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0日，南京中央医院的儿科医生钟世藩看完最后一名小患者之后，匆匆忙忙赶往产科，这时他的爱妻廖月琴快要生产了。这一天，对于夫妇俩来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美好日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南京中央医院出生了。
这一年钟世藩35岁，廖月琴25岁，望着怀里可爱的幼子，钟世藩夫妻初为父母的喜悦难以掩饰。父亲根据孩子出生的地理位置——钟山的南面，给他取了一个很有气势的名字：钟南山。
山之巍巍、山之刚毅、山之沉稳、山之胸襟，亦契合钟世藩心中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品格与风貌。钟世藩希望这个叫“南山”的孩子，如山般遇风雨而傲立，如山般广博而仁厚。
少年钟南山
钟南山的父亲钟世藩，福建厦门人，新中国成立后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的一级教授，我国著名儿科专家。他的身世却颇为坎坷。
钟世藩1901年出生，父母去世得早，他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9岁时，钟世藩被家乡人带到大上海给人家做仆人。特殊的身份和寄人篱下的生活，没有打垮一个孩子的兴性，反而锻炼了他的意志。
略大一些他被亲人接回去读书，幸好有从事中药生意的五叔父钟广文为他承担全部学费，才得以顺利求学。钟世藩，如一颗落在岩石上的种子，在夹缝中逆境生长。1924年，他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那时学校仅仅招收40名新生。1930年，钟世藩顺利毕业，成为拿到学位证书的八人之一。
紧接着，他赴美深造，最终取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即便是在美国，能拿到医学博士者亦是精英中的精英。他毅然决定回国，回到了母校，在北京协和医院任儿科医师。1935年7月，钟世藩调任国民政府南京中央医院儿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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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钟世藩童年不幸的辛酸身世相比，他美丽温婉的妻子廖月琴，则自幼备受父母呵护，童年生活美好而富足。
廖月琴，1911年出生于厦门鼓浪屿的廖氏家族。廖家从廖月琴父辈开始，人才济济，家道殷实，家风良好，子弟知书达理，在岛上名望很好。
廖月琴的父亲廖超熙，英华书院学成毕业，开办药品生意。廖月琴的母亲谢淑媛也出自大家族，贤惠达理，并写得一手白话字，跟着丈夫也学得不少经商之道。
廖月琴是家中的二女儿，美丽温婉，文静知礼。她还有姐姐廖素琴、妹妹廖秋琴和弟弟廖永廉。他们的父亲亲自设计建造一幢二层西式的廖家小楼，坐落在鼓浪屿漳州路64号。一家人在廖家小楼里生活，兄弟姐妹们在祥和家园里读书、弹琴……。
少女时代，廖月琴在鼓浪屿教育水准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女校——毓德女中读书。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厦门女子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当年的鼓浪屿毓德女中，以培养德智体群四育并臻的巾帼完人为教育目标，开展美育，体智、音乐、英文等专业，以拓宽女生视野胸襟，培养女生拥有服务社会、博爱奉献之精神为己任。
后来，面临择业选科，虽然出生富人家，廖月琴却选择了当时被认为是“伺候人”的护理专业，考进了北京协和高级护校。从此，廖月琴走上了献身医学的路，也因此遇到了一生挚爱：钟世藩。他和她是同乡又是校友，磁场相同的人，相遇了就是一段美好的缘……。
两人相恋后，廖家的家长并没有因为钟世藩的贫寒出身，和廖月琴的年龄差距，而阻拦一对有情人的姻缘。廖家更看重的是钟世藩的人品和才学。
1934年，23岁的廖月琴与33岁的钟世藩成婚。婚后第二年，她随夫北上南京。
钟世藩、廖月琴夫妇
1937年冬，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中央医院撤离，西迁是由沈克非院长率领的中央医院的三支支前医疗队。钟世藩带着妻儿随西迁医院停驻。先在湖南上沙临时组建中央医院，钟世藩继任儿科主任。1938年9月，中央医院迁至贵阳，位于市南路虹桥。钟世藩一家人跟随，此后在贵阳居住8年时间。钟世藩继续担当重任，继任贵阳中央医院院长和儿科主任。
1941年，廖月琴生下一个女儿，钟南山多了个妹妹。钟世藩借贵州的别称“黔”，给宝贝女儿取名钟黔君，带有出生地的纪念意义。
全家四口，相守一方，住的是不毛之地，吃的是粗茶淡饭，生活不易，好在一家人平安健康。钟南山和妹妹在贵阳慢慢长大了。1942年，钟南山在贵阳上了小学。
在战争的阴霾笼罩下生活，幸而有父母的呵护与爱，钟南山和妹妹得以健康成长。
在钟南山兄妹的心目中，母亲廖月琴是那么的美丽慈爱。她的衣着总是那么朴素，她有这世界上最美、最温柔的眼睛。她的脸上始终是带着微微的柔和的笑意，让人看不出生活的忧愁。母亲爱意满满的眼神，如和煦的暖阳照耀在孩子身旁。两个孩子在父母的疼爱下成长，自信而勇敢、善良而温和。
“仍记得母亲在厨房忙碌时，我们会走到她身后抱住她，脑袋在她温暖的背上来回蹭。”
钟世藩、廖月琴夫妇
母亲用慈爱和陪伴守护孩子，父亲的言行则树立了孩子心中的榜样。
在钟南山的记忆中，他小时候，家里时常有一些叔叔、伯伯来找父亲。他们往往一来就直接到父亲的书房里，谈上好几个小时。钟南山会好奇地倚在门边观望，看到他们时而争得面红耳赤、手舞足蹈，钟南山就会好奇地直奔母亲问个究竟。母亲便会笑着摸摸他的头，告诉他：“爸爸和伯伯叔叔们正在做学问呢。通过讨论，去伪存真，才能得到真知灼见。长大了，只要你努力学习，也会像他们一样的。”
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钟世藩又匆匆出门了。钟南山问母亲：“这么大的雨，爸爸不怕吗？”母亲望着窗外茫茫的夜，说：“爸爸不怕，因为爸爸很厉害。爸爸要去的地方也许风大雨大，但只要爸爸去了，就会让其他的小朋友不再害怕了。”母亲说的这些朴实的话语，年纪尚小的孩子或许听得似懂非懂，但父亲的行为和母亲的循循善诱，已不知不觉在他早慧的心灵里留下了印迹。
钟世藩
抗战结束后，中央医院按计划从贵阳迁至广州。1946年，钟世藩一家四口坐上中央医院的救护车，在路上颠簸，艰辛跋涉八个昼夜终于到了广州。
到广州后，钟世藩任中央医院院长兼儿科主任，同时受聘担任岭南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钟世藩一家住进了岭南大学东南区一栋有着独立院落的三层红砖楼。
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内政部卫生司司长王祖祥亲自前往广州，动员钟世藩，携带医院的13 万美元，携家眷离开大陆。
钟世藩铿锵有力地回答：“是中国人就得呆在这里，而不是离开。”他冒着生命危险断毅拒绝了卫生署的命令。
广州解放后，钟世藩把医院的物资（包括文书、信件、图书，也包括房屋、药品、医疗与生活器材、建筑材料等）和全部款项悉数移交给了解放军的临时军管会，这就是那一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拳拳报国之情怀。
关于这件事， 钟南山从来没有听父亲讲过。还是在30年后，母亲一次无意中提起他才听说的。
初到广州，尽管钟南山和妹妹都不会说广州话，但也能和周围的小朋友们玩成一片。他家楼房下茂密的竹林是最佳的玩耍场所。
有一次他和小伙伴们不知为什么事玩着玩着就吵了起来。一时兴起，钟南山便学起小人书里大侠的风范，约小伙伴们在竹林里一决高低。要不是钟南山的母亲及时发现制止了这场决斗，钟南山也许就成了“武林高手”了。
在广州，钟南山就读于岭南大学附属小学四年级。因为他不会说广东话，语言不通，第二年他留级了。
母亲鼓励钟南山，小升初他能考上岭南大学附属中学的话，就奖励他一辆自行车。自行车，是像他这么大的男孩梦寐以求的，母亲的奖励太诱人了。钟南山开始发奋用功，聪明的他一发奋，立竿见影，成绩很快就上去了。
1950年，那个顽皮、甚至还留过级的男孩，一跃成为班上的佼佼者，顺利踏进岭南大学附属中学。
母亲微笑着抚摸儿子的小脑瓜说:“南山，你还是行的啊！”就这一句朴实的话语，让钟南山的内心融入了无限的温流。
紧接着母亲果真送给儿子一辆崭新漂亮的自行车，钟南山骑着自己通过努力得到的自行车，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他的母亲是如何攒下一笔买自行车的钱呢？那几年物价飞涨，钟南山要理发，就得背着一个书包的金圆券去才够。
也许从答应孩子那天起，母亲就在做着一切的努力，她相信自己的孩子能够考到一个好成绩，她也一定要实现对孩子的鼓励。
承诺的意义，鼓励的力量，背后是一位母亲无限的努力，却也在儿子心里埋下一颗小小的种子，这颗种子教会他做人的方向。
在广州，右一为钟南山
1953年，钟南山升入岭南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中部（后更名为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钟南山在18岁时，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了第一个关键的选择——立志学医，继承父母的医学事业。1955年，钟南山通过不懈努力如愿考上了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北京医学院是每个学医者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那一年广东省考上北京医学院的人数，包括他仅有五位学生。
儿子离家上大学，母亲的事业也在稳步前行。为了热爱的医学事业，她鞠躬半生。1958年，47岁的廖月琴担任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 廖月琴开始上夜校，研读一些关于肿瘤医学方面的书籍 ，她说国家分配，我当这个院长，该学的我要从头学起， 再难也可以克服。
在廖月琴54岁时，家族有过病史的她，也得过一次心肌梗死，她的妹妹廖秋琴在27岁岁时，就是因为此病去世的。坚强的母亲，为了不让孩子担心，廖月琴住院时，并没有让当时还在北京上学的钟南山知道。
北京医学院读大学的钟南山，在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他在北京的姨婆家认识了一位姑娘。这位姑娘叫李少芬，是国家女子篮球队队员。她的姑婆是钟南山姨婆的好友，两位老人住在一处。李少芬去看望姑婆，正好遇到了去探望姨婆的钟南山。
李少芬是广州花都人，同一样的乡音，很快拉近了这两位青年男女的距离。后来，他们相爱了。没有过多地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他们相约各自在学业上互相帮助，在钟南山的影响下，李少芬还自学完了好几门医学课程。
1963年12月31日，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钟南山和李少芬在北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没有婚纱和礼服，连婚房也是体委提供的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面除了安放一张床和简单的家居用品，再无下脚的地方。从这一天起，他们携手相伴，共同承担生命中的欢乐与波折。
青年李少芬
1964年，钟南山从医学院下放到山东乳山，在乳山待了一年多。乳山农村的日子可想而知的艰苦，一年能吃上两回白面馒头。
钟南山像个真正的农民一样，在严寒的日子里啃地瓜干果腹，在田里干着重活。一年的口粮到了来年的春天就全吃光了，钟南山只能往锅里放些槐树叶充饥。
日子虽然艰苦，老百姓依然是那么朴实善良，他们的对远道而来的钟南山特别好，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都给他。
钟南山住在老乡家中，炕上的虱子多，脚踝被虱子咬，他抓破了皮，伤口感染化脓，肿了个大包，穿棉鞋都费劲。钟南山咬着牙，一瘸一拐地坚持出工。钟南山的表现农民都看在眼里。1966年3月，钟南山由于表现突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钟南山夫妇
1966年7月，钟南山刚从乳山回到北京不久，一场运动开始了。远在广州的父亲钟世藩和母亲廖月琴也受到严重冲击。
钟世藩本是儿科医学专家，却失去了医生的工作，被指派到儿科洗奶瓶，不能出诊，不能搞科研，这让古稀之年的钟世藩既痛心又无可奈何。
廖月琴身为医院领导，为了保持病房的干净，曾经拒绝过在墙壁上贴一些语录的要求。后来因这个原因，她受到批判。
廖月琴含恨离世，那年她年仅56岁，真是飞来横祸，造化弄人。钟世藩病倒了，他将妻子的骨灰一直存放在卧室里，陪伴自己到最后，守望妻子整整21年。
噩耗传来的那晚 ，钟南山望着天空惨白的月亮，他的心房被回忆里的母爱扯的生疼生疼。倔强的男子汉潸然泪下，他怎么也忘不了，母亲那慈祥的叮咛、那悉心的关怀，还有母亲要求自己从善的教导。
“她走得太早了，妈妈生前哪怕是一点一滴的事情，我都不会忘记。”
母亲走了，父亲病倒了，那个时候钟南山刚刚30岁，才结婚生子 ，母亲却过早地离去了 ，太遗憾，太心痛!
忘不了母亲的一点一滴 ，是舍不得遗忘 ，回忆是对母亲过早离去的一点自我补偿!
1968年，钟南山成为一名锅炉工。他用斗大的铁锹，一铲一铲地挖起几十斤的煤炭，担起来走十几米，甩进烈火熊熊的炉膛中。 每天他都要铲起几千斤煤，在炉膛旁来来回回几百趟。 但倔强的他，不允许自己喊一声累。
超强劳力的钟南山还积极响应献血号召，早上才刚献血，晚上他就按时去锅炉房干活。没有任何营养补充，甚至没有休息。高温下，他很快就体力不支，摔倒在炉门前，热浪灼烤着他。幸好一位来锅炉房打热水的校工和一群医生救了钟南山。
1971年9月，一纸调函将钟南山调回广州，钟南山成为广州第四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
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钟南山当时在志愿书上只写了一句话，“一切服从组织的分配”。他一直是这样想的，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几十年后，他已经成为广州医学院院长，钟南山还是毫不犹豫地说：“没带丝毫的私心，因为我是党员，因为当时的我们一切听从党、服从党。”
钟南山终于回到了父亲、妻子和儿子的身边。父亲钟世藩已是古稀老人了，他早已退休，脱下了白大褂，放下了听诊器。
1975年，74岁的钟世藩,伏在书案上,用一只手捂着一只眼睛，另一只手查阅大量国内外儿科资料。因为老年时，眼睛有了复视的问题,在写作的时候他只能盖住一只眼睛,强忍不适写作。
1978年，钟世藩完成了40万字的医学专著——《儿科疾病鉴别诊断》。钟世藩把3000元稿费拿出1500元给了帮他抄书的温医生作为酬谢，另外1000元给了当时帮助他查阅资料的人，自己留下500元买了40本《儿科疾病鉴别诊断》送给了别人，这本书先后再版了6次。
钟世藩教授和研究生们
1985年元月28日，中山医学院党委为钟世藩恢复名誉。
1987年6月22日，钟世藩这位深明大义的知识分子，温暖而又严肃的父亲，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离世的几天前，沉默寡言的钟世藩主动与儿子、女儿拥抱在一起。他叮嘱儿女：“ 一定要把我的骨灰和你们母亲的骨灰混在一起，投入大海中。千万不要开追悼会，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
“一个人能够为人类创造点东西．那他就没有白活。”这是钟世藩留给儿子的一句话。他给予世人的何止是一点点呢！
钟南山不禁感叹道：“他这辈子就是干这活的！”
回顾钟世藩的一生，无论是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还是百废待兴的和平年代；无论是跟随医院南渡北归，还是定居羊城叶落归根，他始终怀着一颗博爱精诚的医者仁心。
医者，需要学者严谨坚毅的意志，也需要一颗慈爱之心，钟南山就是二者完美地结合。智慧与拙朴，硬朗与宽厚，尊严与随和，铁面与柔情……这些性格在他身上实现了对立统一：前者更多表露在他那张坚毅的脸庞上，后者却深藏于内心。
在钟南山身上，我们看到了源自他父母的清正之气。人们经常讨论何为名门。真正的名门，不是家财万贯挥金如土，而是良好的家风代际沿袭的精神财富，担当人民栋梁的格局和能力。
岁月会带走一切，容貌、财富、地位、声望……但最后留下的一定是代代传承、泽被后世的优良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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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由作者主观思想+历史客观事实梳理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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