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伟大的伯格曼：永恒的敏感者
伯格曼的独特，首先在于和文学的隔离，他认为电影本身就应该是第一文本，这在当年是独到的观点。伯格曼相信自己的感觉，可以不必通过剧本的摩擦和翻译，因此情感的损失会更少。“文学的生命胚胎，常常是无法改变成为视觉形象的——反过来，它却破坏了电影所持有的非理性境界”，当文学和电影正式分手，电影才在完全意义上成为一门新的艺术形式。在伯格曼看来，蒙太奇正是最关键的要素－－韵律和一个画面和另一个画面的关系——主要的第三度空间，他的突破使得他的电影荣获了多次国际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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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曼在1940年进入电影界，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电影生涯，最终奠定了他绝对的大师地位。经过一段时间的小成本电影的试验，在1950年代中期以《夏夜的微笑》、《第七封印》和《野草莓》震惊世界。这三部影片，充满梦境似的幻觉，更带出生之本质，唤醒观众的自我认知。《第七封印》集合导演电影主张之大成，透过理想主义的骑士布罗克以及他的同伴在蔓延瘟疫的欧洲大陆上的漂泊生涯，向观众展示了不同的人在面对死亡时不同的表现方式，同时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对信仰的根源以及上帝的存在性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疑问，同时又通过演员约瑟夫一家的生活来肯定信仰本身的力量。影片本身充满了晦涩的隐喻和象征主义的构图，可以说是最能代表伯格曼风格的一部影片。而1960年的《犹在镜中》更加抽象化，以不知何处来的四个人，而塑造出惊心动魄的效果。
1977年的《秋光奏鸣曲》是伯格曼描述逃离状态最重要的电影，本片最大的贡献就是诚实于生活，将母女之间的感情演绎到残酷的地步。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真实，然而真实之间却有着莫大的冲突和冲撞。家人之间的揭露真相，无疑需要苛刻的对待，女儿和母亲都说出自己的怨气，尤其是母亲讲她的憎恨、绝望与孤寂，给电影带来以更深的深度。导演最后说他自己也难以肯定谅解与宽容是否完成，因为他从未真正去了解电影中的真实情绪，内在精神是人类遭遇到的最大难题，再伟大的导演也亿元束手无策。
伯格曼最后一部电影便是《芬妮与亚历山大》，这部电影在香港发行时，并没有盈利，但是电影观众/文艺青年评价非常高，胡子回忆说当年毕竟还有相当数量的观众，如今在香港很少有人再看“闷片”了，这也是他设问“为何早期有一些大師能拍出作品来，近年很少呢”的答案，“大师都去了哪里”，我回答说“或者无言，或者赚钱”，我想还是有大师直面自我，无论困境多么艰辛，总有可能突出重围，在地平线之上奔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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