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垣与岑仲勉学术交谊述略
陈垣(1880-1971)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大师，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石头乡富冈里一个药材商人家庭。青年时期毕业于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并留校任教。在医学杂志上发表大量文章，宣传现代医学卫生知识及医学史。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事反帝反封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当选众院员，于1913年至北京定居。他对从政不感兴趣，转而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在宗教史、元史、校勘学、历史文献学等领域贡献卓著。1922年起任辅仁大学副校长、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逝世。①
岑仲勉(1886-1961)出生于广东省顺德县桂州里村的一户开米店的普通商人之家，自幼受中国古典文化的教育，诵读四书五经。1912年12月毕业于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毕业后在上海海关工作，为了反对袁世凯称帝，返广州参加倒袁工作，任两广都司令部财政科科长。其后虽在各机关任职十余年，但心中却向往教育及学术研究。1923年以后十余年间，曾业余致力于中国植物名实参订和植物分类学研究。经陈垣推荐，1937年7月，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年7月，回到广州，入中山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任教，至1961年逝世。岑仲勉在隋唐史、校勘学、边疆史地与民族、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作出巨大贡献。②
陈垣和岑仲勉，这两位广东同乡，都非史学科班出身，靠自学成才，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作出卓越贡献，成为史学名家。他们相交20多年，但从未晤面，他们的学术交谊是学术界的一段佳话。从现有资料看，陈垣与岑仲勉的交往开始于1933年。他们的交往是通过刘秉钧。1933年4月16日，刘秉钧致信陈垣：
援庵夫子：昨晤仲勉(按：即岑仲勉)先生，曾将馆事向之陈述，伊甚为感谢大人引用之厚意。不过仲勉还有恳求大人者，即请大人将北平文化机关之名目及主事者详列示下，又该机关等有无支干薪者。盖仲勉先生意欲自己设法谋一兼职，使将来在平方馆事上有伸缩之馀地，非谓二百五十元以上之生活费尚不足之故也。如何，乞即示复。敬候道安。生秉钧敬启。四，十六。③据此信编者附注，刘秉钧，广东新会人。1932年辅仁大学史学系毕业。时为广州圣心中学训育主任。时岑仲勉任圣心中学教务主任兼教员。1933年5月31日，圣心中学致信陈垣：
援庵先生大鉴：龙门名重，久切钦迟。昨由刘君(按：即刘秉钧)传示手书，奖饰过当，恭读之下，以赧以惧。敝校同人等今后自当努力上进，希于一得。惟僻在南服，时虞孤陋，终恐有负期许耳。《圣心》二卷行于暑假付刊，满欲借助鸿题，使价增十培，不情之请，先生或见许乎？专泐布臆，伫候福音。敬请道安。圣心中学校同人拜启。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④该年12月6日，岑仲勉致函陈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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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首邮呈敝校校刊(按：指岑仲勉当时任教的圣心中学所办的刊物《圣心》)，由刘君秉钧转传温奖，惭恧莫名。嗣以敝同人不情之请，复承慨允题签。拜赐之馀，既喜声价之借重龙门，益恐荒疏而贻讥獭祭。二期手稿，夏末早付手民，适因辍业转移，遂稽时日。顷印刷甫竣，别由邮附呈十部。故都贵僚好有不视为纸簏中物者，望为分致。浅学技痒，辄效喧呶，尚幸世而正之。⑤
这说明1933年“岁首”，由刘秉钧把《圣心》校刊寄给陈垣，陈垣复信后，又有圣心中学致信陈垣，请陈垣为《圣心》刊物题刊名。最后才有岑仲勉于1933年12月6日致信陈垣。
1934年1月22日，岑仲勉又致函陈垣：
奉十二月二十日惠书，夹陈君寅恪手缄，奖誉备至，惭汗交并。适校期将届结束，未及即复。南中学务，向无起色。私立者限于经费，不能严格以求，更有得过且过之感。旧京为昔遊地，每怀曩迹，再切观光，惜一时尚未能成行耳。《圣心》业即续寄十部，想早登记室。陈君缄附缴，便祈代达感意也。⑥这说明陈垣收到岑仲勉的《圣心》刊物之后，曾转给陈寅恪阅。陈寅恪阅后，1933年12月17日致陈垣函：
久未承教，渴念无已。岑君(按：岑仲勉)文读讫，极佩(便中乞代致景慕之意)。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寅近作短文数篇，俟写清后呈正。所论至浅陋，不足言著述也。⑦这就是岑仲勉致陈垣函中所言“夹陈君寅恪手缄”。从此信可知，陈寅恪对岑仲勉评价甚高。
陈垣对岑仲勉评价如何？陈垣收到岑的来信及《圣心》之后，曾于1933年12月20日致函岑仲勉，回信没有保存下来。但1933年5月24日，陈垣在致儿子陈约的信中，说及此事。
昨日接圣心中学寄来《圣心》一册，汝见过否？其中佳作，美不胜收，尤以岑仲勉先生史地研究诸篇切实而难得。粤中有此人材，大可喜也。可惜其屈于中学耳。又见有张国华、马国维、沈谷生诸先生文艺之作，皆老手。又有黄深明先生才廿三岁，词采亦佳。谁谓粤无师友，如此诸人，不过在圣心中学，推之其他各校，则粤中实大有人在也。谓粤中无大图书馆，则岑先生又从何处阅书耶？如此看来，汝欲在圣心谋一席，恐不容易。汝如未见此册(非卖品)，当即觅一册阅之，即知其内容也。⑧由此可见，陈垣像陈寅恪一样对岑仲勉在《圣心》发表的史地研究诸篇赞赏有加，并推荐给儿子陈约阅读。1933年6月3日，陈约在致陈垣信中说“《圣心》未得见(按：陈垣25日批复日：廿四日已寄汝一册)”⑨。可见陈垣对此的重视。
陈垣爱才若渴，把《圣心》分别寄给当时史学名家如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胡适称“岑仲勉的《〈水经注〉卷一笺校》，当然远胜一切旧校。其附录五件，尤为有用。但其中亦有未尽人意处。”⑩顾颉刚于1934年3月19日复信陈垣说：“承赠《圣心》第二期，谢谢。岑仲勉先生地理学至深佩甚。能由先生介绍，请其为《禹贡》作文否？不胜盼切，匆上，敬请道安。”(11)而岑仲勉1934年6月22日致信陈垣云：“《禹贡》重在国地，与勉最近探讨不同，率尔操觚，恐无当处。”(12)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34年2月17日，傅斯年致函陈垣：
承赐《圣心》季刊，至佩。其第一册犹可求得否？岑君(按：指岑仲勉)僻处海南，而如此好学精进，先生何不招其来北平耶？日内当走谒侍教，专此，敬叩著安。(13)而1934年11月24日，岑仲勉致陈垣函云：
前奉孟真(按：傅斯年字)所长弛函，以尊处《圣心》之介，来沪约见，嗣复驱车走访。临行时嘱赴宁参观图书，来月中或抽暇一走也。(14)岑仲勉1937年受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职研究员。我们从岑钟勉致陈垣的书信中知道，整个过程，陈垣都参与其事。1934年12月21日信云：“在宁谭话中，孟真先生颇有援引入所之表示并询志愿，当时唯唯应之”(15)。1936年9月21日信云：“孟真先生适有书来，寄下拙著单行本，俟到时另邮呈正。傅先生意仍主勉入教育界，然此事总利害各参半，容当熟思之耳”(16)。1937年4月9日信云：“孟真先生近有书来，云得尊处推毂，约专任研究”。(17)
我们在《傅斯年遗札》中查到了1937年4月2日傅斯年致岑仲勉的信，略云：
数月前奉上一书，具陈弟等数年来拟约大驾到本所或其他学术机关，而谋之未成之经过，想早达左右矣。兹以本所有在国外研究满期返国者，经费上遂腾出若干可以设法周转。上周赴北平，与陈寅恪先生商量此事，皆以为当约先生惠来本所，以为弟等之光宠，以赞本所之事业，兹敢陈其梗概。
一、此次决定聘任先生为专任研究员，此职为本院研究人员之最高级，八年以来，除一个例外不计，敝所未尝有此聘任。(外任者则有之)
二、薪捧与同事商定为月三百五十元。本所设置之始，同人薪额皆低，以后逐渐加薪。兹以加薪一事，不易常行，故今竭其能力，定为此数，(三百元以上加薪事本极少。)以此时本所经费论，后来加薪之可能性极微，此与以前诸倒不同者也。
三、区区之数，本不足以答高贤为学术致力之劳，然此等机关，能力有限，待遇较薄于大学，亦今日各国之通例也。若论研究之方便则非大学所能比，研究员不兼事务者，全部工夫皆是自己所有也。
四、专任研究员之著作，除通俗文字外皆交本所发表，(亦偶有例外，则因有特殊理由，如为读者较多，有时在国外发表。)不另给酬，此本院常规之一。
五、本所各专任职员，依院章不得兼任院外有给职务。
……数年积願，今日始能出之于口，幸先生鉴其愚诚，不我遐弃。又此意弟在北平时，曾以商之于援庵先生，得其同情许可。
又专任研究员，每年度之研究计划，例与本组主任商妥后行之。第一组主任为陈寅恪先生。(18)同年5月18日岑仲勉致信陈垣云：“昨孟真先生赴陕，电约在站晤谈(按：时岑在陕西潼关任职)，备悉台从会竣返平，至慰。聘书闻下月乃可发，研究计画须与主任商定。寅恪先生常见否？便见时恳略代一探(如何方式)，俟接约后再通问也。邮寄清华想必能达”(19)。同年6月1日信云：“顷南京已寄来聘书，拟下月初就职。寅恪先生邮址，盼能日间见告”。(20)
岑仲勉1937年7月初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7月14日致陈垣信云：“顷读致孟真先生书，知尊处乔迁。迩日外氛甚恶，阖潭受惊否？暑期多暇，或南行否？念念。勉五日晚即已抵京，因卜居奔走，致未修候，日间仍多在所中，赐教祈由所转更便。专此上达，顺候撰祺”。(21)
由此可见，岑仲勉能够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陈垣、陈寅恪在促成此事中起了巨大作用。1946年2月3日，陈垣致长子陈乐素信中有一句话：“一个人第一要有本领，第二要有人提拔。有本领而无人提拔，不能上台，有人提拔而无本领，上台亦站不住也”(22)。岑仲勉进入史语所及以后在中山大学，在学术上作出巨大贡献，证明陈垣这句话是一句至理名言。
陈垣对岑仲勉的提携，还表现在对岑仲勉著作的发表上。陈垣任辅仁大学校长20多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对学生郑天挺、翁独健、陈述等反复讲过这样的话：“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23)陈垣在辅仁大学创办《辅仁学志》，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是他“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构想的组织部分。《辅仁学志》1928年创刊由陈垣主编，在发刊词中，首先在学术方法上，推崇中国传统的考据学，说“百年以往，乾嘉诸老努力朴学，极深研几，本实事求是之精神，为整理珍密之贡献，三古文史灿然大明。”但是，另一方面，并不因此而食古不化，相反，为了适应时代要求，又积极地鼓励学者努力发掘新材料，开辟新领域，采用新方法，提倡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然则欲适应时代之要求，非利用科学方法不可。欲阐发邃古之文明，非共图欧亚合作不可。昭昭然也。”“吾人既承沟通文化之使命，发扬时代精神，复冀椎轮为大辂之始，揭橥斯志甄综客观材料。”(24)把刊物的使命定位在“沟通文化”，可谓继承了辅仁大学奠基人英敛之确立的办学精神：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会通中西。(25)
《辅仁学志》自1928年12月创刊，至1947年终刊，前后近20年时间共出版15卷21期，发表论文近150篇。作者既有陈垣、沈兼士、余嘉锡、张星烺、刘复、伦明、朱希祖、杨树达、英千里、常福元等名家、大师，也有魏建功、容肇祖、唐兰、周祖谟、岑仲勉、启功、陈乐素等中青年学者。主编陈垣对论文的取舍以其是否符合刊物宗旨及论文的质量为标准。对勤奋好学的中青年学者的扶植与提携，促进他们的成长起了重大作用。岑仲勉在《辅仁学志》发表几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使他声名鹊起。
1934年4月17日，岑仲勉致函陈垣：“校务琐碎，日尔鲜暇，姑就拟议中之《汉书·西域传》校释，择其稍完整者《康居》、《奄蔡》二篇，录呈斧正，复祈为分致。如其无当，覆瓿可也。”(26)我们查1934年《辅仁学志》第4卷第2期，发表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康居校释》和《汉书西域传奄蔡校释》两文。后来，岑仲勉把他从1930-1959年间陆续写成的研究西北史地积累的成果，集成《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由中华书局出版。在该书《康居·奄蔡、粟弋附》的注释中说：“拙著《汉书西域传康居校释》(《辅仁学志》四卷二期)，本篇大旨相同，惟材料已大半添易。”(27)在《奄蔡》校释中，涉及钦察族，学界争论甚大，国际汉学界如伯希和等亦参与讨论。1934年6月22日，岑仲勉致陈垣信中说：“再者，奄蔡即钦察，《黑鞑箋注》早略说明，伯希和亦谓钦察之名已见九世纪撰述，更无害于前说之成立。惟检柯史(按：指柯劭忞《新元史》)，只著库莫奚后人一语，来得太突兀，或屠记(按：屠寄《蒙兀儿史记》)更有详说(闻似在卷三)。而中大、莫氏(按：指莫伯骥)均无其本，不知除道园碑之外，更得信凭否？拟恳饬检节钞此段见示。现虽有附带论文之稿，未敢遽尔露布也。”(28)显然岑仲勉在《辅仁学志》4卷2期发表的《汉书西域传奄蔡校释》在学界引起不同反响，故致信陈垣，“恳饬检节钞此段见示”，即提供岑手头所缺之资料，以便他就不同意见进行辩驳。同年同月27日，又致信陈垣说：“上周曾复乙缄，计达左右。兹将改稿数纸另邮付呈，尚祈费神饬照删改，无任祷盼。”(29)此事应是指《再说钦察》一文。他在《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说：“伯希和之Coman(冯译库蛮)考，大意以为其名不见欧洲古史，余尝辨之(自注：见拙著《再说钦察》)。”(30)
陈垣想岑仲勉提供校勘《元和姓篡》的稿件在《辅仁学志》发表，岑仲勉1936年10月14日复函曰：
《姓纂》稿过繁，或有妨篇幅。如不弃瓦砾，则略有数短篇可供采择，兹别附乙目……
汉书西夜校释：此是校释之一，颇谓一得，原拟俟全书刊布。大意以为西夜即塞之异译，而乾陀罗亦见于后书。有此则佛教入华时间问题似可上推西汉，而休屠金人等可研究也。
外蒙古地名四个：大意就于都斤、他人水等(已见《辅志》作再详细之研究。)
新唐书(突厥传)拟注一篇：此为拙稿《突厥集史》之一篇。清儒专唐书者少，窃谓旧、新不能偏废，而新书溢出之史料似不可不先考其本据。所谓注者，即注其本据。
再说钦察：前年寄奄蔡稿后，知伯希和主钦察(屠、柯)即库莫奚之说，即再作详细驳论。
汉书地理志序列之臆测：《汉书集注》有此讨论否？
已上各稿，尚须一度修正。如承摘出，稍暇当整理录呈。惟可否之间，总不必客气耳。(31)
我们查《辅仁学志》5卷1、2合期(1936年)发表岑仲勉《再说钦察》一文，此文当然与陈垣提供材料有很大关系，姜伯勤也说：“陈垣先生对岑仲勉的工作更是十分关注，如岑先生的《再说钦察》等文，就是奉援庵先生的函诏而撰写的。”(32)1937年《辅仁学志》第6卷第1、2期合期，发表岑仲勉的《汉书西夜传校释》和《跋突厥文阙特勤碑》两文。1936年11月19日，岑仲勉致陈垣信云：“又，丁麟年《阙特勤碑释跋》，想文字无多，不审外间购得否？如尊处有庋藏，极盼赐下一读也。”(33)同年12月14日信又云：“接手示，诸荷教益。阙特勤碑跋，系据容媛金石目五，题日照丁麟年(黻臣)辑移林馆刻本。今承示东本，后署日照丁氏移林馆金石文字。盖同是一书。惟铃木跋称日照丁辅臣，辅黻相近，黼黻义近，或铃木跋有讹欤？此种拟即留下，该价多少，乞示悉奉璧。”(34)说明此文与陈垣关系很大。1946年，《辅仁学志》14卷1、2期合期发表岑氏《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跡》一文。
我们还必须指出，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辅仁大学的办学经费日趋紧张，《辅仁学志》为了节省经费，一是把每年的两期合为一期，二是几位老先生申明不要稿费。启功回忆说：“学校经费不足，《辅仁学志》将要停刊，几位老先生相约在《学志》上发表文章不收稿费。”(35)岑仲勉投稿《辅仁学志》也不收稿费。1935年10月14日致陈垣信云：“今春承惠稿费，觉有未安。……闻年来受环境影响，私校多支绌，稿费尤不愿滥领。”(36)1937年2月26日致陈垣信云：
本日奉贵校注册课通知，有五卷一、二期(按：指《辅仁学志》)稿费算讫等语。勉前经声明不敢受酬，故屡次投稿，今若此，是意邻于贪，固非初衷，且迹近妨碍言路也(借喻)。无已，谨拟如次：
甲、可不支出，则充支出。
乙、为他方面计，如须支出，则拟恳赐赠《万姓统谱》乙部(修绠目似有其名，标价约三十金。此只合而言之，因未知采登若干种)，以助勉一篑之功(稿费数不及，或市上无其书，此议均请取消)。馀则购图书移送贵校图府，庶勉不至尽食前言，而受赐者在学，或庶几不伤廉也。(37)可见岑仲勉投稿《辅仁学志》，既是陈垣对他的提携，也是对陈垣工作的支持，而其行动与辅仁老辈是相一致的，深得陈垣的信赖。
陈、岑交谊深，岑仲勉不客气地请陈垣购书、借书。1936年12月31日致陈垣函云：
前上复缄计达。兹有请求者：
一、月前阅《潜夫论》(王氏汉魏本)，讹错颇多。继购一《丛刊》本。亦复如是。
闻《湖海楼丛书》中有汪继培箋，如对五德志二章有详细笺校，乞代购乙部，否则可免置议。因馀书皆非急要之本也。
二、《中国学报》五期(见《国学论文索引》)，有陈汉章上灌阳唐尚书论注新唐书，颇欲一阅。惟此是多年旧报，恐不易觅。辅大如有庋藏，厚赐假读。
三、年前辑法显、义净年谱，本意合玄奘为三。翤见刘氏继作，故置之，玄奘出国，自以叶护为先决问题。叶护非必统叶护，尊论(按：指陈垣《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一文之论)不易。至奘之享龄，尚有疑问，多年未释。《岭南学报》之谱，亦无新表见。偶检《国论索引》三编，《东北丛镌》十七、十八两期更有陈氏谱乙篇。该志出版尚近，能转坊贾代觅两本否？
以上均非急急，不过趁年暇顺为请求耳。(38)
岑仲勉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墨子》，至1956年完成《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一书，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岑仲勉把该书寄给陈垣。陈垣于1958年7月5日致信岑仲勉：
久未得消息，忽奉到大著《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一册，知起居安吉，至以为慰。在今日朋友辈中，出版著作堪称为多快好省者，阁下实其中之一人，敬仰之至。谨先复谢，并颂文祺!弟陈垣。(39)
由于陈垣与岑钟勉有深厚的友谊，相知甚深，1961年10月7日，岑仲勉逝世，陈垣是岑仲勉教授治丧委员会成员之一，并于10月9日致函岑仲勉家属，吊唁岑仲勉逝世。(40)
二、陈垣与岑仲勉著《元和姓纂四校记》
中国记录氏族世系之书，起源甚早，《世本》记黄帝以来到春秋时列国诸侯大夫的氏姓世系，已亡佚。魏晋南北朝时社会重门阀，士族为了维护其世代相传的优越地位，以区别于庶族寒门，谱牒成为重要的工具之一，于是谱牒之学广泛流行。魏晋南北朝重视门阀的风气，到唐代尚未完全消失，唐人仍讲究谱牒之学。《元和姓纂》之编纂就是明证。
《元和姓纂》，据《四库全书总目》载：“唐林宝撰。宝济南人。官朝议郎、太常博士。序称元和壬辰岁，盖宪宗七年也。宝，《唐书》无传，其名见于《艺文志》。诸家书目所载并同。(41)”林宝，约经历了唐德宗至穆宗四朝，做过同州冯翊县尉、太常博士、沔王府长史等官，当时即以擅长姓氏之学知名。辑本《唐语林》卷二说：“大历已后专学者。……氏族则林宝。”此书今尚存林宝自序，云：
元和壬辰岁(七年)，诏加边将之封，酬屯戌之绩，朔方之别帅天水阎者，有司建苴茅之邑于太原列郡焉，主者既行其制，阎子上言日：“特蒙涣汗，恩沾爵土，乃九族之荣也；而封乖本郡，恐非旧典。”翌日，上谓相国赵公(按：指赵国公李吉甫)：“有司之误，不可再也，宜召通儒硕士辯卿大夫之族姓者，综修《姓纂》，署之省阁，始使条其原系，考其郡望，子孙职位，并宜总辑，每加爵邑，则令阅视，庶几无遗谬者矣。”宝末学浅识，首膺相府之命，因案据经籍，穷究旧史，诸家图牒，无不参详，凡二十旬，纂成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声韵类集，每韵之内，则以大姓为首焉。朝议郎、行太常博士林宝撰。
该书王涯序云：
赵公尝创立纲纪，区分异同，得之于心，假之于手，以授博闻强识之士济南林宝。宝该览六艺，通知百家，东汉有紬书之能，太常当典礼之职，其为述作也，去华摭实，亡粗得精，条贯禀大贤之规，网罗尽天下之族，虽范宣子称其世禄，司马迁序其先业，若揭日月，备于縑緗，昭昭然蔑，以加此矣。以涯嘗学旧史，缪官纶阁，授简为序，不敢固辞，无能发挥，承命而已矣。(42)
岑仲勉在引录林宝序、王涯序之后说：
综上两节而剖解之，知《姓纂》之修、实根于下述各情状。
1.《姓纂》系奉旨而作，与私家撰述不同。
2.《姓纂》之纲纪异同，间由李吉甫指授。
3.《姓纂》因边臣疏辨，封乖本郡而作，则各姓原系，自不能不参据一般传述及私家牒状，以免将来之争辨。
4.《姓纂》系专备酬封时省阁参考之用。
5.唐代封爵颇滥，求免有司之再误，其书不能不速成。
6.宪宗谓子孙职位总缉，则无职位者不必其入录。
以上六节，于《姓纂》体例，饶有关系，非先洞察其要，未可与尚论林氏之书也。林氏谓二十旬而成书，王涯序则作于七年十月，以此推之，其始事约在七年三月。(43)
该书详载唐代族姓世系和人物，于古姓氏书颇多征引，因而也保存了一些佚书的片断。体例以皇族李氏为首，然后按四声韵部系姓氏。唐代崇尚门第，家谱往往攀附望族自重。
《姓纂》取材包括私家谱牒，故所述族姓来源未必都翔实准确。但著名唐史专家黄永年指出：
1.此书在两《唐书》有列传的人以外记录了大量人物的姓名和世系，有些还注明他做过什么官，不仅可以增补两《唐书》列传的不足，在研究唐代文献遇到生疏的姓名时也可试翻此书来查考。2.《新唐书》里有个宰相世系表，大体同于此书，而又有增补(表记到唐末，而此书只到宪宗元和时)，有些地方与此书还有详略出入，应该互相校补。3.此书所记唐代部分的世系比较可靠，唐以前特别所谓古代某某人之后则多出于子孙贵显后伪饰，和南北朝隋唐碑志之侈陈世系同样不尽可信。(44)
宋代以后，门阀世系在实际生活中已不甚起作用，因此《元和姓纂》明初以后即失传。现可见的版本有5种。
1.清乾隆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从散见于《永乐大典》中的《元和姓纂》辑录出来，并进行校勘，仍按自序及《新唐书·艺文志》等所云，分为十卷(《四库提要》作十八卷，黄永年认为“当系笔误”)。(45)可称为“四库本”，《永乐大典》采录的《姓纂》，已不完整，而且割裂原文，《四库》辑本也有遗漏。
2.嘉庆七年(1802)孙星衍据《四库》本和洪莹同加校勘后刊刻，称为孙、洪校本，此本较为少见。
3.光绪六年(1880)金陵书局据孙、洪本重刻，称为局本，这个本子较为流行。
4.民国三十七年(1948)，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岑仲勉著《元和姓篡四校记》。岑仲勉说：“今取名四校记者，窃以为四库辑自大典，清臣所校，一校也。孙、洪录本刊布，始附入辑佚，二校也。罗振玉就局本成校勘记二卷，三校也。”(46)而岑氏本书为四校。四校记所注重者有四点：芟误(正辑本讹误)、拾遗(补辑本脱失)、正本(移辑本冒文)、伐伪(辨后人附益)。本书的缺点是不全录《姓纂》原文，使用时仍需置孙刻或局刻本查对。该书晚出，后来居上，功力最深，收获也最大。所以，黄永年在讲《唐史史料学》时说：“对于现代著作也是如此，凡是给有史料价值的文献作校勘、注释、订补、辑佚、以及提供其他有用史料的，如唐长孺先生的《唐书兵志箋证》、岑仲勉先生《元和姓纂四校记》等，都应该讲到。”(47)黄永年讲《元和姓纂》专门介绍了岑氏《四校记》。岑氏《四校记》出版的当年，王仲荦发表书评日：“考知欧阳修吕夏卿作《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迄元和之季，大概本自此书，千载矜异之巨著，一朝得知其所从出，顾不大快人邪!”(48)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说：“《四校记》成书于岑先生学术研究的鼎盛时期，采用穷尽文献的治学方法，致力于该书的芟误、拾遗、正本、伐伪，程功之巨，发明之丰，校订之曲折，征事之详密，堪称其一生著述中的扛鼎之作，也是中国近代古籍整理工作中可与陈垣先生校《元典章》并列的典范之作。”“《四校记》的意义已远远越过对一部书的校正，其揭示的大量汉唐人物线索为这一时期的文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矿藏，称其为人事工具书也不为过。”(49)
5.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元和姓纂(附四校记)》，系以岑氏《四校记》编入正文，并附姓氏索引、人名索引，最便使用。
陈垣对岑仲勉著《元和姓纂四校记》起了什么作用呢？
前面说过，陈垣早知道岑仲勉在从事《元和姓纂》的校勘工作，想把他的部分成果在《辅仁学志》发表，岑仲勉以“《姓纂》稿过繁，或有妨篇幅”为由，提供其他稿件供陈垣选用。现在保存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中陈垣与岑仲勉的来往书信42通，有19通谈到《姓纂》。我们分析这些书信，陈垣对《元和姓纂四校记》起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大量图书资料及解答疑难问题。
陈垣身处北京，又任辅仁大学校长，自己的藏书又丰富，为岑仲勉借阅或购买大量图书资料。
1936年7月7日，岑仲勉致函陈垣云：
惟旬前因牟君(按：指牟润孙)说之触引，现方作《姓纂》之校记乙篇，专就局本(按：指金陵书局本)勘斠，条数或尚比罗氏(按：指罗振玉)多一半，故未暇及也。犹有渎求者，勉所购《雪堂丛刻》，其《姓纂》校记下适缺一页(即董孔史等一页)，拟恳饬草钞乙纸见惠，庶得对勘。(50)
1936年7月18日，岑仲勉致陈垣信云：
启邮包，知慨以校库本(按：指陈垣校过的四库本)见假，如获瑰宝。窃谓吾人求学，虽未必确有心得，要须贡其所见所闻以为群助。拙稿正誊至上声之半，现拟再为修正，把库、洪本(按：指《元和姓纂》之四库本及洪莹校本)不同处暨尊批采入，藉光篇幅，或亦大君子所许乎？唯库、洪两本异同仍未尽明，下举数端，亟待明教：
一、各卷下所记某声某韵是否库本原文？
二、书眉楷字，当是校库本之文，间有尊笔行书(单字)者，是否漏校补上抑依罗校之说(例如卷一，一页之下信郡，书眉有行书“都”字)？
三、就牟君文看，似洪本“据秘笈新书补”者，皆洪氏补入，非库本所有。但如卷二董姓，书眉称，“董狐二字增”，则是洪氏所谓据补者，亦非洪补矣。然则，“据·秘·笈新书补”六字，库本有否？其余各条，洪称据补而书眉无校文者，是否均库本所有？
四、普通所谓洪校注而书眉无校文者，似皆库本所有，而为修书诸臣之注(恐未必是《大典》原有注)。若然，则洪氏之校注极少极少，然否？
五、牟君谓洪本于姓视库本例在某姓之后(某姓大公板刻不明)，书眉未说及。
已上不过略举拙见，有未及处，并祈一一赐悉，厚幸厚幸。(51)陈垣把自己使用的”校库本“寄给岑仲勉参考，而岑氏将“尊批采入，藉光篇幅，或亦大君子所许乎？”高情厚谊，难能可贵。关于陈垣以四库本与洪本相校，作出的发明，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辩证·元和姓纂》中说：“以《姓纂》在今日盛行洪氏本，故附纠之如此，其以之与库本校出脱误者，吾友陈援庵也。”(52)
1936年9月19日，岑仲勉致陈垣函云：
《姓纂》一书，实有详注之必要，然兹事固不易言，是在合力，故其人(史无传)有散见他书者，亦如竹头木屑，不忍竟弃，略附校记中。约计稿本当可十万字(八万至少)，不审《辅志》能容得否？校事本早毕，但近又泛览唐集十数种，亦间有一二难问，可资解答，故迟迟也。《大公报》屡载余氏其人，谓有详注稿，认识否？(53)
1936年10月26日，又致函陈垣云：
此次校劳考(按：指陈垣为他代购之赵钺、劳格撰《郎官石柱题名考》)，只及石刻，不及补遗，石刻中又只限《姓纂》有世系之姓。校时不及一一检页数，现只就检索表漏列者代填，今日由邮寄上。《大典》影本(按：指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永乐大典影印本)未见，《提要》谓《姓纂》散见千家姓下，然则今影本当可见若干条，然否？又《姓纂》无独孤系，而劳考屡引《姓纂》，且屡注云原书误入《辨证》三十五。误入二字，颇费思索，能饬摘录此见示否？又《大典》为分韵类书，是否如旧日韵书以一竖(——)代韵脚，或偶见此例否？诸待明教，先此鸣谢。……
《姓纂》本稍迟再璧。(54)
陈垣对以上问题作了回答，所以岑仲勉同年11月7日致信陈垣云：
奉教暨《大典》、《辩证》等，始恍然于“误入”二字之解释，缘初未悟《辨证》亦出《大典》也。邓(按：指邓名世)旨在补正，郑(按：指郑樵)旨在厘分，初以《氏族略》为通行书，经前人从事，颇不注重。两校后乃取而逐条比对，所获竟比他书为多，殊出望外。然由此知成功多寡，固不必专恃珍刊秘籍也。《辩证》乙册，因便顺校乙过，如馆中暂无需用，能赐观全豹更佳(约借十天)，否亦不必勉强。《大典》湛氏入勘，《广韵》入范，《通志》入上声，独辑本《姓纂》以入十二侵，殊不合。又后汉大司农湛重一语，非叙姓源，窃尝疑之。今观《大典》，《元和姓纂》上犹有豫章二文，似是《大典》倒错耳。馆存四五十本。倘无大姓，一二日当可校毕。……
承赠大著二册并谢，《辩证》、《大典》随璧。(55)
陈垣给岑仲勉寄去代购的由赵鉞草创、劳格续成的《郎官石柱题名考》、《唐御台精舍题名考》和《古今姓氏书辩证》永乐大典影印本，对岑仲勉校《元和姓纂》非常重要，信中言及以劳考校《姓纂》。《古今姓氏书辩证》是宋邓名世及其子邓椿年“贯穿群书，用心刻苦”而成。《四库全书总目》云：
其书长于辩论，大抵以《左传》、《国语》为主。自《风俗通》以下各采其是者从之，而于《元和姓纂》抉摘独详。又以《熙宁姓纂》、《宋百卿家谱》两书互为参校，亦往往足补史传之阙。盖始于政宣而成于绍兴之中年，父子相继以就是编，故较他姓氏书特为精核。《朱子语类》谓名世学甚博，姓氏一部，考证甚详，盖不虚也。……宋时绍兴有刊本，今已散佚。《永乐大典》散附千家姓下，已非旧第。惟考王应麟所引原序，称始于国姓，馀分四声，则其体例与《元和姓纂》相同。今亦以韵隶姓，重为编辑，仍釐为四十卷，目录二卷。其复姓则首字为主，附见于各韵之后。间有征引讹谬者，并附著案语，名为讹谬焉。(56)
今人著名文史学者陈尚君认为“《辩证》是对汉唐以来姓氏谱牒书进行系统清理编纂并作事实考订的集大成著作，足以代表宋代谱学的最高水平。”(57)
本书对于岑仲勉校《元和姓纂》的意义在于它的优长之处。其优长处表现在下列四点：1.广泛征引了不同时代、不同类别但与姓氏相关的古代文献。这些文献在本书得以保存，虽是吉光片羽，但仍可在辑佚补正、校勘、辨伪文献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2.对一些大姓的世系源流、支派分布以及郡望数量的记载较其他姓氏书更为精确、翔实；3.根据“近事”、“近诏”、名族家谱以及作者之“所见闻”，增补考订了一些姓氏，为后人留下了难得的史料；4.补充了一直未被著录的姓氏40馀姓。(58)故岑氏得此书如获至宝。1936年11月25日致陈垣信云：“罗氏(按：指罗振玉)虽据《辩证》补佚，尚有漏略复误，今阅三册，已得数条，将来拟汇合删定，并作一总目。”(59)12月7日又云：“前上数缄，有所请益，又附还《辩证》拾册，计均达。此次校《辩证》所获亦不妙，《姓纂》有而《通志》无者，约七十姓，勘以《潜夫论》、《广韵》等，约去其半。今得宋本存目，则见《辩证》者，又约三分二，其存疑者不过十姓上下耳。《姓纂》有无错误，最要略知其人时代。”(60)
岑仲勉在校勘《姓纂》中，有疑难问题必请教陈垣，并恳请在北平购买相关图书。1936年9月5日，致信陈垣云：“去年曾在沪商务见有《汉书》无传人名检索(恍惚如此)，颇可助校勘《姓纂》之用。昨去函购，竟谓无之，怪极。便祈费神转图书馆查出原名，示知一一。……日来稍暇，渐理旧业，《姓纂》四部，已竣其三。……馀尚有请示商榷之处，当俟毕业时也。”(61)同年11月19日信又云：“日来忙于整理，又《姓纂》工作未竟，只略涉序例。……《全唐文》固无力购，然每读一唐集，于《姓纂》校正，不无小补。”(62)
更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11月25日致陈垣信云：“奉《十经斋集》暨《辩证》。月前读陈毅官氏中，屡引沈氏，检丛目又不知出自何种，正欲有所请教，不期先有以诏我也。”(63)而在《元和姓纂四校记》卷末附录三《沈涛书元和姓纂后》中说：“去岁秋从校《姓纂》，陈前辈援庵以抄本《十德斋文集》卷四寄示，亟将此文录出，涉诵乙过，知近人罗振玉氏据《金石录》所补佚文，前此数十年，沈氏多已拈出，其用功至足敬也。篇中略有讹夺。……”而此文署“民国二十六年，顺德岑仲勉识。”(64)信和文的时间吻合，此文中的《十德斋文集》，应是《十经斋文集》之误。《十经斋文集》为清人沈涛(约1792-1855)著作。孟宪钧《民国以来藏书家刻书举隅·周叔弢》一文说：1936年10月，周叔弢先生刊印嘉兴沈涛撰《十经斋遗集》，封面刊记日：“丙子岁七月建德周氏刊。”沈涛字西雍，清浙江嘉兴人，一生著述甚多，主要有《十经斋文集》等十数种，各书均有道光刻本，但传本稀少，原本难得一见。周叔弢先生挚友劳健(字笃文)是浙江桐乡人，劳氏与嘉兴沈氏有姻亲关系，劳氏发愿刊刻沈氏遗著，以广流传。周叔弢先生出于对老友的友谊之情，乃出资刊刻了这部《十经斋遗集》。陈垣所提示的《十经斋集》卷四《书元和姓纂后》，系清儒自孙、洪之后，罗校之前有关《姓纂》研究最集中、最重要的一份学术文献。(65)可见陈垣寄来的材料何等重要，岑仲勉“亟将此文录出”。
1937年1月14日，岑仲勉致陈垣函云：“汪笺大体甚佳，如汪用之子续，劳用之金石，陈用之魏志，合沈氏书后，清儒治《姓纂》之成绩，殆已见六七。惟张澍注《风俗通》姓氏，以时考之，亦应引及。二毛丛书多史地本，价亦不昂，拟恳代觅一部。因函购或受欺，故敢奉劳也。丛镌二册，原只得奘谱之半，勉意留俟暇日溜览，亦祈嘱坊贾代觅本，或多或少，所不计也。”(66)同年1月29日致信陈垣云：“修绠书已寄来。受欺者时有缺本，故敢奉劳。张著虽是可传，惟裁择断制，大不如汪氏。《寻源》、《辨误》，闻其名而未知，行本若非单行本者，又不能不乞诸左右矣。”(67)1937年2月26日信又云：“前上乙缄，乞便觅《寻源》、《辨误》(想不易得)……张辑《风俗通》引《姓纂》可廿条，均与今本及《通志》、《辨证》引文异。自序谓是早年所为，似总在洪本刊行而后(张生乾隆卌六)。不知其未见，抑竟未对勘也。此等来历，疑出自《统谱》，或牟君所谓明陈士元《姓觿》者。然明人多伪，似不能不慎用之。《姓纂》修稿过半，颇欲得《集古目》一勘。琉璃厂邃雅斋有其名(署价三元)，暇恳电话一询，或略优厥值何如？类书文中用——代子目之字，明人已有之，究不知昉自何时，尊鉴宋元本类书有此款式否？诸乞见教为盼。”(68)
岑仲勉信中恳请陈垣购买之《潜夫论》、《寻源》、《辨误》、《风俗通》、《统谱》等书，都是校勘《元和姓纂》十分重要的书。
东汉王符之《潜夫论》，据《四库全书总目》：《潜夫论》十卷，江苏巡抚採进本。今本凡三十五篇，合叙录为三十六篇。卷首讚学一篇，论励志勤修之旨。卷末五德志篇，述帝王之世次。志氏姓篇，考谱牒之源流。(69)《潜夫论》旧刻以《湖海楼丛书》的清汪继培箋註本为善，旧称“引证详核，深得旨趣”。所以岑氏信中说“闻湖海楼丛书中有汪继培箋，如对五德志二章有详细箋校，乞代购乙部。”(70)阅过陈垣代购之书后，说“汪箋大体甚佳。”1985年，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收入《潜夫论箋校正》。由西北师院彭铎据以标点分章，彭铎的附註置于《汪箋》之后。在《志氏姓篇》，彭铎按曰：
“吹律定姓，肇自轩辕，胙土命氏，传之唐世，由来尚矣。中叶以降，谱牒湮沉，溷冒因仍，眛其初祖，重以古今递嬗，南北迁移，声有转讹，字多增省，重悂貤谬，治丝而棼。盖在昔已病奇觚，后来几成绝学。考姓氏之书，《世本》最古。继是有作，则节信(按：节信为王符之字)此文及应劭《氏姓篇》、贾执《英贤传》之类，卓尔见称。次则林宝《元和姓纂》、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王应麟《姓氏急就篇》、郑樵《通志·氏族略》诸书，并伤龃龉。明季以还，又不下十馀部，群相蹈袭，自郐无讥。凌氏《统谱》，更为妄作。清嘉庆中，武威学者张澍，寻潜夫之坠绪，慕仲远之博闻，为《姓氏五书》，刊行者有《寻源》、《辨误》二种，虽不无瑕纇，实洞见本原，李慈铭所谓凉士之杰出者也。今校正此卷，则有取其说焉。”(71)
彭铎此段按语，把古代姓氏之学的源流叙述得十分清楚，岑氏请陈垣代购之书，也是此学之重要者。
岑仲勉在《元和姓纂四校记》附录二《张氏四书姓纂引文之检讨》中说：
武威张澍氏著姓氏五书，传刻于今者，祗《姓氏寻源》、《姓氏辨误》二种，合其早年所辑《世本》及《风俗通·姓氏篇》，即余所谓张氏四书也。四书征《姓纂》常出今本外，剔去赵、郑、邓、罗、凌诸家所引而后，其姓全不为今本著录者馀百条，著录而词义差异者数十。孙氏校序有云：“此外有宋谢维新《合璧事类·类姓门》亦引古代姓纂，按其词有引《通鉴》云云，则不尽林氏原书”，然则张氏所据，岂为宋末类书欤。……间尝裒而次之，审而辨之，则觉大概可分为十类：(一)可信为佚文者……(二)可证今本之冒文及补阙者……(三)可证今本之讹夺或删略者……(四)真伪混杂者……(五)为后人转录之讹者……(六)姓纂本无专条，殆后人误会而析立者……(七)似后人根据姓纂而引申或附释者……(八)与《通志》相混者……(九)可疑者……(十)断为伪文者……(72)
可见张澍这几种书的重要性。
至于《统谱》，即《万姓统谱》。《四库全书总目》：
《万姓统谱》一百四十六卷，附氏族博考十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凌迪知撰。……其书以古今姓氏分韵编次，略仿林宝《元和姓纂》，以历代名人履贯事迹案次时代，分隶各姓下。又仿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名为姓谱，实则合谱牒传记而其成一类事之书也。古者族系掌于官……秦汉以下，姓私相记录。自《世本》以下，纂述不一。其存于今者，惟林宝、邓名世、郑樵三家。馀皆散佚。然散见他书者尚可考见，不过明世系，辨流品而已。迨乎南宋，启剳盛行。骈偶之文，务切姓氏。于是《锦绣万花谷》、《合璧事类》各有类姓一门。元人《排韵氏族大全》而下，作者弥众。其合诸家之书勒为一怢者，则迪知此编称赅备焉。其中庞杂牴牾，均所不免。至于辽金元三史姓氏，音译失真，舛讹尤甚。然蒐罗既广，足备考订。故世俗颇行用之亦未可尽废也。前别有氏族博考十四卷，大旨皆本之《氏族略》，无大发明。以其与原本相附而行，今亦姑并录之焉。(73)由此可见《万姓统谱》对于校勘《元和姓纂》也很重要。
关于《集古目》，1937年3月5日致陈垣信云：“昨上一函计达。《集古录目》已由修绠堂寄到，请不必再饬他坊代觅，特此布达，并颂撰祈。”(74)由此可知，《集古目》即《集古录目》。《四库全书总目》云：
《集古录》十卷，通行本。
宋欧阳修撰。……古人法书惟重真迹。自梁元帝始集录碑刻之文为《碑英》一百二十卷，见所撰《金楼子》。是为金石文字之祖。今其书不传。曾巩欲作《金石录》而未就，仅制一序存《元丰类稿》中。修始采摭佚遗，积至千卷。撮其大要，各为之说。至嘉祐治平间，修在政府，又各书其卷尾。於是文或小异，盖随时有所竄定也。修自书其后，题嘉祜癸卯。至熙宁二年己酉，修季子棐，复摭其略，别为目录。上距癸卯盖六年，而棐记称录既成之八年，则是录之成当在嘉祐六年辛丑。其真迹跋尾则多系治平初年所书，亦间有熙宁初者。知棐之目录，固承修之命而为之也。诸碑跋今皆具修集中。其跋自为书，则自宋方松卿裒聚真迹，刻于庐陵。曾宏父《石刻铺叙》称有二百四十六跋，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有三百五十跋，修子棐所记则曰凡二百九十六跋，修又自云凡四百馀篇有跋。近日刻《集古录》者又为之说曰，世所传集古跋四百馀篇，而棐乃谓二百九十六篇。虽是时修尚无恙，然续跋不应多逾百篇，因疑写本误以三百为二百。以今考之，则通此十卷，乃正符四百馀跋之数。盖以集本与真迹合编，与专据集本者不同。宋时庐陵之刻，今已不传，无从核定，不必以棐记为疑矣。(75)岑仲勉用欧阳修之子棐编的《集古录目》中的碑刻跋尾校勘《元和姓纂》，所以陈垣代购的《集古录目》犹如雪中送炭。
1937年4月9日，岑仲勉致陈垣信，说收到孟真来信，史语所拟聘他为专任研究员。他把《元和姓纂四校记》书稿的内容大体向陈垣作了汇报，以后还要不断修补。(76)4月26日又致信云：“月来得暇，或先作一弁言，稿竣当录呈指正。辱在爱末，此次用功复多承教益，苟获问世，尤愿求赐一序，以增光宠。”(77)
傅斯年于1939年4月17日致函岑仲勉云：
《全唐诗文札记》三册，弟读毕歎服之至，如是读书，方可谓善读书，方不负所读书，此应为一组(按：指史语所第一组)助理诸君子用作矜式者也。窃以为史学工夫，端在校勘史料，先生目下所校，虽限于全唐诗文，然而此等工夫之意义，虽司马涑水之撰《通鉴考异》，钱竹汀之订廿二史异同，何以异焉。况其精癖细密，触类旁通，后来治唐史者得助多矣。流徙中有此，诚不易事，谨当编入《集刊》，是亦弟之光宠也。……日后《姓纂》校成，必为一时之伟著，无疑也。(78)
三、陈、岑之交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我们从陈垣与岑仲勉20多年的学术交谊中，得出几点教益：
(一)他们出身相似，并非史学科班出身，都是靠自学成为史学名家，靠的是刻苦努力，靠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即继承乾嘉的朴学成就又能吸收西方的科学方法，与时俱进，视野开阔，走出自己的学术道路。
(二)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这种学风对时下浮躁急功近利之风是有力的鞭挞。
(三)他们之交是淡泊名利的君子之交，“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是难能可贵的。诚如1937年4月26日，岑氏致陈垣信云：”人生世上，说来说去，总不外名利两途。利则积多年经验，已置度外。即不为名，而献所学以供商量，亦期守先人遗志也。(79)
(四)尊师重道。陈垣对岑的提携不遗余力，岑对陈十分尊重。在信或文中常称陈垣为“陈前辈援庵”。(80)他们虽然不是师生关系，但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在他们身上都有深刻的体现。
(五)两位前辈留给我们两笔财富：一是物质财富，就是他们丰硕的著作，二是精神财富，就是他们为追求科学真理而孜孜不倦地奋斗的精神。这两笔财富，我们都应该加以继承和弘扬，为今天我们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注释：
①陈智超：《陈垣学案》，见氏著《陈垣——生平、学术、教育与交往》，安徽大学出版社1910年版，第121-123页。
②关于岑仲勉传记，参考姜伯勤：《岑仲勉》，《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99-1325页；《岑仲勉学记》，向群、万毅编《岑仲勉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岑仲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65-66页。陈达超：《岑仲勉先生传略》，《岑仲勉史学论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0页。
③④⑤⑦⑧⑨(11)(12)(13)(13)(14)(15)(16)(17)(19)(20)(21)(22)(26)(28)(29)(33)(34)(36)(37)(38)(39)(51)(53)(54)(55)(59)(60)(61)(62)(63)(66)(67)(68)(70)(74)(76)(77)(79)《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54、455、568、398、970、971、200、569、409、571、571、578、584、586、586、586、1136、569、569、570、579、580、575、583、580-581、586-587、573-574、574、575-576、576、579、580、578、579、579、582、582、582、580、583、584-585、558-586、585页。
⑥《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第568页。查岑氏在《圣心》第一期(1932年)发表的文章有14篇：《唐代阇婆与爪哇》、《唐代大食七属国考证——耶路撒冷在中国史上最古的译名》、《掘伦与崑仑》、《暮门》、《苫国》、《西域记》、《亚俱罗》、《末罗国》、《Zaitn非刺桐》、《Qninsai乃杭州音译》、《憩野》、《(拉苑特史)十二省研究》、《明代广东倭寇记》、《朱祿国与末祿国》。在《圣心》第二期(1933年)发表的文章有17篇：《〈水经注〉卷一箋校》、《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阇婆婆达》、《奇沙国》、《广府》、《阿軬荼国》、《波凌》、《〈翻梵语〉中之〈外国传〉》、《麴氏高昌补记》、《南海崑崙与崑崙山之最初译名及其附近诸国》、《〈诸蕃〉占城属国考》、《黎轩语原商榷》、《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义净法师年谱》、《法显西行年谱订补》、《栁衢国 致物国 不述国 文单国 拘萎密国》、《再说大食七属国》(见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岑仲勉著《隋唐史》附《岑仲勉著述要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72-675页)。1962年岑仲勉将在全国报刊发表的关于中外史地的文章结集成《中外史地考证》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以上文章绝大部分收入该书，可见文章质量之高。
⑩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18)(78)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03-604、727页。
(23)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
(24)《辅仁学志弁首》，《辅仁学志》(第一卷)第一期，1928年12月。
(25)孙邦华著：《身等国宝，志存辅仁——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
(27)(30)岑仲勉著：《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1、274、279页。
(31)《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第575页。此信原定写于1935年10月14日：项念东定为1936年，见氏著《20世纪诗学考据学之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91页。详说见本文第二节。
(32)姜伯勤：《岑仲勉》，陈清泉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9页。
(35)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9页。
(40)刘乃和等著：《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下册)，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789页。
(41)(56)(69)(73)(75)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下册)，中华书局1865年版，第1143、1147、772-773、1154、733页。
(42)(43)(46)(52)(64)(72)(80)林宝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中华书局1994年版，2012年第三次印刷，第1-2、11-12、37、1742、1709-1712、1644-1645、1709页。
(44)(45)(47)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121、3页。
(48)王仲荦：《关于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载《学原》，第二卷第七期，第95页。
(49)(57)陈尚君：《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37、569页。
(50)《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第573页。此信原定写于1935年7月7日。信的内容是说因牟润孙的文章触引，而作《姓纂》校记。岑仲勉在《元和姓纂四校记·自序》中也说：“民二十五年(按：即1936)，见报载牟氏校《姓纂》十数条，念其中讹文极多，非数纸可尽，乃摘其涉姓源处之属文字错误及显而易见者，摘校若干，藉便览读，久之，觉未满意，则又旁推于各姓人物，如是再三扩展，盖不止于四次校勘矣。”(第37页)我们查《大公报·图书副刊》135期，民国二十五年[1936]1月18日，载牟润孙《注史斋读书记》一则《元和姓纂》十卷(见氏著《海遗丛稿》初编，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39-242页)。由此可见，此信应是写于1936年。岑氏开始校勘《元和姓纂》也是始于1936年。以此信为标准，《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原编为1935年6月18日、7月7日、7月18日、9月19日、10月14日、10月26日、11月7日、11月9日等8通信，都应定为写于1936年。详细考订请参阅项念东著《20世纪诗学考据学之研究——以岑仲勉、陈寅恪为中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三章及附录。
(58)(宋)邓名世撰、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辩证·前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5页。
(65)项念东：《20世纪诗学考据学之研究》，第294-295页。
(71)(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箋，彭铎校正《潜夫论箋校正》，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1-402页。
船山学刊201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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