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善莫大焉,但他的女儿傅冬菊才是直接促成者_北平_傅作义_自己的

辽沈战役结束后,在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地的60多万国民党军队开始收缩兵力,企图通过海路东逃或者西窜至绥远。为了稳住这股军事集团并且完成歼灭,毛主席电令东北野战军在短暂休整后就秘密进入山海关,迅速完成了分割包围。

1948年12月5日,在滦县至张家口之间600多公里的战线上,“三大战役”中的平津战役开始了。解放军一举将国民党军队包围于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和塘沽的五个大型据点内,切断了他们逃窜的路线。

当时,国民党华北“剿总”以傅作义为司令长官,在原北平行辕的基础上整合而成,下辖有四个兵团,分别是李文的第四兵团、石觉的第九兵团、孙兰峰的第十一兵团和侯镜如的第十七兵团。

12月22日,解放军围歼了新保安之敌第三十五军;12月24日,攻克了张家口并全歼守敌七个师的兵力;1949年1月14日,天津解放战打响,短短29个小时的时间就全歼守敌13万,还生擒了守将陈长捷。

随着天津的解放,傅作义大本营北平的20多万守军已经完全陷入了绝境。1月22日,当他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正式签字后,国民党守军开始陆续撤出北平市区接受改编,标志着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北平能够和平解放,是无数人努力甚至流血的结果。在这无数人中间,有一个人非常关键,也非常特殊,她既是傅作义的女儿,又是我党的地下党员,名字叫做傅冬菊。在电影《建国大业》中,这一角色由演员陈好所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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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冬菊(1924年12月——2007年7月),爱国将领傅作义的长女,为北平和平解放免于战火毁坏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长期从事统战工作,曾先后在《进步日报》、《云南日报》和《人民日报》担任编辑。

1924年冬,傅冬菊出生于山西太原,作为家中的长女,她被父亲傅作义寄予了厚望,取名为“冬菊”。

抗战爆发后,傅作义安排妻女转移到了陪都重庆,自己则留在华北地区坚持对日作战。在包头战役中成功歼敌上千的日寇,牵制了晋北、察南等地的大部分日军;在五原战役中成功击毙了水川伊夫中将,获得国民政府颁授的青天白日勋章,引得日本朝野大为震动。

傅作义驻防在晋西北一带,同防区内的还有八路军第120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傅作义对共产党和八路军都有了更为真切和直观的认识。尤其是,他对八路军推行的政治和思想工作非常钦佩,在自己的部队中也积极效仿,甚至建立了专门的政治思想机关。

几年下来,傅作义的特立独行引得其他国民党军队纷纷侧目,甚至被视为是异类,屡屡遭到猜忌和排斥。更有甚者,称呼他的部队为“七路半”,傅作义通通不予反驳。

跟随母亲住到重庆后,傅冬菊在西迁的南开中学读书。期间,她逐渐接受了我党的革命思想和主张,开始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共产党,常与进步人士进行接触和往来。

中学毕业后,傅冬菊顺利考入了西南联大,前往云南昆明进行大学课程的学习。由于主政云南的龙云颇为民主进步,她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和学习革命思想,越来越多地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成功加入了中共的外围进步组织“民主青年联盟”。

面对蒋介石的一意孤行,内战终究还是爆发了。傅作义也在华北地区与共产党人动武,先后攻占了绥远和察哈尔西部的大片解放区,还攻占了大同和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

对此,傅冬菊显得痛心疾首,连续与父亲发生争执。为了留在国内,她拒绝了父亲让赴美留学的安排,希望为了结束内战而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

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她依靠自己的能力被天津《大公报》录用,负责《时代青年》和《妇女》这两个副刊的编辑工作。

1947年11月15日,傅冬菊在天津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继续以记者的身份进行掩盖,积极接触各行各业的人物,为党组织收集情报和营救人员。

在工作中,傅冬菊非常开明,多以反映热血青年和进步女性追求思想解放和民主自由的题材为主,即便是抨击父亲傅作义的文章也照登不误。

没过多久,由她负责的这两份副刊成为了国统区内宣传新思想的一处重要阵地,极受社会各界的欢迎。基本上,国共双方都会阅读这些副刊的内容。

在辽沈战役正紧锣密鼓进行之时,晋察冀城工部的部长刘仁就派人进入天津与傅冬菊接洽。他希望,傅冬菊可以前去做父亲傅作义的策反工作,力争千年古都北平免于战乱。

接受任务后,傅冬菊以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为由调往北平工作。刚见到父亲,她就开门见山地告知,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劝说他迷途知返,重新进行人生的抉择。

很多影视作品都在演绎,说傅冬菊如何隐瞒自己的身份,如何欺骗父亲一步步开城投降,甚至引起了父女决裂,以至于之后的几十年都几乎老死不相往来。其实,这是天大的谣传,她从来没有刻意隐瞒过自己的身份和目标。

为了增加自己的说服力,傅冬菊在和父亲深谈后,开始有意无意将解放区印制的报刊和书籍都交给傅作义观看。同时,她还将党的主张不断向傅作义进行灌输,最大限度地施加了自己的影响力。

对于傅冬菊的行为,军统特务并非完全不知情。不过,碍于当前的局势,碍于傅作义的身份,他们只能暗中监视罢了,丝毫不敢轻举妄动。

随着战局的发展,随着思想认识的提升,傅作义出现了重大思想转变,在女儿面前坦露了秘密进行停战谈判的意愿。经由傅冬菊向组织进行汇报后,毛主席和聂荣臻都高度重视,立即派出代表与傅作义进行了三轮秘密谈判。

不过,身居要职并且手握重兵的傅作义尚没有完全下定决心。他在与共产党暗中谈判的同时,也在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变化,颇有“边谈边看”的意味。而且,国民党也暗中掌握了部分线索,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李宗仁,都在积极拉拢他。

蒋介石被逼下野后,虽然退居浙江奉化的溪口老家,但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对前线的关注,对军队的掌控。

眼见北平即将被解放,蒋介石放低自己的身段,以近乎哀求的口吻向傅作义发电。电文中,既不责怪他暗中停战媾和,也不奉劝他“迷途知返”,只是希望他同意将少校以上的军官和必要的武器装备都运过长江以南的地区。

感念蒋介石对自己的提携之恩,傅作义一面决心自己留下来进行和谈,一面又答应了对方的所请之事,放任不愿意接受改编的中高级将领离开北平。比如,第四兵团司令李文、第九兵团司令石觉、第十三军军长骆振韶和第十六军军长袁朴等人,以及其余的多名师长和团长近百人。

此事被傅冬菊知悉后,立即电报给了解放军前指。在接下来的谈判中,我党加大了对傅作义的施压,限定了出城改编的最后期限。

截止1949年1月9日,傅作义终于明确了自己的五点诉求,分别是:

一、平、津、塘、绥多地一起解决;

二、平津地区解放后允许言论和新闻自由;

三、未来新政府要有民主和进步人士加入;

四、不接受投降的方式,改以出城整编;

五、希望能够面见中共中央领导人。

经过请示,平津战役前敌指挥部同意了傅作义所请,并且签署了《谈判纪要》。不过,聂荣臻等人在签字的同时,却增加了一条新的内容,将国民党军队出城接受改编的日期限定为1月14日之前。

见到这份《谈判纪要》后,傅作义表示时间太过急促,在1月14日根本无法完成出城改编。对此,我党和我军决心“以打促和”,率先完成对天津的解放,迫使傅作义尽早下定决心起义。

本以为会坚守一月有余,结果短短一天有余,天津就被解放了,守将陈长捷还被活捉。这下,傅作义彻底放弃了幻想,很快就签署了《北平和平解决十四条》并在中南海怀仁堂宣布进行和平起义。

作为此次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积极促成者,傅冬菊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当北平城内的所有驻军全部出城接受改编后,这座伟大的古都免于了战火,完完整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49年1月31日12时30分,解放军的先头部队东野四纵第十师率先由白石桥经西直门后进入北平城,正式接管了城防。至此,北平终于实现了和平解放,标志着平津战役的胜利结束。

2月22日,傅作义从北平抵达了石家庄,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领导的陪同下,一起乘坐吉普车来到了河北的西柏坡。周恩来同志热情迎接了他的到来,盛赞他的壮举不仅挽救了一座城,而且挽救了华夏文明,是历史的功臣。

由于毛主席素来都是通宵工作,凌晨才会睡觉休息。所以,直到下午他睡醒后才面见了傅作义,在四目相对之时,傅作义惭愧地表示“我有罪”。但是,毛主席却强调道:

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

除了毛主席以外,周恩来、朱德、章士钊和邵力子等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谈,一同回顾了过去和展望了未来。最后,毛主席希望傅作义可以在北平城中休养一段时间,将来一起建设我们的国家。傅作义当即表态:

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叫我做任何工作都保证做好。在有生之年,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也好弥补我过去的过错。

关于具体的工作安排,毛主席征询了他本人的意见。对此,傅作义表示自己出生在山西万荣县紧挨黄河边上的一个偏僻小村,长年目睹了黄河水患给沿岸百姓造成的伤害,希望能够从事水利工作。

傅作义在西柏坡住了两天的时间,之后乘车经由石家庄返回了北平。当时,绥远尚在傅作义部下董其武的手中,名义上仍受国民政府的节制,在国共之间处于观望的状态。

返回北平期间,傅作义在女儿傅冬菊的鼓励下,经常规劝董其武能顺应局势接受改编,使得百姓和士兵都能免于生灵涂炭。最终,绥远在1949年9月18日通电起义,实现了和平解放。

建国前夕,傅作义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开国大典后,他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和国家水利部长。

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傅冬菊带着满身的荣光低调返回了天津工作,继续担任她的编辑,对外从未提及过自己的这段丰功伟绩。即便是身边的同事和领导,也鲜有知道她就是那个和平将军傅作义的女儿,她就是那个促成北平和平解决的幕后英雄。

1949年8月,傅冬菊参加了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追随解放大军南下后参与创办《云南日报》。建国后,她被调回北京进入《人民日报》工作,与同事周毅之结婚后生育了三个女儿,分别是肖冬、傅璇和晨风。

在那场大运动期间,傅冬菊被错误地作为反党的“阶级敌人”给揪了出来接受批斗,甚至还被下放劳动改造,境遇十分的不利。

当时,傅冬菊一度非常的痛苦,她不理解自己背叛家庭闹革命,为何会遭受这样的侮辱,为何会成了反革命分子?无奈之下,她连续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才重新获得了人生的自由。

到了1982年,傅冬菊被借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同时开始从事秘密的统战工作,对中英两国就香港回归的谈判工作屡有建树。

退休以后,傅冬菊跟随三个女儿在美国定居了一段时间。不过,由于思念故土,由于心系国家,她还是返回了北京居住。

作为将军的女儿,傅冬菊继承了父亲傅作义的简朴廉洁之风,家中并没有什么积蓄,只靠退休金平淡度日。即便如此,她依然将省吃俭用攒下的养老金不断捐助给希望工程,特别关注下一代的教育问题。

2007年7月2日晚间,傅冬菊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83岁,走完了自己平凡但却伟大的一生。她的历史功绩,留待后世的评说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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