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22年,却影响千载_陶渊明_桃花源_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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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义熙元年(405),41岁的陶渊明下定决心挂冠归田。

在此之前,他的生活折返于喧嚣与宁静之间,每一次都满怀希望地赴任官场,然后事与愿违地回归田园。

陶渊明先后出仕共五次。第一次是太元十八年(393),任江州祭酒,时年29岁。史载,他“不堪吏职”,没过多久就辞官了。第二次入桓玄军幕,这一次干了三年。第三次被刘裕召为参军。第四次又到了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幕下。第五次任彭泽县令,做了八十多天之后,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为由,戏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仕还是隐,入世还是出世?这是中国传统士人都要面对的选择。纵观历史,我们很少看到不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文士,但遍地都是穷酸落魄不得志的读书人。

魏晋就是这样一个失落的年代。政治沦为野心家的舞台,此起彼伏的动乱和政治斗争,将理想主义的士人们卷入旋涡之中,稍有不慎便会丢掉性命。在这种混乱局面下,东汉的名教之治坍塌了,士人坚守的价值信念也崩溃了,越来越多的人转身投向老庄,隐于山林。

然而,隐更多是一种自我防卫性的逃避。即便在山林的鸟语花香之间,我们也能依稀看见士人眼望庙堂的灼灼目光。比如梁朝的陶弘景,隐于世外,却依然参与国事,名利双收,被人称为“山中宰相”。如果既要显示清高飘逸,又不想太过困苦,便可以选择“朝隐”。比如向秀,在朝为官也算隐居,不一定非要栖遁山林。

很明显,陶渊明和他们不是一类人。他这一生真正任官的时间,加起来恐怕不超过五年。他出任的不是什么朝廷要职,而是品级不高的地方官,也没有介入权贵们的斗争,更未直接与皇帝发生矛盾。因此,政治的黑暗相对离他较远。

陶渊明最后一次辞官给的理由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是不想弯腰曲背迎接上级官员。弯腰迎接上级官员,并不是和上级串通,也不是徇私舞弊,只不过对上级表示恭顺罢了,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陶渊明显然不是一个政治的动物,他与充满虚伪机诈的官场格格不入。

就在他拂衣而去、归隐田园这一年,他写下了《归去来兮辞》,其中便有非常出名的两句: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从政是入了迷途,如今已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了。这是他人生最大的转折。

陶渊明。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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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

在陶渊明眼中,自己此前的出仕经历,是因为生活所逼。

《归去来兮辞》中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

陶渊明小时候还算富足,毕竟也是出身官宦世家,祖父还当过太守。后来,父亲早逝,陶渊明就过得十分清贫了。因此,他没有魏晋士人那种自居清高的傲慢,很早就过上了亦耕亦读的生活。忙时像个村野匹夫一样操持农务,闲时便在树荫下翻阅书卷,自然和典籍是他的两大导师。

少年时,他便是极为闲静内向的一个人,但内心里依然流淌着奔涌的激情。他曾豪迈地说道:“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那时,他还是怀抱着进取的人生态度。

尽管家道中落,他并未忘记祖辈的荣耀。在《命子》一诗中,陶渊明按照门阀的观念来记录自己家族的历史,祖辈们的功业对他来说是一种无形的鼓舞。他的外祖父孟嘉曾任大司马,孟嘉的岳父,也是陶渊明的曾祖父,则是大名鼎鼎的陶侃。陶侃并非出身大族,不过凭着自己的孜孜经营,通过征讨苏峻、祖约之乱,一举成为位高权重的人物。

但是,这种本事是陶渊明不具备的。陶侃从一个小吏做起,深陷泥潭,折节事人,依靠自己早年辛苦积累起来的政治资本,抓住机会便一飞冲天。而在乱世来临之际,陶渊明想到的是远离污浊而非迎难而上,跟曾祖父当年的做派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于是,他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怀抱着理想,另一方面却不知道如何实现它。

这或许就是陶渊明频繁辗转于官场和田园之间的主要原因。

三十多岁的时候,是他一生中最为纠结的时期。当时朝局混乱,朝廷中以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为首的一派,挟持着白痴皇帝,掌握中央政权。以荆州为基地的桓玄一派,已经占据东晋三分之二的地盘,随时准备沿江东下,进军建康。

由于外祖父与桓玄的父亲桓温有旧谊,陶渊明或许想碰碰运气,于是便投身桓玄帐下。他进入桓玄幕府之后当了什么官,做了哪些事情,史书无载。桓玄好文,必然需要文学之士,但以陶渊明的性情,不可能以文字应酬长官、歌功颂德,因此,不受重用也是意料之中。

隆安五年(401),陶渊明母亲去世,他为母守丧,离开了桓府。两年之后,桓玄篡晋。后来,刘裕打着恢复晋王朝的旗号起兵,陶渊明投入刘裕帐下。与野心家们如此近距离接触之后,即便没有遭受迫害,所见所闻也足够触目惊心。

在政治漩涡里几经翻腾,陶渊明感到“深愧平生之志”,并最终选择了离去。

【明】李在:《归去来兮图》之《临清流而赋诗》

陶渊明归隐15年后,刘裕篡晋,建立宋朝,还毒死了晋恭帝。《宋书》说,“(陶渊明)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指刘裕)王业渐隆,不复肯仕”。这里将陶渊明的归隐解释为“忠臣不事二主”的气节。后来,鲁迅持有一种不同的观点:“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

其实,晋之灭亡,早有预兆,而且经过桓玄的变乱,已经亡过一回了。说陶渊明忠于晋室,究竟是忠于哪个皇帝呢?又有哪个皇帝值得去尽忠呢?刘裕弑帝固然令陶渊明不满,但那只不过是污浊泥潭的一个暗角罢了。

刘裕像

因此,陶渊明的诗文里几乎从来不写帝王将相,恐怕除了田园的淳朴宁静,他再也找不到任何的慰藉。

诗化的田园

自彭泽辞官后,陶渊明的心灵达到了真正的愉悦。割断名缰利锁的他,总算体验到了真实、自由的生活。就像《归园田居》第一首写的那样: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诗人仿佛在青山绿水前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浊气,感叹自己逃出了世俗的监狱。闲居、躬耕、饮酒、作诗、游山、玩水,这样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生活,倒也是乐趣无穷。

幽静的自然环境是其一,真诚的人际关系则是其二。

陶渊明隐居南山后,“闻多素心人”,他非常乐于与他们交往。“素心人”指的是心地纯朴、趣味不俗之人。他们要么是田间的邻居,要么是游离于官场的隐士。“素心人”之间的交往,既无豪门大族的矫情与造作,更无官场上的倾轧与欺诈,有的只是单纯的友谊。

《移居二首》其二中写道: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相互往来,无拘无束,或叙谈往事,或品评文章,或登高赋诗。彼此平等相待,没有多余的客套和礼节。只要有酒,大家便会聚在一起,陶渊明如果醉了,便会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至此。

【明】陈洪绶:《陶渊明故事图》其一

大凡隐士都会有社会归属上的困难,陶渊明也不能例外。作为一个读书人,间或与老农共饮、谈谈农事尚可,但他的精神生活绝不可能只满足于此。虽然离开了官场,能和他进行心灵交流的人还是与官场藕断丝连的读书人。

种田是为什么?农民会告诉我们,种田是为了生产口粮,为了交上赋税。然而,在诗人眼里,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身心不受束缚。从这个角度来看,田园只不过是陶渊明自造的心灵栖居地和精神避难所。

因此,他也会陷入痛苦之中,并一直鼓励自己坚持下去: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作为一个“出名”的人物,过去的幽灵依然时不时会找上陶渊明。常常有州郡长官上门,与他结交,诱惑他出山。他的态度也很简单,能避则避,避不开就任其自然。

江州刺史王弘,常赠酒给陶渊明,还趁其游览庐山之际,强行与他见面,最后也算有了些许交情。

其中也不乏大人物,比如刘裕的亲信檀道济,带着新王朝的恩惠前来拉拢:“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

陶渊明回答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表面上说自己并非贤人,实际上否定了世人认为他隐逸求名的看法。说完,便坦然地接受了檀道济馈赠的米肉,随后离去。

檀道济像

自由惯了的鸟儿怎么还会再回到那个看似金碧辉煌的“樊笼”之中呢?

贫、病、酒、死

归园田居并非没有代价。

归隐后的第四年,诗人居住的田园遭遇了火灾。这场火灾使陶渊明在经济上损失不少,精神上也受到相当大的打击,刚开始的恬静与惬意感逐渐被冲淡,此后更是陷入了困窘的境地。

他在诗中写道:“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到了晚年,陶渊明的生活几乎陷于困境。他无计可施,只得向邻里们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好在主人的热情招待,化解了他内心的难堪:“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乞食》)接受官员的酒与财,他非常坦然,可是面对如此慷慨的乡民,他却无法心安理得,终于悲观地说,此生是无力回报了,只能等下一世。

感子漂母意,愧我非韩才。

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与贫穷相伴的,是疾病。

陶渊明从小就爱生病,后来又没钱调养,导致病魔缠身,严重时,有好几年都无法写作。他曾写道:“负疴颓檐下,终日无一欣。”疾病的折磨,苦药的浸泡,时常让诗人一整天都难得有笑脸。

与他在文字中构建的诗化田居生活相反,陶渊明这一生几乎都是困顿的,所以他最钟情的人物,大多是历史上不慕荣华的贫士。《咏贫士七首》 之五写道:“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袁安是东汉著名高士,某年冬天,洛阳令巡视街市,发现袁安门前积雪甚高,命差役扫雪开门,见袁安饥寒交迫,僵卧不起。对此洛阳令甚为敬仰,荐举他为孝廉。

虽咏古人,实则在讲自己的故事。

面对现实生活的困窘,陶渊明的解药之一,是酒。他在《连雨独饮》中说:

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

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

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

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

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

人生短暂,总归一死,无人可免。从生到死之间,人又必须得生活在世故之中。酒并不是医治个人贫穷和社会虚伪的良方,但饮酒可以让人暂时返璞归真,达到神仙的境界——那里不再有焦虑、疾病,以及社会规训。这就是酒中蕴藏的道了。

【明】张鹏:《渊明醉归图》

常有人载酒来访陶渊明,向他问学、问道。对于诗人来说,问他什么都愿意说,但唯有伐国的不仁之事,是不愿意被问到的。他看到人们四处奔走,只为了功名利禄,而忘却了心中的理想,心情便会激动起来:“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头上这块代表着“治国平天下”之崇高理想的儒巾,现在不如就用作漉酒巾罢。

由于生之艰难,诗人会主动拥抱死亡。他想象过自己死后魂魄烟飞云散,仅仅留下枯木一般的肉体寄存在棺木之内,儿女、亲友的啼哭再也听不到了,得失是非也不复存在。诗人想安慰几句亲朋,但已无法张口、无法睁眼,只能听凭把他抬出郊外掩埋在荒草漫天的地方,永远不得回来。(《拟挽歌辞三首》)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旁。

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

一朝出门去,归来良未央。

元嘉四年(427),深秋九月,“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本黄落”,陶渊明意识到自己即将走完人生的逆旅,归于死亡的“本宅”。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坦然接受就好。

陶渊明对于身后事的安排是:不起高坟,不栽墓树,让人们在日月交替中忘掉我这个人吧!生前的名誉就已看轻,难道还在乎死后人们为我唱赞歌吗?

最后,他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桃花源:一个梦境

其实,陶渊明心中存着一个梦境,一个理想社会的模样。

在《桃花源记》中,他构建了一个东方式的乌托邦:“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桃花源的环境是狭小而封闭的,那里优美宁静,但生产方式原始简朴,经济并不发达,人民称不上富有,充其量自给自足而已。

这里的描写多么像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的社会:“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但是,老子强调的是“小国寡民”式的社会自足性,其着眼点在于不同国家、国民之间的关系;而陶渊明更想说明,桃花源人的“怡然自乐”,是出于对个性解放、精神自由的满足。一个是哲学家的思维,一个是诗人的感觉。

【明】仇英:《桃花源图》局部

桃花源还可以看到另一个园林的影子——西晋大富豪石崇的金谷园。

在偏安江南的东晋时代,早已烟消云散的金谷园可谓是一个繁荣美好的象征,石崇的《金谷诗序》这样写道:“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

尽管金谷园华丽奢靡到了极点,但,简单质朴的桃花源才是更优于金谷园的胜地。桃花源里既没有金谷坠楼人的生命悲剧,也没有珊瑚耀目的纸醉金迷,更没有荼毒生灵的巧取豪夺。

最重要的是,这里也没有历史,“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这里既没有英明或昏庸的帝王,也无清廉或贪婪的官吏,甚至一个里甲差役都没有。没有国家、没有税收、没有贪污,就没有上对下的掠夺,也就没有下对上的反抗,更不会有连绵不息的战争。

秦灭六国、楚汉战争、新莽篡汉、光武中兴、三国割据、魏晋更替以及晋宋易代的滔天洪波——贯穿其间的是前仆后继的厮杀,血流漂杵的征战,机关算尽的阴谋。如果现实的世界是这个样子,那么,将历史尘封、将记忆删除,或许是对人类最好的事。

一个避世的桃源,就成了陶渊明理想的归处,也成了后世无数士人念兹在兹的梦境。

【明】张风:《渊明嗅菊图轴》

陶渊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是第一个把田园引入文学百花园的大诗人,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真隐士。他的诗歌里有田园,好像也有政治,但更多的是对心灵的探究。学者袁行霈指出:“陶渊明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人如何保持自然,也就是人如何才能不被异化。”

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员,我们无法摆脱世俗的重压,活在一个又一个被设定好的身份之下,机械地重复着那些令人生厌的规矩。虚伪机诈仿佛就是现实生活无法逃避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想成为陶渊明,却没有人真想成为陶渊明。

我们始终没有说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决绝,更没法找到一个完全避世、没有历史的桃花源。

连陶渊明自己都没有找到。

他只是在提醒自己,也在提醒我们:别忘了桃花源呀!

参考文献:

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版。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

钱志熙:《陶渊明传》,中华书局,2012年版。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田晓菲:《尘几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选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

孙立群:《魏晋隐士及其品格》,《南开学报》,2001年第5期。

范子烨:《<桃花源记﹥的文学密码与艺术建构》,《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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