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1年，《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老一辈革命家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们为共和国的创立鞠躬尽瘁，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同样在于他们及其后人精心培育的良好家风。低调，清廉，普通，守法，自立，诚实，正直……
为此，红船编辑部特推出“红船家风故事栏目”，通过邀请老一辈革命家及革命英烈、开国元勋后人，来讲述那些令人动容、心生敬仰的革命家风故事。
李德生，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一生中，曾三次孤身入“虎穴”，成功歼灭敌人、平息事件。抗美援朝战争中，指挥上甘岭战役取得最后胜利。李德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
近日，红船编辑部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附近的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对李德生长子——李和平进行了专访。在李和平的记忆中，父亲用自己的品格作风教育了我们，他对我们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不准搞特殊化！”，这句话让李和平至今受用。
▲李德生长子李和平
李和平：直到父亲晚年才知他指挥过上甘岭战役
20世纪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李德生指挥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的后半段。“前半段是15军打的。美军武器装备好，攻击力很强，经历了一、二次世界大战，都没打过败仗。15军尽管打得很顽强、很英勇，但伤亡很大。父亲当时是12军的副军长，王近山是父亲的老领导，很了解父亲。”李和平说。王近山曾评价父亲：“打仗很硬，不怕苦，任务交给他，他就像老牛顶架，缩不回来。”
1952年10月14日，敌人动用美7师、南朝鲜军2师，7个营兵力，在105毫米以上口径火炮300余门、坦克30余辆、飞机40余架的支援下，分6路向金化北面，五圣山前沿我志愿军15军45师135团两个连的阵地，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
这一天，敌人倾泻了30余万发炮弹，500余枚炸弹，阵地表面工事全部被摧毁，这两个连的干部战士依托坑道，与敌激战，予敌大量杀伤，当夜幕降临时，又配合反击部队夺回了表面阵地。
这就是上甘岭战斗第一天的概况。敌人攻击的我军阵地是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两个阵地当中，有个小村子名叫上甘岭，战役因此得名。
战至十月底，美军仍毫无减弱攻势，反而更加凶猛地狂轰滥炸，昼夜连续对我15军阵地发动进攻。此时，15军坚守部队已基本消耗殆尽，局势岌岌可危。上甘岭十分重要，如丢失则其后侧之五圣山将不保，而美军即可长驱直入，迂回平壤，置我三年多的抗美援朝于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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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将军
在此关键时刻，战役总指挥第三兵团的代司令员王近山就点将令父亲率领12军的主力增援并在阵地上的德山砚开设上甘岭前指，统一指挥上甘岭阵地上的12军和15军部队，以及配属的各兵种部队。父亲临危受命，率部接替上甘岭防务后，多天未合眼的王近山对兵团代政委杜义德说：“李德生上去了，我就可以睡一觉了。”
李德生指挥12军和15军打了近30天，成功地顶住并粉碎了美军的进攻，不仅把丢掉的阵地重新夺了回来，还扩大了新的阵地，“经过前后43天的恶战，美军终于在上甘岭前低头认输了。”
上甘岭战役刚结束，尚未撤下阵地的12军司令部的崔参谋一边听广播一边在发牢骚：“上甘岭也是我们打的，最后全是15军的功劳，提都没提我们军一个字。”
李德生听到后，当场批评了崔参谋：“你这个想法不对头，什么你们、我们，都是志愿军打的嘛！”针对这个问题，一贯不争功诿过的李德生给军里部队做了一个严格的规定，关于上甘岭战役的功劳，谁都不准再与15军争。就这样，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部队从没有发生过与15军争上甘岭战役功劳的事情。
李和平的兄弟姐妹原先都不知道父亲指挥过上甘岭战役。直到1999年，美国轰炸南联盟中国大使馆时，他们才知道父亲指挥了上甘岭战役。
“父亲当时在住院，《中华英才》的记者就该事件来采访父亲，八十多岁的老人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愤怒：‘美国佬有什么可怕的，我当年在上甘岭不就把他们打垮了吗？’这时，我们才知道父亲指挥了上甘岭战役。”
▲李德生将军在上甘岭战役中
儿时零用钱每月只有一元，看电影就要饿肚子
李德生对子女要求很严格，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不准搞特殊化！”李和平告诉红船编辑部，“他一直在用自身的品格作风教育着我们，而那句话让我印象最为深刻，也一直以此来约束和鞭策自己。”
“我们懂事的时候父亲已经是军长，是高级干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什么补助都不要。家里粮食不够吃，就带着我们开荒种地。”常以“南瓜饭”充饥，李和平说，那几年，父亲也经常吃豆饼和红薯，因此落下了腹泻的病根。
“很多人认为我们这些高干子弟没吃过苦，孰不知，连毛主席的女儿回家都‘舔盘子’，何况我们？！当年，我们也一样忍饥挨饿。”李和平说，当年他在学校住校，早餐是玉米菜糊糊一碗，中午多一个一两重的玉米面窝头，晚上也是玉米菜糊糊一碗。“这怎么能吃得饱？”
而令李和平印象最深的是在北京上中学时零花钱的问题，当时他的零花钱是每个月1块钱，“本来只给5毛钱，是我外婆做工作，才又多给了5毛钱。”李和平说，除了学费和衣服，平时在校买洗漱用具、手纸和课外学习用品等日常费用都得从这1块钱里出。
在那个年代，1块钱只能买一个比较低级的月饼，一般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晚上，李和平都会买一个红糖馅的月饼充饥，除此之外，什么也买不了。有一段时间，儿童电影院正在上映苏联电影《非常事件》，这部电影是上下集，票价正好也是1块钱，这就意味着如果看了电影，就没有钱买吃的了。李和平在电影院门口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徘徊，最终，还是觉得肚子要紧，于是只好放弃看电影，拿着钱去买月饼吃。
结婚酒席仅一桌，客人只请了一位
“父亲一直以‘艰苦朴素’要求我们。”回忆起成年后，李和平结婚时的情形令他难忘。当时，李和平在军中担任营长，工资很低每月只有52.5元，除去交伙食费及自己抽烟的费用，还剩20多块。
“我是带兵的，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爱兵。”李和平回忆称，当时一个营600多个兵，主要是农村兵家中条件都较差，常有战士家里房子失火、家人生老病死等问题发生，我就每月把余下的钱用来贴补家中发生急情的战士。虽解决不了大问题，但也可救个急。
这让李和平变成了“月光族”，没有钱存，月月光。准备结婚时，李和平口袋里没有一个子儿，便想向家里要点钱，于是，向母亲提出要3、5百块钱用于办婚事。父亲得知后给他写了唯一的一封信，在信中李德生把李和平批评了一番，狠狠地“刮了一顿胡子”。
最终，李和平没有拿到一分钱，婚礼是在家里办的，只摆了一桌饭，只请了一位客人，还是父母亲的老战友，他正好在北京开会，便请来一同吃饭。另外，母亲为李和平做了两床被褥（因他只有一床军被），这就是作为中央领导的儿子李和平的婚礼。
撰文：王硕
统筹：张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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