的哀乐体验，守护自己的生活和生命空间，在贫困、贫贱、艰难、无奈乃至绝望的处境中，担负自己的命运，为自己，为亲人，为儿女，继续在这样的日子和这样的世界里过活。

作为一种历史叙述，《有生》中的“历史”已不再是既往那种外在于人的抽象之物，它具体化为个体生命时间和空间，祖奶等人物成为生命时空维度中的个体，他们在属于自己的时间中，实现着属于自己的生活希冀和生命期望，展现着柔性的也是韧性的生命力量和能量。《有生》将个体/生命从历史大潮中影子一样活着的匿名者身份中释放出来，将他们从历史主体的中心位置上解放出来，使之重返自己的生活世界和生命世界。

胡学文

《有生》中的生命既是民间文化和乡土历史的见证、承载，也是对其的疏离和质疑。小说频繁描述个体生命的死亡和百年中国的灾难苦难，突出的却是与“死”和“难”相关联和对照的“生”与“活”。“小说的重复，其实就是小说的风格。越是重要的小说家，这种重复就会越明显，越强烈，当然那是一种螺旋上升式的重复和重叠，那是对自己生命状态的极限式的挑战。”[5]祖奶是九位生命的生育者和众多生命的接生者，小说反复描述生命的生育过程和祖奶的接生过程，凸显了生生不息的超越历史和时代的生命源力。世人眼里被视为神圣的祖奶，并非天生神异的神仙和圣贤人物，她没有高深的文化修养，不懂深奥的道理，但这个普通的乡村接生婆却凭借其高尚的医德、高超的接生技艺，成为生命意识、人类精神和人类道德发展希望的象征和完整而恒久的人性与生命意志的寓言性人物。她通过自身经历和周边生命的新生与死灭，获得了灵魂的洗礼和精神的升华。

按照文艺社会学和现实主义理论，祖奶等人物是“以小见大”的典型，是揭示被意识形态化历史遮蔽的中国历史真实和中国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但《有生》中的“祖奶”却不再是反映社会历史的镜子。和其他人物一样，她不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社会性品质。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实纠结中，她以柔和的形式守护和延续着生命，守护着精神世界，并从家庭环境和乡间传承、赓续的生命伦理教育中获得永恒。《有生》蕴含的历史意识与海德格尔颇为相近，“对于海德格尔来说，真正的历史是一个内向的、‘真实的’或‘存在的’的历史——对于恐惧和虚无的支配，趋死的决心，我的精力的‘聚集’——这个历史其实在作为更普通更实际的意义上的历史的替代物发生作用”[6]。祖奶作为游离和超越充满暴力、饥饿、死亡和恐惧的历史的力量，体现着历史的内面和内向性，是一种“非历史”的存在。《有生》中的历史，也具有类似的“非历史性”，小说讲述的是有关土地、鲜血、泥土、死亡的故事，是有关生命降生的庄严和自我孕育繁衍的故事，是生命将会永久绵延的族群和人类的故事。

再次，生命/历史的对话性。《有生》确实更多是在疏离宏大历史，把时代和历史的宏大力量处理为淡薄的隐含的背景，回到具体的个人层面表现历史，小说中的个人生命故事与大历史并无紧密关涉，个人不再是宏大历史的注脚。但作家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并无否定历史的企图，小说中的个体生命同样确凿地存在于百年历史之中。虽然作家并未将个人/历史的关系作为主要表现内容，但历史始终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存在，无论在过去还是当下，它们都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生命。《有生》便描述了历史/现实对生活/生命世界的侵蚀，其个人生命史书写亦存在于生命/历史的结构性关系中。

胡学文并不着眼于历史本身，历史的结构并非其小说的着力点。《有生》没有按照历史逻辑来组织叙事、设计情节和人物。小说放弃了以历史为立足点和中介来认识人生、社会和世界的思路，以近乎自然的本色的直觉的方式获得世间万物的生命本质。这似乎是有意识地对历史进行现象学的悬置。“历史”成为言说“生”的媒介，而不再是一个超验的庞大意义体系。人物的生活、生存、生命与历史关联不甚紧密，其意义不再从历史中获得，主体不再被放置在某种被指定和规定的位置上。实际上，小说是将生命置于历史叙事诗学的中心，并对生命/历史之关系进行了颇为动人的表现。小说中的人物乃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他们与世间万物一样，有自身作为生命的本质存在，并且具有突出的心理学内涵和伦理学面向。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作为独立自主的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实体来思考和表现的。人物作为一个整体，既具有疏离于历史的自律性，又有无法摆脱的历史/现实的他律性，他们看似具有生命的自我指涉性，但也具有某种难以言说的历史伦理的神秘的意向性投射。因此，生命具有类本体地位，就是处于历史/现实和理想/意义悬置之间的有距离却不隔绝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那种将历史看作是《有生》中外在的非本质现象、偶然现象的看法，有其偏颇之处。生命/历史的非同一性是《有生》的叙事观念，通过这种非同一性，生命自身的伦理价值获得了相当充分的审美言说。但正是“历史”这一非本质的外在现象在叙事中的存在，却阻止了叙事滑向纯然理性的生命——审美自我指涉所具有的自律性幻境。

转向事物本身，将生命从外在的功利的非本质的遮蔽中解放出来，并不必然意味着放弃历史和社会，因为生命本质上具有社会历史文化伦理的规约性、规定性，甚至指令性，或可说转向事物本身中的事物，正是现实所给定之物。小说在此体现了某种“矛盾性”，一方面是对不可亦不能被历史替代和覆盖的个体生命的热情与忠诚。小说写出了乡土世界的相对自足性，以及这一世界中个体生命的独特感受；另一方面，这个生命充盈的世界，不可能外在于时代巨变和历史事件，其灵韵终将消失于现代性的冲击之下。无论是导致祖奶父母、李春、李夏及众多无名民众死亡的战争暴力，还是诱使乔石头返乡购置山地、“经营”祖奶宫，借祖奶之名望牟利的商业资本暴力，都是现代性冲击的表征。

可以说，正是生命/历史的矛盾、纠缠与互动，生成了《有生》历史叙事的诸多美学症候。其一，史诗性追求与个体生命取向的融合。小说用生命转化历史，注重内面、内向的另一种历史，却并未驱逐历史，而是用“非历史性”为过于强势的历史性祛魅。小说塑造的是没有独特光环却又具有崇高之可能和意义的平凡之人。《有生》是一部“凡人的史诗”。在这“史诗”中，生命超越并战胜了历史，以感性丰满的形态获得了比抽象的历史更强大的力量与美感。其二，人道主义立场与生命本体论蕴涵的贯通。小说关注历史中的鲜活个体之人的命运、处境，蕴含人道主义情感立场；同时又流露出对自足生命世界被打破的沉痛、担忧和惆怅。人性复杂性之展示与生命压抑与强韧之赞颂交融流灌。其三，历史之“变”与生命之“常”的对照并存。以生命之“易”应对历史之“变”，以生命之不可化约的充盈实在，对照历史/现实之干枯、压抑与烦躁，以“有生”之不可被单色调话语和单向度论述所遮蔽的丰富多彩，超出经典历史叙事单维单向之偏枯。

值得注意的是，《有生》虽将生命/历史矛盾关系的思考建立在对历史的暴力性、偶然性和无常性认知之上，却并未将充满暴力、饥饿、死亡的历史作为叙事重心，揭示历史结构对人的命运的影响和决定作用。因此，《有生》中“生”也不是以与“历史”对抗的方式建构自身意义。小说在淡化历史的同时，也相对淡化了生命/历史之间难以调和的对抗性矛盾。小说描述百年中国历史中的贫瘠、恐惧、痛苦、焦虑、迷惘等集体创伤记忆，却并未对其做过度渲染，而主要是作为人物生活经历和生命处境中不可或缺的“事实”加以描述，同时，作家又将漫长历史中带永恒和普遍意味的夫妻情、父女情、母女情、母子情及友情、乡情、恋情等人间情感作为主体内容，以之设置人物关系，组织情节发展，并形成叙事的情感主调。祖奶与其父母，祖奶与其前后三位丈夫，祖奶与其九位儿女，麦香与罗包、罗包与安敏，如花与钱玉、钱宝，镇长张一凡与神秘的养蜂女之间也存在着丝丝缕缕的情感牵系。这种对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情感关系的关注，是小说产生持久的感染力和强烈震撼力的重要原因。

《有生》学术研讨会｜2023年3月27日，江苏南京

三

日常性与诗意：生命历史诗学的修辞表征

围绕个体生命而展开的生育、死亡、生存、生活，尤其是围绕接生婆祖奶而牵涉的有关事项，如饥饿、瘟疫、疾病、卫生、接生、医疗等日常生活，构成《有生》的基本经验性内容。小说没有采用波澜曲折的情节和夸饰的语言来讲述这些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的人生故事，而是全力展现一种平凡、庸常乃至停滞却又质朴自然的人生形式和生命状态。

与此相应，《有生》在文体结构、叙述节奏和笔法、气质上近乎小说、散文和诗的融合，有着散文般的日常性和诗意氛围。从散文与史诗的角度上看，《有生》的散文体长篇小说体制，打破了散文体小说和诗化小说不能写长篇、写史诗的传统看法；从日常性与秘史性角度看，历史的隐藏的本体或正潜藏了生命借以生发和栖身其间的日常性。有研究者指出：“从普遍性上看，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微观的、琐碎的，而且这种琐碎很多时候是机械式的重复，带有个体生存的惯性特征，很难体现个体生命内在的深刻性和独特性，所以当代作家们在处理这种日常生活时，并非动用机械的写实主义，而是运用一种更微观的手法，沉入日常生活内部，穿透那些看似庸常的日常生活表象，发掘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各种生存状态，捕捉那些富有生命质色的细枝末节，然后赋予其艺术想象，呈现为鲜活的文本形态。”因此，“这种轻逸化的审美表达，从创作主体上看，无疑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叙事策略，但是如果从叙事效果上看，则体现出一种诗性化的美学趣味，即一种轻盈、灵动或诙谐之中所包含的特殊意味”[7]。《有生》中的诗意由何而来，小说中的诗意与生命、诗性审美与“历史”构成何种关系，如何看待这一关系？这是理解其“生命历史诗学”的关键。

《有生》的淡化历史，其实只是一种叙事策略和手段。小说取消通行的历史叙事深度模式，目的是建立另一种以“生”为依据和根柢的深度模式。通过描述人在生活中的日常状况，尤其是人之平淡生活中隐含的生存意义和生命哲学，在百年曲折与苦难中，发现“生”与“活”的真知，从辽阔的土地上发现“生”与“命”的真谛。

作家让主人公祖奶在一个世纪的生命长河中，不断往返于广阔的地理空间（虞城、宋庄、张北、张家口等），这不仅是历史的见证和个人的生活与职业经历使然，更重要的是，通过主人公无数次接生经历，慢慢将土地、母亲、民族和生命、人性等带有族群与人类语义蕴涵的语词，浸入祖奶这一个体生命形象，使其成为一个具有民间、民族乃至人性、人类意味和价值范畴的群体性象征意象。因此，在祖奶这一中国传统的接生婆形象中，蕴含了带有文化寻根和生命寻根双重意味的群体归属意向。宋庄、棋盘镇、张北等地理概念，庄稼、土地、河流等自然事物，牵连着祖奶及其表征的“生”“活”和“命”，是巨大的生命母体的隐喻。世间万物，皆为生命，一个个湮没于滚滚历史洪流中的无名个体，那些历史中的无名者，在生命向度上汇聚。他们的生与死，生育与死灭，构成一个个或长或短的生命过程。这一绵延久远、亘古如斯的生命过程何尝不是“历史”？

在胡学文笔下，历史虽然并不以吞噬生命的庞然大物的形态出现，却也并未消失。同时，《有生》的“历史”，尽管是经由祖奶“回忆”的形式讲述出来，却也并非体现为进入生命晚境的特定生命个体生发出的饱含无奈与苍凉的“怀旧诗学”。胡学文通过《有生》，建立了有其生命基质的历史“诗意抒情”。生命在绵延，历史也在延伸，历史不只是过去或过去的记述，它同样存在和生长于当下的现实生活。这种历史，即是人的自然生命史、民间生活史和个人情感史，而北方中国城乡的店铺、住房、主人公接生的用具——不起眼而又神秘的“包袱”，又构成了物质文化史。扩而大之，《有生》描述的也是一部民间史、民族史乃至人类生命史。这是一种比个体更伟大、崇高和恒久的历史，其中没有盛大喧嚣的事件和轰轰烈烈的人物，即便是革命者李贵，也是一个不期然而来又悄然而去，不知所终的幽灵般的略带神秘色彩的常人。与生命降生的啼哭相比，《有生》形构的“历史”，悄无声息却绵延不绝，别有一种浩然沛然而不可御的气势，把一切人、事、景、物都涵纳其中。

《有生》的生命历史诗学蕴含一种审美浪漫主义精神。历史仍然存在于诗意氤氲的文本中，仍然作为重要动力因素引导着叙事，但它却不是以整体性形态存在。作家不再将历史当作一个整体看待——《有生》破解了那种在既有规范内按照历史主义逻辑构造整体性历史的叙事范式。小说从“生”“活”和“命”的意义维度上，赋予历史以新的意义和审美观照。“文学作为一种隐喻式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或詹姆逊所说的社会象征行为，不可能也不需要全然等同于生活之经验形态和‘预定’的生活本相，思想观念的介入和导引不可避免，但思想观念亦应在保持其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同时，呈现为一种在场的、活性的实践状态。”[8]小说中的诗意的在场性、活性，蕴含舒缓而强大的精神渗透力、情绪感染力和直击灵魂的力量，体现着作家的心灵状态和真正的艺术本质。

首先，《有生》的诗意来自作家对生活的发现。别林斯基认为“诗就是现实本身”“诗就是生活的表现。或者说得更好一点，诗就是生活本身”[9]。别林斯基所说的生活包括现实生活、个人私生活，也包括大自然和历史。《有生》通过创造性的感性力量和审美感受力，呈现了广阔的生活世界。其一，对乡村自然风景和民情风俗的描写。处于四季轮换中的美丽乡村风景和生活中的家常日用都是激发作家美妙诗意并创造性地传达某种情感的审美对象。“诗”根植于生活经验的具体存在及其特性中。其二，对生活之可能性、新鲜性、神奇性（神异性）甚至不稳定性的表现。诗人瓦莱里说：“生活意味着每时每刻缺少什么东西……我们依靠不稳定为生，通过不稳定而生活，生活在不稳定之中，这就是敏感性的全部内容，它是有机体的生命中魔鬼般的活力……与这种力量相比还有什么更不寻常的东西可以去设想，还有什么更有‘诗意’的东西要写成作品呢？”[10]在打破稳定乃至僵化的宏大历史叙事模型之后，生活释放出其本身固有的复杂性、可能性和不稳定性，这显示出生活自身与作家内在生命呼应、和谐的生机活力。《有生》有力呈现了生活的这一特点。历史的风起云涌，时代的潮来潮往，人心的暗流涌动，这种种不稳定的生活，造成了人的悲剧和苦难，但也以其中“‘诗意’的东西”刺激作家对生活失谐、矛盾的悲剧感、苦难感的“敏感性”。造成这种悲剧感、苦难感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现世性、世俗性存在之人的有限性。作家把生命视为一个属于个体的不可还原、不可再生的一次性过程。生命的个体化存在，是一种无法被神圣崇高化替代的感性存在（祖奶虽被奉为神明，却始终被个体记忆和周围现实人事所缠绕，被“蚂蚁”所困扰）。死亡是生命的必然结局，它可以使个体摆脱各种话语的强加，祛除遮蔽，从本源意义上呈现生命本身。

《有生》饱含对命运的敬畏、屈从和对生命的肯定，写出了历史无常之下人性和伦理秩序的恒常性、稳定性，散发着人性光辉和道德光辉。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祖奶形象塑造中。自年轻时侯开始，祖奶便坚守传统道德规范，勤劳善良、以德报怨、为他人排忧解难，不为小利而失大义。历经百年历史沧桑巨变之后，祖奶简单纯朴的心性仍得以完整浑然地留存。她既处在历史之中，又处于历史之外，她超越了历史本身，是民族精神的具象化，代表着一种执着的生存意志，一种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生命态度，也是一种维持和延续现实生活秩序的意义体系和价值系统，一种强大的历史和时代巨力压抑不住的生命能量。这样一种心性、气质，这样一种萌发和生长于民间大地上的根源性价值，是回应历史灾难和时代冲击的强大力量。它作为作家观照和思索历史/生命的姿态方式和情感态度，不仅体现着其对世界和人的认知，也在根本上影响了小说的呈现方式和独特的风韵，使之成为一部蕴含着一种朝向萌发、生长、丰饶和自由的力量的长篇小说。

其次，《有生》的诗意根源于其哲学内蕴上的生命本体论倾向。小说展现历史中痛苦与欢乐、狭隘与豁达、强健与柔弱、希望与失落、偶然与命运的并存共生，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和人性的光明幽暗，在在与生命相关。生活的诗意，恰是主体生命的感性触摸和情感投射，也是生命的象征。“由于诗源于这种灵魂的诸力量皆处在活跃之中的本源生命中，因而诗意味着一种对于整体或完整的基本要求。诗不是智性单独的产物，也不是想象单独的产物，它处在人的整体即感觉、想象、智性、爱欲、欲望、本能、活力和精神的大汇合。”[11]通过诗意的眼光观照世界，藉助诗意想象进入世界的核心，获得对世界之生命本质的理解和言说，是《有生》的根本。

其一，人与人平等共在。祖奶既为中国人接生，也背负着巨大压力为至少六个日本人接生过。接生时，她忘掉一切恩怨，对所有产妇一视同仁。她被接到张北城为日本人接生时，小说写道：“产妇的叫声突然提高，如长虹贯过脑袋。于我，这世上，没有什么比那种声音更有魔力，更牵动心扉。……我是来接生的，管他什么人呢。”祖奶认为：“作为接生婆，对所有的应一视同仁，拜师那天黄师傅就告诫我了，接生婆要忘掉所有的恩怨。”在数年之后，为日本人接生的经历成为控诉和批判乔大梅的罪状。她仍在内心坚持：“总之给日本女人接生压力很大，但是我仍然会去张北城，这是我的天职。”在祖奶这里，生命超越政治、阶级、民族和种族的限定，是对人的整体性观照。

其二，人与万物同一。小说关注大地万物自身的存在。如花与乌鸦的感应，喜鹊（树枝）与鸟儿喜鹊的神契，是对大地万物的“敞开”，和对不可言说的存在之切近，是日常生活中神异事物的生命交响。这些神异性事物，可看作民间神秘文化因素，亦可见出“天人合一”等中国古典美学的浸淫，又何尝不可视为作家超出日常生活经验世界的功利性维度之后，在其中所发现的非功利的“诗”。这里的“诗”不是生活，而是生命。“普通世界中，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其中一切可能的事物，如生命、事件、感觉和行为保持它们平常的原样，然而它们的表面与我们通常的感觉方式突然处于一种难以定义然而又完全正确的关系之中。也就是说，我们所认识的这些事物和生命——或者不如说代表着它们的观念——以某种方式改变了价值。它们相互呼应，它们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它们变得（请允许我使用这个表述法）音乐化了，相互共鸣，如同和谐地回应。如此定义的诗的世界与我们能够想象的梦的世界极为相似。”[12]正因为“诗”之生命内在性、神秘性，所以如花将乌鸦视为钱玉的化身，不为钱庄等人理解，觉得如花因毛根射杀乌鸦（“钱玉”）而纠缠不清，是不可思议之举；喜鹊（树枝）与喜鹊之亲密关系，在常人所代表的日常生活“原理”和世俗理性中，也显得难以理解。这种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恰恰是生命和世界之存在性的表现，也正是《有生》试图要敞开的——以“诗”的形式。“就现代文学理论的情况而言，诗成为范型更具有特殊意味。因为在所有文学类型中，诗显然是最与历史绝缘的一种：在这里，‘敏感性’可以以最纯粹的、最少受到社会污染的形式自由活动。”[13]《有生》的诗意即为其生命/历史架构的美学显影。

就文学本身来说，生命是不可或缺的构成维度和表现对象，甚至被认为是伟大文学的本质所在：“伟大的文学是一种虔诚地开向生命的文学，而生命是什么又可以被伟大的文学所阐明。”[14]对于历史文学来说，生命维度是复活历史的前提：“作品言语是否充满生命气息，这是历史题材文学文体的首要因素。”[15]具体到《有生》，生命是进入历史、把握历史的入口，不仅以具体的个体形式出现，也关联着人性、人类、万物众生，有着生命本体论意涵。也就是说，《有生》的生命意识不止体现在生命维度层面，也体现在生命本体价值向度上。从文学与历史关系看，《有生》“复活”历史，实现了文学与生活与时代的深层对话，凸显了文学与历史的深层沟通。从文学创新和创造意义上看，《有生》藉助日常性与诗意的融合，开拓了小说的历史、文学和人学空间，使之具有了境界新颖、蕴涵深厚、格局宏阔的品质。可以说，“生命”打开了《有生》的精神空间，而“诗意”在这一空间中获得了深厚宏阔的品质和格局。

《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

[法]雅克•马利坦著

刘有元、罗选民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注 释

[1] 王金胜：《论刘庆邦〈女工绘〉的现实主义新质》，《南方文坛》2021年第4期。

[2][15] 童庆炳：《总序》，童庆炳主编：《历史题材文学系列研究：第一卷：历史题材文学前沿理论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23页。

[3][4][6][13][14] [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2-73页、73页、73页、57页、47页。

[5] 程光炜：《心思细密的小说家——读付秀莹长篇小说〈陌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

[7] 洪治纲：《论新世纪小说的轻逸化审美追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

[8] 王金胜：《故事、小说与中国经验书写——由〈喜剧〉〈主角〉论陈彦小说的文化政治意涵》，《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

[9]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52页。

[10][12] [法]瓦莱里：《文艺杂谈》，段映虹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283页。

[11] [法]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刘有元、罗选民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90页。

《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修订版）》

吴义勤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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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刚｜形式的自由与限制——新世纪二十多年长篇小说的文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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