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南翔为什么要整钱伟长和袁永熙？清华大学第一位校长是_清华_右派_校长

本文目录

• 蒋南翔为什么要整钱伟长和袁永熙
• 清华大学第一位校长是
• 袁永熙的人物简介
• 袁永熙，“功臣“怎样变成了“罪人
• 陈琏三个孩子都干什么了

蒋南翔为什么要整钱伟长和袁永熙

一个异化的实例这个问题确实费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是如韦君宜先生设想的，或许由于全国的政治形势，蒋南翔不能保钱。当然钱伟长有他参加了著名的“六教授会议”的问题，但蒋对袁也是打之犹不及，那里还会去保。其根本原因是这位钱副校长居然敢反对蒋校长将清华大学按苏联模式办成一所只有工科的“工程师的摇篮”，而极力主张和鼓吹理工合校。主张理工合校，在当时并不是划为右派的一条标准，至少不是一条各单位都得执行的统一标准。譬如1957年时，我在北京地质学院就主张把院系调整时取消了的理科地质学专业恢复，把校名中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加上的“勘探”二字去掉，我和赞成这些意见的人不仅没有因此被打成右派，而且这些意见被采纳，得到上级批准，真的改回来叫北京地质学院，虽然恢复理科可能正是因为清华将主张理工合校的人打成右派，受了点影响，当时没有落实，但到1962年也恢复了。北京地质学院也打了不少右派，是抓别的问题，没有把主张理工合校作为一项罪证，但是在清华这可是沾不得的，所以德坚的同事，对我没成为右派很惊讶。蒋南翔为什么对钱伟长这位一直对中国共产党友好和拥护的科学家钱伟长，如此手下无情非打倒不可呢？有人说这是他阶级立场坚定、马列主义水平高，所以别人还没看出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关键。 “钱伟长的理工合校，是“想把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拖回到资本主义的通才教育老路上去”，钱伟长“不要苏联，要英美德日！”（曾昭奋：后摇篮曲）这当然是政治问题了。但我看问题的实质，还在于蒋校长认为这位钱副校长反对他这个校长，这似乎有点贬低这位马列主义水平极高、党性极强的蒋校长了。但看看下面这段记述：“钱伟长当然不是当年成功地领导了政治运动和学生运动的蒋南翔的对手。一九五七年六月中旬，反右派斗争已经如火如荼，清华的一位学生，我在高中同时的一位同窗，从清华给我寄来一封愤怒的信：“钱伟长竟然要赶走我们敬爱的蒋校长，我和同班几个女同学都气哭了！”原先对钱老师的“理工合校”表示赞成的研究生、本科生们，也都反戈一击，纷纷起来揭批钱伟长的“阴谋诡计”和“险恶用心”（曾昭奋：后摇篮曲）不管蒋先生本意如何，表现出来的是，问题的是非是围绕蒋先生个人在转。在当时的清华园，蒋校长的威望确实是极其崇高的，言必称校长，惟校长之马首是瞻。1957年清华打出那么多右派，包括钱伟长、黄万里这样的学者，还有袁永熙、周寿昌这样的卓越的学生运动领导人，不管是否蒋先生都直接负有责任，都不能辞其咎。至于对待钱伟长和袁永熙，他的动机是否那样出于阶级立场坚定而无私，虽然已盖棺，仍不能定论。及至看到陈必大先生回忆他父亲的文章《欲辨真义已忘言》，我觉得从下面这些记述，把蒋南翔为什么要整钱伟长和袁永熙的原因已说的比较清楚，现在按原状摘录在这里：我们小时候妈妈曾对我们做过这样的解释：你爸爸因为放松了思想改造，居功自傲，个人主义膨胀，结果犯了错误，走到了党的对立面。这是唯一逻辑上说得通的解释。从1939年到1957年，妈妈和爸爸风雨同舟一起革命了十八年，她很清楚爸爸绝对不会去反党，至多就是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反对了当时清华的领导。至于反对得对不对，只有一个标准：看谁在政治运动中倒下。如果上级和党委一班人都不站在你一边，那你的反对就是站在了对立面，反对领导就是反对党，其他的申辩都是白说。清华领导蒋南翔是个有事业心又权势欲极强的人，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看得很重，当时他与高教部杨秀峰在苏联专家的分配和办学方针上有矛盾，总觉得清华遭人挤兑。1955年，中央决定组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要抽调清华的师资，还得周恩来亲自召集陈赓、蒋和爸爸一起协调，才把事情摆平。对外要当“天字第一号“，内部就得步调一致容不得半点反对。蒋那时对爸爸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有政权意识”，这是他的发明。意思就是，现在我们胜利了、掌权了，和那些旧知识分子的关系变了。他们已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转变立场，附到无产阶级这张“皮”上来。解放前他们是我们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是领导阶级，他们是被教育、被改造、被领导的对象，不服气就要斗争，这没有什么其它道理可讲。“政权意识”就是要按我们的观念改造世界，在各种运动、斗争中，拉得下情面，不手软，敢于坚持“左“的作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就是压制、打击不同意见之权，不这样使用政权，最后就会丧失政权，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不作“宋襄公式的蠢猪“。五十年代，“左”的路线尚在发育时，这种发挥曾被认为是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爸爸这人不太在意理论，想问题往往就事论事，宁可“俗”一点，平平实实地做人做事，也不愿意违心地去扮演自己不愿扮演的角色。爸爸过去搞学运有一种体会，凡事不能左，左就没朋友，左就被暴露，左就受损失，左就遭破坏。固然我们现在掌权了，可以不求人了，人家反过来要求我们了，可“人一阔，脸就变”，不亦小人乎？为了把清华办好，就要搞一个可以一手遮天的独立王国？爸爸也不肯苟同：事情都得大家商量着办，上下左右的关系还是要理顺，哪能尽如你意呢？这番见识使当初调他来清华的蒋南翔大感失望。如果爸爸只是思想懒惰，不爱学习，政治上有时未免天真，那作个人云亦云的糊涂虫就是了。可偏偏他在解决具体问题上又自有主张，不肯随便迁就，受到压制时，还会动点不怕事、不卖账、敢作敢当的“少爷”脾气，以为党内总应该还讲点民主吧，其实“政权意识“就是建立新等级秩序的同义语，上尊下卑，权力集中，说的就是不要民主，不管党内还是党外。一来二去就有了矛盾。爸爸不但没对蒋表示出应有的顺从与尊重，甚至还批评人家政治品德有问题，似乎他解放前搞学生运动时有些难以抹杀的功劳，就忘乎所以了，这大概就是所谓“居功自傲“说的由来吧。 对于蒋南翔先生身上出现的前后矛盾的现象，该怎样解释呢？想来想去，还是用那个曾引起轩然大波的一个哲学名词--“异化”来解释。可能最为适合。陶世龙，2002/07/08

清华大学第一位校长是

清华大学第一位校长是唐国安；
　唐国安半身照唐国安，字国禄，号介臣。广东省珠海市唐家镇鸡山村人。　1858年10月27日出生，清末民初外交家、教育家。早年留学美国，肄业于耶鲁大学法律系。曾任上海约翰书院(即后来的上海 圣约翰大学)教席，上海《南方报》、主笔。后入清政府外务部为司员、候补主事、主事。两次出任国际禁烟会议中国代表团代表。参与“庚款留美”事业的筹划，历任外交部、学部属“游美学务处”会办，清华学堂副监督、监督，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是清末民初留美教育事业主要兴办人之一。

袁永熙的人物简介

袁永熙（1917—1999），系贵州省修文人，1917年1月出生于天津。1938年6月参加革命，先后任昆明云南民先队队部组织干事、队长。1938年秋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同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任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1940年9月，任云南省工委青委委员、宣传部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在大后方掀起反共高潮，中共云南省工委为避免国民党逮捕中共地下党员，把联大学生中大部分党员撤出学校，袁永熙到云南个旧隐蔽，任云南个旧地区 负责人。几个月后他离开云南到四川，在南方局领导下，负责江津地区党的工作。
1943年，袁永熙回到昆明到西南联大复学，任西南联大党的第一支部书记，并参加组建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
1945年“双十协定”签定后不久，国民党发动内战，纠集80万军队进攻解放区。中共中央发出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办法阻止内战。西南联大在全国第一个发起以学生为主的“一二一”反内战运动。袁永熙同志是该运动的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二一”运动是国民党统治区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的标志。
1946年袁永熙同志回到北平，任北平、天津南方局系统地下党负责人。在1946年12月发生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和1947年5月发生的反饥饿、反内战的“五·二○”学生运动中，袁永熙同志领导的党组织和民主青年同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此，毛泽东同志称赞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
1947年9月24日，袁永熙与其夫人陈琏（陈布雷之女）同志遭国民党逮捕；他在狱中受到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机智勇敢地保护了党的地下组织，1948年经多方营救保释出狱。
1949年全国解放后，袁永熙同志在共青团中央学生部任秘书主任，副部长。1952年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助理。在此期间，袁永熙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善于团结教师，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好评。
1953年9月至1956年5月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一书记
1957年袁永熙同志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在此期间，妻子陈琏迫于组织压力与其离婚（“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和侮辱，愤而跳楼自尽）。
1962年5月被摘掉“右派”帽子后，调河北南宫中学任教，先后担任南宫中学初中二年级语文，高二、高三英语课。1964、1965年连送两届高中毕业班，所教英语高考成绩居邢台专区各中学第一，升学率位居第一，受到南宫中学和邢台专区领导的表扬。袁永熙在南宫中学任教期间，服从领导，勇挑重担，勤奋刻苦，团结同志，业务精，人品高，深受师生好评。
袁永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身心遭到极大摧残，幸有南宫中学生物教师张兰芬相伴相依才得以度过劫难，幸存下来。袁永熙在逆境中，仍对党的教育事业忠贞不二，兢兢业业，孜孜以求，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袁永熙长期蒙受的不白之冤得到了彻底平反，被暂时安排在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工作，后到中央办公厅处理上访领导小组工作，他积极为受冤屈的干部落实政策，为冤假错案平反做了大量的工作。
1981年调任原北京经济学院任代理院长、院长职务，1994年改任学院顾问，同年离职休养。在此期间他对学院的教育改革与学院的基础建设、组织建设、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并主持编写了中国第一套《人口丛书》；1999年12月，袁永熙同志因病逝世。

袁永熙，“功臣“怎样变成了“罪人

40年代的青年爱国民主运动中，袁永熙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其实他并不出风头，而是力求沉潜，埋头实干。他提出的主意得到实效，他起草的宣言广为传诵。专制当局一直想抓捕他，他终于陷入罗网。他保持了革命者的正气，后来却被认为变节，被取消了原来的党籍，只能重新入党。在清华大学党委工作，1957年被钦定为党内右派的典型，被迫妻离子散，在十年浩劫中被毒打几乎送命。1979年终于得到改正，身体受到伤害的隐患则难以平复。最后因脑病逝世。

陈琏三个孩子都干什么了

陈琏，1919年出生于浙江慈溪，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次女。她出生后不久，母亲杨宏农(品仙)就因产褥热去世。陈布雷倍加疼爱幼女，为她取乳名“怜儿”。怜儿由外婆家抚养，直到1933年陈布雷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才把她接到杭州居住、上学，起名陈琏。
陈琏与袁永熙结婚后生育有一女(陈必泓)二男(陈必大、陈小代)。1949年3月，他被分配在团中央学生部任秘书主任、副部长。1954年他调到清华大学，开始任党委书记，两年后被撤下来改任校长助理。整风反右，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巨大的压力下，陈琏被迫与袁永熙离婚。两人离婚后，陈琏没有再婚。
1962年5月，袁永熙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到中学当教师，与一位女教师结婚。而陈琏文革开始即遭批判。被诬蔑为叛徒和国民党的孝子贤孙，1967年11月19日，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自杀。
妈妈去世那年，十八岁的女儿陈必泓在松江中学读书、十三岁大儿子陈必大在上海中学读书，小儿子陈必代还在读小学。后来，几个小孩分别到东北和云南下乡，生活困难，女儿陈必泓大专毕业，长子陈必大硕士研究生毕业了，在大学任教；小儿子陈小代也是研究生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