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青海省军管会主任廖汉生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位身穿蒙装，口讲蒙语的人。
这名身着蒙装的汉子，名叫廖永和，是原西路军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代营长。
12年不同寻常的漂泊生活，已经使得他不会再用汉话交流。
廖汉生听不懂蒙语，只好找来了翻译。廖永和用蒙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并请求再次回到部队。
然而，廖永和的情况有些特殊，既不会讲汉语，又没有证明人，部队没有收留他。
廖永和噙着眼泪，自言自语地说：“我想党，盼党，党来了又不认我，这就活该我受苦。你们不要我，我只好去当奴隶！”
他自言自语的话引起了廖永和的注意和重视。
第二天，省里领导通知廖永和到省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他终于又回到的党的怀抱。
廖永和是安徽金寨县人。1929年，12岁的廖永和参加了儿童团，为部队站岗放哨。
1931年，廖永和参加了红军，193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斗争中，廖永和屡立战功，从一名普通战士一步步提升到了副营长、代理营长职务。
西路军征战河西时，廖永和是红八十八师二六九团二营代营长。
倪家营子战斗中，廖永和右腿负了伤，被送到总部医院治疗。
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余部在石窝一带决定分散突围，廖永和分在了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
由于右腿负伤，廖永和在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托来南山时掉队了，与大部队失散。
茫茫雪山之中，廖永和拄着棍子，循着战友们留下的脚印，一瘸一拐地艰难前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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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赶部队的路上，廖永和又遇到了10名掉队的战友，其中一人是军部的副护士长胡传基，他的头部被敌人砍了一刀，满脸血污。
晨曦中，他们一行人遇到了一名衣服脏破、头发蓬乱的小战士，他的名字叫何廷德。小名火娃子。
火娃子是四川巴中县人，红八十八师机枪连通信员。
部队分散突围，火娃子奉命护理在梨园口阻击战中负伤的机枪连于连长，尾随左支队西进。
残酷的自然环境加上重伤未得到有效治疗，于连长没能在坚持住，牺牲在了茫茫祁连山中。
火娃子独自沿着左支队走过的路线前进追赶，坎坷途中遇上了廖永和一行人。
12人，3条枪，12发子弹！他们相互扶持，向西追赶。
他们拼命追赶，却始终不见大部队的影子。
廖永和等人不知道的是，左支队在向新疆前进的路上，不断调整着方向，时而向西，时而向北；而他们却是一路向西追赶，结果越追离队越远。
三月的祁连山中依旧寒风凛冽，但更难熬的还是饥饿。
茫茫雪山中，很难找到吃的，他们只能捡一些牧民丢弃的牛羊皮骨或者野兽皮骨，用雪水煮了充饥。
住山洞，宿草地，面对严寒和饥饿，他们彼此扶持，蹒跚地行进在雪地上。
这天，他们经清寒天峻县木里来到肃北考克赛一带的岩洞里。考克赛，是肃北盐池湾部落牧民的春牧之地。
翌日早晨起来，洪指导员对廖永和说：“东边山坡上好像有人，我去看看吧！”
廖永和想，多少天来，在茫茫雪原上见不到一个人影，能找个人问问路也好，便同意了。
谁料，洪指导员提着枪还没走出50米远，随着“叭”一声枪响，就倒下了。
听闻枪声，廖永和与一位班长立刻拿着其余两支枪冲出岩洞准备还击。
刚出洞十来步，从岩洞上面打下来一排子弹，廖永和与班长应声倒地。
两发子弹从廖永和的胯下直穿出左膝盖，一阵眩晕，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袭击者抢走了他们身上的枪支、财物后，跑了。
袭击者走后，战友们将廖永和转移到布欧达阪口子附近的一个山洞里；那名班长不幸牺牲。
昏迷了数天后，廖永和清醒了过来。
看了看周围的同志们，他想坐起来，但身体像散了架一样，左腿一阵剧痛，差点又晕过去。
廖永和意识到，自己双腿负伤，继续赶路已经不可能，为了不连累大家，便说：“你们别守着我了，快去找部队吧！”
大家不愿意丢下他，纷纷表示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廖永和狠了狠心说：“干脆，你们抬个石头把我压死算了，省得再挂念我！”
一句话，说得大家抱头痛哭。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最后，大家同意了廖永和的建议，留下火娃子照顾他，其余八人由胡传基带着去追赶大部队。
胡传基和廖永和是老乡。临别前，廖永和嘱托胡传基：“将来如有可能回到家乡，就转告我父母，就说我死在关外了！”
大家忍痛分别，心情无比沉重；走之前，又给俩人捡来了许多柴火和牛羊野兽皮骨。
廖永和双腿皆伤，无法动弹。
火娃子每天把骨头砸碎，和皮子一起煮成汤，一口一口地喂给廖永和；每天烧开水给廖永和擦洗伤口。
衰草在寒风中颤抖，两人越发困难。
附近能吃的草根、骨头和破碎皮子，已经很难再找到；火娃子只好跑到较远的地方去捡，可太远了又怕被敌人发现惹出麻烦。
这一天，一位蒙古族老大娘来到了石洞前，给陷入绝境的廖永和两人带来了生机。
老大娘的名字叫江西力，会说一点汉语，她对两人说：“你们是红军，为穷人办事，我明天就叫儿子给你们送来吃的。”
第二天，老大娘让儿子给廖永和和火娃子送来了十多斤粮食，一斤多盐。
火娃子赶紧上火煮饭；很久没有吃到粮食的两人，狼吞虎咽地每人吃了两碗。
转眼到了5月。
廖永和让火娃子找来两根棍子，试着走走；但身子像瘫了一样，还是无法行走。
江西里老大娘让儿子用牲口把廖永和驮到了自己家里，又把火娃子送到了兄长也是盐池湾部落头人尕布曾佳家里。
老大娘对兄长说：“我要为来世积德，收来两个“共产娃”，没伤的送给你为你干活，有伤的我留下治伤，好了给我干活。黑蚂蚁（马家军）来了，你可不要说！”
7月，马家军驻酒泉的副官马得福带着几十个骑兵，来到草原上搜索散落红军。
尕布曾佳的老伴依布青知道后，便把火娃子送进山里，藏了起来。
依布青对马得福说：“我家是头人家，怎能藏红军？这些兽皮请长官带回去交差吧！”
马得福收了兽皮，带着人离开了；依布青老两口将火娃子又接了回来。
为了不让人欺负火娃子，两人就对人说火娃子是他们的儿子。就这样，火娃子在肃北草原安下家，娶了一位当地的蒙古姑娘。
两位老人的救命之恩，火娃子永远记在心里。尕布曾佳去世后，火娃子将依布青老人赡养到老。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给火娃子安排了工作，在当地区乡担任领导。
廖永和的伤势很重，双腿流脓不止，江西力大娘细心照料着，给他洗伤敷药。
在老大娘的照料下，廖永和的伤势一天天好转；两个月后，他可以给大娘家干活了。
江西力老大娘家里有五口人，丈夫和两儿一女。
老大娘敦厚善良，可她的丈夫好逸恶劳，常给奴隶主做事，牧民们称他“管家”。
老大娘出于同情，将廖永和接到了家里；可管家只想要个不花钱的努力。
廖永和追着两根棍子勉强能走动时，管家就让他去放羊。
廖永和骨瘦如柴，似乎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靠着两根棍子走路，如何能追得上羊群。
管家经常借故毒打他，如果跑散或者丢失一只羊，更是被打得死去活来。
早晚，关键只给他吃半碗炒面；寒冬，扔给他一件破皮袄，白天当衣服，晚上当被子。
饥寒交迫中，廖永和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党，想念着部队。
两年过去了！
廖永和跟随管家全家西迁到柴达木盆地的德令哈，游牧在德令哈西北的灶火山上。
有一次，廖永和随管家方木，看到远处山上有一座土房子。
廖永和心想，牧民们都住的是帐篷，不住房子，这房子很可能住的是汉民；想到这，他偷偷向土房子跑去。
管家发觉后骑着马追赶，一棍子打下来，廖永和应声倒在了草地上。
管家恶狠恒地说：“你是共产党的营长，现在还想逃走继续当官。你已经给我放了两三年牛羊，我不杀你，把你送给马步芳，死活在你！”
于是，管家将廖永和捆了起来，派人押往西宁，去向马步芳邀赏。
走到巴音河畔时，押送的人听说青海湖附近土匪很多，不敢再往前走，便又折返了回去。
1942年，马步芳利用哈萨克和藏族的矛盾，大肆追杀哈萨克牧民。
德令哈的蒙古族人纷纷逃难而去，管家一家也走了，廖永和趁机逃脱了出来。
他改名黄永和，在巴音河西岸挖了个土洞住了下来，以给人家帮工和修靴子维持生活。
在巴音河畔，廖永和遇到了与家人失散后独自流落德令哈的蒙古族姑娘格明，也在给人帮贡。
有着相同遭遇的两人走到了一起，结婚安了家。
岁月如梭，流年似水！1949年9月，西宁解放。
德令哈有人传说，解放军把马步芳打跑了！廖永和不知道解放军是什么军队，但他总感觉，打跑马步芳的就是自己的队伍。
于是，他一直在找机会想去西宁看一看。这时，有一个头人要去塔尔寺去拜佛。
塔尔寺离西宁不远，廖永和抱着去见解放军的念头向头人请求说：“我也想去拜佛，我给你牵骆驼吧？”
头人答应了廖永和。
风餐露宿18天后，廖永和来到了湟中县。头人去拜佛，廖永和则趁机进了湟中县城。
湟中县刚解放，县委书记尚志田正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廖永和已经10多年不讲汉话也听不到汉话，加之口音差别，听了很长时间也没听懂什么意思。
廖永和只听清“减租减息”几个字，他还不敢相信这是自己人，因为国民党也搞过“减租减息”。
会后表演节目，出现了镰刀斧头图案的旗子；这下，廖永和一下子明白过来了。
廖永和马上找到了县委书记尚志田，含着热泪诉说了自己的经历，并要求收留。
但尚志田听不懂他的话，不过还是给廖永和开了证明，把他介绍到西宁去找省军管会主任廖汉生。
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廖永和马不停蹄地从湟中赶到了西宁。
在省领导的安排下，廖永和进入省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并于1950年重新入了党。
训练班结业后，组织上分配廖永和回都兰县德令哈区当区长。
后来，廖永和在德令哈县、乌兰县担任过工委主任、县长、副书记、第二书记等职务。
1973年，组织上照顾他回到了家乡安徽金寨县，在红军休养所安详地度过了晚年。
廖永和的经历充满了辛酸和曲折；欣慰的是，他最后回到了党的怀抱！
致敬西路军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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