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霸权之路：一个全球性帝国的权力网络和驭民术_西班牙_帝国_利亚

1600年时，欧洲最友善宽容的评论家之一是布朗托姆勋爵皮埃尔·德·布尔代耶（Pierre de Bourdeille），他是一位法国贵族，周游过地中海（包括西班牙），并乐于承认西班牙人的杰出成就：

他们征服了东、西印度群岛，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打败了我们，把我们赶出了那不勒斯和米兰。他们已经占领了佛兰德和法国，占领了我们的城镇，并在战争中打败了我们。他们打败了日耳曼人，自恺撒大帝以来，还没有哪个罗马皇帝能做到。他们穿越海洋，占领了非洲。通过那些散布在要塞、岩石和城堡里的一小群人，他们给意大利的统治者和佛兰德的庄园制定了法律。

但是，正如他自己的经历所显示的那样，这些成就并不可以仅仅归功于西班牙人。布朗托姆曾在西班牙军队中服役，并参与了1564年占领西班牙海外属地戈梅拉岛的战斗。在退隐到乡间修道院的领地上之后，他就像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绅士一样，用文字记录下了自己对同时代伟人们的观感。当他回忆起那些在欧洲一同巩固西班牙帝国势力的佛兰德人、意大利人、卡斯蒂利亚人、德意志人以及法国人指挥官时，西欧贵族与淑女们的优雅也在他那令人难忘的篇章中得以永存。

下文摘自英国学者亨利·卡门著作《西班牙帝国：走向全球霸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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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卡门（Henry Kamen），西班牙高等研究委员会荣休教授，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赫尔伯特·F. 约翰逊荣誉教授”，芝加哥大学访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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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霸权之路：

一个全球性帝国的权力网络和驭民术

文 | 亨利·卡门

来源 | 《西班牙帝国：走向全球霸权之路，1492—1763》

布朗托姆描述的西班牙帝国显然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之一。然而，最近一些关于全球大国的研究几乎忽略了它的存在，这并非偶然。帝国海军的实力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质疑。西班牙从来都不是完全依靠自身的资源或贡献，也从未拥有过足以超越其他国家的“创新优势”。像历史上的所有民族一样，卡斯蒂利亚人渴望肯定自己的功绩和英勇。凭借热情、勇气和毅力，他们和西班牙其他民族共同参与了一项非凡的事业，将西班牙推向了令世界注目的前沿。但他们的成功完全依赖于其他人的合作，没有合作，他们就不堪一击。

他们并非实实在在的帝国主义者，不愿扩大自己的领土或文化视野。几乎从一开始，就有卡斯蒂利亚人认为，帝国的角色不应该由西班牙承担。西班牙对加那利群岛和北非的远征都规模有限，并不具备什么野心。西班牙在那不勒斯驻军也是出于王朝利益而非扩张需求。在斐迪南国王的统治下，人们有很多关于权力的幻想，但西班牙既没有手段，也没有金钱将它们变成现实。

此后发生了一系列看似不大但从长远来看惊天动地的事件。一名热那亚水手在巴塞罗那宣布，他向西航行，发现了中国和日本；一位下巴凹陷的佛兰德亲王抵达巴利亚多利德，被尊为国王，然后匆匆离开半岛，因为一群德意志诸侯正打算推选他为皇帝；甚至在他离开之前，一位葡萄牙船长率就领3艘船从加的斯出发，向南穿越了大西洋。所有这些外国人的活动到底意味着什么？1520年卡斯蒂利亚的公社起义者，以及同时期身处遥远墨西哥的蒙特祖马，似乎都不太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想要制止这一切。但是帝国的建立是一个宏大的过程，它超越了卡斯蒂利亚的边界和墨西卡人联盟的范围。这不是西班牙人自身权力意志的结果，他们也非常惊讶地发现，自己被推到了帝国缔造者的角色上。

1504年，弥留之际正在立遗嘱的伊莎贝拉女王

西班牙的权力并非仅仅依靠武力，而是由被卷入帝国网络的领土在技术、生物、人口和经济等方面的深刻变化所塑造的。一小群卡斯蒂利亚冒险家带着无比强烈的幻想，相信自己可以幸存并变得富有，勇敢地在热带丛林中冒险，他们是后来殖民者的引路人，指引他们为更长久的帝国事业奠定了基础。他们的努力是促使其他利益集团为帝国建立做出贡献的催化剂。如果没有盟友的帮助，西班牙人既没有士兵，也没有船只和资金来实现他们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把西班牙单独想象成一个独立大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的力量恰恰等于其合作者能力的总和。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中，从1560年西班牙脱离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王朝，到1660年前后英国、法国和荷兰占据了更多的资源优势，西班牙满意地认为自己达到了成功的巅峰。在这以后，卡斯蒂利亚的作家（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就开始哀叹帝国的衰落了。

事实是，西班牙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之所以一跃成为帝国，是因为它在每一个转折点都得到了其他相关国家在资金、专业知识和人力上的帮助。这是一个从未被完整讲述过的故事，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抽出时间来做这件事。那些来自欧洲人口最少的国家之一，却掌握着最为丰富的航海知识，为卡斯蒂利亚人在加那利群岛、加勒比海、马鲁古群岛上提供支持，并在太平洋上为西班牙船只掌舵的葡萄牙人是谁？那些为西班牙人提供船只和财政资助，促使其在地中海独霸一方的热那亚人是谁？那些创造了加勒比地区经济体系，并保卫哈瓦那、波托韦洛和卡亚俄不受外国人掠夺的非洲人是谁？那些掌握马尼拉经济，经营造船业，指挥贸易的中国人是谁？前一秒西班牙人还牢牢地掌握着控制权，而下一刻他们就失去了对殖民地的控制，这种对帝国的传统印象不过是知识分子无意识的幻想罢了。西班牙从未控制过加勒比海海域，更不用说太平洋了。在军事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始终都是外援（圣康坦战场上的比利时军队、勒班陀海战中的意大利船只，以及阿尔曼萨的法国军队），那种纯粹基于卡斯蒂利亚资源的帝国权力梦想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1532年11月16日，皮萨罗率领西班牙人擒住了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

1565年马耳他之围。西班牙帝国后来出兵解除了奥斯曼帝国对该岛的围困

卡斯蒂利亚的官方学者（例如内夫里哈）开启了一种持久的历史传统，他们从卡斯蒂利亚王室那里领取薪水，因此也从未停止过赞扬卡斯蒂利亚作为帝国创造者的军事荣耀。在对帝国的质疑声最盛之时，1629年，弗雷·贝尼托·德·佩尼亚洛萨（Fray Benito de Peñalosa）修士沉浸在彻底改写历史的自我安慰中。他说查理五世的权力是由西班牙人建立的，西班牙人是“其军队的力量和支持”。皇帝的军事开销同样由“西班牙的财富”来承担。西班牙士兵也是无与伦比的：“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在德意志人方阵、意大利人方阵和其他国家的方阵士兵中，只有少数西班牙人，这些方阵创造了奇迹，但如果勇敢的西班牙人不在了，它们就将什么也做不成。”最重要的是，西班牙人在亚洲是不可战胜的：“只要4个西班牙人与亚洲军队一起作战或领导一支亚洲军队，就可以战胜并碾轧无数其他国家的军队。”

这种形象与卡斯蒂利亚人乐于让别人为他们建设帝国的现实并不相符。我们已经看到，在16世纪40年代，当没有卡斯蒂利亚人愿意出去开拓拉普拉塔河流域时，当局急忙招募外国人和摩里斯科人。当新奥尔良的白人定居点找不到殖民者时，外国人就从加那利群岛被招来。当西班牙人无法保卫自己的时候，外国人就会加入军队。“为了即将到来的战役，”1645年，在阿拉贡战役之前，一位卡斯蒂利亚传记作家写道，“我们将集结一支伟大的多国部队，因为我国的男子更重视家庭生活，而非责任和荣誉。”同年，国王本人也不禁为阿拉贡人不愿捍卫自己的领土而叹息：“我真感到愕然。国土所面临的威胁近在咫尺，可是这些人却似乎以为敌人还远在菲律宾。”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见，事实上，西班牙人在那些年里为捍卫君主制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但是到1640年，非卡斯蒂利亚人对西班牙的贡献也不可小觑。卡斯蒂利亚人有时甚至在西班牙本土的军队中都是少数派。1643年8月，腓力四世在阿拉贡共有2.4万名士兵，其中包括4000名阿拉贡人、2000名巴伦西亚人、2500名曾在罗克鲁瓦作战的方阵老兵、4000名那不勒斯人、1500名比利时人、1000名弗朗什——孔泰人和2000名安达卢西亚人。

因此，以同样的方式，“一支强大的多国大军”在意大利、德意志、葡萄牙和荷兰都成了有效的工具，此时在1645年的列伊达（Lleida）也同样如此，士兵从四面八方前来保卫西班牙，抵抗法国的入侵。那不勒斯人、德意志人、爱尔兰人和比利时人前往加泰罗尼亚，保卫帝国的家园。在同一时期，敦刻尔克舰队最优秀的战舰奉命前往半岛保卫西班牙。1641年，比利时人从他们在加的斯的基地驶进大西洋，并将满载美洲白银的舰队安全护送回家。1643年，他们履行了类似的职责，护送开往美洲的船只安全抵达加那利群岛。他们活跃在加泰罗尼亚海岸，在罗萨斯（Rosas）和佩皮尼昂与法国人作战，并在1647年加入了奥地利的唐胡安领导的舰队，前往那不勒斯镇压起义。

帝国是一个跨国组织，其目的是调动领土内外的各种可用资源。无论资源来自哪里，其存在和集中都归功于帝国设法建立的广泛联系网。当充分组织和维护这个国际关系网时，帝国才得以存续。在西班牙这样一个广泛的权力结构中，所涉及的交易成本可能高到令人生畏，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把一支军队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所需要的，可能是长期的外交斡旋、昂贵的士兵招募、大量的运输和供应，以及充足的财政支持。在实践中，中央控制在早期帝国中的缺乏，意味着很大一部分成本是由小企业家承担的，尤其是那些在加那利群岛、加勒比地区和美洲大陆活动的先遣官，他们不得不承担巨大风险，以期获得土地和头衔等有担保的收益。

但是，当政府承担这些风险时，它需要顾及的方面则比个人探险者们要多得多。那些为政府事业投资的银行家必须与其他欧洲同行达成协议，以降低风险，他们也不愿意把钱白白投入管理不善的冒险活动中。那些银行家族——富格尔家族、韦尔泽家族、斯皮诺拉家族等——都致力于确保自己的商业投资得到良好经营。在可能的情况下，就像委内瑞拉的韦尔泽家族一样，他们会直接参与帝国事业，在政府的支持下创建一个相互关联的“帝国”企业，它可以增加资源的流动，保障成本的支出合理，并协调有争议的产权。

1702年9月，维哥海战，英荷联军舰队全歼法西联合舰队

帝国与财产息息相关。传统帝国观中的所有概念都涉及财产：征服、殖民、建立定居点。这些概念也涉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财产主张。在传统的欧洲社区、菲律宾或印加秘鲁，这都不是问题。在这些地方，人们习惯了继续分享财产，而不是夺取他人的财产。从面临“征服”概念的那一刻起，西班牙帝国就不得不认真考虑财产权的问题。许多西班牙人援引罗马的先例，倾向于认为帝国属于统治者，而被征服者的财产应该移交给征服者。政治理论家维多利亚（Vitoria）和腓力二世等人则倾向于认为，帝国是一个联邦，臣服的民众应保留自己的权利和财产，只有在他们叛乱的情况下，他们的财产才会被没收。

与查理五世以及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萨拉曼卡大学的多明我会教授同样关注财产权的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构想，这些思想在后世逐渐被吸收到国际法理论中，被公认为对国际法理论具有开创性贡献。他们极其重要的作品部分是通过著名的拉斯·卡萨斯的知名篇章而流传开来的，其中毫不避讳帝国时代发生的骇人事实。许多教授、传教士和行政人员确实关心如何让西班牙的帝国主义按照道德准则和欧洲规则运作。但是，“帝国理论”尽管可以指导立法者（例如颁布1573年法令的腓力二世），但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却十分有限。关于财产的不同观点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因为它们既没有触及更没有改变帝国的存在是为了谋取利益这样一个基本理念。例如，黑人的固有财产权被承认并经常受到尊重，但黑人奴隶制度本身却没有得到改变。当奴隶制对促进繁荣有利时，人们便采用了奴隶制。整个西班牙美洲自从在理论上废除了对印第安原住民的奴役制度以来，一直通过实行“委托监护制”继续压榨印第安人。同样，马德里中央政府的掠夺性政策正在破坏着超国家帝国应该在经济上合理组织的观念。

在前工业化时代，财产的标志是对土地的占有。西班牙帝国无论在哪里建立领地，都是在寻找财富——黄金和白银——的同时索取土地，这既为居住，也为从土地上获取生活必需品和商业活动的基础条件。科尔特斯在古巴曾留下一句名言：“我来这里是为了发财，而不是像农民一样耕田。”但就在5年后，他已成为西半球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拥有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为他耕种劳作。这一土地所有形式的转变无疑源于帝国崛起的最直接影响。到了18世纪初期，也就是帝国的鼎盛时期，美洲可耕种的优质土地均掌握在外来人的手中。在人口减少时，这个问题可能不足为患；但在那个人口快速增长的世纪里，印第安人却因此要被迫接受自己成为无地者的事实。在21世纪，无地产者的困境仍然是曾经的西班牙帝国统治所留下的社会顽疾。

最重要的一点是，金银矿产对帝国的建立和存续厥功至伟。瓦尔特·雷利（Walter Ralegh）爵士是当时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之一，后应西班牙大使的要求被处决。他写过记述自己1595年远征奥里诺科河经历的文章，题为《广阔、富饶而美丽的圭亚那帝国》，他清楚地看到，西班牙帝国的能力并不取决于“民用码头上的麻袋货物贸易，新大陆的黄金才是引发欧洲各国狂热的决定性筹码”，殖民地的黄金和白银无疑是西班牙势力的主要支柱，尽管西班牙人很快便意识到这是一把双刃剑。

1525年2月，帕维亚之战，查理五世的帝国军队战胜法国军队

人们通常都会指责西班牙浪费了自己的优势。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这样写道：“两个世纪以来，西班牙都在挥霍自己的财富和人力。”书中还认为，其实西班牙在这两方面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而有限的资源又如此容易被浪费。卡斯蒂利亚人确信，假如他们确实握有足够的财富，一定会明智地进行消费。但是从帝国一直以来的经历而言，其利润实际上始终是由外国人掌握的。财富和人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非西班牙人的，他们将其投资于正在进行的帝国事业中，并从中攫取了相应的回报。西班牙人，特别是卡斯蒂利亚人、巴斯克人和安达卢西亚人都做出了卓绝的贡献，并收获了经营者的荣耀，但是这一伟业本身是属于所有人的。

西班牙权力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卡斯蒂利亚人与外界打交道比较困难，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归结为交流问题。这种情形在中世纪的征服者中很常见，比如在爱尔兰的英格兰人。卡斯蒂利亚人自认为是优等民族，因此坚持必须通过自身的语言来发号施令，这也是他们唯一接受的交流方式。学习原住民语言的只有传教士等少数人。正如塔拉韦拉向伊莎贝拉女王暗示的那样，语言将是一种统治手段。帝国的卡斯蒂利亚语是一种不断演变的语言，它本身包含了包括葡萄牙语在内的半岛上所有地区的语言要素。最终，在新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是作为行政中心的托莱多和马德里，以及向殖民地输出移民的中心塞维利亚。

西班牙人的困境，是如何与他们想要统治的讲多种语言的国家轻松沟通。在帝国时代，卡斯蒂利亚的精英们发现语言问题很棘手，这大大影响了他们自身与其他民众之间的关系。在卡斯蒂利亚政策支配荷兰政治和军事生活的一个多世纪里，人们确实很难找到懂荷兰语的卡斯蒂利亚贵族。相比之下，荷兰精英阶层里却有很多文化底蕴深厚之人，他们能够娴熟掌握卡斯蒂利亚语。在伊丽莎白时期的西班牙驻英大使中，没有人会说英语。相反，女王在与大使外出骑马时，却能用卡斯蒂利亚语与之交谈，西班牙大使报告说：“（女王）向我展示了她对马匹和语言有极大兴趣。”几位法国国王（尤其是亨利四世）的西班牙语堪称完美，但西班牙国王中却无人能讲法语。

伴随着帝国势力范围和影响的扩大，西班牙与领地人民的直接交流能力却日趋下降。语言开始成为影响半岛移民与本土居民之间交往的障碍。在1492年和1609年驱逐了一些少数族群之后，当地有关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知识也迅速消失。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官员偶尔会发现用这些语言所写的可疑书籍，但也无法阅读它们。这种情况对政府的政策、外交和文化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腓力二世在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收集了当时数量最为庞大的阿拉伯语手稿，但无人能读懂这些材料，为此他不得不找来摩尔人。对阿拉伯语书籍的禁止形成了对摩里斯科文化的压制，当摩里斯科人消失时，阿拉伯语的残余也消失了。在北非穆斯林中传播天主教信仰的努力，在无法与穆斯林居民交流的困境中，同样付诸东流。1535年，奥兰总督在致查理五世的信中表示：“在整个奥兰镇，没有一个神父能够用当地人听得懂的语言宣讲信仰，哪怕是一个字都不能。”其他语言在官方政策下也命运多舛。从16世纪60年代起，加泰罗尼亚的宗教裁判所停止接受以加泰罗尼亚语或法语提供的证词。审判员身旁的抄写员对拉丁语一无所知，因此所有其他语言都必须翻译成卡斯蒂利亚语，语意曲解的危险几乎无可避免（加泰罗尼亚当局就曾明确指出这一做法的弊端）。帝国的掌权者发现自己无法与民众直接交流，无法相互了解，一切都需通过翻译员来进行。由此造成的巨大鸿沟几乎难以逾越。1577年，在荷兰形势的某个关键时刻，一份法语文书被送达马德里，但没有一位大臣能够读懂文件内容，因此人们不得不将其搁置一旁，直到终于有人把文件翻译出来为止。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犹如生活在两个无法相互理解的平行宇宙中，统治者与他们所统治的人民断绝了联系。

卡斯蒂利亚人认为语言对沟通造成的障碍是个假命题，反而对自己的母语成为标准语而备感自豪。卡斯蒂利亚语已被赋予“帝国语言”的地位，在行政管理中被普遍使用。这种观点既反映了实情，同时也失之偏颇，因为非卡斯蒂利亚人其实仅仅在卡斯蒂利亚人无法用其他语言沟通时，才会使用卡斯蒂利亚语。例如，由于卡斯蒂利亚外交官通常不熟悉外语，外国人不得不对他们讲卡斯蒂利亚语。1527年，在查理五世的枢密院中，为了使卡斯蒂利亚朝臣们能听懂，拿骚伯爵、加蒂纳拉伯爵和皇帝会使用卡斯蒂利亚语公开讲话；而内部聚会时，他们还是会说法语。查理五世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经常会说好几种语言：皇帝本人同时还会说德语，尽管他曾向波兰大使（用德语）承认，“我的德语说得不太好”。

哥伦布登上西印度群岛的圣萨尔瓦多

但是，在西班牙帝国诞生后，要找到掌握外语的合格外交官反而更难了。在16世纪初，欧洲的通用外交语言是拉丁语；但到16世纪中叶，西班牙人已经很少知道这种语言了。1574年，政府在四处寻找一位会讲德语的高级贵族来担任驻维也纳大使时，却苦寻无果，甚至连作为替代语言的拉丁语也无人擅长。相比之下，奥地利驻马德里大使的卡斯蒂利亚语却一贯很流利。几代之间，由于语言障碍，西班牙都是通过第三方而不是通过本国官员，与地中海的另一劲敌——奥斯曼帝国——维持外交联系。从“天主教国王”斐迪南时代起，奥兰犹太社区的领导人就始终担任着王室与阿拉伯国家谈判的首席口译员，腓力二世和奥利瓦雷斯也很赏识他们的这种能力，很重用他们。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外交部门从多语种地区雇用可从事语言翻译之人。结果，在华沙、海牙和伦敦等地的宫廷中，荷兰人和弗朗什——孔泰人成了西班牙的外交代言人。在17世纪，西班牙驻维也纳大使卡斯塔涅达（Castañeda）在比利时贵族让——亨利·德·萨姆雷（Jean-Henri de Samrée）的陪同和翻译下，与其德意志盟友进行交流。这一问题在整个帝国时代始终存在。例如，参加《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谈判的西班牙与会者不会讲对谈国家的语言，因此不得不雇用弗朗什——孔泰人为代理。当然，偶尔也会有一些外交官能讲意大利语和法语。在17世纪，甚至有一些人成为法语及法国文化的推崇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18世纪初期，外国人在帝国的外交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腓力五世的大使中有一半以上是外国人，其中有4名英国人、2名荷兰人、1名比利时人和15名意大利人。

这种艰难的情况直至今日也是所有帝国主义强权不得不面对的。一些具体的历史时刻恰恰展现了问题的实质。让我们来回顾一个场景。主角是西班牙第二任驻荷兰大使埃斯特万·德·加马拉（Esteban de Gamarra），他于1655年赴海牙任职。他的前任、弗朗什——孔泰人安托万·布伦（Antoine Brun）被任命的部分原因正是他精通法语和荷兰语，此时的加马拉也格外精通这两门语言。在法国和西班牙争夺荷兰之际，1657年夏天，加马拉在海牙的大街上与法国大使德·图（De Thou）发生了争吵，引来了一群荷兰人好奇地围观。德·图不会说荷兰语，旁人对他的法语充耳不闻。相比之下，加马拉却可以说荷兰语，因此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效果（这一点他在给马德里的大臣路易斯·德·哈罗的信中也做了记述）：

300多人跟着我，大声喊着“西班牙大使赢了”。这件事使我不得不对阁下说，如果我的继任者会说一口和西班牙语一样流利的荷兰语，那对陛下将是莫大的帮助，因为当地人如果能听到我们讲他们的语言，那就很好做事了。当时的市民们就说过：“我们可以跟这个人说话，也听得懂他在说什么，但另一个人，我们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当地人如此支持我，这让大家都很意外。昨天，荷兰省议会议长告诉我，他的父亲那天晚上来他家时，惊讶地对他说：“我的儿子，这是怎么了？谁曾想到过这样的转变？人民竟然都支持西班牙！”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胜利时刻，帝国的历史上很少有类似的时刻。耶稣会会士阿隆索·德·桑多瓦尔在美洲生活了几十年，当他听到西班牙人因为黑人奴隶不会说西班牙语而骂他们是“野兽”时，他反驳说：“如果我们的人被阿拉伯人或英国人俘虏，情形怕也是一样的。”桑多瓦尔还试图学习黑人说的语言，这是其他西班牙人不会做的。

西班牙未能创造出一种帝国话语，也就是说，未能在其人民之间建立一种基于共同利益、共同语言的交流和理解，这就是所谓的“皮萨罗的沉默”。有这样一部以口述传说为基础的现代克丘亚戏剧，至今仍在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剧院中表演，内容是关于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被俘身亡的经历。当卡哈马卡广场上的印加人要求皮萨罗和他的士兵离开时，皮萨罗不知说什么好，只能“动动嘴唇”。由于他的沉默，口译员费利皮略只得替他开口。口译员还代表阿尔马格罗说：

我根本不可能理解您晦涩的语言。

印加皇帝的侄子则回答：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无从知晓。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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