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娶小29岁潘兰珍,相扶半生,离世前:不可用我名义去卖钱_陈独秀_自己的_两人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四川江津走完了自己起起落落的63岁人生。

这位黑暗时代的执火者、觉醒年代的呼唤者、思想解放运动的领军者,在穷困潦倒中悄然离世。

他如一道春雷般出现,激荡着死寂的中华大地,而他的逝去,却如残烛熄灭,仅在风中,留下一丝涟漪。

他一生中曾为了国计民生多次奔走呼号,在晚年历经波折后变得沉默寡言。

可在他弥留之际,却拼尽最后的一丝气力对着第三任妻子潘兰珍郑重叮嘱:“兰珍吾妻,我去之后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

在2021年开年大戏《觉醒年代》中,陈独秀先生的妻子,优雅知性、落落大方的高君曼女士给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何在陈独秀临终之时身边的却是这位名叫潘兰珍的女士呢?

陈独秀除了要潘兰珍从速改嫁之外,在遗言中还着重提及了一件要潘兰珍牢记在心的事,这究竟是什么重要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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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让我们带着疑问,一同走进觉醒才子陈独秀与他第三任妻子潘兰珍的相守故事。

同是天涯沦落人,萍水相逢至相知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自幼由祖父抚养长大,其天资聪慧,善做文章,舞象之年,才气迸发。

时年17岁的陈独秀便得中秀才,18岁即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深造,可谓当世少年英才。

就在其着力读书,以图报国之时,他背后那片早已腐朽不堪的大清龙墙轰然倒塌,露出了其后早已坍塌的天朝上国之景。

“维新变法”推行百日便遭到镇压,变法派人士的鲜血从菜市口淌到了每个睁眼的中国人面前,谭嗣同的大义之言从京城响彻了每个抬头的中国人胸腔。

随后八国联军铁蹄踏入北京,《辛丑条约》的签订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身份正式坐实,“大清不大,中国不国”。

年轻的陈独秀心中对底层百姓的同情和对“国之不国”的悲愤,化作对腐朽清政府的怒火,一时间喷薄而出。

言论的喷薄让他遭受了所谓“学术”的紧急避险,中西求是书院忙不迭得开除了陈独秀,与他划清界限,恐被牵连。

陈独秀也望见到了漫天的阴翳昏暗,于是决定东渡日本,求学救国。

那时的日本有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陈独秀先后五次,历时15年的学习就是想把这先进思想带回中国。

15年里,他以文字作武器,抨击清廷黑暗腐朽统治、支持辛亥革命、讨伐倒行逆施的袁世凯等。

1915陈独秀领衔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横空出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桥头堡、主阵地;

“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火中,陈独秀也是阵前最盛的那支火把;

革命岁月中,觉醒年代里,他与李大钊等共同高举起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旗帜。

时间到了1925年,大革命后期,作为党的领导人的陈独秀犯下极为严重的思想政治错误,让党的队伍蒙受了极大的损伤。

而此后他的思想错误愈演愈烈,革命悲观主义等问题在他身上聚集,1929年,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1930年的陈独秀,面对着内外交困的艰难境地,当年的荣誉与凭借,如今早已烟消云散。

《新青年》已停刊,他所执教的北大也无法再次回去,昔日好友李大钊为军阀所杀害,旧时战友易白沙也刺杀军阀失败,蹈海殉国。

他为之骄傲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相继就义,原配高氏已病逝于安庆,与他走过风雨的高君曼也早已与他分道扬镳,渐行渐远。

他因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而被自己创建的政党所开除,但他又看不惯国民党的作风与政见,多次公开抨击国民党执政当局,遭到蒋介石重金悬赏追缉。

此时的他,可谓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只得隐姓埋名,辗转来到上海,化名为李先生,在上海熙德华路石库门隐居,以躲避追逃。

与陈独秀起起落落的人生相比,潘兰珍在遇到陈独秀之前的人生,可谓是完全蒙在一片阴霾之中。

潘兰珍出身江苏南通的一户贫农家庭,在她四岁时,就跟随着逃难的父母来到上海,那时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底层劳动人民根本没有相应的人权保障。

他们就像是生活在上海繁华的霓虹灯下四处窜逃的老鼠,在昼夜奔走中谋求一线生机。

年仅十几岁的潘兰珍便去了上海的纱厂做童工,除了要承受工厂对她毫无人性的压迫与折磨,她还要面对更多的恐怖与罪恶。

17岁的陈独秀刚刚考取秀才,春风得意;而17岁时的潘兰珍,却遭到了流氓工头的强暴,生下一子并在不久后夭折。

而就算经历了这些,迫于生计的潘兰珍,还是要拖着病躯到另一家烟草公司做工。陈独秀与潘兰珍,一位叱咤风云的新文化运动领袖和一位出身贫苦的外来少女。

这两条看似会永远平行的人生之线,却因国民党对陈独秀的3万元悬赏通缉,产生了命运的交点。

潘兰珍最早认识的并不是那位赫赫有名的陈仲甫先生,而是一位与人和善、谈吐不凡、一举一动尽透风骨的“李先生”。

这位李先生不知从何而来,不知到何而去。在鱼龙混杂的大上海生活了十几年的潘兰珍,见过了三教九流各等人物,但是这位李先生却给她留下了不一样的感受。

陈独秀在家中深居简出,仍然手不释卷,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偶尔与邻居姑娘碰面,她总是恭敬又畏缩得向他找招呼。

久而久之,他越发注意到这个身材娇小、目光纯澈、衣衫破旧却干干净净的二十多岁的女孩子。

两人有时也会聊聊天,他听着她讲述自己这二十年人生中的苦难挫折,认真、专注,在听完潘兰珍的讲述后也会轻声抚慰她,向她讲述一些简单易懂的人生道理。

很快,潘兰珍对这位气宇不凡的邻居“李先生”暗生情愫,二十多年的人生经历让她的心中满是苦痛,她急切盼望着有一个可以让她过上平淡生活的港湾。

同样,历经人生颠沛的陈独秀此时亦是悲凉无助,渴望温暖。就这样,两位“天涯沦落人”就这样萍水相逢,进而相恋相知。

那时的潘兰珍22岁,而陈独秀已经51岁,29岁的年龄差距引来了周边一些人的非议,可他们并不在乎,坚定地选择了对方,走到了一起。

不离不弃,相守相依

两人婚后的生活,一开始还算平静。潘兰珍仍旧不知道自己的“李先生”到底姓甚名谁,但她并不在乎,平淡的生活对于她而言已经是难得的幸福了。

潘兰珍依旧是每日前往烟草公司打工赚钱,她的“李先生”整日埋头创作,伏案写稿,她照顾着他的日常生活起居。

剧照

当有闲暇之时,“李先生”也会教潘兰珍读书识字,两人后来还收养了一个小女孩,起名潘凤仙,给两人的平淡生活增添了不少快乐。

可是好景不长,某天,从南通老家回到上海的潘兰珍突然发现,自己的“李先生”不见了,一时间,绝望无助向海浪一般向她的心防袭来,难道命运如此不公,就连这样平淡的生活都不留给自己?

她四下询问,多方打听,却始终没有任何关于“李先生”的消息,他像是人间蒸发一般,消失于这座偌大的城市之中。

于是自己被抛弃的念头在她脑海里萌生,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像自己这样的普通女子,或许从一开始就不该对这种明知不平凡的人有所希冀。

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已经基本放弃希望的潘兰珍偶然瞥见了报纸上的一则报道——“陈独秀被捕”。

虽然不能完全读懂这则报道,但是旁边配图里那个叫做陈独秀的人,不正是自己的丈夫“李先生”吗?

她早已想到“李先生”身份不一般,却也没有敢想象到,自己竟然与这位名胜赫然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领导人、革命者陈独秀结为了夫妻。

之前丈夫总是深居简出、总是埋头写稿却不见报酬、以及为何突然出现在这个逼仄的石库门小楼中都有了答案……

与此同时,已经被押解南京的陈独秀亦是百感交集,他早已预想到这天的到来,可没想到一切来得这么快,也没想到过自己会在这个暂时的藏身处,遇到自己与自己真心相恋的潘兰珍,他已经对于与潘兰珍重逢不抱任何希望。

与人相恋却一直隐藏身份,给不了人家生活的保障不说,还有可能因为自己当局要犯的身份连累她们母女,想到此处,陈独秀原已被逐渐治愈的心灵再次悲凉起来。

可是,潘兰珍出乎意料得出现在了南京老虎桥监狱,她还是原先那样的淳朴清澈,眼神之中却多了一份坚毅。

她提着一份饭菜,一步步走到她的丈夫面前,以最简单的行动支持着自己的丈夫。

陈独秀虽然感动,但是自己前途渺茫,生死不定,又怎么忍心拖累妻子,于是他劝潘兰珍回到上海,至少那里还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活下去。

可是,向来听陈独秀话的潘兰珍这次却遵从了自己的内心,她没有返回上海,而是在监狱旁边租房住了下来,陪伴着陈独秀。

中间她拒绝了陈独秀弟子对她提供的帮助,她虽然没有文化,但是也知道所谓连带之罪,她不忍心给别人添麻烦,只是日复一日得等着可以探监的日子。

一年一年时光如白驹过隙,整整五年过去了,国民党执政政府不断受到各方压力,在多人为其保释的情况下,终于在1937年下令释放陈独秀。

“我和潘女士,已结为夫妻。”一出狱,陈独秀就向外界宣布了两人的关系,他们的爱情终于不用隐藏在太阳光下,两人相守相依,直到人生尽头。

不能与君共白首,信念坚守爱长留

陈独秀经历了五年牢狱之灾,国民党执政当局以及依附于当局的众多文人,以为陈独秀就此能变得听话。

但是,陈独秀内心的坚定信念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他拒绝了反动当局提出的优厚条件,毅然携带妻子前往四川江津。

他要去那里寻找他的老朋友,民主人士邓仲纯。他希望能够在那里一展身手,重新实现自己的救国治国之梦。

1938年盛夏,出狱后休养一年不到的陈独秀与妻子潘兰珍赶到了江津。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迎接他的不是好友的热情接待,而是邓家夫人的冷脸相对。

陈独秀一身文人傲骨,他不愿过着寄人篱下、被人看不起的生活。但是,为了给妻子潘兰珍更好的生活条件,后来他还是接受了好友的邀请,前往邓家小住。

后来,潘兰珍却被邓家夫人骂为寄生虫,忍无可忍的陈独秀携妻子搬离邓家,辗转寻得一地,暂时住下。

然而就在这里,陈独秀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四年。

两人在江津的生活十分拮据,陈独秀一身傲骨,他不愿意为了金钱委身出卖自己的字画和著作。

本来两人的生活就很艰难,后来由于时局动荡,三子陈松年一家以及陈独秀继母也来到江津投奔陈独秀,一大家人同住,生活开销更大。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实在无米下锅的潘兰珍终于忍不住向陈独秀开口,希望能暂时动用“那笔钱”以补贴家用。

原来,陈独秀曾被教育部门专门邀请来写一本语言文字类的书作为教育课本所用,书成后陈独秀却因与教育部长对于书名一事意见不一而产生冲突。

陈独秀不能容忍其对自己的作品指手画脚,下令书名确定为《小学识字课本》之前不得动用教育部寄来的2万元稿酬。

潘兰珍只得咬牙坚持,精打细算,撑着把日子过下去。

可就在1942年5月初,陈独秀却突然病倒,经历过多重时代风雨打击的他终于坚持不住倒下了。

5月27日,弥留之际,陈独秀给潘兰珍留下遗言,除了叫她若遇良人从速改嫁之外,特别强调要她“生活务求自立”,“不可用我名义去卖钱”。

潘兰珍也做到了这一点,丧事完成后,她在农场找了一份工作,自力更生,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上海,与养女靠着自己的努力工作低调生活着,从未以陈独秀遗孀之名谋过一分钱,一分名。

1949年,这份双向救赎的爱情画上了最终的休止符,相信这场相遇、相知、相守对于两人来说,都是人生之幸吧。

虽未与君共白首,但风骨长存,爱意长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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