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芳《黄安书院志》_书院_定向_讲学

刘远芳

书院是私人或官方所设的聚众讲学修习之所，在传授传统学问、培植科举人才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划黄州府属黄冈、麻城、黄陂三县各一部建黄安县（1952年易名红安）。建县后，在地方士人推动和官方支持下，境内陆续创办过若干书院，对地方文化教育和士习民风产生过重要影响，萑苻之地渐成淳朴之区。

据民国《湖北通志·学校志》记载，清代湖北有156所书院，其中黄州府40所，在湖北州府中位列第一；黄安县有书院7所，位列黄州府第二。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黄安自建县至清光绪初年，三百年间，共出进士54名，举人214名，数量虽不比黄冈、麻城等文教名区，却超过省内众多人口大县。这些进士举人，当以儒学造就为多，但书院亦功不可没。

现依据史料史迹，对黄安之书院作一梳理，以此致敬先贤，亦希望对红安当下之文化建设有所助益。

洞龙书院

洞龙书院本名洞龙书屋，可能是黄安县第一座较有名气的民间书院，为吴心学所建。

吴心学，号少虞，太仙里人。生卒年不详。万历四年（1576），耿定向（1524—1596）以遭贬弃职归乡，六年，奉鳏居老父寓于龙湾庄，不欲出仕，耿父“托吴心学、方一凤两老友趣余行，余含涕就道”。以此可知，吴与耿大致为同时代人。

吴心学家世代业农，他却无心世务，一意研求孔孟之学。似马山在邑治以南约八里处，紧邻邑南之孔道左侧，高不足二百米，而孤山突起，巨石纵横，如楼如屋，颇为壮观，因有石如马而得名。明代耿定向、周思敬、李贽等著名学者在山间留墨刻石，一部分至今犹存。明清时期，“似马重峦”为“黄安八景”之一。邑人吴言昌有《似马山》诗状其横绝云：

似马真如马，山灵特表雄。

昂头疑啸月，展足欲追风。

自具千钧力，谁成一汗功。

若教逢伯乐，顾盼早群空。

吴心学好学成癖，欲觅佳处习静，相中离家不远的似马山。他率徒仆凿山开径，拂去草皮松针，见石上有一篇文字，不知何代何人所留，石刻剥落凋残，其中一句隐约可辨，其文云“似马山中出洞龙”。书院之名，便由此而得。

吴心学择山间奇崛处倚石为墙，伐木为梁，建造简易屋舍，携行李图书迁入，于其中习静读书。远近士子闻名而至，从其受学。一夜雷雨大作，电光如火，响震骇人。他晨起推门，发现房子旁边一处石壁为震雷劈开，形成巨大洞窟，于是因利乘便，将房子稍稍改造，使之与石洞联为一体，内隔为卧室、书房、灶屋，各自相对独立。如此一番整饬，读书环境大有改善。理学家胡直（1517—1585，号庐山）由四川学政改督湖广，按视黄安，闻心学之名，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入山探访，亲书“洞龙书屋”于其门额，以示勗勉。

不久，吴心学将书院暂托师友经理，自己则携一二弟子踏上访学之路，足迹几乎遍及南北各地，一路上观览风景，与各方学者相互切磋，并收得民间藏书数百卷。归来后，更加肆力于讲学，一意培植人才。据说李贽寓居黄安期间，亦曾入其书院暂住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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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心学以勤苦致病，万历十八年（1590）病势转沉，他立下遗嘱，略云：“我或将不久于人世，然此生并无遗憾。我殁后，此中所有诸物，皆分给弟子中贫而好学者。”其学以下学上达为宗，教人以即事即心为本。居山中凡二十年，无事不入城市。晚年自选其文，编成《洞龙集》，学者以洞龙先生称之。

天窝书院

天窝书院又称天窝山房，在邑南二十里五云山间，为耿定向与朋辈子弟读书处。五云山层峦耸翠，泉清谷窅，为一邑之胜境。昔时“黄安八景”，其山有二，曰“五云层塔”，曰“石堰幽寻”。“自山巅迤逦而西，群山合沓，环而如窝，故称天窝。窝中林木蓊郁，石泉沸出，有田地约十余亩。窝北有山如屏，西有山如盖，以故时虽隆冬，朔风不能侵，虽盛夏，炎威不至酷。”（耿定向《天窝胜概记》）识者谓其高而能含，幽而能豁，随处可宅，与时咸宜。天窝不仅有书院，还有田地斋舍，且环境清幽，因此常年有人居留。

天窝书院始建于何时，颇难考稽。耿定向24岁时“率仲子辈肄业朱庄，作慎独楼”，次年与好友彭某（字公甫）肄业于茭笋塘寺。嘉靖三十年（1551），他28岁，时年夏由慎独楼“迁天窝僧舍”，则其时尚无书屋。天窝书院之作，当在此之后。

耿定向好友、明代著名思想家孙应鳌(1527—1586)尝作《天窝书院颂》，其中透露重要信息，即起初耿定向只是在山间建造简易屋舍，“辟紫芝之洞房，启白云之盘谷，锡厥异称，命为天窝，萃弟子以讲德，邀明俦以啸歌”。其后，“乃有台使汝泉赵子、念庭舒子下令邑吏备材鸠工，创楹建阁，……匪以侈览观、恣恬嬉，实因表贤哲、咨来学”。可见天窝书院其实由县府出资营造。按台使一般指监察御史，此处或指巡抚。赵贤（号汝泉）于隆庆六年(1572)由浙江按察使升佥都御史，巡抚湖广。舒念庭生平不详，也曾担任湖广巡抚。作为耿定向之好友和黄安县令的顶头上司，他们要求为耿定向建造书院，地方自当听从。根据赵、舒二人的职务变化情形，推测扩修书院之令，应是隆庆六年先由赵贤下达（万历 三年[1575]他就奉调回京了），舒念庭接任之后再次谕令地方。建造书院之时，耿定向恰赋闲乡居，他应该亲自参与了设计。

康熙黄安县志之地理卷“古迹”类又载：“天窝书院，即天窝山房，……耿公恭简仲子子庸讲学处也。”耿定向在外为官之时，其弟耿定理（1534—1584）主持天窝书院。他虽以布衣讲学终身，却于理学独有妙契，声名传于远近。“当时海内宗工如比部郎盱眙罗汝芳、泰和胡直安、安福邹善皆至其地。而一时朝夕相从、讲习不倦者，则彭公东莪台、焦公弱侯竑、黄公守拙彦士、耿公子健定力、吴公敬庵国宁、卢公心斋廷箎、周公柳塘思九（久）、卢公钦父尧臣、耿公季通应衡。有何心隐者，不知何许人，与其徒吕四峰亦以问学来安，从恭简游。……温陵李贽侨寓于窝，所著《焚书》《藏书》《续藏书》半脱稿于其间。”

以上提及的罗汝芳、邹善、周思九（久）、何心隐诸人，或为天下知名学者，或为当地著名士人，其中有的后来出仕为显宦，如耿定力、周思久等，有的引领天下风尚或做出惊天事业，如李贽、何心隐等。亦正因此等人物的莅临盘桓，黄安一度被称为理学重镇，有“唯楚有才，楚亦在黄”之誉。

康熙县志又载：“后邑人钟公青岩琇读书于此，成进士去。”按钟琇字琇玉，顺治壬辰（1652）进士，历官汉中知府。此可证清代初年，天窝书院仍为士子肄习之所。

石林樵洞

同治《黄安县志》之地理卷“古迹”类分别有石林樵洞和石林山房，前者“在邑东南二十里，里中秦真樵及其侣十七人从耿恭简著书讲学处”，后者“距城二十里，耿公子健读书讲学处”，细察之，名异而实同。当为秦真樵领首修造而聚众讲学处，其领袖人物，则是耿定力。耿定力（1541—1607），耿定向三弟，字子健，号叔台，明隆庆五年（1571）进士，历官工部主事、成都知府、右佥都御史、南京兵部侍郎等，卒后赠尚书。与其兄定向、定理合称“黄安三耿”。

清代才子詹应甲任黄安县令时，尝游石林樵洞并作《石林樵洞赋》，对其地之险怪奇绝大加称许，对耿定向泽被乡里之功大加颂扬。邑人卢春华亦有诗咏石林樵洞云：

石林寺畔谒樵公，洞口幽遐小径通。

一代名贤留胜迹，两朝遗墓想余风。

山梁藓道行应遍，涧水松涛听不穷。

冒雨弗嫌归路滑，游踪又向紫云东。

石林樵洞早失其所在，以其名推测，当在山间巨石丛集处，或与洞龙书院类似，系倚石就洞构造简陋房舍。石壁刻“樵洞”二大字，系明代著名学者、万历十七年殿试状元焦竑所书。

真樵名仪凤，字应泰。石林十八子，除秦仪凤外，有耿定士子义、刘廷谏国忠、王国佐才卿、秦思君忠卿、耿定晓子明、吴愿学学孔、张四维懋新、秦德修文道、胡楚材达夫、刘錀来卿、秦思通睿卿、赵任伯衡、耿定章子显、马逢旸节时、耿定吉子修、耿汝霖苏卿、熊钜克济也。以上诸人，以耿、秦二姓为多，二者皆黄安著姓，聚居于城关及邑东邑南，世代联姻。耿定吉，明经，家谱有传，与定晓、定章系耿定向同宗同辈，耿汝霖为其子侄辈。赵任，字伯衡，以事父至谨，入县志“人物志”之“孝友”类。耿定力有《里门十八子小传序》，略云：“惟兹黄安夫子（指其伯兄定向）笃生，凡我同声，千里响应；土壤细流，亦助高深。滨水近山，尤知海岳；鲁有君子，咸取于斯；吾非斯人，徒其谁与？……爰取里门十八子，述其言论行事，各为小传。识大识小，道莫不存；谁毁谁誉，吾非无试……”

钓台书屋

钓台书屋系“八先生”耿定理讲学处。钓台在邑南七里许，危矶踞溪上，“崖洒而高，水沵而滣，灌木乔枝，交加掩映”。书屋依形就势，踞矶而建。耿定理以布衣自老，慕严子陵之为人，因以“钓台”名其书屋。“钓矶渔艇”旧为“黄安八景”之一。

耿氏四兄弟，季弟定裕几无人知，伯台、仲台、叔台三兄弟则俱有大名，伯台定向、叔台定力既为显宦，亦以学术闻名，仲台定理却独以布衣而得大名，这得力于长兄的推举。耿定向以理学知名，而关键处多得定理点拨。定理虽僻处山陬，却有名于外，四方之士多归之，罗洪先、陆光祖、何心隐（梁汝元）等理学名家曾至钓台访问交游。

其时海内诸儒，以识定理为荣，因定理在家族同辈中排行第八，众人并尊称其“八先生”而不名。李贽在南京因定向而识定理，与其切磋，大为叹赏。后辞官不做，隐居黄安，正因定理在彼；定理谢世，李贽深感孤独无依，遂转赴麻城。

天台书院

嘉靖四十一年（1562），耿定向由甘肃巡按御史改任南京督学，当年冬开始巡校所属州府，直至隆庆元年（1567）夏升大理寺右寺丞方止，其间拔识才俊，得人不少。巡校南直隶歙县时，于群生中拔胡尚质为优等。万历三十二年（1604），胡尚质以选贡任黄安县令，其时耿定向已去世8年。他不忘先师提携之恩，专程至其家慰问戚属，并与其子弟商求学问，既而感叹：古乡先生没必有祭，吾师顾其可后！然苦于经费无着落。

胡尚质在任五年，治邑有方，考绩优良。离任前，他决心建造书院纪念先师。他多方筹措，在邑治东偏择地，建屋三间，奉耿定向之像居其中，择其同志之友、及门之徒著名者数十，祔食于旁。又建讲堂三楹，左右各一室，作为远来学者的栖息之所。复造书舍二十间，为邑中儒生肄业之所。书院既是斋祭耿公之所，又是群生肄业之地。胡尚质又买田数十亩，作为祭祀、讲会之费。复于书院东西两侧，立孝子、节妇二祠。胡尚质函请耿定向的得意弟子焦竑作文纪其事。此前，焦竑已在南京清凉山下修造专祠祭祀耿定向，他对于崇奉先师，不遗余力，乐见其成，因此欣然同意。

天台书院本名“天台先生书院”，为纪念耿定向而建，以其号“天台”为名，久而讹为天台书院。有人不究其详，误以为天台书院在天台山，并入山寻其遗迹，缘木求鱼，岂能有获。

江汝社学

江汝社学，邑人吴化等建。社中诸友如苏光辙等，皆一时俊彦，吴化、耿汝愚即其中特出者。

吴化（1558—？），字敦之，号曲萝。其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生而早慧，得提学使赏识，置之异等，然屡困场屋。明万历十六年（1588），他又一次参加乡试，本已为同考官弃置，眼看又要铩羽而归，忽然一阵风起，将其卷吹至主考官案前，主考取视之，大惊，即取为第一（解元）。这位主考，即是一代名臣冯琦。冯琦（1559—1603）20岁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他两任乡试主考，一任会试同考，一任会试主考，拔取贤才无数。吴化乡试之年，冯琦适为主考。万历二十三年（1599），吴化赴京会试。当时会试较文，以制艺为重，制艺不佳则被绌落，进身无望。而董其昌为当年会试同考官，他取士与众不同，既重制艺，亦重论策，“离而为二，各加裁鉴，三者合而后收”。吴化头场发挥失常，预感将要落榜，然董其昌读其论策，“大奇之，谓必天下士”，并将其试卷给同考官袁宗道、陶望龄二人过目，二人亦叹赏不置，就这样，吴化的命运再次发生逆转。可惜他生性耿介，不屑谄附，因而仕途不顺，仅官至礼部主事。

吴化未中举前，联络三五好友，结江汝社学以相互砥砺，并邀请耿汝愚入社以壮声势。耿汝愚（1548—1617），字克明，号古愚，乃耿定向之子。他欣然同意，并为《江汝社约》作序，开篇即说：“昔孔子删诗而阙楚，说者曰荆蛮也无诗，故无录。然江沱汝汉非楚望哉，胡迭见诸周召二南耶？迹是知二南所录，大抵多楚声，第语中不缀山川，故疏者漫谓南国焉。”关于《诗经》“周南”“召南”二部分诗所出之地及“二南”之含义，历来多有争议，朱熹在《诗集传》中称：“周国本在禹贡雍州境内岐山之阳……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他推测：“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也即是说，江汝之间，亦早受王化，文明泽及，自亦有诗。耿汝愚实际上是袭用了朱熹等人的意见，意在说明“江汝为文明域”，是有诗文传统的，今吴敦之诸人结社兴文，乃承风继起之举，观其言，寄望亦深且远矣。

耿汝愚17岁成庠生，入社之初，大约仍在修习举业，观其社中所作，往往有拈韵分字之诗，大约既是学友应酬，又有练笔之意。他参加乡试，屡试不第，遂绝意仕进，闭户著书，有《耿氏春秋》《自娱篇》《自怡篇》《四六草》《尺牍草》《鱼虫考》诸作，而于字学尤精，著《韵会类编》。父亲去世后，家计困窘。耿汝愚乃废著述，治产业，不二十年，竟至十万。汝愚殁后，耿定力之子汝忞为纪念堂兄，请焦竑为其《江汝社稿》作序，并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付刻。江汝社学另一成员程自重（字任甫）亦有同名诗文集。

桃花书院

桃花书院，邑志载为沙河王氏所建，后山有宋时古塔，今称桃花塔。书院大约系王氏为族中子弟就学而建。

同治《黄安县志》“古迹”类载：“桃花镇，在邑南三十里，宋元时此为孔道，上有燧台，每舍相望。有塔，宋某年建。镇东有桃花洞，龙丘居士故里，居士名慥，即方山子陈季常也，苏子瞻曾三至其地云。”邑人吴化有《题桃花书屋》诗，书屋或即桃花书院也，诗云：

绮云万朵白云深，都是刘郎手自匀。

黙以无言存大道，怡然一笑解逢人。

渔溪春色犹秦世，胡饭仙台有汉民。

闻说星精作霖雨，何因诏起玉衡神。

清嘉庆戊辰（1808）进士秦光扆有《桃花书院中秋即事》诗云：“桃花洞口山突兀，节届中秋书乍歇，归者大半留者稀，空山饮酒邀明月……”则书院当在桃花洞口不远处。

桃花书院始建之时失载，存续期亦不详。吴化生活于明万历年间，则桃花书院之建当不晚于其时，而至清嘉庆间书院尚在。

子綦别业

子綦别业在县城南门外，取庄周南郭子綦之意，为明代进士卢尧臣所建。

卢尧臣字赞勋，号钦父。幼聪敏，通五经。八岁能文，十三补弟子员，食饩。弱冠登贤书，万历三十八年（1610）成进士。曾任益都（今山东青州）县令、山东乡试同考官。后致仕隐居，与其徒讲学终老，享年75岁，崇祀乡贤。

从卢尧臣肄业者，多为卢氏子弟，如其子卢尔惇（知州）、卢尔恒（别驾）、卢尔慥（举人）、卢尔悌（恩贡）、卢尔怿，其侄卢之懔（顺治岁贡，司训）、卢尔恂（文学）等皆是。另有光禄吴季舒（士伸）、孝廉刘永济（之桢）、进士吴西滠（之珍）、文学姚德升、姚次观、刘克济、吕淑清诸人，皆一时俊彦。卢尧臣所著《三不朽集》《敷藻华风》《干济英风》《詹詹言》《游邺草》等，皆成于此。邑中名流所著《举业秘书》《南游草》《捉刀篇》《归途百韵》诸诗文亦审订于此。

寻芳小酌

寻芳小酌，卢尔惇与艾千子、王子云、陈卧子、罗文止诸名宿论诗衡文处。

卢尔惇，字以崇，号劬天。尧臣之子。早负才名，崇祯末，由贤良方正授巴州知州。“时献贼蹂躏，公严守备，与民效死。公见贼中有渠魁伟状，护卫整肃，知非凡贼，引火器中之，堕马复苏，果贼帅张献忠也。俘获千余，贼窘退。报捷成都，杨阁部嗣昌以便宜擢成都监军副使，始得兵百战抗贼，杀馘无算。”果如县志所言，则一代枭雄张献忠差点命丧其手。无何，兵尽矢穷，粮绝城陷，卢尔惇尚率众短兵巷战，身中百创而死，后崇祀乡贤。有二子：长绳慈，任松阳令；次纯慈，为邑庠生。

鳌山书院

鳌山书院在县城西二里许，山峙如鳌。其地背临通衢，襟带大河（即今红安二中临南门河处）。上三楹有题名曰“知县张公国柱书院”，前三楹有题名曰“知府王公辅书院”，以纪念为书院之建作出贡献的两位地方官。

张国柱，字石公，号可庵，辽东人。康熙二十二年（1682）任黄安令。政尚宽平，征输不事敲扑，解费差徭，咸出自官，不以厉民。“凡所兴作，悉捐清奉”。

康熙二十七年（1688）裁兵，“夏逢龙倡乱会城，劣生李宗瑚、奸民黄公九等素以公事衔公（国柱），勾连汛兵，诈传伪檄袭城，民尽逃散。公佯为怀印请救，与众俱奔，屯于打鼓墩，收合义勇，入城擒剿，尸积如阜，余党悉安。”事闻，上宪嘉其功，复任九载，士民戴之，终始不渝。“诗歌称诵，刊刻輶軒，备采成帙，邻邑争投以诗。初立石像南极庵，嗣建书院、文昌阁崇祀。一署麻城，两署黄陂，皆有政声。”康熙三十五年（1696），张国柱升宁姜州刺史。

王辅，生卒不详，字元公。清镶平镶蓝旗人，生员。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任黄州知府。同年主鬯问津书院春祭，捐俸银维修书院学宫。二十九年，书“万古津梁”，制匾献与书院，调拨官田租银以补书院经费不足，撰有《书院祭田碑记》。

邑中学子何通等都曾在鳌山书院读书。后来，何通中进士，秦至、吴宏初中举，钟应逊、卢绩、王峦、卢绶、卢拱为贡生，耿宗坤、耿兴行、卢纮兹、卢绲慈、耿涢、钟应迨、卢乣慈则为文学之士。清武英殿大学士、户部尚书余国柱，监察御史周士皇，邑人侍讲张希良、司训周国购等先后题诗或序跋于壁间，以咏叹张国柱、王辅诸人作人之美与遗爱之在人心者。书院后毁于水。

云台书院

云台书院，知县刘承启会课处。书院疑在城南河对岸云台山（系黄安“三台”之一）。刘承启，直隶故城县贡士，康熙三十五年（1696）莅任。弭盗锄强，爱民息讼，修学宫，课士子，纂修县志，多所创造。莅任三月，重建县署，掘地得双泉，因以“双泉”名堂。“官阁双泉”旧为“黄安八景”之首。

仙湖书院

仙湖书院为知县张琮在原鳌山书院基址上重建。张琮，云南仙湖县例贡生，康熙五十三年（1714）莅任。性潇洒，以儒术为吏治，尝于鳌峰亭作射圃。书院在县城西隅鳌峰亭下，地扼城内水口，未久即为河水所坏。

萃英书院

知县段绍扆肇建，彭瑞溦、戴炯继之。段为直隶唐山县举人，清雍正十三年（1735）任黄安县令。彭瑞溦，四川丹县举人，乾隆十三年（1748）任。留心民瘼，闲暇则携小童乘驴察访民情，多行善政，得民欢心。戴炯，湖南湘潭县举人，其父避乱韶山，为毛氏婿，乾隆二年（1737），韶山毛氏首修族谱，请其作序。乾隆十五年（1750），戴炯任黄安知县。三任知县相次建讲堂五楹，又一重五楹，为生徒肄业之所。乾隆二十四年（1760），知县林光禄于讲堂右添建二重，每重五楹。

乾隆三十年，广西桂林府临桂县举人李世瑞莅任，自下车来，留心文教，时书院渐显败相，而无钱修葺。适泉口寺乏主，土人争产构讼，李世瑞便将庙田判归书院，委绅士轮掌，以其产为岁修之资。三十四年，增建前一重五楹，头门一重，照墙一座，并买民间旁屋五间以为斋舍。次年八月，大修完成，地方名宿卢爌作碑记以彰其德。

萃英书院屡圮屡修，嘉庆二十一年（1816），广东南海县举人林缙元莅任，聘卢爌为主讲；至道光二年（1822），林仍在任，是年主修黄安县志。同治七年（1868），江苏镇洋县举人朱锡绶莅任，次年重修书院，仍以“萃英”为名，并作文纪其事。

鳌峰别墅

鳌峰别墅在鳌峰亭下原仙湖书院处，岁久倾圮。道光二十四年（1844），浙江举人许赓藻抵任。许英烈有为，士民钦服。咸丰元年（1851），许谕令重修鳌峰书院，建正屋五楹，前三楹，左右二楹。竣工后，易为今名。

以上诸书院或在邑治，或在城郊，荒村僻野则难闻声教。

耿恭简祠不是书院，但亦为讲学之所，且由官方主办，故特为介绍。祠堂位于学宫外，知县李文芳请建，特祀耿定向。李文芳，四川绵州进士，万历二十三年（1595）莅任，“强毅严明，民不敢犯，而清赋籍、节夫马尤传颂不衰”，邑人士立祠东郊以祀之。李任黄安之次年，耿定向去世，祠堂之建，当在其后不久。耿定向致仕后，曾在学宫外为知县应有初建德惠祠。应为浙江仙居举人，万历元年（1573）由罗山尹改任黄安。“初至念民疾苦，首创条鞭法，省诸一切经费，风裁肃然，右家豪族不敢以贽通。”当事者为先贤建祠，而后之贤者又为其建祠，这诚然是人间佳话。如此一代一代接续传灯，才使斯文不坠，文脉绵延。

耿恭简专祠以耿定向之门人祔食其间。“列于左者，则有若临桂令焦伯贤端，江宁广文华贞季，明经殷德夫、王以道、詹孟仁、杨道南孝淳，左春坊殿撰焦漪园竑，佥宪管登之志道，少司寇吴伯恒自新，侍讲邹汝光德溥，杭州太守方思善扬，及八先生仲台公，凡十二人。列于右者，则有若丁封翁惟寅，新野令李士龙，登进士李维明、王德孺、李湜之，学录陈桂林应芳，明经李瀚峰、潘朝言，学士殿撰沈君典懋学，吏部司务黄守拙奇士，尚宝卿潘去华士藻，及少司马耿定力，凡十三人。左右合之，为二十五人。”（《讲学二十五子》，录自康熙县志·人物志，人数不合，疑有阙文）其实耿定向的门人弟子遍及天下，东南尤多，此所列者仅其中少数。

耿恭简祠既是奉祀耿定向之所，每岁春秋祭祀；亦是邑中贤达秀士讲求学问之处。“诸生登其堂入其室，睹其容貌与其车服礼器，私淑以为师，朔望得群萃而聚讲焉。”（学使王发祥《耿公祠会讲序》）清顺治初，耿定向之孙应昌（字公府，号从台，历官户部主事）再倡会讲之礼，黄冈人、清初著名理学家曹本荣特为著文以申其义。

据志书所载，耿恭简祠与天台书院似不在一处；而胡尚质建天台书院，与李文芳建耿恭简祠，后先相距仅十余年，其时祠堂应该还在。既已有纪念专祠，何以另建书院？二者究竟是否一地两名？存疑待考。

从上述事实可知，黄安书院之迁变，大致分为明清两阶段，明盛于清，而明代又以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为盛，那正是民间讲学大兴之际。张居正任内阁首辅之后极力推行“新法”，为了减少掣肘，肃清舆论，乃强力禁讲学、毁书院，此后讲学之风即趋式微。至清代，满洲人由外主内，以少驭众，深恐人心不服，对民间讲学严厉整治，因此有清一代，民间书院遂不复振作矣。

黄安境内，除前述书院外，其他读书问学之所尚有若干。已知最早者为程乡小学，在邑西“二程”故里，大约为古时社学，据邑中先达言，建县前即已设，自邑庠兴而小学废，基址久不可考。万槿园，在邑西南十余里，吴化及其子吴光龙（官庐江令）归隐读书处。丽泽书屋，为吴采所有。吴采，中和里人，大约生活于明中后期，博闻强记，工书法。曾任松滋训导、通山教谕，擢四川成都参军，以道梗未赴，遂挂冠归，构庐里居，著《五经通考》，黄麻名宿周思久题其居曰丽泽书屋。明教堂，在邑南二十里五云山麓南麓，存世年代不详，后世讹其名曰明镜堂、名敬堂。壬寅岁，余尝过邑南以查访送官咀、明教堂遗迹，惜基址全无而惟存其名焉。

安邑诸书院讲舍，亦皆先后倾颓，或灭迹于高楼广厦之隙，或湮没于荒烟蔓草之间，唯余断碣残碑，引人遐想。

（编审：熊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