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贺重树：2022年，日本电影《驾驶我的车》（Drive my car）获得了奥斯卡4项提名和最佳国际影片奖。日本电影界实现了开门红，继滨口龙介之后，新一代日本导演席卷了全球电影节。
三宅唱执导的《惠子，凝视》
早川千绘执导的《75计划》
日本还有很多希望之星。执导《春原的竖笛》的杉田协士、执导《铃木先生》中的佐佐木想、执导《失踪》的片山慎三的风格是坚决果断。执导《夜鸟啼鸣》的城定秀夫、执导《猫猫逃走了》的今泉力哉一直在旺盛地创作。《这里是亚美子》的导演森井勇佑、《夜鹰的单相思》的导演安川有果、《我的小天地》导演川和田惠真更为年轻，他们出生于80后半期至90年代。
日本电影评论家莲实重彦评论称，由于滨口龙介、三宅唱这代导演的崛起，“日本电影进入了第3个黄金期”。上世纪50年代，日本出现了小津安二郎以及大岛渚与吉田喜重等师徒两代导演，是日本电影的第2个黄金时代。
相当于“老师”的是枝裕和带着韩国影片《掮客》参加戛纳电影节，为宋康昊赢得了最佳男演员奖。中江裕司的《吃土的十二个月》、佐藤俊喜的《流浪的棒棒糖》、今冈信治的《到更远的远方》、阪本顺治的《冬蔷薇》也展现出了很强的实力。
在中坚一代导演中，中村真夕的《亲密的外人》、舩桥淳的《职场》、白石和弥的《死刑之病》、佐向大的《夜奔》让人感觉到了勃勃雄心。老牌导演高桥伴明的《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描写了新冠疫情，平山秀幸的《露草》描写了中老年人的恋情，通过这些作品反映了当今的日本社会。
日本导演各显其能，日本电影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但另一方面，如果把目光转向当前的票房和实际制作情况，会发现很多未来的担忧因素。
电影记者大高宏雄指出，持续两年的新冠疫情终于告一段落，年度票房“可能会恢复到2000亿日元”。虽然不及2019年创下的史上最高票房记录2611亿日元，但可能会恢复到2010年代的平均水平。
问题在于影片。剧场版《咒术回战 0》、《航海王:红发歌姬》（ONE PIECE FILM RED）、《壮志凌云2独行侠》（Top Gun: Maverick）的票房都超过了100亿日元。正在上映的《铃芽户缔》也被认为有望突破100亿日元。如果爆红作品达到4部的话，将可与2019年比肩，排在史上第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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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总体票房仍有可能比2019年少两成以上。观众进一步向爆红作品集中。大高宏雄说：“无论是日本真人电影还是外国电影，都有很多作品未能达到票房目标。卖座作品和不卖座作品出现了更加严重的两极分化”。
影片变得单一，还有信息化发展的原因。中老年观众依赖的现存媒体影响力下降，年轻人的主要信息来源则是社交网站。随着电影营销的准确度提高，单纯的信息瞬间传播开来，人群加速向热门影片集中。
其实，小剧场也出现了两极分化。在东京涩谷的Euro Space影院，出现了由吉约姆·布哈克（Guillaume Brac）导演的《大家的假期》这样的热门影片，但影院经理北条诚人表示“进不来的影片以后更进不来了。尤其国外新人的作品形势严峻”。
而新片的低迷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总之，现在并不富裕的年轻人掏钱去看电影变得很慎重。如果是口碑很好的作家和老影片，有一定的观众基础。而“新人没有什么影评，就不会看”，Euro Space影院经理北条诚人表示。这种评价的力量正在减弱。北条担心：“新电影看不到，也不会出现新的电影作家”。
影片制作现场还暴露出性骚扰及残酷的工作环境等严重问题。日本电影制片人联盟正在加快建立适合影片制作现场的体制。片场的发声也越来越多，是枝裕和、诹访敦彦等有志导演组成了“要求设立日本版CNC会”，提出自己的防性骚扰政策等。如果改革没有实效，就吸引不来年轻人才，措施也不会落实。日本电影就会越来越衰落。片场出现了很大的危机感。
岩波会馆的关闭给迷你影院和发行公司造成了冲击。凸显出日本艺术类电影票房的经营基础之弱。
青山真治、石井隆、小林政广、大森一树、崔洋一、吉田喜重及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在今年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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