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最活跃，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最不孤独。
——[古罗马]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
20世纪人本主义哲学家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在其名著《爱的艺术》中写道：“人——所有时代和生活在不同文化之中的人——永远面临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克服孤独感，如何超越个人的天地，实现人类的大同。原始时代的洞穴人、游牧民族、埃及的农民、腓基尼的商人、罗马的士兵、中世纪的僧侣、日本的武士、现代的职员和工人都有这个问题。……人可以通过信拜动物、祭人或军事掠夺、奢侈享受、清教徒式的节制、狂热的工作、艺术活动和创造性的劳动，通过对上帝和他人的爱情作出自己的回答。”是的，唯有孤独亘古如新。它穿越不同的历史、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地域，在俄狄浦斯意志与命运的抗争中，在中世纪沙漠僧侣的苦修中，在初唐诗人陈子昂登楼远眺的悲歌中，在帕斯卡尔阅读蒙田《随笔集》的战栗中，在马尔克斯描绘拉美百年长卷的魔幻中，在新媒体虚拟界面的群体性狂欢中……孤独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让人着迷又令人恐惧。一言以蔽之，孤独是人生的底色，是创造的动力，是社会的镜面，是文明的注脚。
《爱的艺术》
悲剧时代：存在性孤独的绽放
人的孤独，源于自我意识的诞生。这个自我意识会追问一个问题：人到底是什么？更进一步，人的自我究竟是什么？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悲剧作家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这个问题被推向一个极致。剧中，主人公俄狄浦斯从出生（甚至尚未出生）到死亡，弑父娶母的命运就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命运不仅让他成为弃儿和流浪者，还让他成为社会伦理秩序的破坏者、国家灾难的制造者。俄狄浦斯既被排除在伦理秩序之外，又被伦理秩序所束缚；他既不能置国家命运于不顾，又不能置个人生命于不顾；他既不能发泄不满或怨恨，又不能诉说委屈，哀叹命运。总之，俄狄浦斯从出生开始就注定会置身于一种绝对孤独、毫无依傍、不可选择、无处逃避的处境中。
俄狄浦斯的孤独是他的个人意志与命运力量的抗争。从他得知自己的厄运开始，便坚持不懈地与之斗争，想方设法逃脱命运的掌控。为此，他悄悄离开皇宫，主动放弃安逸、富裕的生活，毫无目的地去流浪，在异国他乡寻找自己的存在之根。在真相一步步揭开后，俄狄浦斯不听众人的劝阻，坚持寻找引发“瘟疫”的真凶。当发现自己是凶手后，他没有犹疑和辩解，勇敢地请求承担罪责，实现自我放逐。在象征意义上，当俄狄浦斯刺瞎自己的双眼时，他的个人意志已然战胜了天罗地网的命运。在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不公平战争中，人展示了强大的力量，也凸显了彻底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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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狄浦斯的悲剧故事，两千多年来一直迷雾重重，有着众多难以解答的疑问。比如，俄狄浦斯的父母明知儿子会痛苦终生，为什么还要生下他？既然选择生下他，为什么还要那么残忍地抛弃他？为什么在错误无法挽回的时候才得知自己命运的真相？为什么他越是反抗命运，越是更深地陷入命运的圈套之中？为什么他能猜中人面狮身妖的谜语，却猜不透自己的人生之谜？……对此，法国著名哲学史家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在《希腊思想的起源》中写道：“当人类企图像俄狄浦斯那样追根寻源时，他发现自己是一个谜，命途多舛，没有独占的领域，没有固定的立足点，没有确定的本质，摇摆于天神与禽兽之间。”换言之，俄狄浦斯的悲剧故事关乎的根本谜题是人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俄狄浦斯式的孤独归根到底就是人不能认识自我。
《希腊思想的起源》
与索福克勒斯同时代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人是一个对理性问题能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之物。”这似乎很好地回答了人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按照苏格拉底的理解，“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之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应该说，俄狄浦斯是极具理性品质的人，正是凭借着自己的理性和智慧，他打败了斯芬克斯。同时，也是理性帮他找寻到危及国家命运的真凶，更是由于他的理性，让他残酷地惩罚自己，认清自己：他既是忒拜城的救星同时又是其灾星，既是本土人却似乎又是陌生人，既是母亲的儿子又是母亲的丈夫！他所有的理性和认识却导向一个结果：他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正是俄狄浦斯式的孤独之源。
两千多年过去了，在认识自我的征程中，依然没有一个人敢说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具有高度智慧的人类发明了语言和文字，创造了电脑和互联网，甚至更新了对于宇宙的认知，但对于自我本质的探索和认识，依然充满着种种的疑团和困惑。毫不夸张的说，一个21世纪的现代人，对于自我的认识并不比一个古希腊人或古印度人更加深入和透彻，尽管人类文明在过去的两千五百年间经历了不可思议的飞跃和发展。窃以为，俄狄浦斯式的孤独乃是一种存在性孤独，犹如一朵沙漠中的玫瑰第一次孤独地绽放于人类的精神世界，无论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什么程度和阶段，也无论人类后来又经历了多少种形形色色的孤独，这一抹忧伤的暗红成为了每一个生命的底色，也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底景。
中世纪时代：孤独的消隐与归位
中世纪的教义告诉我们应离群索居，远遁尘世，这样才可以获得救赎。比如中世纪神学所赞颂的骑士精神，就是只专注于来世，对现世的一切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表面来看，中世纪应该是一个孤独横行的时代，但是上帝的强光让所有的一切都消失遁形，人的自我也不例外。按照中世纪托马斯主义的观点，上帝对人是命定的，人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自由，人的灵魂获得拯救不是上帝的直接施恩，而是借助于教皇，并绝对地服从于教皇。于是，人被牢牢地禁锢在教皇的教义与教规之中，不得有任何违背，否则就将遭到宗教裁判所的严厉制裁。在古希腊悲剧时代第一次绽放的存在性孤独，被无处不在的上帝的强光所遮蔽，教会掌握着对上帝之书《圣经》的绝对解释权，任何的自由思考和批判意识都是不允许的，无数科学家遭受的种种迫害便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发现与《圣经》的内容不符。
直到中世纪晚期（大约14世纪中叶），一场席卷欧洲的超级瘟疫——黑死病改变了文明的进程。在短短几年间，黑死病致使近2500万人殒命（成为全球流行病史的死亡数之最）。随之而来的，是农奴制度的崩溃和天主教会权威的动摇。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在其名著《瘟疫与人》中写道：“当黑死病暴发把濒临死亡的恐惧植入整个社会时，日常规范及习俗制约随之崩溃。人们开始蔑视教会和国家权威，寄希望通过苦修‘赎罪’，无数人用皮鞭或铁镣鞭打自己，却根本无济于事。”黑死病的后果不仅是大量神职人员的丧生，更是宗教信仰上的重创。教堂的钟声不停地为新的死者哀鸣，虔诚的人们开始怀疑，尽管光荣与苦难都是上帝的意志，但如果连上帝最忠诚的子民——教士与修女都不能幸免，那么听从教会的指导，真的可以得到上帝的眷顾吗？
蔑视、怀疑、挣扎、反思……这一切都彰显了中世纪晚期个体意识的重新崛起。彼时，一个人隐居在沙漠中苦修以寻求上帝的救赎，那是一种外在化的孤独，正如现代修道主义的倡导者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所言：“人的孤独实际上是上帝的孤独”。此时，一个人在千万人齐念《圣经》时怀疑它的真理性，那是一种内在化的孤独，一种更加接近孤独本质的孤独。站在中世纪的十字路口，一位青年男子在一个明媚的春日成功登顶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旺图山，这是他个人生命的重要时刻，也是人类历史的伟大时刻。他就是从“黑暗世纪”走出的第一人，同时也是“黑暗（中）世纪”这一深入人心的说法之始作俑者——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站立高山之巅，俯瞰下界人间，彼特拉克倍感孤独，他想到了奥古斯丁，于是信手打开随身携带的《忏悔录》，正好看到第十章中的一段话：“人们赞赏高山大海、浩淼的波涛、日月星辰的运行，却遗弃了他们自己。”仿佛醍醐灌顶，彼特拉克顿时醒悟：原来，真正的高山，或者说真正需要认识和征服的对象，不是任何外界的有形存在，而是“我”的内心！
这种对自我的不懈求索贯穿了彼特拉克此后的一生，在他晚年致教廷派驻阿维农特使布鲁尼的一封信（1362年）中，彼特拉克自称“热爱知识远远超过拥有知识”，“是一个从未放弃学习的人”，甚至是一名怀疑主义者：“我并不十分渴望归属某个特定的思想派别；我是在追求真理。真理不易发现，而且作为一切努力发现真理者中最卑下、最孱弱的一个，我时常对自己失去信心。我唯恐身陷谬误，于是将身投向怀疑而不是真理的怀抱。我因此逐渐成为学园的皈依者，作为这个庞大人群中的一员，作为此间芸芸众生的最末一人。”在一生无止尽的学习、求索、怀疑和皈依的漫长历程中，彼特拉克体验到了最真切、最深刻的孤独，那种在过去将近一千年的历史中几乎遁形的孤独。
于是，彼特拉克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出了响彻历史和文明苍穹的呐喊：“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活在永恒中……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正是越来越多这样的疑问、困惑和呼喊，撬开了中世纪铁幕笼罩下的第一道曙光，以人为本的文艺复兴思想在佛罗伦萨被点燃，也为日后的宗教改革埋下了关键伏笔，所有这一切终将孕育一场现代性孤独的爆发。
文艺复兴与工业化时代：现代性孤独的爆发
如今，我们看到的如大规模瘟疫般流行的现代性孤独大约就起源于文艺复兴晚期。经过中世纪的千年压抑之后，西方文化开始重新聚焦主体性和自我意识，这一趋势在随后的工业革命时代愈演愈烈，人们纷纷离开了村庄和土地，开始进入作坊和工厂。存在了数百年的社区开始瓦解，作为现代文明标志的城市崛起了。不同于如宇宙背景辐射般永恒的存在性孤独，现代性孤独是人类文明进入现代性阶段之后的历史性产物，并在过去的几百年间如原子核裂变般爆炸蔓延，并迅速席卷全球。
随着文艺复兴浪潮的高涨、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以及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此消彼长，现代性开始萌芽，蒙田的随笔、笛卡尔的哲学、帕斯卡尔的信仰构成了现代性的三大源头，它们代表了一个人面对自我和世界时的三种态度：我怀疑，我知道，我相信。由此，便演化出了现代性孤独的三张面孔。在不确定性开始蔓延遍布之际，笛卡尔试图以“我思故我在”找回确定性（只限于科学世界），并构建了理性主义为人类的知识大厦奠基，笛卡尔式的孤独确立了“自我反思是一切思想的源头，人是在思考自己而不是在思考他人的过程中产生了智慧”。这份植根于科学世界（不可避免地走向科学主义乃至技术主义）的孤独将一直延续到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成为现代性孤独的强大源流。
帕斯卡尔则在深深地颤栗中皈依上帝的怀抱，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他以“我相信”从宗教层面同样找回了确定性。然而，17世纪欧洲所经历的大规模宗教改革运动极大地打击了罗马教廷的统治，科学崛起而宗教式微似乎已成为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身为杰出科学家的帕斯卡尔在阅读蒙田的《随笔集》时感到了深深的颤栗，这是一份挣扎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孤独，“几乎我们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我们不善于在房间里独处；我们终将孤独地死去。因此，我们就必须好像我们是孤独者那样去做事情、生活”。这份帕斯卡尔式的孤独流遍甚广，无论是天才伟人还是凡夫俗子，都被其所笼罩。直到20世纪，科学大师爱因斯坦仍发出这样的感叹：“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毫无疑问，跛子有跛子的孤独，瞎子有瞎子的孤独。
作为现代性源头的源头，蒙田以他普遍怀疑的精神对笛卡尔和帕斯卡尔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他创立了“随笔”这种崭新的文体，与塞万提斯一起开启了对人的存在可能性的伟大征程。不同于笛卡尔式的冷漠的孤独，也不同于帕斯卡尔式的绝望的孤独，蒙田将孤独看作一个完整的世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他在《随笔集》中写道：“如果可能，我们应该有妻子、财产，尤其是健康。可是别要粘着得那么厉害，以致我们的幸福倚靠它们。我们得要保留一所‘后栈’，整个属于自己的，整个自由的，在那里，我们建立自己的真正自由，更主要的是建立自己的退隐与孤寂。……不必担心在这隐逸里会沦于那无聊的闲散，你要在孤独里自成一世界。”
这种将孤独视为一种自由和完整的生命的思想在蒙田的《随笔集》中生根萌芽，随着孤独在近代社会的散布蔓延，一种对孤独的世俗化的崇拜在18和19世纪流行开来，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认为，文明生活的关键在于将社交与孤独恰当地融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这种蒙田式的孤独在后世无数天才身上展现了自身的威力——这种孤独观将孤独视为创造性的源泉。19世纪中叶，孤傲的哲学天才叔本华喊出了那句脍炙人口的格言：“要么孤独，要么庸俗。”以其一贯的冷峻和犀利的文笔，叔本华写道：“在独处的时候，一个可怜虫就会感受到自己的全部可怜之处，而一个具有丰富思想的人只会感觉到自己丰富的思想。……进一步而言，一个人在大自然的级别中所处的位置越高，那他就越孤独，这是根本的，也是必然的。”因此，他将青年人首要学习的第一课，定为“承受孤独”。
进入20世纪，伴随着尼采“上帝已死”的宣判，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与绝望，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独。现代性孤独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复杂性景观，并一跃成为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的重要母题，为无数天才和大师所青睐。对此，我们可以开列一份长长的孤独主题书单：卡夫卡“孤独三部曲”（《城堡》（1914），《审判》（1918），《美国》（1927））、鲁迅《孤独者》（1926）、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1940）、阿多尼斯《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1957）、理查德·耶茨《十一种孤独》（1962）、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1967）、伊丽莎白·毕肖普《唯有孤独恒常如新》（1969）、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1976）、保罗·奥斯特《孤独及其所创造的》（1982）……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的几乎每一幅绘画作品中读到“孤独”这一伟大主题。在所有这些作品中，孤独披上了不同的外衣，来注解现代社会中每一个灵魂的孤寂与复杂，正如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的慨叹：
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是我们出生、我们成长、我们相爱还是我们成功失败，直到最后的最后，孤独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一隅。
是的，孤独是如此强大，它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如影随形。无论是万人狂欢，还是孑然一身，孤独随时可能现身；无论是花样年华，还是谜之不惑，抑或垂垂老矣，孤独似乎从不缺席。花花世界中的男男女女们，每个人身上都深藏着无处安放的孤独。所不同的是，女人总是想方设法掩饰自身的孤独——通过闺蜜，通过婚姻，通过家庭，通过子女……而男人的孤独从来就是如此的赤裸裸。因此，当我们读到米兰·昆德拉在《不朽》（1990）中的忧伤告白时，竟生发出了一丝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微妙感觉：
母亲通过婚姻，从家庭走向家庭，父亲通过婚姻，从孤独走向孤独。
互联网时代：群体性孤独的悖论
21世纪，人类文明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一张虚拟的因特网不可思议地将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结在一起，这看上去像是孤独的终结，但现实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行进。“家人在一起，不是交心，而是各自看电脑和手机；朋友聚会，不是叙旧，而是拼命刷新微博、微信；课堂上，老师在讲，学生在网上聊天；会议上，别人在报告，听众在收发信息。”这是美国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在她的著作《群体性孤独》中向我们描述的场景。如今，这类场景几乎每天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上演，正如一句俏皮而伤感的流行语所言：“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在你身边，你却在低头玩手机”。一言以蔽之，我们“在一起”，却又“各自独处”，道尽了群体性孤独的悖论。
《群体性孤独》
群体性孤独充分彰显了互联网时代人类孤独的吊诡，物理空间的阻隔越来越小，心灵距离的跨度却越来越大，这种孤独不再是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的形单影只，也不是茕茕孑立、孤苦伶仃的寂寞无助，而是身处人群之中游离的眼神、热闹之中的突然沉默以及狂欢后的伤感和落寞。正是这种“在一起”的特质，让原本单一的孤独发酵为多倍的孤独。无数的社交媒体充斥着无所顾忌的宣泄和满不在乎的言说，却很少有人在倾听。它们在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短暂的“伪集体狂欢”后，又将个体重新推向孤独和空虚的深渊。于是，当代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孤独患者”，香港著名歌手陈奕迅在2011年11月11日推出的专辑《？》中就有一首名为《孤独患者》（方大同曲，小寒词）的主打歌，直击当代社会一个个孤独的个体在无人理解却又渴望理解的撕扯中的心灵呐喊。副歌中充满寂寥感的苦涩歌词，伴着Eason张力十足的演唱，令人过耳难忘：
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
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
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
愈合 就无人晓得 我内心挫折
活像个孤独患者 自我拉扯
外向的孤独患者 有何不可
过去的十年间，群体性孤独的全球化蔓延已经演变为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无数人将这种内心的孤独感外化为单身生活的选择。1900年，只有5%的家庭由一个人组成。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演变为1/4的美国人，1/3的英国人，也许是一半的瑞典人。就连我们的近邻日本，这个比例也接近1/3。而在中国——这个全世界范围内最重视家庭价值的国家，单身人口已经超过2.4亿，同时结婚率创下十年来新低。据预测，未来中国单身人口或将超过4亿，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将是下一个日本。有时，单身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一个人以独身来拒绝一段潜在的糟糕婚姻。有时，单身却是一个悲剧：在英国，一百万老年人说他们经常遭受孤独，而其中的大多数人觉得无法向亲友承认自己的困境。有学者曾指出，对非自愿孤独感的焦虑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北欧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这些国家的家庭破裂最为严重。
过去五年间，孤独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2016年，BBC制作发布了一部关于“孤独时代”的电视纪录片。2017年，美国前卫生局局长维韦克·穆尔蒂公开宣布“孤独流行”。2018年初，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任命了人类历史上首位“孤独部长”（体育事务部部长雷西·克劳奇兼任英国第一位“孤独部长”），以处理社会中越来越多因孤独而引发的各种问题，她宣称“多达1/5的英国成年人在大部分时间或所有时间都感到孤独”。2018年情人节当天，BBC发起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针对孤独的调查研究，来自全球各地的55000人参与了这项调查，来分享属于自己的孤独经历。
无独有偶。2021年2月，日本内阁任命了首位“孤独问题担当国务大臣”，并从多个部门抽调人员，专门设立“孤独与孤立对策应对办公室”。在令人恐惧的2020疫情年，日本自杀人数自2009年以来首次上升，达20919人。其中，“妇女孤独”的问题尤其突出，其根本症结，乃是泡沫经济破裂后女性不能再依靠家庭，却又不得不继续面对根深蒂固的职场性别歧视。而更广泛意义上的“孤独问题”，则和“泡沫繁荣”破裂后日本陷入“停滞的20年”，导致普通人越来越“宅”、越来越沉湎于“二次元”、“三次元”和“非直接接触”息息相关，这些都是群体性孤独的典型日式特征。
显而易见，群体性孤独是一种高度异化了的孤独形式，它与四百多年前蒙田所发现和推崇的孤独（将孤独视为一种生命的自由和完整）以及后世无数人视之为创造源泉和动力的孤独相去甚远，后者表征着一种健康乃至勃发的生命形态，前者却是一种需要被治愈的东西，但无论是来自朋友圈的点赞，还是对女主播的打赏，抑或加入时髦的Soul或诸如此类的“社区”，都无法从根本上治愈（甚至是南辕北辙）。这正是人类在孤独问题上所面临的当代悖论：当你一个人独处时，孤独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当你置身于一群人的狂欢中，孤独却显得如此深重和彻骨。如今，善于制造“伪集体狂欢”（可用八个字加以概括：造梗玩梗，朝梗夕死）的网络新媒体将这一悖论进一步放大。如何面对和处理互联网时代的群体性孤独，无疑是摆在每一个公民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或许永远无人给你立项，但它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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