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河上游彩陶中的伏羲女娲图像及其内在含义_女娲_彩陶_伏羲

渭河上游彩陶中的伏羲女娲图像

及其内在含义

霍志军

摘 要：伏羲、女娲图像是渭河上游彩陶纹饰、造型的重要母题之一，渭河上游地区彩陶在大地湾、西山坪、马家窑、冯家坪遗址中均有出土，包括独立女娲形象造型、龙纹图腾、合体的伏羲女娲图像等，出土数量较多、造型独特。虽然年代不同，但龙图像、女娲图像、伏羲女娲图像的造型样式却是一脉相承的，嬗变痕迹明显可见。这些出土的伏羲女娲图像体现了相同的外在形式与精神内涵，说明渭河流域是伏羲、女娲神话传说的发源地之一；从中隐约可以看到伏羲、女娲原始信仰之传播过程。作为华夏文明的本源和民族文化的母体，伏羲女娲神话对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产生了广泛影响。

关键词：渭河上游；彩陶；伏羲女娲图

陶器是远古先民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的生活、生产用具，开启了人类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考古发掘表明，渭河上游地区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1958年，天水附近发现了大地湾文化遗址。大地湾文化历史年代为距今8000年—5000年，大体与伏羲生活的时代相符，……使伏羲作易、作八卦、创嫁娶之礼等众多文化贡献得到了考古学上的印证，受到了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 [1] 随着研究的深入，伏羲、女娲传说起源于渭河上游已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近年来又陆续在秦安莲花镇、秦安王家阴洼、临洮冯家坪、寺洼、夏河县白石崖溶洞等地发现重要的早期文化遗址70余处。在渭河上游出土彩陶中，引人关注的是为数较多的伏羲女娲图像，堪称古代彩陶艺术的杰出代表。这些图像既有我国远古彩陶艺术的共性特征，又有鲜明的渭河上游地区的个性特质，包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一、渭河上游彩陶中伏羲女娲图像的形式特征

伏羲、女娲图像是渭河上游彩陶纹饰、造型的重要母题之一，渭河上游地区彩陶在大地湾、西山坪、马家窑、冯家坪遗址中均有出土，包括独立女娲形象造型、龙纹图腾、合体的伏羲女娲图像等，出土数量较多、造型独特。从年代来看，属于大地湾二期文化（距今约6500～6000年）至齐家文化（距今约4100～3600年）之间。虽然年代不同，但龙图像、女娲图像、伏羲女娲图像的造型样式却是一脉相承的，嬗变痕迹明显可见，体现了相似的外在形式与精神内涵。

（一）大地湾二期文化出土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大地湾二期文化中，第一次发掘出土了甘青地区远古时期较完整的原始氏族村落，表明该地区当时已有较多人口聚居，原始村落以及村落精神信仰应该已经形成。出土的陶器以细泥、夹砂红陶为主，典型器物为圜底钵、叠唇或卷唇盆、葫芦形口尖底瓶、侈口双唇深腹罐、弦纹浅腹罐、敛口瓮、尖底缸等。纹样由单一逐步演化为丰富的组合图案。彩陶图案以鱼、鸟、花瓣、叶片为主题，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闻名于世的大地湾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细泥红陶，高31.8厘米，口径4.5厘米，底径6.8厘米。器形为两头尖的长圆柱体，下部略内收，腹双耳已残。口做圆雕人头像，披发，前额短，发整齐下垂。鼻呈蒜头形，鼻、眼均雕成空洞，口微张。两耳各有一小穿孔，头顶圆孔做器口，腹以上施浅红色陶衣。抽象的线条与人头像相结合的造型，颇具特色。雕塑与彩饰融为一体的装饰，极其自然。

（二）大地湾四期文化出土彩陶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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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山傅家门遗址出土鲵鱼纹彩陶瓶

该鲵鱼纹彩陶瓶出土于武山县马力镇付家门村种谷台遗址，现藏于武山县博物馆。彩陶瓶高18.7厘米，细泥红陶，圆唇、束颈、平底，两侧肩下各有一耳，表面绘有一条黑色鲵鱼，鲵鱼脸部为人面，有四足，足端各有四爪，尾部上翘，身上绘有网格状蛙纹鳞片。对于蛙纹，有学者认为“蛙”即女娲之“娲”，是女娲的形象化写照。该件彩陶瓶上“人面鲵鱼纹”与《帝王世纪》所载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尾交首上”的记载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可以明显看出是早期伏羲女娲信仰的体现。同时，该图案具有原始龙的雏形，被学界认为是中华龙文化的起源之一。

2. 师赵村遗址出土的人像彩陶罐

该彩陶罐出土于距甘肃省天水市西约7公里处的藉河北岸师赵村遗址，为师赵村二至四期文化彩陶罐。该罐口径14.3厘米，高23厘米，罐的正面采用彩塑和彩绘相结合的手法表现一个完整的人像，人的头部浮塑而成，头顶还雕刻有一锥形发髻，脸部其他部位运用黑彩描绘，罐身彩绘锯齿纹和十字纹。学界认为师赵村人像彩陶罐正反映了原始部落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变。从中国艺术史的角度来讲，该罐是我国较早的塑绘人像之一，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头像和彩绘也反映出原始部落的精神信仰，是伏羲女娲信仰在渭水流域由上游传播至下游的实物见证。

3. 西坪人面鲵鱼纹彩陶瓶

该彩陶瓶出土于甘谷县西坪乡水泉沟古文化遗址。该罐通高38.1厘米，口径7厘米，直口，重唇，溜肩，平底，肩下附有双鼻耳。通体绘人面鲵鱼身图案，鳞身，双足，每足有四趾头。《太平御览》引《帝系谱》云：“伏羲人头蛇身。”曹植《娲女赞》云：“或云二皇，人首蛇形。”从造型来考察，西坪人面鲵鱼纹彩陶瓶继承了大地湾二期文化人头型器口彩陶瓶的部分特征，尤其是相似的陶器造型、相似的彩绘线条、相似的颜色等等。它具有仰韶文化晚期的共性特征，如色彩鲜艳、纹饰多样等，但又呈现出独特的个性，主要体现为：其一，西坪人面鲵鱼纹彩陶瓶乃非一般的拟形器或饰件，它的造型完整，主要是一种礼器，对考察渭河上游地区彩陶纹饰的演变、伏羲女娲图像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其二是，它和武山傅家门遗址出土的鲵鱼纹彩陶瓶都处于渭河流域，且距离较近。西坪彩陶把优美的造型、缤纷的色彩、绚丽的图案融于一体，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又体现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表达了人们对美的渴望和追求，明显包含着原始先民新的精神内涵。

4. 高寺头遗址人首形器盖

高寺头遗址位于甘肃省礼县石桥乡高寺头村，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出土陶质有泥质红、橙黄陶和夹砂灰陶片，彩陶纹样有施黑彩勾叶圆点纹、网纹，器形有盆、瓮、钵、罐、瓶等，其中典型器物是“人首形器盖”。该陶器颈下残，现仅存人头像，脸近圆形，鼻隆起，口及两眼以三个镂空的椭圆孔表示，望之面部丰满，目光深邃；两耳下端各穿一个镂空的小圆形孔，头顶有一圈链式附加堆纹，望之有戴头串饰之感。该器具是国内考古发现中具有代表性的史前人像造型之一，艺术价值颇高。此外，甘肃秦安县寺嘴坪遗址出土一件泥质红陶瓶，其制陶法、造型、颜色等与高寺头遗址人首形器盖相似。

（三）渭河上游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

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首次在甘肃临洮县马家窑村发现彩陶，故以此地命名，年代距今约5400～4000年。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地区，即甘青境内的洮河、湟水、渭河流域一带。前后延续千年，考古界一般将其分为马家窑、半山和马厂三个类型，分别代表早、中、晚不同的发展时期。到目前为止，渭河流域调查发现的马家窑遗址有100余处。经过发掘清理的代表性文化遗址有临洮马家窑、甘谷灰地儿、天水罗家沟等20余处。马家窑文化彩陶陶质细腻，常见纹饰有漩涡纹、水波纹、蛙纹、舞蹈纹、锯齿纹、葫芦纹、四大圆圈纹、折线纹等；器形有壶、瓶、盆、钵、罐等。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器型种类丰富，纹饰富于变化，达到了世界彩陶发展史的最高峰。

1.神人纹彩陶壶

马厂类型的彩陶器型大部分脱胎于半山类型，这一时期陶器以红陶为主，有少量的灰陶和白陶，种类繁多，彩陶图案绚丽多姿。最具代表性的是单耳带鋬的筒形杯，高46厘米，口径18.9厘米，底径11.5厘米。纹饰以四大圆圈纹、变体神人纹、波折纹、回形纹、卦形纹、菱格纹和三角纹为主，构图大多粗犷而松散。壶身施红、黑彩，肩、腹部绘对称变体神人纹、圆圈纹。图案渐趋纷杂而抽象，透出些许神秘威严的气息。

2.石雕人面像

1973年在鸳鸯池遗址出土。高3.9厘米，宽2.6厘米，厚0.8厘米。由带有褐色斑点的白云石料磨成，呈椭圆形。制法为先刻浅槽，再镶以骨饰，眼圈镶一白色骨环，眼睛为黑色骨珠。鼻、口为黑色粘胶质物镶嵌的大小不同的骨环。顶端有一圆孔，可系绳佩戴。造型准确，神态端庄。

（四）渭河上游地区齐家文化彩陶

齐家文化早期，甘肃东部彩陶文化衰落，玉制礼器兴起。齐家文化晚期，甘肃中西部与青海东南部进入青铜时代，开启了中国青铜文化的先河。卡约、辛店和寺洼文化时期，随着畜牧经济的发展和中西交流的加深，彩陶进一步衰落，具有欧亚草原特色的青铜文化自西向东扩张，进入甘肃东部的泾、渭上游。彩陶的衰落和青铜时代的来临，是文明的跃升和转型。

1. 齐家文化“双联杯”上的伏羲、女娲像

齐家文化分布在黄河上游地区，其范围包括今甘肃全境、宁夏南部和青海东部，年代约为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1600年，绝对年代相当于历史上的夏代。甘肃临洮冯家坪出土的齐家文化“双联杯”很具特色。该“双联杯”是由两个陶杯相连，两杯腹部有一小孔相通。此器通高8.5厘米，两杯间孔径约1厘米。“双联杯”的器表各刻有一“人首蛇身”像：左杯上“人头”略长，眉目不清，“蛇身”略瘦，应是男性；右杯上“人头”呈尖圆形，眉清目秀，尖下颌，“蛇身”略胖，应是女性。

2.齐家文化镂空人面器口

该器口颈以下残，今仅存器口，为灰色泥质，通高12厘米，宽4厘米。器口下镂空人面依器具，脸近圆形，鼻隆起，口及两眼以三个镂空的椭圆孔表示，望之面部丰满，目光深邃。两耳下端各穿一个镂空的小圆形孔，头顶有一圈链式附加堆纹，时间距今约4100～3600年，现存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陶文化博物馆。

3.齐家文化镂空人面器盖

该彩陶出土于渭河上游地区，属于齐家文化。通高14厘米，底座宽约9厘米，彩陶盖上为镂空的人面，脸部上宽下窄，口、眼、鼻为镂空的五个椭圆孔，现藏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陶文化博物馆。

总之，用郎树德先生的话来讲，甘肃彩陶时代最早，大约距今8000年前后，在现今渭河流域的大地湾诞生了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一批彩陶。甘肃彩陶成就最高，马家窑文化将史前彩陶推至巅峰阶段，谱写了中国彩陶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甘肃彩陶文化面貌最为复杂，既有来自东方中原文化的影响，又有来自西方中亚文化的因素。 [2]2 甘肃彩陶上为数较多的伏羲女娲图像，说明伏羲女娲崇拜在甘肃远古先民的精神世界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不仅体现出早期先民精湛的彩陶制作技术，而且表现出鲜明的甘肃彩陶地方特色。

二、渭河上游彩陶中伏羲女娲图像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

作为中国史前文化中卓具特色的技术进步和艺术创造，“仰韶、马家窑的某些几何纹样已清晰地表明，它们是由动物形象的写实而逐渐变为抽象化、符号化的。由再现、模拟到表现、抽象化；由写实到符号化，这是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也正是美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原始形成过程。” [3]18 综合考察上述渭河流域彩陶中的伏羲女娲图像信息，不难看出其中折射出的甘肃远古文化的丰富信息。

（一）渭河流域伏羲女娲神话传说的源起

伏羲、女娲是传说中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相传伏羲的文化创造几乎包括了远古时代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画八卦、造书契、结网罟、取火种、造甲历、制嫁娶、创礼乐、设九部、制九针、立占筮等创造发明，涉及社会生活中的生产工具、政治领域的典章制度、精神领域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中的婚丧嫁娶等，极大地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并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因此，伏羲及其部族的文化创造活动揭开了华夏文明的第一页，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和永恒动力。

渭河上游地区彩陶中伏羲女娲图像的数量如此众多，这在其他地域的彩陶中是极为罕见的，伏羲女娲图像的不断重复出土，深刻地反映了该地区早期的伏羲女娲崇拜。关于神话传说的发源地，日本学者柳田国男曾精辟地提及：

距离传说的中心地点愈远，人们也就对它愈加冷淡。……传说，有其中心点。……传说的核心，必有纪念物。无论是楼台庙宇、寺社庵观，也无论是陵丘墓冢，宅门户院，总有个灵光的圣址，信仰的靶的，也可谓之传说的花坛发源的故地，成为一个中心。 [4]26

在大地湾二期文化中不但出现了旋涡纹、叶片纹、网格纹、锯齿纹等图案，还出现了典型的蛙纹变体图案，证明女娲部落以蛙为图腾。“娲”的音、义皆同“蛙”“娃”，女娲即女蛙。水中蛙类的繁殖能力是极强的，对蛙类的崇拜是对生育能力的崇拜。同时，蛙卵是以线条的形式附在水中，然后再成为蝌蚪，跳出水面，亦与引绳泥中的造人方式相吻合。这是原始社会图腾崇拜和始祖崇拜的产物，“蛙”形象或许就是最早的还没有被传说变形过的女娲本形。所以，女娲抟土造人神话这一原型特质，是中华先民心理原型和精神原型共融共生的呈现。

包括女娲在内的女始祖崇拜，流行时期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中期，这又与渭水流域多处地下考古资料相吻合。如此密集的伏羲女娲图像的彩陶出土，表明它们属于同一个系统，有着共同的承继源头。伏羲女娲传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出现于诸子之书，西汉纬书《遁甲开山图》已有“伏羲生成纪”（今甘肃天水一带）的记载，此后历代著述均认同此说法。天水境内西山坪、师赵村和大地湾等文化遗址的早期文化层揭示的天水远古居民社会组织形态与经济生活方式，与伏羲女娲传说所反映的原始文化时代大体一致。甘谷县出土庙底沟类型的鲵鱼纹彩陶瓶，鲵鱼的头部似人面，鱼纹为鳞甲，学界多认为是“龙身人头”的伏羲氏之雏形。闻名于世的大地湾人头形器口彩陶瓶，隐含着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信息。天水一带至今有卦台山等遗存，保留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伏羲庙。民间伏羲女娲信仰、崇尚龙蛇的风俗、伏羲女娲民间传说等颇为浓郁。这些信息共同印证了天水地区是伏羲女娲神话传说的诞生地。

（二）伏羲女娲信仰的传播与影响

渭河上游地区伏羲女娲图像从大地湾二期文化至齐家文化均有。大地湾二期文化出土的人头型器口彩陶瓶，融彩陶艺术与雕塑艺术于一身，表现出一种神秘的原始宗教含义。至齐家文化，该地区又出现了连体的伏羲女娲图像造型，而且分布地域逐渐广泛，时代特征较为鲜明。正如杨利慧所说：“由目前种种情况来看，上古神话信仰中人类的始祖母女娲，其原初形象，大约来自鲵鱼。对于她的信仰，起初大约主要流行在今黄河上游甘肃东部的渭水流域一带。……再往后，她的名字进一步变成了‘女娲’，……她的神话与习俗，也在这一过程之中，随着时代与人口的变动、迁徙，而逐渐向四周传播开去，尤其是向东方，传播到了北方的大多数地区。” [5]103-105 随着女娲部落或其后代的发展壮大和对其他部落的影响，女娲故事开始广泛流传，伏羲女娲传说逐渐形成博大精深的伏羲女娲信仰，不仅在中原汉族区域流传，还影响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河北新乐、河南新密、陕西汉中、云南彝族地区等均有伏羲女娲之传说。学界对伏羲女娲信仰向中原地区的传播研究较多，对于其向西的传播则关注较少。如甘肃省高台县汉晋墓葬出土的伏羲女娲交尾图 [6] ，这是伏羲女娲信仰向西传播的重要证据之一。

（三）渭河上游彩陶中伏羲女娲图腾的融合

甘肃临洮冯家坪出土的齐家文化“双联杯”很具特色。该“双联杯”是由两个陶杯相连，两杯腹部有一小孔相通，是目前国内出土的最早的伏羲女娲人首蛇神交尾图，有着十分重大的文化意义。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早在殷商时期，伏羲女娲交尾像就已经出现在原始装饰图案中。如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说：“商代安阳西北冈殷王大墓出土木雕中有一个交蛇的图案，似乎是东周楚墓交蛇雕像与汉武梁祠伏羲女娲交尾像的前身。” [7]72 临洮冯家坪出土的齐家文化“双联杯”在时间上要比前者早出许多。此“双联杯”上的“男女二人均是‘人首蛇身’，相聚于一处，并且都是‘男左女右’。该‘双联杯’后面相连处有一把手，上刻‘×’符号，可能表示‘相交’之意。” [8 ]已经具备后世各地出土的伏羲女娲像的基本要素，是迄今为止国内最早出土的伏羲女娲交尾图，完全可以弥补现有学界认识之不足。

另外，从临洮冯家坪出土的齐家文化“双联杯”中可以窥探到华夏远古先民不断融合、壮大、发展的历史过程。“双联杯”是一种酒器，但更重要的是一种礼器，用在盛大的、特殊的祭祀场合。中华先民通过长时间的发展，至伏羲、女娲时代，各个部族通过融合走向壮大的条件已经成熟。“双联杯”上绘有伏羲女娲像，正说明伏羲、女娲氏族融合成为一个部族的过程，为伏羲、女娲氏族之关系作了最好的佐证。

三、伏羲女娲神话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作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重要部分，一直受到人们的强烈关注，它们不但是后世文学创作的源泉，更是我们了解上古社会的一把钥匙。1942年出土于长沙王家祖山的楚墓帛书中，即有关于伏羲女娲神话的记载。这里将董楚平先生的释文转录如下：

曰故（古）熊包戏（伏羲），出自□雫（震），居于睢□。厥口，□□□女。梦梦墨墨，亡章弼弼。□每（晦）水□，风雨是於。乃取（娶）□□子之子，曰女王出（娲），是生子四，□是襄而栈，是各（格）参化法（度）。为禹为契，此司域襄，咎而步廷，乃上下朕（腾）传（转），山陵丕疏。乃命山川四海，（熏、阳）气百（魄、阴）气，以为其疏，以涉山陵、泷、汩、溢、厉。未有日月，四神相戈（代），乃步以为岁，是惟四时：长曰青干，二曰朱四单，三曰白大橪，四曰□墨干。

千有百岁，日月夋生，九州丕塝（平），山陵备（侐）。四神乃作，至于覆（天盖），天旁动，扞蔽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思□（保），奠四极，曰非九天则大（侐），则毋敢蔑天灵，帝夋乃为日月之行。

共攻（工）步十日四时，□神则闰，四□毋思，百神风雨，辰祎乱作，乃□日月，以传相□思，又霄又朝，又昼又夕。 [9]

据考证，长沙东郊王家祖墓葬约为战国中晚期之交的墓葬，该墓出土的帛书载有伏羲女娲事迹，为迄今所见中国先秦唯一完整的创世神话。它记载了伏羲、女娲、禹、契、炎帝、祝融氏、共工氏等传说人物。其中，伏羲、女娲先天地而存在，结为夫妇，生四子而开天辟地、通九州、安山陵、协阴阳，制定日月（自然）运行规则和历法。说明早在先秦时期，伏羲、女娲已被认为是华夏民族共同的创世英雄。后来妇孺皆知的“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等观念一直强化着此种认识。

屈原在《天问》中写道：“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10] 50 不难看到伏羲女娲等上古神话对中华先民思考世界的模式和人格精神的影响与塑造。

源远流长、内涵博大的伏羲女娲神话传说是华夏文明的本源和民族文化的母体，它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是凝聚中华各族、孕育民族精神、塑造国民性格、开发民族智慧、推进民族复兴的元素和动力，具有永不枯竭的亲和力、感召力和规范作用。

参考文献：

[1] 刘基.甘肃文化遗址：华夏文明起源和繁荣发展的重要见证[N].光明日报,2013-04-11.

[2] 郎树德.彩陶[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

[3] 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 柳田国南.传说论[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

[5] 杨利慧.女娲溯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6] 赵吴成,周广济.甘肃省高台县汉晋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5(05):16-28.

[7]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8] 曹定云.伏羲、女娲图像探源——兼论伏羲、女娲氏族的发源地[J].海岱学刊,2016(02):1-9.

[9] 董楚平.中国上古创世神话钩沉——楚帛书甲篇解读兼谈中国神话的若干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2(05):151-163+206-207.

[10] 董楚平,俞志慧.楚辞直解[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原文发表于《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

作者简介：霍志军，甘肃天水人，甘肃省“飞天学者”特聘教授，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伏羲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文学博士。

来源 / 学术研究部

编辑 / 张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