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儒家有道统，佛教也有法统，道教也有自己明确的传承谱系，儒释道三家在证明自己源远流长的合法性的时候，总是在给自己寻找一个合理的发展传承，以此来表示自己的学说自古就有，非常正宗。
但事实上佛教最初在传入中国的时候，本身主要是靠着教义的传播来吸引信徒的，不太重视法统这一块，但是因为一次大的灾难，导致了佛教不得不非常重视向世人宣讲自己的出身和来历，这是一次非常明显的佛教汉地化的过程。
（1）佛教西来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很早，在东汉早期的汉明帝时期都记载称皇帝“夜梦金人”，太史傅毅帝说这可能是西方的佛祖显灵，于是汉明帝决定去西方把佛带回来，看来这取经第一人的称呼实际上应该是汉明帝，后来的唐僧取经也算是这第一次取经的翻版吧。
于是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18人使西域。永平十年（68年）于大月氏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得佛像经卷，用白马载抵洛阳，明帝为其建白马寺，译四十二章经。是为中国有佛僧、佛寺、佛教之始。亦为我国学者所公认佛教传入中国之始。
这个记载基本上得到大家的公认，就算抛开具体时间不谈，佛教字东汉时期已经传入中国，应当是个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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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佛教的传入，大家都是按照方士来看待的，因为和尚的很多行为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方士的，也就是求仙问道之类，教义也跟老庄有点像，于是早起大家管和尚叫做道人，道人是个统一的称呼，既包括道士也包括和尚。比如《世说新语》里有个小故事记载：
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在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这大概就是不负如来不负卿的最早版本，说的是愍度道人因为北方战乱无法生存，于是南渡传教的小事，这里的愍度道人指的就是和尚，所传播的“心无义”本来只是权宜之计，本来就是害怕没有市场所以故意曲解了佛法才那么说的，可见佛教为了能够更好的传播，很早就开始了汉化，并宣讲一些一般人能够理解和时髦的东西，来吸引普通信众。
（2）佛教汉化
佛教从印度传来，最初的发展很不顺利，因为受到了士大夫的严厉抨击，因为佛教主张割舍尘缘去修行，在比较重视孝道的中国传统社会里，不赡养父母和没有后代都是非常大的罪过，所以早期的佛教传播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很难解释，于是在传播上就不断受到人们的攻击。
任何一种外来物种，要想在当地生根发芽，就唏嘘必须本土化，这一点无论是思想传播还是商业模式，都是不二法门。
佛教要想发展壮大，就必须本土化来解决关于家庭父母的正面诘难，于是佛教也把自己套上可忠孝仁义的外壳，说出家也是为了报答父母的恩情，出家后帮主父母亲人解脱痛苦，是一种比赡养更大的报答。
包括后来的佛教名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很像儒家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以及我们平时经常听到的佛教的偈子：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涂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这个四重恩指的就是，父母恩，国土恩，上师恩，众生恩，这么一改造，这四重恩弄下来感觉跟儒家的仁义礼智以差不了多少了，尤其是强调了报答父母之恩这一块，在非常重视孝道的中国，至少大的层面上，不会遭遇激烈的反对了。
（3）乱世之中发展迅猛
越是在乱世，人们越是容易相信佛教，越是希望找到一个心里的寄托，所以从东汉末年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的一个非常快的发展繁荣时期，魏晋的一些士大夫阶层因为佛教于老庄学说相似，加上本身的超脱世俗，儒家影响力减弱的影响，魏晋时期的佛教得到了空前的普及和发展。
尤其是一些皇帝也非常笃信佛教，就更加快的佛教的发展，比如南朝梁武帝就非常笃信佛教，动不动就舍身佛教，让大臣拿钱来赎他，给寺庙大量的金钱来发展寺庙，所谓的“南朝四百八十寺”有一半都是梁武帝的功劳。
但乱世之中发展过快，本身也会受到统治者的打压，佛教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就是因为佛教发展的太快，所以引发的反噬，皇帝下令拆毁佛像烧毁佛经，引发了佛教的灾难，其中第一次的灭佛的就是北魏的太武帝。
皇帝灭佛的原因无非就是和尚太多，影响了国家的赋税和人口，因为寺庙都是免税的，而且还占有大量土地，同时僧人也不用服劳役，这样一来国家的实力自然会受到影响，于是当和尚和寺庙的数量特别庞大的时候，往往就会引发统治者的打击。
虽然皇上想的和一般人不一样，但打击佛教就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让大家信服，于是第一次打击佛教的理由就是由大臣崔浩提出来的，他说所谓的佛教根本就是一个骗局，“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疆之徒，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这种从根本上佛定佛教的做法，让佛教在当时打击很大。
具体的做法就是太武帝下令，全国所有和尚还俗，不还俗就杀掉，寺庙塑像全毁，佛经全烧，幸好他的太子是个信奉佛教的人，虽然在他的劝阻和通风报信下，和尚自己损失不大，但是寺庙和经书大多数都毁于一旦了。
后来太子继位，和尚痛定思痛，为了从理论上驳倒佛教是骗人的说法，于是昙曜和吉迦夜就编译了一部《付法藏因缘传》，注意不是翻译，原来印度没有这一本经书，大概是印度不像中国那样重视师承关系。
这两个人根据现有材料，连编撰带翻译，终于整理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佛教传承谱系，认认真真的给佛教正名，用明确的传承谱系以此来证明佛教并不是什么虚妄，而是实实在在的有传承谱系的，跟中国古代思想重视师承和祖先是一个道理，这也是佛教汉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
表面是是梳理佛教的传承，底层的逻辑还是用中国的敬重祖先的思想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类似于袁绍自我介绍的时候，动不动就说自己家族四世三公历代显赫，跟中国的族谱很像，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来历。
（4）谱系的影响
自从《付法藏因缘传》出来之后，就对中国佛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后佛教的各门各派都认可这个谱系，同时又把这个谱系接入到自己的传承过程中去。
在隋、唐时代，天台宗和禅宗的法统说，均以本传为依据，正是有了这种汉化的思维方式和对自己的传承的明确地位，此后不管是否有人反对佛教，那也只是针对教义或者某些行为，不可能再像崔浩那样，从根本上就否定佛教的真实性。
事情的发展总是超乎人们的意料，本来佛教做的这个谱系的法统传承是汉化的一种表现，是儒家追踪溯源敬重祖先的具体形式，但随着儒释道的不断融合，这种法统思想，也开始慢慢影响到了儒家。
最早提出法统思想的就是韩愈，这是个佛教的积极反对者，但是他看到佛教有明确的道统，但是儒家似乎没有明确的说法，虽然一直都有追溯到周公孔子的传统，但是一直也没有非常明确的道统理论的提出。
于是韩愈第一次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思想，跟佛教一代一代不间断有明显区别的是，韩愈提出的儒家的道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在《原道》中写道：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及其传焉。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
这个道统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自孟子之后儒家道统就断了，韩愈非常自信的称，自己就是继续儒家道统的那个人，这种自信正是儒家的那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具体表现，后来经过朱熹的大力提倡，儒家的道统正式确立下来。
中国文化历来都是兼容并包的，儒释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借鉴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灿烂悠久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融合和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壮大和发展的，道家也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传承谱系。
儒释道三家法统的确定，对中国文化是一次非常巨大的贡献。
总结：佛教的危机之中产生了法统的思想，儒家在佛教的刺激下，也在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面对危机与挑战，各种思想流派都在不断调整和变化，这就是古人说的“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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