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刘海龙教授应邀至学院博闻前沿讲堂，做了题为“作为数字治理术的表格”的学术报告。讲座由毛湛文教授和袁会副教授共同主持，校内100多位师生现场聆听并热烈互动。
刘海龙教授围绕疫情期间和日常生活中的“填表”现象，从福柯的相关思想出发，探讨了作为数字治理术的表格如何规训和影响我们。
一、福柯论传播与媒介
刘海龙教授认为福柯与传播研究的关系是以权力为连接点的。
福柯将权力视为一种在描述、定义、分类、监控、规训、忏悔等行为中行使的技术，同时它也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的每个层面、形成网络。
在福柯看来，权力是生产性的，通过不断生产客观知识使自我合法化；并通过分类、甄别、检查知识和技术，驯服身体、制造主体。刘老师讲解了福柯对传播与媒介的具体论述，“我们和我们自己之间存在很多社会的、历史的、技术的中介。”
可见，福柯认为“媒介”在自我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从人口治理术到数字治理术
福柯将治理术视为“指导人行为的技术和程序”，人口治理术是统治他人的技术与自我技术的结合。
而数字治理术是一种以数字技术、数据获取和加工为基础的人口治理术。
在此基础上，刘海龙教授认为各种表格不再是仅以阅读为目的的印刷品，可将其视为媒介技术、置于数字治理术的语境中探讨。他在讲座中进一步阐述了表格“将叙事转化为数据”“连续书写变成离散数据”“主观书写变为客观书写”等问题。
三、低端数据化中悖论
刘海龙教授借“土耳其机器人的柜子”案例，讲解了数字治理术的“最后一公里悖论”，认为技术并不是消除人类劳动，反而创出新的人类劳动，如数字化制造出的“幽灵工作”。
刘老师认为我们应该关注到“低端数据化”中“可见与不可见”的悖论，什么是人类可见而机器不可见的？什么又是人类不可见而机器可见的？他认为，可见与不可见的辩证性，使人的不可替代性提升——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在为数据治理术添砖加瓦。
在交流互动环节中，同学们进一步就重新理解媒介、低端数据化的意义、集体记忆与失忆研究、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积极向刘海龙教授提问。刘老师在回答问题的同时指出，希望同学们勿将理论抽象化、神秘化，应将对理论的认识视为寻找更好视角去理解现实的旅程。
供稿 | 张宝誉
供图 | 朴东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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