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对唐的影响是什么？九世纪唐朝“牛李党争”，分别指的是谁影响多久_李德_文宗_宰相

本文目录

• 牛李党争对唐的影响是什么
• 九世纪唐朝“牛李党争”，分别指的是谁影响多久
• 美国两党互相“挖坑”，会不会陷入“明末”一样无休止的党争陷阱
• 牛李党争的两大主角究竟是忠臣还是奸臣
• 晚唐时的牛李党争在争什么唐朝又为何陷入内卷化呢
• 怎么看待明末时期的党争
• 晚唐大诗人李商隐是如何一步步夹在“牛党”和“李党”之间的
• 大才子李商隐的不得志真的是牛李党争的原因吗
• 如何评价唐朝末年的“牛李党争”
• 牛李党争时哪个政党当政对唐朝政府更有益

牛李党争对唐的影响是什么

牛李党争使原本衰弱腐朽的唐朝走向灭亡。

牛李党争（808年-846年）,是唐末时，两派士大夫结党互相争斗排挤的事件。

唐朝末年官官争权，朝廷的士大夫中反对官官的大都遭到排挤打击。依附宣官的又分为两派——以牛僧儒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这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将近四十年，历史上把这次的党争命名为“牛李党争”。

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付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右补阙杨汝士为考官，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媚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裴度之子裴撰等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唐穆宗奏称礼部贡举不公，钱徽绚私舞弊，录取都是通过“关节”。穆宗询问翰林学士李德裕、元镇、李绅，他们表示段文昌所揭发的是实情。穆宗派人复试，结果原榜十四人中，仅三人勉强及第，钱徽、李宗闵、杨汝士皆因此被贬官。于是，李宗闵认为李德裕存心排挤他，便对李德裕非常不满。之后，李宗闵、牛僧擂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人结成一派。长庆三年(823年）,牛僧儒入相，李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从此之后，两派“更相倾轧，垂四十年”

九世纪唐朝“牛李党争”，分别指的是谁影响多久

一、“牛李党争”的根源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夏天，朝廷举行“贤良方正”制举考试，华州参军李宗闵、伊阙县尉牛僧孺等一批低级官吏入京赴试。这些年轻士人初生牛犊不怕虎，在策试中放言抨击时弊，指陈朝政缺失，主考官杨于陵和韦贯之非常欣赏，于是把李宗闵和牛僧孺列为甲等。宪宗皇帝看过试卷后，也颇为嘉许。

然而，尽管他们的大胆言论获得了天子和主考官的赞赏，可是得罪了当时的宰相李吉甫。在李吉甫看来，这些人抨击朝政就等于是在抨击他这个当朝宰辅，而天子和主考官对他们的录用和赏识也无异于是在打脸自己。李吉甫愤然而起，去找宪宗告状。

当然，他不会明说这些考生得罪了他，而是声称本次策试的复试主考官之一、翰林学士王涯是某位考生的亲舅舅，可王涯不但不避嫌，还录取了他的外甥，这足以说明本次科考有暗箱操作、任人唯亲的嫌疑!

宪宗皇帝虽然多少能猜出几分李吉甫的真实用心，可他刚登基不久，事事需要倚重当朝宰辅，当然不可能为此跟宰相闹僵。无奈之下，宪宗只好把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王涯等人全部贬谪。而李宗闵、牛僧孺等人不仅名落孙山，而且从此被划如了朝廷的黑名单。

到了穆宗即位后的长庆元年(821年)，李宗闵好不容易入朝当了中书舍人，可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李吉甫之子)却不忘旧怨，处心积虑地对穆宗施加影响，再度把李宗闵贬出朝廷，外放为剑州刺史。

李宗闵从此对李氏父子恨之入骨。他发誓只要有一天东山再起，必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

人之身!

几年后，形势果然发生了巨大转变：李德裕遭宰相李逢吉排挤，被贬为浙西观察使，而时任御史中丞的牛僧孺又因官声清廉被擢为宰相。李宗闵随之时来运转，于穆宗末年回朝复任中书舍人。此后敬宗即位，李宗闵又升任吏部侍郎。

到了文宗即位后的太和三年(829年)八月，由于文宗急欲起用年富力强的宰相，四朝元老裴度便向文宗推荐了李德裕。文宗随即征召李德裕入朝担任兵部侍郎，准备择日拜相。

眼看老对手大有入相之势，李宗闵顿感不妙，马上展开活动，暗中贿赂当权宦官，不断对文宗施加压力，终于赶在对手之前当上了宰相，随后便将刚刚回朝的李德裕外放为义成节度使。次年正月，李宗闵又举荐数年前因不满敬宗昏庸而主动去职的牛僧孺回朝复相。

就这样，当年被李氏父子极力打压的李、牛二人终于翻身，成了满朝文武马首是瞻的宰辅重臣。大权在握之后，李宗闵和牛僧孺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联手实施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把一大批被视为“李党”(李德裕之党)的朝臣纷纷贬出朝廷，与此同时，另一批朝臣纷纷投奔到这个强势崛起的阵营中，史称“牛党”(牛僧孺、李宗闽之党)。

一场轰轰烈烈的“牛李党争”就此拉开序幕。继而变成一场持续四十多年的政治灾难!

李党领袖李德裕被贬出朝廷后，先是出任义成节度使，旋即又调任西川。西川是大唐帝国防御吐蕃和南诏的军事重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这个位子上，最容易判断一个官员的政治和军事才能。而李德裕正是在这个西川节度使的任上充分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干。他修建了一座“筹边楼”，作为整顿边防的军事指挥中心，并命人详细画出了一张南至南诏、西至吐蕃的西川战区地图。此后，李德裕每天都召见那些长期戍边、熟悉边防的老兵，向他们详细询问山川形势、城镇位置以及每条道路的远近宽狭等交通情形。不出一个月，李德裕已经对整个西川的战略形势了如指掌。

与此同时，李德裕还积极整修边塞、储存粮食、训练士卒、调整军队部署，使整个西川战区的边防形势焕然一新。

所有这一切，都被远在朝廷的牛党看在眼里。原以为把李德裕排挤出长安就意味着终结了他的政治前途，没想到他在广阔天地里反而大有作为，这实在是出乎牛党的预料。牛僧孺和李宗闵冷冷注视着西川，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挫挫李德裕的风头和锐气。

二、再度交锋

太和五年九月，机会终于出现了。这一年，吐蕃的维州(今四川理县)副使悉怛谋率部向李德裕投降。李德裕认为这是削弱吐蕃的良机，立刻飞书朝廷，奏称：“臣准备派遣军队直捣吐蕃腹地，一洗我大唐长久以来所蒙受的耻辱!”奏疏交到尚书省，文宗召集百官商议。多数朝臣一致认为应该批准李德裕的作战计划。

关键时刻，牛僧孺发言了。他说：“吐蕃的土地，四面各有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并不能削弱他们的势力。况且近来我大唐与吐蕃两国修好，相约撤除边防警戒。如果他们以我国失信为由出兵，用不了三天，前锋骑兵就会直抵咸阳桥。到那个时候，西南数千里外就算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意义?无端抛弃诚信，对国家只有害处，没有裨益!”

文宗皇帝听得频频点头，觉得皇皇大唐实在不应该见小利而忘大义，遂下令李德裕逮捕悉怛谋及其部众，把人和城池全部归还吐蕃。交接的当天，吐蕃人就在边境线上把悉怛谋等人全部砍杀了。

在悉怛谋事件过去一年多之后，由于原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回朝就任枢密使，文宗皇帝才听到了来自牛党之外的有关这个事件的不同声音。王践言不止一次对天子说：“当初把悉怛谋逮捕送还吐蕃，让吐蕃方面称心快意，彻底杜绝了日后吐蕃人归降大唐的机会和可能性，实在是个下下之策。”

文宗直到此刻才意识到，牛僧孺当时那个冠冕堂皇的建议背后，事实上是党派斗争和个人恩怨的动机在作祟。与此同时，李党成员也纷纷反击，称牛僧孺此举纯粹是公报私仇，目的是妨碍李德裕为国立功。

从此文宗开始疏远牛僧孺。牛僧孺内心极度不安，预感到自己不可能再久居相位了。数日后，文宗在延英殿上召集宰相廷议，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下什么时候能够太平?诸贤卿又是否着意于此呢?”

这句话与其说是对宰相们的一种勉励和期许，还不如说是一种暗含责备的诘问，尤其在牛僧孺听来就更是如此，他感到这很可能是天子在暗示他，目的是希望他引咎辞职。随后的日子里，牛僧孺主动上表请辞，文宗当即批准，把他外放为淮南节度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了。短短几天后，李德裕入朝就任兵部尚书。数年前失之交臂的宰相之位，终于再度向他招手了。

同盟者黯然离去，老对手卷土重来，这不禁让李宗闵感到忧心忡忡。他知道李德裕随时可能入相，于是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

太和七年二月，李德裕正式入相。文宗在接见他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谈起了令人头疼的党争问题。李德裕毫不讳言地说：“当今朝廷的士大夫，起码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朋党!”

当然，李德裕自认为他和他的同志们绝对是在这三分之一外的。于是，李德裕回朝后立即着手的事情，便是率领他那“非朋党”的同志们，对那“三分之一”的朋党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清洗。与此同时，一些早先被排挤出朝的“非朋党”的同志们，又在李德裕的援引下纷纷回到中央。而这些事情最后朝向的那个毋庸置疑的逻辑终点，便是李宗闵的罢相。

六月，李宗闵被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与牛僧孺辞相时隔仅仅半年。

太和八年八月，文宗准备任命一个曾因犯罪被流放的朝臣李训为谏官，让他进入翰林院，作为近臣随侍左右。宰相李德裕断然反对。文宗不悦，把脸转向了新任宰相王涯。

李德裕刚刚想用眼色暗示他，王涯已经脱口而出：“可以。”天子回过头来，恰好看见李德裕制止王涯的那个小动作，脸上顿时阴霾密布。就在片刻之前，王涯还在义愤填膺地和李德裕一起草拟劝谏天子的奏疏，此刻一见皇帝心意已决，而且考虑到李训背后还站着大宦官王守澄，遂中途变卦。

有了宰相王涯的支持，文宗就有底气了，随后便让李训当上了太学的四门助教。虽然有所让步，可明眼人都知道，这仅仅是一个表面的让步，用不了多久，李训必定会青云直上。道理很简单，李训背后的靠山不仅仅是当今天子，更重要的是还有大宦官王守澄。在当时的大唐帝国，这样的人不发迹，什么人才能发迹?

此时此刻，王守澄、李训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二李相较，李宗闵才是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盟友，而李德裕这种孤傲清高、不识时务的人应最好趁早从他们眼前消失。

经过这次面折廷争，李德裕在文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大打折扣。这件事最终决定了李德裕及其党人的再次出局，同时也决定了李宗闵及其党人的东山再起。

不久，在权宦王守澄等人的干预下，李宗闵回朝，复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几天后，李德裕被罢相，外放为镇海节度使。

李德裕一走，朝中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乾坤倒转和政治洗牌。面对如此轰轰烈烈的党争，文宗束手无策，只能一次次仰天长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三、皇权压制

太和九年，文宗终于下定决心，起用新人李训和郑注，大力打击朋党，于是牛、李二党

均遭贬谪，朋党之争一度消歇。随后甘露之变爆发，朝政大权被宦官集团一手把持。

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年仅32岁的文宗驾崩，权宦仇士良拥立皇太弟李湟(后改名李炎)即位，是为唐武宗。同年九月，武宗征召李德裕回朝复相。

一个朋党领袖又回来了，朝野上下的人们不禁喜忧参半。喜的是李德裕的执政能力无疑远远强过文宗末期的那些宰相，忧的是这么一个众所周知的朋党领袖一旦重执朝柄。

李德裕回朝伊始就郑重其事地对武宗宣讲了一番辨别正邪的大道理。他说：“正直之人一意侍奉君王，而奸邪小人则竞相结为朋党。陛下若能拔擢贤能以为宰相，罢黜奸邪欺君之辈，使中央政务皆由宰相裁决施行，并且对宰相推心置腹、坚定不移，何须担忧天下不能大治?”

李德裕说来说去无非就是强调他李德裕并非朋党，而是一个一心一意与朋党作斗争的人，无非就是暗示皇帝，只要坚定不移地把朝政大权交给他李德裕，天下就会海晏河清、太平立至!

其实李德裕心里比谁都清楚，要说在官场上混的人不需要“依附他物”、不需要“相互攀缘，那根本就是扯淡。远的不必说，单说他此次的回朝复相，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附”和“攀缘”宦官的结果。

他结交的宦官名叫刘钦义，现任枢密使。因为对于搞政治的人来说，言行一致并不代表高尚，而只能代表幼稚。玩了一辈子政治的李德裕，当然不会犯这种幼稚病。会昌三年(845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卒，其侄子刘稹秘不发丧，掌管了军政大权，同时逼迫监军宦官代他上疏朝廷，请立为留后。武宗征求宰相和百官的意见，宰相们和大多数朝臣都认为应该授予刘稹留后之职，唯独李德裕一人坚决反对，并力主征伐。武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以往，每当河朔诸镇有节度使死亡、后人或部将企图自立，朝廷必定先派出吊祭使前往吊唁，其次再派册赠使、宣慰使前去刺探和斡旋。如果不准备承认其自立，也会先封他一个官爵，直到出现军队抗命的情况，朝廷才会出兵。所以往往一拖就是大半年，等到战事拉开，藩镇早已作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而这次，武宗把所有装模作样的繁文缛节和太极推手全部取消了，直接命令五道兵马合攻昭义。

战争打响后，刘稹就在中央军队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到了会昌四年闰七月，刘稹的心腹将领高文端投诚，为朝廷提供了许多重大的军事情报，加速了刘稹的失败。八月，作为昭义镇主要税赋来源的邢、沼、磁三州又相率归降，昭义镇顿时人心惶惶，刘稹旋即被手下大将郭谊刺杀，昭义宣告平定。

昭义的成功收复为李德裕获取了空前的政治资本。在这个时候，他当然不会忘记利用手中的权力继续打击他的老对手——牛僧孺和李宗闵。

即便这两个人已经被打翻在地，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踏上一脚。他找了一个现成的罪名栽在牛、李二人的头上。这个罪名就是——串通刘从谏谋反。

在昭义平定一个月之后，李德裕就开始实施第一步打击。他对天子说：“刘从谏盘踞昭义十年，太和年间入朝时，其时牛僧孺和李宗闵当权执政，却非但没有把他扣留，还加授其‘同平章事’的中央官职，终于酿成今日之大患，致使朝廷竭尽天下之力才将其平定，说到底，牛僧孺和李宗闵就是罪魁祸首!”

罪名有了，第二步就是搜罗罪证。昭义克复后，李德裕随即派人前去搜查刘从谏生前的书信，希望能找出一两封与牛僧孺和李宗闵的来往信件，但却一无所获。

李德裕并不气馁。既然找不出证据，那就捏造证据。他随即胁迫刘从谏的军务秘书郑庆出面作证，声称：“刘从谏每次接到牛僧孺和李宗闵的书信，阅后便当即焚毁。”随后，他又授意河南少尹吕述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刘稹败亡的时候，我亲耳听见牛僧孺发出了叹息和悲愤的声音。”最后，李德裕把这些证据上呈给了天子。武宗勃然大怒，随后便将牛僧孺和李宗闵一贬再贬，直至流放岭南。

会昌四年冬天，当牛僧孺和李宗闵满面风霜地奔走在一站比一站更远的流放路上时，位极人臣、功成名就的李德裕正在他温暖如春的宰相府中赋诗饮酒，并欣赏着窗外美丽的雪景。

李德裕无限感慨，同时又怀有一丝庆幸。他庆幸和这两个老对手斗了这么多年，自己总算笑到了最后。

四、尘埃落定

可是，李德裕高兴得太早了。他以为刚刚30出头的武宗必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统治这个帝国，所以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也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不可动摇地保持下去。

武宗从会昌五年开始，就鬼使神差地走上了和他祖父宪宗、父亲穆宗一模一样的老路——服食丹药，希求长生。这一年秋天，武宗变得性情暴躁、喜怒无常，而且身上的许多器官也都出了毛病。

会昌六年正月初三，天子忽然不能上朝了。李德裕和满朝文武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刻要求入官觐见天子，却被天子身边的当权宦官一口拒绝。

李德裕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时任左军中尉的马元贽和内侍宦官仇公武，已经秘密敲定了新天子的人选。在此期间，禁中与外廷消息隔绝，李德裕和满朝文武虽然忧心忡忡，但是无计可施。他们在惶惶不安中等到了三月二十日，终于接到禁中发布的一道“天子”诏书：因皇子年幼，储君必须另行物色德才兼备之人；可立光王李怡为皇太叔，改名忱，即日起全权负责一切军国大事。

很显然，这道诏书出自宦官之手。可当李德裕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数日后，唐武宗李炎驾崩，李忱即位，是为唐宣宗。

四月初一，新天子李忱开始正式治理朝政。

四月初二，李德裕被罢相，外放为荆南节作为一个大权独揽的强势宰相，李德裕知道自己不可能见容于新天子，只是他断然没有料到，这一纸贬谪诏书居然会来得这么快。

随着李德裕在一夜之间垮台，朝野上下的人们不约而同地预感到——帝国政坛新一轮的乾坤倒转很快就会到来。

这一年八月，宣宗下了一道诏书，把武宗一朝被贬谪流放的五位宰相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李珏、崔珙在一天之内全部调回。五位前朝宰相百感交集地打点行囊，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北上的马车。可惜，李宗闵未及北上便死在了贬所，不久后牛僧孺也因病亡故。

而李德裕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后来的几年中，他被一贬再贬，最后贬到了偏远荒凉的崖州。大中三年(849年)十二月初十，李德裕在无尽的凄怆与苍凉中溘然长逝，终年63岁。临终之前，李德裕登上崖州城头，最后一次遥望了一眼北方的天空，留下了一首绝命诗

登崖州城作：“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随着牛、李二党党魁的相继离世，曾经甚嚣尘上的牛李党争终于落下了帷幕。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灾难，一场自掘坟墓的王朝悲剧终于尘埃落定!

美国两党互相“挖坑”，会不会陷入“明末”一样无休止的党争陷阱

所谓“党争”，在不同的语境中，意思稍有区别，但是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政府官员拉帮结派，为争取个人或共同的政治经济等利益互相挖坑。

题主提到了“明末”的党争，其实还有唐朝“牛李党争”；北宋时期的党争（王安石与司马光）等等政府官员内斗的例子。

如果不出意外，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将更加残酷，将使得美国社会更加撕裂；其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的政客们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互相博弈。

川普的竞选口号是“保持美国的再一次强大”；而民主党掌门人佩洛西改了一个词，叫做“保持美国再一次“白”起来。

美国的共和党现在已经成了川普党，而川普党公开反对其前任奥巴马政府的移民以及难民接纳政策，就是打压不断增长的少数族裔美国人，确保美国欧洲裔白人的统治地位。

与共和党相反，美国的民主党基本民众大多是少数族裔的后代；因此民主党的政治家们自然也就成了这一部分选民的代言人 。

毫不夸张的说，川普上台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美国国会内部的“党争”其核心就是如果对待这些进入美国的少数族裔人群。

当美国人，不仅仅肤色要“白”，而且要白得正宗；那些辗转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去了美洲的白人后裔，说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美国移民不算是白人。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党争将伴随美国一直到它走向衰亡。

牛李党争的两大主角究竟是忠臣还是奸臣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牛僧孺和李德裕都不是奸臣，他们只是当时寒士和士族两个派别的代表人物，表达的一个阶层的不同政界罢了，其实就是两个派别的争斗，偶尔交杂着一点私人的个人恩怨而已。

牛僧孺代表的是寒士阶层，靠的是个人努力奋斗而获取的功名，牛僧孺是进士出身，他是靠科举而获得的功名。而且其入仕为官后，为官比较正派，他不受贿赂，以清正廉明而著称。在出任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时，他大刀阔斧进行改革，裁撤冗员，整肃吏治，减轻民赋，颇有政声，几年光景，把鄂州治理繁荣昌盛。

李德裕则是代表着士族阶层，他没有参加科举，他是靠以门荫入仕，从补任校书郎开始在朝廷为官（因其父亲李吉甫是朝中宰相），而后官职慢慢升迁，最后官职宰相，获得与他父亲一样的爵位。他在会昌年间担任宰相，辅佐唐武宗，开创会昌中兴。

牛李党争斗了近四十年，两派士大夫官员之间因为两人在政治上的意见相左就采取针锋相对，互相拆台，也加深了晚唐的统治危机。所以，牛僧孺、李德裕两虎相争，也给晚唐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许多人的仕途受到牵连，李德裕本人更是孤独地死在了海南。对于身处困境的晚唐来说，朝廷内部山头林立，各自为政，内耗不断，绝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它的结果就是加速一个政权走向衰败和灭亡。

这就是笔者的观点。

晚唐时的牛李党争在争什么唐朝又为何陷入内卷化呢

晚唐牛李党争的开始，是源于两次科举考试，第一次是在公元808年，唐宪宗时期，牛僧孺和李宗闵这两位仁兄在科举考试中言辞激烈，不仅怒批朝政，还点名指责当朝宰相李吉甫，结果被取消了录取资格，长期不得在朝中任职。第二次是在十几年后的唐穆宗长庆元年，有人举报，刚刚结束的科举存在舞弊，同时，李德裕、李绅和元稹三位翰林学士也向皇帝证实，在录取的过程中主考官确实收到了贿赂，唐穆宗大怒，宣布取消本次考试结果，所有考生重试。结果，原先录取的十七名进士只有三名再次入围，舞弊实锤。因此，参与舞弊的一干官员全都被贬，其中为首的就是李宗闵，想到之前自己在考试中骂过李德裕的老爹李吉甫，李宗闵认为一定是李德裕存心排挤他，于是便与李德裕结下了梁子。由此，被贬的舞弊官员和检举揭发的翰林学士，两方人马势同水火，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朝堂争斗，史称牛李党争。

一、牛李党争的原因不在阶级和出身

牛僧孺和李宗闵带领牛党，李德裕、李绅和元稹带领李党，从这两次科举纠纷之后，双方就算撕破了脸，开始了各种明争暗斗。文宗朝牛党得势，李党被贬，武宗朝李党得势，牛党被贬，到了宣宗朝，局面又再一次的反转过来，双方你方唱罢我登场，让皇帝不堪其扰。在皇帝看来，这场党争对国家的影响甚至比藩镇割据还要严重。那么，来来回回几十年，抛开当年的私人恩怨，牛李两党究竞为什么而争呢？

主流的观点认为是由于双方出身不同，牛李党争是新旧势力之间对于利益的争夺，牛党多为进士出身，代表新兴的庶族地主，而李党多为传统的士族，代表旧日的门阀世家。其实稍微深入了解一下就会发现这个说法根本站不住脚，表面上牛僧儒是进士出身，李德裕出自豪门赵郡李氏，但实际上牛党的李宗闵出自唐朝皇族，杨虞卿出自豪门弘农杨氏，而李党的重要成员李绅同样是进士出身，所以二者的区别并不在于出身。

而且牛李之间并没有纲领性的矛盾点，甚至可以说牛李两党在核心价值观上是没有冲突的，区别或许只是在执政的侧重点上，李德裕偏向武功，他在任上巩固了蜀中边防，还制定了抵御回纥入侵的策略，一定程度上复兴了大唐帝国的荣光，而牛僧孺则重视文治，把鄂州治理得很好，裁撤冗员，整肃吏治，减轻民赋，为国家打造了一个繁华富足的东南贡赋转运中心。

牛李二人有着不同的执政思路，李偏铁腕，牛偏怀柔，虽有分歧，但其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为国家好。在以前，唐朝许多理念不合的大臣即便不赞同对方的想法，但也能携手为国，怎么偏偏他们两人各领一派势力非要争斗个你死我活呢？问题或许恰恰就出在大环境上，以前，大臣们能够求同存异，而如今，牛李两党却在一直内耗，造成如此差别的原因只有一个，中晚唐的朝堂上发生了内卷化。

二、导致党争的原因是唐朝的内卷化

那什么是内卷化呢？“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比如你要坐当天的第一班地铁去公司上班，从家里走到地铁站只需要十分钟，可是后来你发现周围住着很多很多跟你一样要坐这班地铁去上班的人，你不能像原来计划的那样只花十分钟去地铁站了，于是，你就得起得更早去挤地铁，同样的，其他人也这么想。这样一来，为了能挤上这班地铁，大家出行的时间都变长了，这就是内卷化，你坐上的还是同一班地铁，但因为地铁能运载的人数有限，为了能按时上班，你就得更早出门，花更多的时间去排队，花更大的力气去和其他挤地铁的人斗智斗勇。

权力处处受限的中晚唐中央朝廷权力就是这班地铁，而争斗内耗长达数十年的牛李两党文人士大夫们就是为了能挤上这班地铁而提早出门，花时间排队，最后为了能在地铁上占得一丝空间而和别人推推搡搡的乘客。安史之乱后，唐朝元气大伤，山河日下之余，还分别在外部和内部面临着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文官党争三大顽疾，而正是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这一外一内两大因素一步一步地限制了中央朝廷的权力，间接引发了牛李党争。

公元763年，安史之乱平定，唐代宗为了尽快平乱，与归降的叛军将领做出妥协，任命他们为原驻地的节度使，其中以魏博、卢龙、成德三镇势力最大，并称为“河朔三镇”。公元819年，唐宪宗派兵平定了各个割据藩镇，全国暂时重归统一。公元821年，卢龙发生兵变，河朔三镇降而复叛，重新割据，直至唐朝灭亡。原本缴纳全国几近半数税赋的河北突然就只需自给自足，不用再往其他地方运粮，而充足的粮食就意味着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人口就意味更多的军队，因此，河朔三镇越来越强大，同时也越来越不愿意回归中央的管辖。

公元783年，爆发泾原兵变，唐德宗被哗变的士兵逼出长安城。在平定叛乱后，皇帝不再信任带兵的将领，将国家的精锐特种部队“神策军”交给身边信任的宦官统领，使得宦官终于掌握了兵权。此后，唐顺宗被宦官逼得退位，唐宪宗被宦官毒死，唐文宗夺取宦官兵权失败，郁郁而终。

结束语

这就是中晚唐文人士大夫面临的时局，外有诸藩镇占领国家主要农业区，内有宦官手握兵权和政府分庭抗礼，他们只得一面戴着镣铐跳舞，一面还得不断地把其他舞者推出拥挤的舞池，拨开纷繁复杂的宦海沉浮、派系斗争，我们会看到，引发牛李党争的不是地域文化的差异，也不是出身阶层间的争斗，而是因为唐朝中央朝廷的权力日渐缩小所导致的僧多粥少的内卷化局面。

随着国力的衰微，可以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越来越小，唐朝的文人士大夫们再也不能领略盛世的风采，他们用尽全身的力气，狼狈地把政见不和的同僚挤开之后，得以触碰到的不过是如同夕阳一般渐渐落下的晚唐景像。所谓党争，争的不过是中央那盘越来越小的肉，而党争越又使得中央的凝聚力越来越小，中央的权力越来越小，最终导致了王朝的崩溃。

怎么看待明末时期的党争

明代的党争，说白了就是明朝由盛转衰、由衰转亡的直接原因。

嘉靖年间，原本经过了弘治中兴和正德中后期的清明政治下，大明的国力已经有所回升，然而在嘉靖朝，经过了大礼仪之争的嘉靖皇帝变得不再信任任何臣子，并且对他们采取敌视态度下的统御，这一举动直接引起了嘉靖朝十分激烈的党争。先是严党扳倒夏言，然后在贴心服侍嘉靖帝的同时，还一门心思搞贪污，而嘉靖对于国家如何并不是太在乎，只要不乱不打扰他修道就好。因此在这一段时间内，整个明朝的政局非常腐败，军备荒废，贪官污吏对百姓巧取豪夺，使得整个大明生气皆无。虽然有徐阶等人在和严嵩抗衡，但是在国家建设方面，却没有太多的建设性意见，因此这种党争除了确立谁的权势更大以外，没有别的积极意义了。

再就是万历年间的党争，从争国本开始，坚持道统的士人开始和皇帝以及皇帝的走狗展开了博弈，可以说整个万历朝，官员更替十分频繁，尤其是到后期东林斗三党时，那是大批大批的官员落马，就是因为政治队伍站错了。和嘉靖朝一样，原本经过隆庆中兴和万历前十年张居正的改革，大明的情况刚有回升的起色，就有被这么一下子给折腾毁了。连年的党争不但没什么结果，反倒是一点建设性政策没颁布。同时皇族贵族大地主还在以各种名义的税赋敲诈全国百姓，尤其是江南地区的中产阶级。而大明朝也是从万历年间开始出现了灭亡的趋势。

好不容易泰昌皇帝继位，东林党也取得了政治斗争的胜利，本来就在要大搞政治建设的时候，不争气的泰昌皇帝因为纵欲过度挂了。天启皇帝继位3年后，司礼监的秉笔太监魏忠贤集合之前的三党成员，以阉党的形式杀向朝政，并成功扳倒东林党，把明末的党争再次推向的高潮。

崇祯皇帝继位以后，东林借势翻案，扳倒阉党，结果一个没刹住车，明末的党争更加混乱了。基本上就是谁和谁不和，就可以互告对方是阉党。而后温体仁借着周延儒崛起并成功扳倒周延儒，然后结成新党，一面忽悠崇祯，一面压制东林党，难以占据内阁大权的东林党又开始和温体仁互撕。撕来撕去也没个结果，倒是西北的民乱在此时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辽东的后金也该院大清，成了和大明平起平坐的帝国政权。即使是在大明生死存亡之际，明朝的官员还在忙于权力的争夺，而皇帝却也是无能的什么也管不了。

可以说自凡是明朝出现党争，这坏事就没断过。严党在的时候，蒙古人打到了北京城下。万历末年四党混战，把可以稳住辽东局势的熊廷弼撤换数次，间接壮大了努尔哈赤的实力。天启朝的党争，中断了孙承宗耗资巨大的平辽计划。崇祯朝的党争，逼走了孙承宗、害死了卢象升。搞得辽东局势和西北局势岌岌可危，所以说，对于明朝的党争就只有一个评价：祸国殃民。

晚唐大诗人李商隐是如何一步步夹在“牛党”和“李党”之间的

谢邀！所谓的“牛党”和“李党”是指唐朝末年，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两个派别。两个派别之争始于唐宪宗元和三年进士考试之后，此后两派官员就互相倾轧，争吵不休，历经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几个时期，到唐宣宗时期以李派人员全部被贬崖州而告结束，前后持续近40年。李商隐的一生恰好与牛李两派之争相始终，这就为李商隐与两派之争产生联系成为历史的必然。

其实，就李商隐的本性而言他本无意于党派之争。但就因为他两个错误的选择，一是为了谋求职位选择了做李派成员王茂元的女婿，二是选择投靠李派的重要人物郑亚。这样，他说话办事就会不由自主的倾向于李派，为李派鼓与呼，慢慢的越陷越深，自然会遭到牛派的围攻。最终，牛派胜了，李商隐被牛派视作品行不端的小人而加以摒弃，以至于因郁郁不得志而英年早逝。

大才子李商隐的不得志真的是牛李党争的原因吗

李商隐不得志是真的，但其实和牛李党争的关系不大。

性格决定命运。是李商隐自己的性格决定了他在官场仕途的黯淡。

我们先看大环境，何为“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指唐晚唐时期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斗争从唐宪宗时期开始，持续几十年，最终以牛党苟延残喘、李党离开中央而结束。牛李党争是唐朝末年宦官专权、唐朝腐败衰落的集中表现，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

唐文宗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叹。整个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员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卷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朋党之争。

而我们的晚唐第一诗人，因才华的夺目，让人叹息他不得志的际遇。由于自身光环的亮眼，让后世的人习惯性地作主角带入，从时代背景来寻找他曲折仕途的原因，总认为是朝廷党争、用人不明才导致的明珠暗投，不见云开。

其实未必如此。

我们深读李商隐，就会发现一些蹊跷。大都认为他是在成婚的时候成为王茂元的女婿身份让他成为李党，因此和恩师令狐楚及年少好友令狐绹渐生嫌隙，并被令狐绹视为叛逆之人。实际上李商隐娶王茂元的女儿时，令狐楚已死，后来令狐綯在仕途上也曾多次提携李商隐，两人还有很多诗词唱和之作。恩师去世没办法计较，老师的儿子看起来也并不计较，最该计较的人都不计较，那么为什么还说是牛李党争导致他的仕途不顺呢？

牛李党争四十年，最初首领都姓李。“牛党”的首脑是李宗闵，皇室之后，官居宰相，直接推荐了牛僧孺入相。这是牛党的黄金时期。而“李党”的带头人是李德裕，经历宪、穆、敬、文四朝，唐武宗时期地位达到最高峰，裴度是其入相的推荐人。而牛僧孺入相正是裴度罢相之时。我们可以看到，牛党的失势是因为他们依靠的宦官所支持的继承人未能继位，另一派宦官拥立唐武宗即位。而李党党魁李德裕的失势，则是由于唐宣宗继位，忌惮李德裕的权势而将其贬谪，李党随之垮台。

这说明什么？

这所谓的党争，最终一锤定音的还是皇帝。斗得再激烈，与老百姓也没什么关系。就好像南北朝时代，皇帝走马灯一样的换，做臣子的却没什么变动。

同样，这种高层的政治斗争，虽然裹挟了大部分官僚站队，但是同样有很多游走在两派官僚集团之外的散兵游勇。这些人可能因为某些原因站队，也可能根据情况改变立场。特别是在唐文宗时期，两党斗争激烈，官员队伍切换频繁，经常出现两党高层同朝为相，身份复杂、立场不清，到底谁是什么党，除了那些首脑和高层，那些官职不大的下属，如何站队并不一定。

和李商隐有直接关系的是令狐楚和王茂元。

令狐楚在李商隐年轻的时候是他的贵人，不但赏识他，还帮助他取得了功名。当时光有才华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高级别的推荐。同时还让儿子令狐绹和他交好，以便日后互相扶持。

而令狐楚，在牛李党争中各派人物频繁掌权、被贬中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说明令狐楚并非两党人物。而到了唐宣宗时期，令狐楚已经去世，宣宗看重令狐绹，其实也和党争没什么关系，纯粹是看重令狐楚，爱屋及乌。但是宣宗对李德裕的李党是全面打压的，而此时令狐绹受宠，自然被认为属于“牛党”。

王茂元是李商隐的第二个贵人，他祖上在安史之乱中起家，自己在元和年间也有军功，官至刺史、地方节度使，并不是靠着李德裕起家，也一直没在中央朝廷任职。所以也并不能说他就是李党。

李商隐结婚之后，也并没有被视作李党，和令狐绹的关系也还是融洽的，经常有唱和往来，令狐绹对他也是积极推荐。直到后来，李商隐入幕郑亚，才被普遍认为是李党幕僚，因为这个郑亚就是个地道的李党。令狐绹和李商隐也就渐渐产生隔阂，越行越远，但是也并没有交恶，两人还是经常书信往来，不过令狐绹就更多地是表示下慰问，大多是面子上的敷衍，倒是李商隐则还是寄希望引荐升职。

即便加入了李党的行列，职位还是太低，所以实际上牛党也没有对李商隐进行打压。如果说有影响的话，应该是武宗时期被李党打压的宦官集团的反噬，基本上在宦官集团的影响下，李党再无任何反扑之力，只要和李党有瓜葛的人，都不会得到提升和重用。

这可能也是令狐绹多次延誉李商隐，却始终无法上升的真正原因之一。

另一点，也就是更重要的一点，应该是李商隐本人性格所导致的。

他的仕途起点相当高，二十七岁进入中书省做校书郎，而当年白居易坐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已经是三十二岁。这个职位不高，但是很重要，被视为宰辅的起点。起点高，前途看好，党争对他的影响实际上有很微弱（至少在投奔郑亚幕府之前，基本为零），那为什么会被排挤出去呢？

晚唐政治颓败，党争鏖战，作为一个才华出众、心思细腻的文学青年，那种大厦将倾，个人却无能为力的状况，李商隐自然是体会得到的。要么同流合污、要么洁身自好，而有才华、思虑细密的李商隐，孤傲高洁，就好像那些有洁癖的人，难于随波逐流。

而体现到工作生活态度上，则是轻浮浅薄，消极怠工。像他的《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看起来美好浪漫，实际上作为一个官员，喝一整夜的花酒，第二天一清早去点卯，“嗟余听鼓应官去”。

这种工作态度，不论是哪个党在上、哪个皇帝在上、当时的朝政状况如何，都不会喜欢吧？别人可能会去读他的诗，体会他的心境，但是在仕途上，这种表现出来的消极工作状态肯定是自毁前程。

何况恩师令狐楚以前也得罪过宦官集团，到了牛李党争晚期，李商隐又加入了宦官集团所憎恨的李党，自然得不到重用了。

有说他是想周旋与牛李党之间，那可能把他看得过高了。一个文学青年，是没有那么精准的政治眼光的。何况唐朝的入仕，无非科考、举荐两途，或者兼而有之，至于投奔了谁，被谁重用，虽然有眼光的差别，但是很大程度上是机缘巧合。

谁给薪水，就投奔谁去了。大潮流中的小小飘萍，谈什么周旋？

李商隐不过就是个可怜的飘萍罢了。

又有几人能有高适那样精准的眼光呢？

诗人中因为政治眼光精准，最终以军功封侯者，唯高适一人而已。

随手写成，难免粗疏。

大家不妨评论区交流。

如何评价唐朝末年的“牛李党争”

可以说，牛李党争让大唐丧失了最后一次崛起的机会，也最终导致了大唐覆灭。牛李党争的本质在于是世家门阀与寒门平民为争夺国家治理权的争斗。实际上就是草根科举进士集团与贵族科举进士集团之争。

牛李党争”从晚唐穆宗朝开端，历经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历经五朝四十年。“牛党”首领是进士身世的牛僧孺。李党领袖事世家出身的李德裕。二人具是一代人杰，但不能核舟共济，而是党同伐异。尤其是李德裕。堪称继裴度之后，大唐一代明相。牛僧孺也是不俗，堪称典范。但二人没有联手治理国家，而是彼此内耗。丧失了大唐最后的元气。二人死后不久，大唐也就覆灭了。

在晚唐的政治舞台上，两党基本上是替换掌权，文宗时期参差并用，武宗时期“李党”全盛，宣宗时期“牛党”上台。一党上台，另一党就一概被贬低斥责外放，这样，朝堂之上进进出出。不看对错只看党派。四十年的纷争不断。李德裕上台。牛僧孺被一贬再贬，一直被贬到广东的惠州。 而李德裕贬比牛僧孺还要 远，贬谪海南，一代名相悲情谢幕 。

李德裕三度为相，李德裕为相期间治理朝政、整顿吏风治，使晚唐一度中兴。尤其是平定潞州了刘稹之乱。这是自平定淮西以来后，唐朝在在平定藩镇之乱中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极大的提高了朝廷威望，给予藩镇很大的警示。受到了史家的高度评价。《旧唐书》评价李德裕说：“德裕特承武宗恩顾，委以枢衡。决策论兵，举无遗悔，以身捍难，功流社稷”，梁启超称李德裕是封建时代六大名相之一。

对比之下，牛僧孺就要弱一些。牛党政治过于保守。在对待藩镇问题上，李党主张讨伐，牛党则主张姑息；在对待吐蕃、南诏等民族问题上，李党希望军事手段保卫疆土，而牛党则主主张消极的防御，不起边事为上。但李德裕世家门阀出身，父子两代宰相。以门第自高为傲，反对科举考试，主张朝廷公卿大臣应由贵族子弟充任，这是为后世所诟病的地方。

如果比较来说，李党与牛党差别是很大的。李党过于看中门第，不知广纳贤才。局限性太大。而牛党则是看不起高门大户。政策以安定为上，没有进取精神。但总体比较，李党高于牛党。如果唐朝皇帝专心重用一党。也不至于最后那么不堪。

我是清水空流，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

牛李党争时哪个政党当政对唐朝政府更有益

都有对于唐朝有利的点，要是能团结是最好的，要是非要选一个，李党对当时的唐朝更有有益。

李党的李德裕，郑覃他们算是世家大族，但不代表支持李党的人都是靠门路入仕的，也有靠自己实力正常科举入仕的。而牛僧孺出身不如李党，他们抨击朝廷的政策，而当时的宰相就是李德裕的父亲。他们无论是从出身，各自代表的集团利益，还是政见上，有着天然的不同，对立党争已经不可避免。

李党更务实

虽然从出身上，牛党更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好感，但是世家子弟也有非常有能力的。李德裕就是一位很有能力，很务实办事的人。就像题主自己描述的那样，李德裕定回纥，泽潞，还有抑制宦官，裁撤冗官。他的功绩甩牛僧孺好几条街。查一查牛党领袖的功绩，牛僧孺和李宗闵加在一起都不如一个李德裕。大唐中后期需要务实的人才，需要进行改革，没有李德裕，光靠牛党根本玩不转。

牛僧孺因个人恩怨，错失良机

李德裕被排挤出朝后到西川任节度使，在任上颇有功绩，正好赶上了维州要归降。维州本来被吐蕃夺走了，但是维州守将不满吐蕃的统治，便要归降大唐。李德裕知道维州的重要性，并且可以看出此时吐蕃已经走了下坡路，便上奏朝廷，出兵收复失地。而牛党等人怕李德裕功劳太大，竟然说要守信义，要归还维州。又说吐蕃强大，不能得罪。结果唐文宗真的信了，归还了维州。维州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归还维州，就表示把归降的守将给卖了，他得啥下场?谁还愿意归附大唐？因为个人恩怨而误国，实属不该。

李德裕镇压藩镇，牛党姑息藩镇

李德裕深知藩镇之祸，他对藩镇一直是镇压，不能姑息。平定泽潞也是他的一大功绩。而牛僧孺则对藩镇姑息，任其发展，不管不顾。牛僧孺当宰相才是害了大唐。

看后世对二人的评价

对于李德裕的评价是很多的，总体来说比较客观，肯定了他的功绩。而对于牛僧孺的评价就很少，有时候也把他俩放在一起评价，很多后来的著名历史人物都评价李德裕是真的有宰相之才，但是牛僧孺就没有这样的夸奖。牛僧孺为官清廉，为人正直，但是他能力不咋地，眼光还不行，因为私人恩怨而误国。

李党比牛党对大唐更有益，即使在二人团结的情况下，也应该由李德裕当宰相，牛僧孺辅佐，他适合当御史，纠察百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