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发起过这样一则提议：一人犯罪受到刑事处罚，就影响其子女、亲属参军、考公、进入重要岗位的规定，应予以彻底摒弃，否则会对受影响人员极不公平。
罪犯后代的烙印伴随他们成长。作为罪犯子女，他们在考公、参军上被政审明确隔绝。法规之外，其求学、求职、婚配等过程中，同样避免不了因亲人触犯法律而被区别对待。
带着罪犯后代的烙印，走出这片阴影、脱离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一段漫长的过程。
山药35岁互联网从业者
入党时，班导让我写父亲犯罪的认知书
1994年10月24号——我把这个日期刻在了墙上，我讨厌这个日子。
那天放学一回家，奶奶便拉着我的手哭起来，她说，父亲被警察抓走了。派出所就在我家小区对面，我和奶奶去派出所门口哭了好一阵子，父亲也没有被放出来。那年我7岁，母亲此后和父亲离了婚。
直到今天，我依旧不清楚父亲被判刑的准确原因，只听家里人说，是欠了别人两千块钱。
父亲不在的三年里，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奶奶用退休金供我上学。90年代的上海，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6点都会跟着奶奶到菜市场捡别人剥下来的菜叶子。
那时大家普遍对家庭身份比较敏感，很多父母都不让他们的孩子跟我玩。他们会告诉孩子，我父亲被抓了，所以我也不是什么好人。单亲家庭和父亲入狱，让我成为了同学们冷嘲热讽的目标。他们骂我是“有爹生没娘养的东西”，谁跟我一起玩，谁就会连同我一起被孤立。
这些委屈，我从没和任何人提起，包括出狱后的父亲。我一心想着，只要考得好点，离开了这群人，就不会再受罪犯子女身份的影响。自始至终，我从不觉得这些影响应该作用到我身上，它们并不是我的污点。
大学期间，我是班里的团支书，也是预备党员。申请入党的时候，班导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煞有介事地说：“这是一件政治觉悟很高的事，想入党的话，你得写一份关于你父亲犯罪行为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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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觉得这件事荒谬，在我并不清楚父亲犯罪事实的情况下，让我谈对这件事的认知，这本身就不合理。我直接了当地回应道：“现在要去回忆小时候那些事，我办不到。”说完摔门而去。
2009年临近毕业，互联网还没有崛起，很多同学都希望找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那时，考公也没有像今天一样火热，还需要专门有人到各个高校办宣讲会，鼓励应届生参与考公。记得学校举办考公宣讲会那天，大学生活动中心乌央乌央挤满了人，我也坐在下面。
负责宣传的老师站在台上，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你的直系亲属有犯罪史，那你可以出去了，你不能报考。”我一个转身走了出去。
陆子晴 30岁 在读博士生
时隔多年，每当我路过受害者门前，心里都会感到愧疚
父亲出事那年，姐姐五岁，我三岁，妹妹一岁。那时候我还不理解发生了什么，在我残存的记忆中，只有红蓝交替的灯光闪烁，家里来了很多很多人。
从此以后，母亲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差，生活里再没有了父亲这个角色。我隐约能感到，当时家里欠了很多钱。母亲起早贪黑干农活，可每到秋收的时候，总有一波接一波人拉走我们的粮食抵债。我和妹妹知道，以后又要饿肚子了。八岁那年，还是姥爷拿出一笔钱，让母亲送我去上的学。
自打入学第一天起，同学对我的欺负从未停过。同桌会趁我不注意抽走我的凳子，放学路上，男生们拿石子砸我。就连姐姐的书桌里，也被人放过死老鼠。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其中的缘由。
直到有天，我翻开了姐姐的日记。原来，五年前的那天，家里来的人是警察，他们抓走了父亲。而我的父亲在一次口角中失手打死了一个人。
知道真相后，我躲在屋里哭了很久。慢慢地，我习惯了因为父亲触犯法律，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所有的不公。大冬天，邻居把我们家的井水打空了，我们只好到黄河边上抬水回家。不知什么时候，屋里的窗户就会被飞来的石头砸碎，姥爷就一次次换上新的。一开始我经常因此吓得睡不着觉，后来也就慢慢适应了。
班里多数人都在孤立我的时候，有一个女生愿意跟我玩，还把雪糕分给我吃。但她哥哥每次看到我们放学一起走，都用石头砸我。到了初中，我们在同一所学校，她却再没和我说过话。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的父亲，就是被我父亲失手打死的那个人。
高中之后，我离开了村子到了县城，没人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高二那年，父亲减刑出狱，我和姐姐跟着妈妈一起去接父亲，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我叫不出一声“爸”。
因为父亲的过错，我的心里始终藏着一种自卑，无论在学习还是工作中，我必须比别人更加努力，才能让家里过上好日子。多年过去，犯罪子女的影响逐渐从我们姐妹的生活中淡去。姐姐在国企上班，妹妹当了老师，而我，在一所985大学攻读医学博士。我们都顺利成家，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只是，每当我路过那个女同学的家门口时，心里的愧疚都会再一次浮现出来。也许，这份愧疚将一直伴随我老去。
图 | 农村老家的院子
呦呦35岁 政法系统公务员
考上公务员后，组织查出了我父亲的犯罪记录
2018年7月份，我顺利通过了省考的面试，报考单位是当地的司法机关。那时，我已经毕业五年，在一家金融机构上班，薪资不低。
报考公务员实属偶然之举，我大学学的是司法专业，那年刚好过了法考，想着顺便再考一下公务员试试。结果，笔试第五，面试第四，算我在内，岗位还没招满。
单位负责人把所有要政审的人都拉到一个群里，共分三个岗位，每个岗位八人。随后，他在群里发布一份资料清单和样本，让我们按照材料去准备，其中包括学位证，简历，获得过哪些荣誉，征信记录，以及直系亲属的无犯罪证明。
这时，我才回想起，二十多年前，父亲曾因为一起刑事案件被判了几年。有人要打群架，父亲帮忙叫了人，自己没去。结果，去的人把对方打成了重伤。
那个年代公安系统还没有联网，2018年不会查到父亲当年的犯罪记录，但我还是如实汇报了父亲的情况。第二天，我接到了单位的电话，对方质问我：“你有这个情况，为什么报名的时候不说？”我纳闷，报名的时候也没要求我说啊。
因为这件事，我焦虑了将近一个月，心想，早知道就不考了。
同时，我也查询了一些相关政策，上面说，如果直系亲属正在服刑，或犯煽动国家政权等严重罪行的，子女不能报考公务员。权衡之下，我判断父亲的事应该对我考公的影响不大。果然，平台公布的政审名单上，依旧出现了我的名字。但和其他入职的同事相比，我的政审过程明显要严格许多。
单位的人事部派了两名负责人，专门到公司来了解情况。有七八个同事和领导都被叫到了会议室，挨个谈话，每人问了十几分钟。当时副总经理带着愧疚和我说，对方问他我有什么缺点，他说我不善言辞，觉得回答得不好。
过了几天，单位打电话通知我，他们还要到村里了解我的家庭情况。在人事部到来之前，他们已经给很多村民打过了电话。父亲担心自己当年的过错会影响我入职，私下搜集了很多村民的谈话，然后和我分析，谁说了好话，谁回答得可能对我不利。我知道，他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内心的愧疚。
单位的到访由村委会接待，整个过程如同一个小型座谈会，村里的领导全都在场。我父亲就隐藏其中，端茶倒水，小心翼翼地和我保持着距离。
入职之后，我从其他同事口中得知，对于那些提交了直系亲属无犯罪证明的人，他们的政审就如同走形式，谈话人数和时长远比我少很多。那一刻，我心里还是感受到了一丝歧视。有同为公务员的朋友告诉我，即使我通过了政审，以后遇到晋升的时候，单位也会优先选择背景干净的人。这将在未来成为我的另一个担忧。
图 | 考公面试培训
木木30岁 自由撰稿人
背着“劳改犯女儿”的烙印，艰难成长
许多年后面对男友母亲的责问，我回想起父亲被抓的那个下午。
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和父亲住在镇上的三层自建房中，我家住一层。我在桌上写作业，父亲在厨房做饭。如果不是那帮人突然闯进来，那会是个平静的周末。
下午五点多，六个便衣破门而入的时候，父亲似乎早有预料，他下意识放下手里的饭锅，翻窗而逃。面对这番场景，我整个人是懵的。等我赶过去时，父亲已经被按在了地上，脸上沾着泥土，他试图反抗，结果“咔嚓”一声，胳膊被掰断了。其中一个警察对我说：“你别害怕，我们带你爸回去问点事。”
因为父亲常年家暴，母亲在不到两岁时就离开了家里。父亲被带走后，我的内心开始恐惧，以后的日子，我再没人可以依靠了。
当天晚上，二十多人冲进我家，把屋子塞得满满当当。他们声称是受害者家属，忙不迭地往外搬着东西，从家具家电，到锅碗瓢盆，最后一粒米也没有留下，只剩一张跟地面焊死的铁床。我哭着追了出去，想让他们把东西还给我。这才听一个人说，做地下赌局的父亲把人打成了重伤。
几年前，邻村发生过一起抢劫杀人案，有三名罪犯被逮捕。我曾听闻，围观的村民是这样议论他们的孩子的：“杀人犯的小孩，长大了也是个挨枪子的。”
于是，在那个年纪，我自然而然背起了血缘连带的羞耻感。因为父亲犯了事，我这颗种子，也变成了坏的。
整整三天，我躲在空荡荡的家中不敢出门。后来，好心的邻居端来一碗剩饭，敲了敲窗，喊我的名字。我过去拿饭时，人已经不见了。我连忙用手抓着把饭吃完，然后想到，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鼓起勇气继续去上学。
图 | 躲家里时画在墙上的小人
到了学校，我果然成了全班同学攻击的目标。有人朝我扔纸团，有人用笔囊里的墨水泼，甚至把我编成顺口溜在班里传唱，他们说我是“劳改犯的女儿，是挨枪子的。”以往和我要好的朋友，也只是远远地看着，不再和我说话。老师从不会批评欺负我的那些人，反而觉得是我这种情况扰乱了班级的纪律。
两个月后我不得不转学。但很快，在新的学校，父亲的事又一次传开了。
不能生育的姑姑接管了我。他们家住在另一个镇上，姑姑在学校旁边开文化用品商店，姑父整天无所事事，在家喝茶。当他们在饭桌上问我是否愿意当他们女儿时，我没有半点犹豫。只要不当劳改犯的女儿，当谁的都行。
在姑姑家的日子并不好过。没有父母的庇护，姑父时常趁姑姑不在家的时候，对我动手动脚。寄人篱下的我，不敢拒绝。直到上了初中，我开始住校，从此再没回过那个“新家”。
学校知道我家的情况，专门给我找了个活儿补贴生活——每天放学去教工宿舍打扫公厕，一个月150块钱。也有老师可怜我，自己掏钱给我买课本和课外书。当时，我在心里笃定一个想法，只有努力学习，考出去，才能脱离眼下的困境。
中考成绩公布后，我的分数足以上市重点，但我还是选择了一所差生占80%的民办高中。他们为了提高升学率，掐尖把我挖了过去，承诺免除一切学杂费，并提供生活补助和奖学金。
另一边，我还会给一些杂志和报刊投稿，赚取稿费，养活自己。寒暑假期间，我曾在天桥上办过两次假身份证，一个88年的，一个85年的，然后通过网络招聘去深圳打工。做过公司前台，也当过研究所博士的助理，整个高中没为钱发过愁。
在我的高中，周围多是考不上高中的富家子弟，就算考得不好，我也能落全校第二名200多分。原本，我的目标是中国人民大学，最后，却只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系。一所普普通通的985。
好在到了大学，再没人知道我的出身，我终于可以和所有人一样去做想做的事了。一种平等使得我朝气蓬勃。那时，我的户口跟着迁到了学校所在地，索性，连名字也改了。天真的我以为，这样就能彻底和那个不堪的家庭分割开来，再也不用遭受罪犯子女这一身份的困扰。
大三下学期，我怀揣着新闻理想，进入一家电视台实习。工作中，我的表现时常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以至于，四个月后，当同事们开始讨论签订三方协议的时候，我坚信自己是预备毕业留下来的那个。可随着周围的实习生一个个尘埃落定，我却始终没有音信。我心生一丝怀疑，好像知道了其中的原因，却又不敢真的找领导确认。
后来，领导单独请我吃了顿饭。他委婉地告诉我，因为我父亲服过刑，政审上不能通过，他也没什么办法能帮我。这件事一下把我打回了现实。为了躲避这种耻辱，毕业后，我再没去任何公司求过职，一直以独立撰稿人的身份游走于社会。
步入工作后，我谈过一个交往两年多的男友。对方家里是山东当官的，得知我们有结婚的打算后，男友的母亲私下查到了我父亲的判决书。她单独把我约到一家餐厅，一通东拉西扯，话题终归落在我父亲的事情上。
她质问道：“你知道这会影响三代人吗？你们的孩子以后不能考公务员，你愿意给他一个这样的家庭吗？你如果真喜欢他，我不建议你们结婚，谈谈恋爱还行。”
我感到全身的血液一下涌到了头顶，再听不清对方说些什么，我只是麻木地夹着眼前的饭菜，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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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策划 | 罗镇昊
编辑 | 温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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