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材内容贯穿诗人的整个创作生涯，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与发展，如入仕之前及仕宦早期，诗人游历滇、黔、蜀、秦、齐、鲁等地，多创作纪行诗，以记录足迹、山川风物、历史名胜、风土人文为主。
自榆林之行（1885），看到陕北黄沙漫天、百姓生活艰苦的社会现实后，诗人开始有意创作现实主义诗歌。尤其是绾印宰汧阳（1887）以来，国家动荡不安，百姓民不聊生，故人接连辞世，自己亦仕途不顺，诸多冲击蜂拥而至，使诗人内心受到极度创伤。
此时，诗人的诗歌内容得到进一步丰富，以感怀国事民生、宦海沉浮和怀友思乡的感怀诗为主，即使是与友人交游唱和亦不离上述几类题材。
李嘉绩诗歌的题材内容
一 感怀诗
感怀诗，即因事有感于怀，发而为诗。清代末期，中华民族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等重大动乱，国家也由传统的封建主义社会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国家局势的骤变，使得诗坛较之以前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李嘉绩的诗歌创作亦从有感于自身延伸至有感于国家，既不断在诗中抒发着自身仕宦、思乡、悼亡之感，同时又书写着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思。
1 喟叹仕途
诗人现实生活的繁忙以及面对现实生活而产生的疲乏在两首诗歌中得到了充分展现。诗人渴望抛却尘世、购买田产，终日以诗书相伴，终老山林的隐逸生活，但这是无法实现的，遂以“安得”二字，抒其失望无奈之感。
辞官不能，又不被委以重任的现实，使得诗人常以“吏隐”自称。吏隐，特指地位不高的小官僚诗人“居官如隐”的一种处士态度，包含着吏和隐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内容。
但李嘉绩笔下的“吏隐”有着明显不同的两种含义，一种形容友人“吏隐”，多是羡慕其清闲愉悦的生活，另一种形容自己“吏隐”，多抒发怀才不遇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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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羁旅怀乡
诗人少小游历，及长又官于异乡。此种迁徙、行旅式人生，使他常怀天涯飘零之感。异乡游历的游子漂泊之感激发诗人的思乡之情。诗人自小离开家乡，或随于滇南，或游历滇、黔、蜀、秦、齐、鲁诸地，长达二三十年的游历生活必定充满艰辛，故而常抒羁旅之感，如《武陟至获嘉道中》。
辗转为官的飘零之感激发了诗人强烈的思乡之情。李嘉绩仕途虽未经大起大落，但一生终未得重用，且常常辗转各地为地方小吏，使其在仕途失意之感上再添宦途漂泊之感，从而催发出强烈的乡愁。
1 悼念亲友
悼亡诗贵在其情真，对于父母、子女亦未尽到相应职责，故而每遇亲人亡故，李嘉绩必赋诗，或增伉俪之重，或抒愧疚之感，或感悲凉之叹。光绪壬辰年（1892），其妻杨氏逝世，李嘉绩作《悲怀五首》、《重感四首》以怀。其中《悲怀五首》着重赞美妻子的德行。
诗歌前部分写二人新婚，妻子刚入家门三日，便操持家务，侍奉老母，颇得母亲夸赞，与妯娌、姊妹相处也十分和谐融洽。
赞扬了杨氏和顺的性情以及勤俭持家的品行。其四，前部分写李嘉绩常年仕宦在外，家计全由杨氏操持，适逢饥荒之年，仍能将家庭打理得百无遗漏，后部分写杨氏对母孝顺至极。
诗人在赞扬杨氏德行时，也表达了身为人夫的深深歉意。光绪庚辰年（1880）至甲申年（1884）仅四年之隔，李嘉绩却两经丧女之痛。身为人父未能陪伴子女成长，还要经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痛苦，这使心怀愧疚的李嘉绩更添一层浓厚的凄楚之感。
此前诗人曾评王廉生“字”有忠义之气，由此可见真乃“字如其人”也。其二写诗人得知友人亡故后的痛心疾首。此二首诗歌虽是悼亡友人，却是融国家衰败、诗人仕途不顺于一炉，使诗歌既富个人之情，又满含家国之感，增加了悼亡诗的厚重感。
2 感怀国事
处于社会动荡之际，诗人的“心”总是与时代、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常在诗歌中记录内忧外患之事，传达现实的忧国之思。然而，当诗人的忧国之情在现实中无法排解时，他便走向历史长河，在古人古事中，寻求心灵慰藉。
少时的战乱经历，使李嘉绩具有主动记录时事的意识，此后，虽然于边远之地为官，但其身心却仍与时系之，对时事有颇多记载。
面对朝政积弊、政局巨变，诗人尚不能有所作为，便转向历史，借古之人事叹今之国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怀古人，以抒发自己虽有心报国，却不被重用，报国无门的感伤以及国家危难之际无人可用的悲痛。
诗人每拜谒古人祠墓，蒙恬，一代名将，被赵高等人陷害入狱。首句，写蒙恬临死仍关心国事，向使者积极谏言，却不被转达。第二句，写蒙恬以为是因自己修建长城而割断地脉，所以天要亡之。
此时诗人表示“非也”，“非关地脉厌将军”，是李嘉绩对蒙恬这一英雄人物的同情与肯定。诗人写蒙恬既有因现实无人，而咏怀之，亦有借蒙恬谏言不被传达以喻自己不得志之意。
光绪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不仅对中国实施烧杀抢掠，给百姓带来空前灾难，更是要挟清政府签订各项不平等条约，光绪辛丑年（1901）签订的《辛丑条约》便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国家愈加积贫积弱，朝中已无人能用。
李嘉绩的诗歌理念及艺术特色
在清代末期这样一个内忧外患、战火频繁的时期，李嘉绩在诗歌传统与时代的双重影响下，提倡“转益多师”、“以诗代史”的诗歌理念，使其诗歌在呈现出多样的风格时，又具有现实主义意味，抒发出浓烈的沉郁悲凉之感。
一 李嘉绩的诗歌理念
李嘉绩虽未撰写专门的诗歌理论，但他凭借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仍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学诗、作诗理念，并将其付诸于实践。
在学诗方面，李嘉绩主张“转益多师是汝师”，强调集众家之所长；在作诗方面，提倡“以诗记史”，用诗记录时事与民生，以反映社会现实，体现出强烈的“风雅”精神。
1“转益多师”的主张
在具有浓厚复古气息的诗坛的影响下，李嘉绩学诗主张“转益多师是汝师”，提倡集思广益，博采众论，集各家之长。他早年并未明确表达过自己的学诗主张，至光绪辛丑年（1901）此诗作与其子承培，教其学诗、写诗之法，也从侧面反映出诗人一贯遵循的诗歌理念，即“集思广益间，众论宜博采”，就是诗人一贯践行的“转益多师”的学诗主张。
李嘉绩本人不仅提倡“转益多师”，还有十分鲜明的师法过程。早年，即入仕之前，游历各地，学诗尤重清初大家，如以诗词妍雅著称的朱彝尊、王世祯。李嘉绩既学习二人诗歌用韵，如《霸桥口占用渔洋山人韵》等，又极力效仿二人妍雅、清远的诗歌风格。
李嘉绩一生师法多人。早年以清初朱彝尊、王渔洋等用词妍雅、境界清远的诗人为主要学习对象；壮后，师法唐宋诸家，尤以学杜甫、杜牧、陆游、范仲淹等写实主义的诗人为多。因前后师法对象风格迥异，李嘉绩的诗歌风格也呈现出鲜明的阶段化特征。
2 “以诗记史”的观念
其所收诗歌确具诗史性质无疑。如此种种皆体现了诗人对“以诗记史”的诗歌创作观念的提倡与有意识践行。
诗人虽是有意识地积极践行“以诗记史”的诗歌创作观念，但其诗歌创作数量及诗歌内容在入仕前后仍有较大差异，即数量上呈现出由少到多的趋势，内容也表现出由单一到多样的变化规律。
李嘉绩诗歌对社会现实的摹写，主要体现在对时事的记载以及对民生疾苦的反映两方面。首先，记录时事。李嘉绩除记载国家内忧外患之大事外，还叙写诸多朝政小事，尤以需要地方官员参与之事，记载颇多。
诸如，光绪戊戌年（1898），奉檄种树、植桑，作有《种树》、《植桑》、《后种树二十四韵》等诗。李嘉绩对国家大事、小事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对国家现状的整体记载。其次，记录民生。李嘉绩既再现了清末萧条衰败的社会现实，又记录了恶劣的自然环境、残酷的战争、繁重的徭役赋税下的百姓生活的惨状。
二 李嘉绩的诗歌艺术特色
后期仕宦之作质量上乘，最能代表李嘉绩的诗歌创作成就与诗歌风格特征。故下文在整体把握诗人诗风转变情况的基础上，以仕宦后的诗歌作品为蓝本，论述李嘉绩诗歌的总体艺术特色。
1 多变的诗歌风格
李嘉绩学诗主张“转益多师”，他早期学国初诸家，后期学唐宋。因前、后所学诸人风格迥异，李嘉绩诗歌也呈现出阶段化特征，即未仕时学清初“朱王”二人，诗风妍雅；入仕为官后以学唐宋诗人为主，尤以现实主义诗人居多，诗风质实。当然，李嘉绩诗风由妍雅至质实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之事，仍存在一个过渡期，即诗人入秦为官后至宰汧阳之前。
此心时眷顾，流涕向王程。”用质实的语言记载了当时群盗频发的混乱社会。此时诗歌题材内容已不再局限于山川风物，风土人情，而呈现出以诗歌记录社会现实的倾向。诗歌语言也逐渐洗去妍雅绵丽之习气，呈现出质实的风云之气。
2 沉郁悲凉的情感基调
李嘉绩一生常怀个人、国家、民生之悲，将此三大悲情融于一身，是其诗歌沉郁悲凉最为主要的原因。壮后，李嘉绩追逐名利，志向远大，报国之心热烈，但终生只为地方官员，未得重用，使其深感前途无望之悲。
李嘉绩言“我与斯民共忧乐”，其身在官，其心以百姓之忧乐为己之忧乐。在官期间虽多为百姓谋实事，然与自然灾害、战争、朝廷苛政所带来的破坏程度相比较仍属杯水车薪，百姓生活依旧是水深火热。诗人面对此状，不免悲从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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