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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大纲》是中国近代历史学家钱穆所撰写的一本通史性论著，著于抗日战争时期。钱穆指出，“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而这种精神力量是以儒家为主的优秀文化传统，它才是推进民族文化的有生力量。
该书奠定了钱穆史学大家的地位，2010年该书入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但也因《国史大纲》成书于八十余年前，所呈现的历史观有其时代局限性。近百年来，各类史实研究也多有进展。本篇读书分享中所涉及的史实和观点基于《国史大纲》原书，与史学界最新成果或有出入，还请读者朋友多多指正讨论。
“鉴古而知今，彰往而察来”，希望你能从本期“我对你有问题”对《国史大纲》这一经典著作的分享中汲取一点前行的力量。
分享人——教育工作者老秦对本书提出了七个问题，并在书中找到了答案。
#01
《满江红》里的金人指的是今天的东北人吗？
答：秦始皇统一六国，造成此下两千年中国疆域的大轮廓；原本各诸侯国人民“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成为中国的民族基础。这两方面，唐宋元明清有显著不同：
宋在建国时便失去了燕云十六州的重要屏障，北方辽国，西面西夏。“辽国直是一个汉族分化的国家，但却是本部中国的强敌”，北宋最终只能结檀渊之盟。继辽而起的是金，金灭辽，灭北宋，形成金、南宋、西夏分据局面。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始终只有半壁中国。
今年春节档电影《满江红》热映后有一个有趣的话题：金人是今天的东北人吗？确切地说，不是。宋朝的金人来源于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是少数民族，而今天的东北人绝大部分是汉族人。宋朝几百年之后的清朝，也是由东北地区的女真族人建立，同样不是今天以汉族为主的东北人。不得不说，女真族确实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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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宋的“版图最小”相比，元是“版图最大”的。即便不算横跨欧亚的“四大汗国”，也是如此。
北宋疆域地图（图源网络）
元和蒙古帝国疆域地图（图源网络）
再看民族的差别。唐、宋、明，均是“汉人建立中央政权，统治汉族为主的多民族中国”，蒙古入主中国，造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整个落于异族政权的统治，他们只注重武装移殖和财富占领，自秦汉以来的传统文治政权意识，始终未被元接受，皇帝大多不习汉文，官吏不通文墨。他们划分优劣明显的四类人：第一类蒙古人，又称国人；第二类色目人，即西域各部族；第三类汉人，即原被辽和金统治的中国人；第四类南人，即原被南宋统治的中国人。这是对汉人的歧视和高压。
满清政权起源于东北的女真族。自从安史之乱以来，东北与中国本部永为隔绝，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仅三十年，便以小的异族部落推翻诺大的腐朽明朝。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狭义部族政权的再次建立，和元一样，对汉人高压：文字狱、剃发令，让汉人屈服于异族文化。这激起了社会间普遍又深刻的民族反抗意识，如太平天国运动，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席卷十六省，几乎使清朝灭亡。
朱元璋抗元檄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也是清末同盟会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元朝和清朝，均是“异族（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建立中央政权，统治汉族为主的多民族中国”，两朝也都是在汉人的反抗下，退让出他们的统治。
#02
古代中国是“封建”的吗？
答：周武王灭商后，把商朝遗民封在殷这个地方，便是宋国。其它如鲁国、燕国、齐国等，都是开国功臣和宗亲受封而成的诸侯国——姜子牙便是齐国开国之君。这是西周第一期封建，也是《封神榜》的创作原型。西周第二年，武王驾崩，殷商势力叛乱，周公东征平定叛乱，重新封定各诸侯国，将殷商顽民分割在各国。周天子居于东都洛邑，联络各诸侯国。这是西周第二次封建，就此封建大业完成。这是西周三百年历史最重要的大事。
第一个特点是作为共主的周天子给各诸侯国君“分一个国家”，允许他政令自治和世袭。各诸侯国君对周天子的义务，是尊王；是纳贡、行祭礼；以及“以藩屏周”，也就是作为藩篱、屏障，在军事上保护西周王朝。
第二个特点是封建政体立基于宗法，也就是祖宗之法。在宗庙里祭祀辈分的亲疏以及供奉的谱牒，就是政治名分的象征。在大型祭祀之前，天子和诸侯国君先会猎；天子行祭礼，诸侯国君要助祭；祭礼结束后，有宴享，表示家族间的联络。祭祀有歌颂、祈祷、盟誓，形成神圣的礼文。这些宗庙礼法就是封建宗法的基础。
简而言之，封建政体建立在“天下是一家”的基础上：如姬姓、姜姓。
但几百年后，“天下一家”渐行渐远，周天子这个王逐渐有名无实，而被霸主齐桓公、晋文公，甚至是蛮族的楚庄王取代。到了晋国三个大夫共同杀掉其国君而请示立为新国（魏、赵、韩）时，周天子竟然无可奈何。这便是三家分晋，是战国的开端。春秋至战国是中国史上变动最激烈的时期，封建政体逐渐瓦解：
第一，宗法封建小国被不断兼并，形成战国七雄，新军国划分郡县，派守令管辖，守令不世袭。原本封建小国自治、世袭逐渐被取代。
第二，西周之初各国之间的宗亲关系，已极为疏远，封建制度的宗法逐渐消失。
第三，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诸侯国并立，和平共处”，而是不断杀伐吞并。
因此，至迟在战国时期，封建政体已经名存实亡。到秦始皇一统天下，行使中央集权和全国郡县制，宣告封建政体的彻底结束。
西周封建政体/封建制度（图源网络）
#03
古代中国一直是君主专制吗？
答：从汉朝、南北朝、唐朝、宋朝、明朝来看，一言以蔽之：“有丞相即非独裁、非专制。”
刘邦是农民出身，汉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平民政府的初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将它转变为“有教育、有知识的士人政府”，吸纳全社会的优秀分子，这标志着王室和政府渐次分开，是中国政治史的一大进步。因为由士人治理的政府，究竟要比王室和军人更加可靠，而士人政府的首脑便是宰相（丞相）。
南北朝时，拓跋氏的北魏认识到“文治是时代潮流”，效仿西汉，招五经博士三千人，为王室和政府效力，造成北魏在北方的统一。这是少数民族的王室不专制，建立文治政府的范例。之后的北齐王室虽然是著名的禽兽王朝，但因政府中儒学名士的治理，还能够“主昏于上，政清于下”，《齐律》也成为接下来隋唐两朝政府法律和行政的范本。
唐朝王室与相权的相辅相成、相互独立更进一步，唐朝的宰相是“三省”，即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凡是军国大事，中书省定旨出命，门下省审查驳正，最后颁给尚书省，尚书省将命令下达给“六部”施行。唐代的三省六部制，相权节制君权，政府节制王室，是中国史上精密又宏大的政府组织。
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图源网络）
宋朝废除三省六部制，宰相和枢密院并称为“两府”，“文事任宰相，武事任疏密”。又将财务权归属于“三司”，也不在宰相范围。宰相虽然没了实权，但宋朝施行谏官制度，“谏官正人主，御史纠百僚”，即谏官给皇帝建言献策。谏官又是宰相的下属，这使得宋朝的王室和政府依然是相辅相成、互相节制的。
明朝完全不同。明太祖封建诸子，诛杀功臣，还立下祖训：我朝各皇帝均不得设立宰相；大臣中有奏请设立的，处以极刑。于是自秦汉以来辅助皇帝处理国政的宰相，自此废除，成为绝对君主独裁的局面。这是明太祖一人私意，使明代的政治走上歧途：严刑对待士大夫，廷杖羞辱，滥刑滥杀，有史以来未见；重用宦官和权臣，又设立锦衣卫、东厂、西厂，作为皇帝的私法庭。明代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恶化。正如黄梨洲（宗羲）一针见血之论：
“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相始。”
明朝的君主独裁制度（图源网络）
#04
两千年前的百花齐放对后世的影响有多大？
答：春秋至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急剧变化的时代，思想文化也百花齐放，后世称先秦诸子。
开先的儒家。孔子指出“人类社会种种结合的最高原理”——仁；并提出“比起出世，更应入世”。孔子修订诗书礼乐、周易，创作春秋——这些就是六经，儒家经典。他广收弟子，身为最成功的教育家之一，儒家思想和儒家经典因此广布传播和代代流传，成为中国民族文化和国民性的基石。
孔子讲学（图源网络）
继儒家而起的是墨家。墨子提倡非礼、非乐，节用、节葬；主张兼爱，要“视人之父若其父”，全人类过一种平等生活，以大禹治水的劳苦为典范。儒家是良心教，墨家是苦行教， 良心和苦行，都是中国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儒墨两家都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儒家是温和的右派；墨家是激烈的左派。以后各学派，全逃不出儒墨两家的范畴。
战国末期，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主张在上者无为而治，在下者归耕。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礼治和新人伦观来重定社会秩序。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彻底主张贵族阶级的私利。他们以孔、墨为渊源，发展至与政治、社会更为紧密，为秦汉政府开先：
秦朝以商鞅、韩非子为师，成也法家，亡也法家——因恣意奴役平民而被推翻。
战火蹂躏的中华大地渴望平静，因此汉初的指导思想变为道家，在上无为而治，在下与民休息，便是“文景之治”。但无为而治也是“因循”，汉初的政府制度、法律一切依照秦朝，于是逐渐有残暴的“酷吏”出现。“无为”或“酷刑”的政府，还需要更加进步。
汉朝初年文帝、景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图源网络）
汉武帝重用名儒董仲舒大兴儒术。他们注意到 “朝廷只讲法令，社会只讲钱财，风俗只会逐步败坏”，提出发扬礼乐教化来美化风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通经致用。从秦朝的法家到汉初的道家，再到汉武一朝的积极转变，终于造成了有文化、有教育的士人政府的形成。这不仅成就了大汉王朝，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进步。礼乐和教化论源于战国晚年荀子；五经博士依据孔子儒家经典，“累世经学”和“累世公卿”的世族大家多则绵延几百年，也就是门第，在之后乱世中将发挥更大作用。
汉武一朝独尊儒术（图源网络）
东汉末年到魏晋，中国再度陷入动乱，北方被分为五胡十六国。此时，有志建立王朝的胡族政权与北方门第合作，效仿西汉，施行文治。这便是五胡的“汉化”——五胡云扰，北方儒统未断。等到北朝时期，汉化深浓，文化昌盛，北方统一长达150年。这一时期的门第可总结为：
“如黑夜中灯炬闪耀，绵延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成中国再度统一和复兴的中流砥柱。”
最著名的如苏绰“六条诏书”，其一是治心——仁义、孝弟、忠信、礼让、廉平、俭约；其二是敦教化，习六经，官吏旦理公务，晚就讲习。这两项的核心内容，都是儒家经典。
已在北朝扎根酝酿的儒统，在中国再度统一后得到更优渥的生长土壤，造成盛唐对于政府和社会更坚实、恢宏的建设，究其渊源，便是先秦一脉相承的学术思想。
#05
古代王朝兴衰更迭的铁律是什么？
答：大唐之盛始于贞观。唐太宗是中国史上杰出的君主，既是乱世英雄，也是治世明君。他将刺史的名字和为官善恶之迹写在屏风上，坐卧观之；他让五品以上官员极言得失，反映民间疾苦，他纳谏如流。满朝文武贤臣也是指不胜屈（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群臣一心、一齐努力的精神，古今罕见，成就了后世望之兴叹的贞观之治。
再从政府组织和代表性政治制度（贡举制、租庸调制、府兵制）来看。
三省六部制是独立于王室而代表天下、宏大又精密的政府机构。唐朝宰相分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定旨出命，门下省审议封驳，尚书省受而行之。尚书省下辖六部，六部又分成二十四司，分理各项事务，“午前议政于朝堂，午后理务于本司”。
贡举制是政权向社会开放，消除阶级，德才兼备者无论出身都可以公开竞选和参政。同时，按年考试也大大促进了民众对政治的热情和爱国心，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文艺和学术发展。
“论轻徭薄赋，中国史上首推唐代的租庸调制”。举例来说，“租”是每户每年向朝廷上交二石米，相当于收成的四十分之一。孟子在战国时提出的“王者之政”，尚有十分之一。租庸调制背后的重要精神是“不尽取之于民”，让农民安居乐业。
唐朝租庸调制（图源网络）
府兵制是“全兵皆农”，没有战事时“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士兵自行耕种，自食其力，也让政府免去了养兵耗费，更是对兵制和军队建设的长远打算：士兵有社会地位和生活保障，军队就有凝聚力和战斗力。
唐朝府兵制（图源网络）
制度以“仁”和“兼爱”作为精神支撑；社会优秀分子又在三省六部的政府组织中贡献价值。 “事实胜于雄辩，盛唐的伟大，已在这些事实上表现出来。”
但当制度背后的精神逐渐懈弛，制度也随即走向瓦解。从几个要点来看：
• 租庸调制需要“每年一造帐，三年一造籍”，有赖于认真勤勉的吏治精神。武后乱国以来，吏治逐渐败坏，同时农民为避免徭役，逃亡渐多，租庸调制失去施行基础。到了中唐，改为便于施行的两税制，只能为政府征收，不能关注农民疾苦。
• 府兵制废弃。起初，府兵将领均选良将，武后时多以外戚和无能之辈担任；起初，唐太宗常与府兵宿卫共同习射。和平既久后，府兵为人所贱；起初，府兵有奖赏，如果战死，追赠官职和抚恤。之后则连战死也无人过问。府兵制原本是“没有战事则回家耕地”，之后变成“征战不息”、“戍边不归”。
• 政权解放的不加节制。有资格的八、九人竞选一个官位，而为了获取资格的人又十倍于此。原本公平地选官，变为为人选官和贪污腐败；原本宏大精密的政府组织逐渐变为机构重叠臃肿，官员无为，坐食俸禄。唐初的吏治精神荡然无存。
但这些如遇大有为的君主，依然可以挽救。唐玄宗初年锐意进取，成就开元盛世，但他晚节不保，使唐朝一落千丈，再无重现辉煌的可能。
#06
为什么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答：宋朝在治平无事的百年之后，腐败和堕落滋生，一种“自觉精神”在士大夫之间萌出，第一个站出来发声的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范仲淹同时的胡瑗，在道院苦读十年终成大学者。模范宰相和模范教师，引导了时代的精神文化力量，王安石、司马光、二程、张载、周敦颐、苏轼等被后世称为名家大师的人物也悉数登场，共同推动了北宋新思想、新精神的蓬勃发展，即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学术思想百花齐放。
他们高唱“华夷之防”和拥戴中央——这是至高而有力的民族与爱国口号，前者是唐朝祸患的根源，后者是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的通病。
他们重新抬出孔子，尊儒学、尊六经，提倡用明白质朴的古文来代替当时轻薄浮夸的文体——这是他们认为当世人应该接受的高贵教育。
范仲淹和王安石相继主持的变法改革均失败。当时能“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毕竟远少于升官谋富的人，他们觉悟到 “时事所以艰难，风俗所以轻薄，病原在于讲学不明”。于是这一辈名家大师们从“进而为政”转为“退而为师”，将他们所提倡的思想、精神，通过民间讲学向社会渗透，传播，达到开发民智、陶育人才、改进政治的效用。
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宋元明清的取士标准；胡瑗、二程，以及之后陆象山、王阳明等为代表的讲学，成为当时的“秀才教”，有识之士云集师门之下，代替了宋、明政府绝大部分时间不能主导的官方教育。 使中国历史接下来一千年民族文化精神存续的，正是这一辈讲学大师所开创的民间公共教育事业。
北宋民间讲学（图源网络）
蒙古人入主的百年间，民间书院遍立，学术和教育不辍，等到明太祖崛起，草野学士群集新朝，各展所蕴，“一时其盛，何止数十百人”，造成明初的昌盛。
如映射至当前时代，可以说：如果教育“有术而无道”，没有崇高的、合理的理想作为读书求学的指导，则教育所培养的都是功利、自私甚至有害的人；如果教育只教会人安身立命、升官发财，社会风俗将日趋腐化。
#07
历史上有哪些贻害千年的人物或事件？
答：贻害千年的事件必由所处的时代洪流造成。以安史之乱、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为例。
• 安史之乱
晚年的唐玄宗对外族宽大为怀，让他们担任镇守边疆的节度使，统领地方军政大权。安禄山便是其中之一，他统兵十八万，这胡人集团，是唐朝政府自身的养虎为患，到了唐朝衰微，便起兵造反。安史之乱蔓延大河南北近十年，盛唐的光辉因此陨灭。安史余孽以及讨平安史之乱的将领全部拥兵割地，造成此后的“藩镇之祸”，进一步成为黑暗的五代十国。这一长达近三百年的连锁反应，给后世中国造成诸多重大影响：
一是中国东北部和中央的关系永为隔绝，此后从东北崛起的辽、金，成为宋朝的大敌，使得中国不能统一。经历元、明近四百年后，又是东北崛起的女真族，建立狭义的异族统治政权，使近代中国走向衰败。
二是中国的西北部残破不堪，文化骤然衰退。长安作为周、秦、汉、唐极盛时期的首脑，象征中国文化的最高点，自此以后永不能恢复。同时，河西一带沦为异域，文化和经济直到近世也不能复苏。
三是黄河北岸的广大中原地区，割据首领都是行伍出身，无文化、无教育，“生年二十，不知古之有周公、孔子，而拜安、史为二圣”。原本是华夏文明发源地的中原，文化急剧倒退，直退到一个后世历史上不关重要的位置。
• 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
五代十国之初，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辽，换取武力扶持，建立后晋，当上皇帝。但他只是“儿皇帝”，要向辽称“父皇帝”。自此这一区域长期受异族的统治，长达四百二十年。
燕云十六州是中国北方的天然国防线，全部失却后，黄河北岸，几乎没有任何屏障。宋在建国之初，便陷于北方大敌（辽国）的压逼形态之下，宋朝对外的“积弱不振”，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既无法在与辽、金的对峙中取得优势，更是无法抵抗蒙古的铁蹄。宋朝对外的积弱不振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重大分界，此前，是中国慑服外族，此后则是大部分时间慑服于外族。倘若宋初能拥有燕云十六州，统一北方，形势将全然不同。
燕云十六州（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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