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有证据证明，钓鱼岛是我家的！”
1971年10月27日，美国参议院展开了为期四天的听证会，以“钓鱼岛的归属权”为主题。
与会期间，一名头发花白的女士，手持一份陈旧的红色卷轴来到了听证会现场。古香古韵的中国风，和这西方的听证会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她到底是谁？为什么说，钓鱼岛是她家的？
美国老太乍现，拿出一手谕
老太名字叫做徐逸，是在台湾出生的美国华裔，前半生从未踏足过内地半步。
她又从何而来的底气，说钓鱼岛是她家的？
而纵观历史，一些在历史上留下足迹的徐姓人士中，也没有一人有其后代名唤徐逸的，这更为徐逸女士的身世，蒙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
徐逸女士不慌不忙，将这面卷轴摊开。
这面卷轴长59厘米，宽31厘米，入目即见正中央盖有一大印章，赫然写着：
“慈禧皇太后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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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全文）
这更让在场人士惊叹。
要知道，慈禧是清末的掌权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都在她的掌控之中。
如果此印鉴保真，意味着徐逸手中所持的，是慈禧亲自颁布的手谕！
（慈禧）
再仔细定睛一看，上面密密麻麻书写着周正的文字：
“皇太后慈谕：
太常寺正卿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版，采自台湾外海的钓鱼岛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诊给药救济贫病，殊堪嘉许，即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三个小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代采药之用，其深体皇太后及皇上仁德普被之至意。钦此。
光绪十九年十月”
（慈禧）
此卷轴一出，似乎是有力的佐证。
再加上“慈谕”和“太常”二字中间，还盖有一个椭圆形的印章，上面写着“御赏”二字，完全符合当时手谕的规章格式。
但是，这又令众人纳闷不已。
近代史上如此多有名之士，这盛宣怀又是何人，为何慈禧太后赐予盛宣怀的物品，会流落到了徐逸的手中？
这一切，都要从一次落第而说起了。
（盛宣怀）
追溯一百年前，富豪受封赏
1867年，盛宣怀第三次县试落第，这意味着他要靠着科考入仕的可能，几乎为零。
但俗话说得好：“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
盛宣怀虽然读书运不佳，但他却动手能力极强，这得益于他的家教。
盛宣怀是官宦世家出身，其祖父盛隆，及其父盛康，都在朝中担任或大或小的官职。
盛家父子对子孙的教导方式，都属于重实践而轻理论那一类型。
盛宣怀耳濡目染，自然也对读书的兴趣大大减少，反而爱上了自己动手，亲自证明。
（盛宣怀）
再加上，盛康和李鸿章略有交情，于是，在盛宣怀落第之后，盛康推荐儿子成为了李鸿章的幕僚。
1870年，正是洋务运动准备展开的时候，盛宣怀便自然而然成为了李鸿章展开运动的得力助手。
（盛宣怀在洋务运动）
在洋务运动展开期间，盛宣怀充分运用了他平日钻研动手的做事风格，没有文人的墨守成规，所办之事效率极高。
在这期间，盛宣怀创造了中国的11个“第一”，这其中就包括创办了天津大学，和红十字会，足见盛宣怀对近代史的影响力。
盛宣怀对慈善事业一直尽心尽力，他不仅积极募捐，也有条不紊地进行赈灾活动，还设立了一个叫做“广仁堂”的慈善机构。
（广仁堂）
这个广仁堂，将在钓鱼岛事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广仁堂的主要事宜，除了资助贫苦百姓、收容孤儿寡母之外，还会给人医人治病。
恰逢1893年，慈禧风湿病犯了，御医用尽法子无果，便把眼光放在了民间药方身上。
（慈禧）
首选的，自然是和官方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广仁堂。
而慈禧在服了广仁堂献上的药丸之后，风湿症状减轻许多，非常高兴，问及药材的来处，盛宣怀表示：
“此药原料主要为海芙蓉，是东海小岛——钓鱼岛特产的药材。”
慈禧一听，十分高兴，又听说广仁堂所行的慈善之举，十分高兴。
于是决定写下一封诏书，将钓鱼岛赐给盛宣怀。
盛宣怀便有了更为光明正大的理由，派遣广仁堂诸位采药人，前往钓鱼岛采集海芙蓉。
自此，钓鱼岛属于盛家的这一结论，就此开始了。
（盛宣怀）
却没想到的是，在此事发生一年之后，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日本让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蛮横地霸占了台湾、澎湖、钓鱼岛在内的东海诸岛。
在这期间，中国台湾人民受尽屈辱，反抗了日本近50年的殖民统治。
而1943年的《开罗宣言》之后，被日本强占的岛屿最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在那时候，由于时局动荡，一些产业归属的问题并未有完善的法律去做主，所以照理讲一切照旧。
而盛家便也理所应当地认为，钓鱼岛仍旧属于自己，便在这百年期间一代传于一代。
三代多年变迁，孙女突现身
盛宣怀早就于1916年，在上海病逝。
他的资产有一半捐献给了慈善机构，有另一半便分给了十一个子女（不含去世和过继的）。
由于前三个哥哥早已离世，于是钓鱼岛便由第四个儿子盛恩颐继承了。
盛恩颐生性浪荡，对自己的家产属于放任态度，这也为之后他转移财产埋下了伏笔。
因为盛恩颐的作风为人所不齿，子女都羞于与其住一起，四散东西，各自创业，一些孩子甚至不愿回国见盛恩颐，足见他们的感情有多淡薄。
（盛恩颐）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盛恩颐因为没有赚钱能力，把家族产业败得不行，这时他就想到了自己有个在台湾的女儿。
这个女儿叫做盛毓真，过继给了在台湾的挚友徐淑希，早就已经有了美国国籍。
1945年的时候，盛毓真已经年逾而立之年，在台湾有一定的事业。
盛恩颐听说女儿在台湾有自己的产业，便想着拿钓鱼岛的采药产业跟女儿再续父女情。
1947年到1948年间，盛恩颐两次寄信给盛毓真，并把诏书也一并寄了过去。
盛毓真拿到诏书后，便正式接管了钓鱼岛。
（盛恩颐）
后来，盛毓真的侄子盛承楠便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开始定期在钓鱼岛上采集中草药，制成药丸。
在1970年的时候，盛承楠还写下了《钓鱼岛列屿采药记》，刊登发表在了台北大华晚报。
从这里可以看出，一直到1970年为止，盛家人始终认为，钓鱼岛是归属于盛家所有。
那这事又和徐逸有何关联？
原来，徐逸就是盛毓真。
她自过继给徐淑希之后，便更名为徐逸。但盛恩颐一直都叫她过继之前的名字。
而此次，徐逸作为盛宣怀的孙女，手拿着诏书出现，并不是因为她想要证明钓鱼岛只属于盛家，而是更想向世人证明一点——钓鱼岛是中国的。
徐逸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1970年，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钓鱼岛的主权的再一次挑衅。
为保钓尽全力，华裔显真情
自17世纪开始，日本就一直对钓鱼岛虎视眈眈，屡次通过各种非法、非理、非情的手段来夺取钓鱼岛。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日本也开始了屡屡试探的犯禁之路。
1970年，美国更是趁把琉球群岛的管辖权转交给日本之际，“暗戳戳”地把钓鱼岛“送”给日本。
（美国“偷偷”将钓鱼岛划分进地图中）
日本有了“正当”理由，便开始堂而皇之派军队在钓鱼岛附近巡逻。
此行不仅激怒了我国当局，对日本此举进行了严厉斥责，以及进行了一系列的防御措施。
在海外，许多华人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保钓”行动，这其中就包括1971年的“一·二九”、“一·三〇”等区域性大游行。
后来，又在1971年4月，爆发了涉及整个美国的“四·十”华盛顿大游行。
足见当时海外华人的爱国之心，不会因为地域而消磨。
（保钓运动）
除此之外，海外华人中的知名人士，如杨振宁等人，不断地和海外政府进行陈情，希望他们能够明白一个既定事实：钓鱼岛永远属于中国。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1971年10月，在美国参议院展开了听证会。
由于人数限制，参与的华人较少，但他们组成的“说服小组”，都代表着中国，来进行谈判。
在与会期间，徐逸女士便带着诏书来到了现场。
其实诏书早在1959年的时候，就已经交由美国纽约州金斯县的公证人维·凯·尼维进行公证。
这次前来，只是为了进一步佐证钓鱼岛从始至终都属于中国。
在当时，“说服小组”不仅仅是邀请了徐逸女士，还进行了其他的辩论。
（保钓运动）
这次听证会的意义是非凡的。
因为这些证词和记录都会记在美国官方的案例中，属于用另一种方式，让美国官方承认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合法性。
另一边，海外华人声势浩荡的声讨行动，表明了中国人的决心，也为整个保钓运动，书写了一段激情热血的爱国之歌，令国际都为中国人的血性而动容。
自然，事后在各种斡旋之下，钓鱼岛仍旧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这个曾经在保钓事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诏书，却在之后被人质疑其真实性。
诏书疑似伪造，真实性存疑
1972年，专门研究钓鱼岛问题的学者吴天颖先生前往南开大学，去询问他的恩师郑教授。
郑教授看了诏书复印件之后，认为这个和他所见的诏书无论是材质、规格、印章都大不相同。
吴天颖大感疑惑，于是继续研读诏书上的内容，果然又被他发现了几处，和清史稿不同的地方。
（吴天颖）
首先是盛宣怀的官职——“太常寺正卿”，无论是清史稿的《盛宣怀列传》、官方录职记录《爵秩全览·太常寺衙门》中，还是盛宣怀自己所写的《为补太常寺少卿谢恩折》中，都未曾提及盛宣怀有担任过此官职。
唯一一个提及盛宣怀和太常寺有关的正史，则是出在光绪22年，也就是诏书出现之后的3年，且盛宣怀并未到任。
与此同时，1974年，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雷竞璇先生，也在各种调查、走访中，获悉了另一个盛家后人的证词。
（雷竞璇）
徐逸的哥哥盛毓度在获悉徐逸有这样一份诏书之后，居然哈哈大笑起来，说他所知道的版本，和徐逸知道的截然不同。
原来，当时盛宣怀进宫为慈禧治病之时，有太监哄骗盛宣怀，说太后想要赐予一块地给盛宣怀，只要盛宣怀给太监一笔钱打点打点。
盛宣怀自是不信，但也不好得罪老佛爷跟前的人，便给了他们一些银子，当作“订金”，见了诏书再给剩下的。
没过多久，太监便给盛宣怀一份诏书，也就是徐逸现在手上那份。
盛宣怀见此诏书，知道是假的，便没有补余款。
（盛毓度（左））
如果盛毓度所言是事实的话，那么该诏书的真实性将会大打折扣。
但是即便如此，这也彰显了一个事实：
就连当时的太监都知道，钓鱼岛是属于中国清廷的。所以才能以这个事实为前提，伪造诏书。
且盛家采药人也一直在钓鱼岛采药，然后制成药丸。
这种经济行为，和许多渔民前往钓鱼岛海域打渔一样，对“钓鱼岛属于中国”这一事实起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换言之，直到甲午战争前的9个月为止，清廷对钓鱼岛享有绝对的主权。
不管是盛毓度的说法，还是徐逸的说法，都证明了一点：
钓鱼岛在19世纪，属于中国掌权的清廷所有。
而钓鱼岛，将永远都属于中国。这个命题是永远成立，不可改变的。
而自1972年之后，徐逸就回到了台湾，并且将这份真假难辨的诏书，捐给了台湾的“内政局”。
徐逸也便在台湾定居了下来。她是一个长寿的老太太，一直到2003年才病逝于台湾。
徐逸没有子女，但她几个哥哥姐姐却有后代。
徐逸的堂兄盛毓常有个儿子，叫做盛承懋，近年来一直都在宣扬盛家的爱国精神。
2022年，81岁的盛承懋老人依然积极参加不同的讲座，讲述民国近代的工业发展史。
盛家后人在不同时代，用不同的方式爱着这个国家。
结语：
徐逸女士拿出诏书此行，看上去荒谬绝伦，却有历史依据。
虽然她的诏书，后来被亲哥哥否认其真实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徐逸女士的爱国之心无法磨灭。
而在当时，这个举措本质上是为了佐证“钓鱼岛是中国的”，是海外华人众志成城，保卫祖国领土的一个缩影。
参考资料：
刘玉山.20世纪70年代台湾保钓运动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3):37-43.
李恒. 钓鱼岛问题研究[D].郑州大学,2006.
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J].红岩春秋,2014(02):77.DOI:10.16684/j.cnki.hycq.2014.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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