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发飘飘的年代——大学时代诗歌创作的回顾（修订稿）_诗歌_的是_的诗

长发飘飘的年代

——大学时代诗歌创作的回顾

马永波

1

离开那片布满樱花和梧桐的校园已经很多年了，现在回想起来，记忆是那样的稀少，很多人与事早已随风而逝，唯有从当年记录少作的简陋的笔记本里，那些大多已经模糊的字迹，还能依稀辨认出自己努力行走的轨迹。而要将一个普遍热爱思想的年代的风云变幻，与个人内心的波澜起伏和青春期特有的苦涩对应起来，并非一件易与之事，也许唯有借助那些年的诗歌文本，才能略微触及到其较为真实、内在和个人化的部分。

从高中时开始写作诗歌并投稿，迄今已整整经历了差不多四个十年，从1982年入学算起的整个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的二十年，如果将每个十年算作一个写作阶段的话，80年代便是我写作的早期，而大学时代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奠基阶段。幸运的是，在人生感受最为鲜活、心灵最富有激情的年龄，我能找到诗歌这位最忠诚的知己，并在她的默默陪伴下度过了平淡但并非波澜不惊的大半生。

同样幸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早年在大学结下的友情，一直以各种方式陪伴和支持着我的诗歌追求。那应该是在1982年的秋季，入学后社团招新的时节，在“星火”文学社的活动室里，我和仝晓锋同时参加考试，并以突出成绩被录取，当时出试卷的是学长顾宜凡，考的是文学常识，哪个作家写了什么，哪个文学流派的特色之类的。监考的还有当时叱咤校园的另几位学长，徐启东、彭晓南、张强华等。他们也就是从那时起，成了我在诗歌上的指引者，随着岁月推移，也成了我此生非常珍视的友人。当时启东的印象派手法、宜凡诗中的旋律和典雅的情调，都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启东毕业时去了遥远的克拉玛依，浪漫而豪迈，引人向往，以至于我毕业时曾和诗友潘文峰一起给乌鲁木齐市长写信，要求去西部支援建设，尽管未获回音，但这个举动本身，说明了启东的榜样力量，我们也是想离他近点，离诗的象征近点。他和晓南有一张穿风衣的工作照，他们在为运动会写稿，而我固执的记忆告诉我，他们是在文学社里一起写诗。我也一直留存着宜凡大学时用圆熟的字体抄给我的他的诗《在暮景中》，一唱三叹，荡气回肠，依然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那间位于一楼的带里外间的活动室，从此就成了类似延安窑洞一样的存在，热烈的聚会和讨论、具体到语句的诗艺的切磋、日益增长的情谊的砥砺，都在此发生和沉淀，我和晓锋曾彻夜不眠，刻钢板推滚筒，再趁着黎明的光芒塞进各个班级的邮箱，张贴在食堂门口和路口的布告栏里，有时蜡纸皱了，便重新刻一张，稚嫩的笔迹，承载的却是对真善美的热忱。学校每年还会组织“星火”朗诵会和“樱花征文”评选活动，我也曾获得过奖项，奖品是一本霍桑的短篇小说集，并因此迷恋上这位作家，到了新世纪，我干脆动手翻译了他的两本童书，才算一偿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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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重读自己过去的诗歌，不啻于一种半隐半显中的密码破译，那些岁月和心灵中的奥秘，甚至现在的自己也无法完全还原了。我留存的诗歌练习册从1983年年底开始，此前数年的习作尽皆散佚，无从查考，尽管如此，也没有什么可惜的，按照我的记忆，所受影响无外乎古典诗词、宗白华、郭小川、艾青、臧克家、李瑛、普希金和歌德等，在诗艺上也逃不出传统的抒情言志的模式。记得我曾经特别喜欢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喜欢他的琅琅上口和开阔的意境。我也曾去图书馆借阅艾青诗集，被馆员听错了，回复我说“没有爱情诗集”，弄得当时尚未谈过恋爱的我颇为窘迫。我也曾利用午休时间抄唐诗，按照词牌子填词，和李大郁比赛背唐诗。那本肯定特别幼稚老套的旧体诗词的册子，据说被我在冲动之下送给了一个女生，她的名字也记不得了，估计人家也早都扔掉了。

为了梳理大学四年的诗歌创作历程，我翻出了尘封已久的这些诗歌练习册，一共有十五本，它们往往还煞有介事地带有书名或题词，比如最早的这本，扉页上用黑笔写着“为了背叛，我撕下所有的日子写诗”，覆盖在蓝色钢笔的“不需答案的问题”上面。现在看来，我果真践行了自己的誓言，一直固执地写诗，直到今日，未有丝毫的松懈。我并不是说我将自己人生的价值单单寄托在诗歌上，而是说诗歌集中体现了我一生中对真善美的追求，它在相当漫长的时间跨度里，帮助我度过了艰难与困厄。

现存的1983年的诗作，是从11月21日开始的，这应该也是我的“个人诗歌史”可以追溯的最初原点。83年和84年的作品，总体看来，抒情性和画面感较强，这是我的创作的一个基本底色。从题材上看，怀念故乡与童年、友情和爱情、高原风物、校园生活等，不一而足，还有一些纯粹属于想象力的产物，如对从未亲历过的江南风光、从未有过接触的海洋生活的向往，“沉船”、“海星星”、“雾钟”、“底舱”、“红帆·褐帆”等等，都敷衍成长诗。再比如，“咖啡馆”的意象频频进入诗中，可实际上，当时我从未去过这种场所，甚至到现在，也基本不去，这种意象仅仅是对时尚的一种反应而已，咖啡馆总是意味着情感的相遇与别离。90年代的诗由一些固定的意象，如吉他、雨披、月亮、鸽子和读十四行诗的少女，它们基本都指向“生活在别处”的浪漫远方。

那时何其芳的诗与散文对我有一定的影响，而真正把我从那种明朗高调、与个人体验似乎无甚关联的写作，转向对个人化生命经验的挖掘上来的，应该是刘湛秋翻译的叶赛宁和“九叶诗派”，加上朦胧诗的影响。它们改变了我的感性，我眼中的世界不再是那么单纯明亮，而是如复眼中一般分裂、复杂和丰富起来，我开始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自己和世界。在我的伪十四行组诗《给她》中，能够看出勃朗宁夫人十四行诗的影子，同时也能看出穆旦的某些修辞手段，如“手的接触是个透明的瞬间/ 合并了你的矜持，我的喜欢”。

“九叶诗派”之前，我接触到的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诗是“七月诗派”的那本《白色花》，牛汉、曾卓、绿原等等，他们用现代主义技巧表达现实主义的内涵，当时是切合我的需要的。1986年大学毕业回东北时路过北京，我曾去拜访牛汉，一个身材高大、手掌粗糙有力的汉子，和他谈到当时一些口语诗的颓废倾向，记得牛汉先生说，真正的颓废是不知道自己颓废，意思是新生代的那些看似颓废的诗，能够直面颓废，便不是真正的颓废，而是一种积极了。他又写信把我推荐给哈尔滨的诗人梁南，请他“就近指导”。去过梁南家几次之后我就不去了，原因大抵是他喜欢古典文学，而我更喜欢外国文学，结果在数年后招来了老人家的抱怨，说“马永波这是名气够了，也不来乖乖地学习了”，一时传为笑谈。

2

但是，年轻的心绝不会为任何一片风景而停留，我与“九叶诗派”的相遇，某种程度上成就了我，他们更具有探索性，穆旦、郑敏、陈敬容，是我较为喜爱的。这种情愫一直绵延至今，以至于90年代我曾两次登门拜访郑敏，并在新世纪攻读文艺学博士时，将“九叶诗派”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梳理了它与西方现代主义之间的影响关系。而我之喜爱“九叶”，也离不开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们中有好几位都是出色的翻译家，尤其穆旦的翻译诗，在大学时代就给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营养，郑敏、袁可嘉、陈敬容等，也都是成就斐然的翻译家。

说起诗歌翻译，我的最初尝试是在大学英语的课堂上，我对外国人到底在写些什么感到十分好奇，就翻译了几首黑人的诗，也记不清作者是谁了，结果被漂亮的女老师发现，得到了她的夸奖，自此埋下了热爱翻译诗的种子。另一个因素是当时结识了西北政法大学的青年教师张云海，他只比我大了一岁，刚刚从山东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安，我和晓锋常去他的教工宿舍玩儿。有一回我看见桌子上摊开着一本英文诗集，是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一个小册子，那时根本见不到什么英文诗集，冷不丁看见一个人在读整本的原文，非常吃惊和羡慕。这也激发了我对外语的热情。我在1985年10月的组诗《传说：给朋友们画像》中这样写到云海：

从竹椅中站起来

你和我们每个人都撞了下肩膀

许多话没有说

夜晚就沿我们的长发褪色成早晨

从庄子到弗罗斯特

始终很宁静

秋天离窗子很近

你就坐在窗前

多年以后，我和云海终于联手合作，翻译出版了吉卜林的《回到家乡的人们》、霍桑的《奇迹书》和乔治·吉辛的《四季随笔》，云海的译笔简洁明快，我们的合作也算是圆了一桩心愿。

从新文化运动以来，汉语新诗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翻译诗的催化和滋养，新颖的思想、异国情调的想象空间、陌生的修辞方式和领先的诗学理念，都在一直丰富着汉语诗歌乃至汉语本身。西方诗歌对我的影响是十分复杂和多样化的。比如聂鲁达的开阔和无物不可入诗，比如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波里奈、艾吕雅、勒韦尔迪对潜意识的探索，比如洛尔迦的歌谣体，兰波的《醉舟》、金斯堡的《嚎叫》和艾略特的《荒原》中对工具理性的反叛和对西方文明危机的反思，都不同程度地渗透进了我的写作。马雅科夫斯基的阶梯诗也受到80年代大学生的普遍欢迎，它契合了青春期昂扬的激情和对远方的渴望。作为未来主义的代表人物，我们心中的马雅科夫斯基高大英俊忧郁激愤，西装口袋里插着一根胡萝卜上台大声朗诵《穿裤子的云》、《脊柱横笛》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他后来因为“生命的小船遇上了爱情的暗礁”而饮弹自尽，也引起无数人的嗟叹，当然，其中原因恐怕不只是个人所致，整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主要的发起者都付出了重大代价。

说到这里，我想谈谈一个我在读时没能谋面的学长远帆（杨益民），他是77级锅炉专业，我们刚好擦肩而过。“星火”文学社在新时期的创始人就是远帆，在目前留存极为稀少的当年的《星火》社刊上，远帆的长诗《以拓荒者的名义》就是采用的阶梯式，据说在兴庆公园举行的朗诵会上，远帆激情四射的朗诵震惊全场，观者达万人。我们没有共同置身于同一时空，这对我是个不小的遗憾。人之缘分的发生有早有晚，这恐怕也是冥冥中有定数的，早了晚了都不合适。我来南京之后，大概在十年前，偶然的机会到过远帆家里，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谁。那时，远帆是著名的读诗平台“为你读诗”的合伙人，他热爱朗诵且有极高的修为，现在是国际知名的朗诵家和诗人，他的诗富于激情，明朗澄澈，非常能感染人，与一般诗人偏向内心风景颇为有别。那次谈起“为你读诗”邀请我写北岛、木心、西川的诗歌评论，我以只写外国诗人评论为由婉言谢绝了，实际上这拒绝本身说明了我的价值立场。远帆听后没说什么，我也不知他和“为你读诗”的这层关系，后来熟悉了，他告诉我，当时觉得我“挺有个性”，这当然是客气的说法。我和远帆的友谊还是仝晓锋在母校筹划成立校友文学联合会时，我们通过这层校友关系才亲近起来，当然，对彼此为人与诗品的认可，才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我们真正成为挚友，还是在2018年，我在乘地铁去他家的路上，即兴写下了《从罗汉巷到仙鹤门看望远帆师兄路上有感》，在诗中我想象在落叶满天下的长安，在我无所事事的十七岁，我在校门口游荡，看见他也在那个门口，拖着行李，瘦削挺拔，像一棵年青的白杨，“我一定和那个秋天一起，看见他穿过人群，平静而孤单”。人的心灵与想象真的可以跨越时空，在诗的境界里相遇。远帆有诸多深受读者喜爱的名篇，其中最有力度的是长诗《我是一条古老的河流》，我曾有过这样的认知——

“作为同样古老的时间的象征，河流承载的历史和命运的涵义，足以拓开一个无比广阔的文化空间，它既是一个个体心灵史展开的过程，同时也可以是一个民族心灵史的记录，甚至从作为最伟大受造物的人类全体的角度出发，河流也可以成为万流归宗、一切生命要获得真正的大生命，必要先失去个我小生命，这样一个近乎永远正确的理念的形象化表征。河流入海是其最后的归宿，看似泯灭了自我，实则获得了永恒的大我。当然，对于远帆来说，这种永恒也许并不是灵魂回到上帝之家的永恒，而是自然神论意义上的回到万物无言独化、大道周行的宇宙整体之中，这种思想是中国古典哲学所企望的至高境界。

从写作范式上看，远帆此诗在八十年代初期问世，是有其时代氛围和同时代诗歌精神与审美指向为背景的，当时正是朦胧诗如日中天的时期，朦胧诗对于确立人的个体主体性，让诗歌回到表现普通人一念一觉的本然位置，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由于有急迫的真理性的认知需要宣告，早期朦胧诗多采取宣叙调和斩钉截铁的判断句式。远帆的这首长诗，托物言志，立象以尽意，也基本是宣言式的表达方式，诗人个人的声音让位于一个集体性代言人的声音，弱化自我换来的是更为超达的普遍性，这也是这首诗迄今依然能感染众多读者的一个原因。诗中这种一往无前的自我形象，透露着极大的自我确认的信心，在精神力量衰微、自我四分五裂的现时代，无疑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

当然，每一首诗都是个体经验的记录，它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时代的印记，要正确客观地理解它，需要还原到诗歌缘起时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超越时代限制的诗所在不多，诗是暂时性和永恒性的混合，能否经受时间和审美流变的考验，就要看这两者的比例了。远帆此诗的全知视角和宏大叙事、近乎永恒真理的觉知，以及丰富的具体形象、血脉贲张大开大合的激情与揽万物入怀的万古柔情，我想，这些都是可以取消暂时性的持久要素，更为重要的是，将自我与时间之象征的河流合而为一，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它的普遍意义是不证自明的。”

涉及到早年外国诗歌对我的影响，必须要提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诗苑译林”丛书，程抱一译的《法国七人诗选》、《梁宗岱译诗集》、罗洛的《法国现代诗选》、查良铮的《英国现代诗选》和《戴望舒译诗集》等，它们均出版于80年代前期，83年、84年左右，而我进入现代感性也正好是在同一时期，可以说是和它们的引领分不开的。正所谓命运就是人与人的相遇，我很幸运地在自我塑型时期便适时地遇见了这些走在前列的诗歌，它们将我从保守的只见光明不见黑暗的窠臼中强行扭转到现代意识上面来，尤其是开启了我对人类异化处境的觉知和思考。大学毕业之后，大概在1987年，我又读到了郑敏译的《美国当代诗选》，实际上完全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本美国后现代诗选，它大大打开了我的眼界，到了90年代，我自己则全凭一腔热血开始大量翻译英美的后现代诗歌，经过八年苦干，终于在20世纪末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卷大部头的译著，《1940年后的美国诗歌》和《1970年后的美国诗歌》。应该说，在赵毅衡和郑敏之后，我翻译的美国诗歌在数量和影响面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当时是远在大洋彼岸求学的顾宜凡给我寄来的《40后》的原版书，还有《圣经》和奥登的诗集，西安的女诗人赵琼则给我复印了《70后》，这才有了这两卷译著的问世。

在大学时代，对我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两位诗友，头一个是宜凡，其后才是晓锋。那时校园里流行米黄色的风衣，我们几乎人手一件，走路时衣袂带风，呼啦啦刮过盛开的玫瑰和落叶纷纷的梧桐大道，开这个风气之先的恐怕也是宜凡。宜凡才华全面，很早就在校广播站播音，也去外面电台上录节目，他的朗诵水平极高，是专业中的专业，我的楷模，记得他曾指导我“的”字的发音。宜凡还会拉小提琴，他相关的诗《G弦上的颤音》，当时给了我震撼，可现在一时又找不到那首诗的文本了。他的朗诵和诗曾多次在“星火”朗诵会和征文中双双拔得头筹。他大学期间就开始发表作品，是我们羡慕的对象。那时我们的宿舍是前后楼，但还会时常互相写信，有一回他的手受伤，还记得请同学代为回信。宜凡出身名门，各方面修养极高，他对自己的要求也近乎苛刻，这个特性一直延续至今，我有时想，他凡事平静以待的后面，心中恐怕并不轻松。宜凡著有多种诗集，如《隔着画框般的狱窗》、《白雾晨》、《剪影》和《砂器上的诗斑》，但他很少示人，也许是出于某种谨慎吧。其诗总体上庄重典雅、气质高华，富有形式感，且善于以回环等手段营造咏叹的情调，我总是觉得他的气质和戴望舒十分接近。姑且引用他的《在暮景中》的一段为例：

从那以后

我时常伫立在这样的暮景中

在暮景中遥望

不知道

在晚霞消失之后

那个神话是否能升起在地平线上

让西去的流云带去我的向往

让最微弱的诉求

都有真实的回响

宜凡才思敏捷，我曾在文学社活动上亲眼目睹他即席作诗，他自谦随便来两句，记得当时他从窗框构成的十字架展开，这个意象一下子就抓住了我，那首即席之作不知他后来记录下来没有。作为学长和文学社的牵头人，宜凡给予我的是兄长般的关怀。我的《不系之舟》写出来后，他迅速回应，称其为“风云男子汉的心声”。有一年寒假备考研究生，他领我去他家里吃饺子，坐在床边的小凳子上，我们就像是一对儿小哥俩，那种温馨终生难忘。宜凡毕业后远渡重洋留学，我曾伤心不已，觉得我们此生再也见不着面了，我也在送行者之列，站在站台上默默注视他上车，远去，那个时刻，我心里产生了撕裂般的生离死别之感。毕业后宜凡找不到我，把信写到了我的老家克山县，他居然记得我家的地址。他也曾叮嘱晓锋多多关照我，担心我的性格适应不了社会。宜凡还在信中称我像“狂风中的橡树”，我知道这是在鼓励我要向生长缓慢但坚韧不拔的橡树学习。他也曾在公开出版物上声称，“早年写诗的战友，只有马永波还坚守在诗歌的高地上”。游遍全球的宜凡，其工作经历和生活阅历之丰富多彩，是我这单调之人所无法想象的，但我可以肯定和自豪地说，我们由诗歌而结下的友谊在彼此心中占有极高的地位。宜凡是个有大情怀的人，这从他创办全英文的蓝海国际电视，为中国文化张目上边就能体现出来，他的辉煌事业无需我在此赘述，一查便知。我对宜凡的敬重后来在我出版花城版诗集《词语中的旅行》时体现出来，我特意请他和晓锋写封底的推荐语，宜凡的评语是，“一个人一辈子写几首好诗并不难，难的是撕下所有的日子去写诗。永波为中国当代诗歌殉难般的坚守，成就了他独一无二的精神高地。我俩都曾用诗歌做赌注在世俗的洪流中逆势而行，但靠岸显然不能靠人间的力量，更遑论占据高地。我开始相信，是超越人类的更高生命灵性选择了永波，让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创造出了凡俗所无力构想的独特文本——我们称之为‘马永波诗歌’。”这段话充分显示出宜凡对我的执著追求的理解，作为一个精神境界堪称高尚的诗人，宜凡在一些不经意的细节中便能流露出超凡的觉悟，我突然想起数年前他来东南大学演讲，我去看他，他从台阶上走下来，看见我头一句话便说，“在人群中看见你。”当时我只是觉得他这句话挺有意思，有点出乎意料，现在想来，只有觉悟者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这不就是弘一法师关于缘起缘灭的说法嘛，“缘起时，我看见你在人群里；缘灭时，我在人群里看见你。”宜凡当然不是在套用弘一法师的句子，而是从他的天然觉悟中流出同样的话，与弘一法师暗合而已。

梵高燃烧的向日葵一般的生命激情、歌德为情赴死的绿衣少年维特、贝多芬扼住命运咽喉的呐喊，都曾激励过一个青年人的心，成为他血液中的姿态。然而，华兹华斯的水仙、雪莱的西风和拜伦的登徒子，那种浪漫情怀终究只是生命某一个时期的特质，它们不可能持续地燃烧，它们辉煌而短暂，犹如流星，浪漫主义的激荡势必要被古典主义的凝重所平衡。我的诗歌流程也是如此。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觉得浪漫主义都是湿漉漉的软弱、苍白和自恋，现代主义的冷峻和坚实更加吸引了我的兴趣，当然，那时我还不具备整全的历史视野，无法体会到浪漫主义的精髓，以至于到了90年代末期，我才重新审视浪漫派的遗产，以极大热情爱上了济慈、布莱克和华兹华斯，并着手翻译出了他们的若干篇什。现代主义的源头就在浪漫主义的深处。当时的惠特曼和迪金森也没有真正进入我的意识，惠特曼虽然读起来令人激动，但并不觉得有什么可资学习的必要性，其中原因恐怕还是感觉他有点老套，年轻时多喜欢探索性强的、技巧新颖的诗歌，而迪金森则给人一种紧缩的狭窄之感。及至到了90年代，随着经验的增长，我才恍然大悟，惠特曼的泥沙俱下恰恰是偏于情调和精致的汉语诗歌所需要的，迪金森也不是狭窄，而是深刻。最后，我以对两者诗文的大量翻译向他们表达了迟到的敬意。

3

1983年的诗中，我后来在诗集《词语中的旅行》里只选了两首，其中的《古瓶》曾在80年代被收入宝文堂书店出版的《新生代诗赏析》一书中，编者是广州的批评家朱子庆。他的夫人就是著名的诗人与画家马莉。在大学期间，除了与西安高校的校园诗人之间的交往，我和当时已经成名的诗人有过联系的不多，一个是昆明的女诗人雪影，我们通过信，但现在已经失去联系多年，记得她当时在省建八公司。另一个就是广州的马莉，那应该是在1986年，我投稿参加安徽的《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徐敬亚接到稿件后回信给我，因为我是个人，没有形成流派，未能入选，但他把我的诗转给了当时在《五月》杂志工作的马莉，马莉便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我的若干作品，她后来到《南方周末》当编辑时也曾发表我的译诗，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现在看来，从83年起，我的诗就已经不局限于所谓的诗化修辞，而开始采用复合的语言，有了口语化的成分，也有了较为明显的叙述化的手段，或者说是以叙述来抒情，以区别于传统的主观抒情方式，口语化成分的吸纳有助于捕捉当下性的经验，体现其本真的质地，但从一开始，我就本能地避免了小市民气的平面化写作，而注重深度的开掘。这是与80年代中后期涌现的后朦胧诗潮有所区别的地方。当时与潮流拉开距离并不是刻意为之，仅仅是一种天性和本能，是先行进入写作所自然带来的结果，而非理论思考的引领。

从83年到86年，我也陆续尝试过“生活流”的写作，多是长句子铺陈和描摹，生活气息浓郁但有些流于表象，从标题上就可见一斑，如《小城四月》、《北方的男人》、《八五年夏天纪事》、《在人间》、《雨中咖啡馆》等，而且往往都是组诗。在同期，与我过从甚密的仝晓锋也写出了《四季套曲》这样的组诗，全诗不加标点，气息悠长，节奏紧凑。坦率地说，早期我受晓锋的影响很大，我们往往同时探索某些路向的写作，比赛一般地写同题诗，比如《杯子》，我往往会比他写得多，但不一定比他写得好，就这个《杯子》我便写了有七八首。那时候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对物与人之间的关联域有过探索。我的有些诗是对晓锋诗歌的呼应，往往都是他先写出来，才有了我后边的同题诗，比如《自传》。姑且将两首并置在此，便可以看出“影响的踪迹”——

《自传》（仝晓锋）

当树变成岩石岩石变成幽深的湖的时候

他哭了

他相信时间是一粒金黄的麦种

相信他也是一枚巨大的水星

是清澈的水的王子

在他的梦里

春天

隐隐的像火光在水底收获一种声音

他仍是个孩子

他心游万仞

他总是在山与山的峰巅间穿行

当草莓们等待成紫红色的早晨

他就把手放在光中

他的身后

雪花一样飘动着两个女人

一个是童年一个叫爱情

他不堪回首

只有水声常诱惑他

当海水们捧出太阳像捧出一篮好看的樱桃

他就让夜晚退去

他的心是一块冰雪的镜子

镜子上坐着一个女孩

她叫缪斯

她知道

他是住在水面的风

他的名字也将写在水上

1985

而我的那首《自传》其实不是写我自己，而写的是他，是他那一时期诗歌的总体形象——

周围都是黑的

只有他发亮

只有他跪在，春天的草上

露珠在捧起的手上

他就在露珠里

在露珠里发亮

只有露珠发亮只有三片草发亮

弧形的草坡望不清什么

周围都是黑的

他就跪在无法忽略弧度的地球上

发亮

侧影放大

越来越近

露珠也在放大

露珠裹住了他

那个孩子

在发亮的球里只是黑的

轮廓模糊

你穿过去

感到冷

抬头他还在前面

在自己的手上

只有手发亮

只有手上的露珠发亮

只有那片草坡

只有一片模糊的阳光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路线是所谓的“文化史诗”，尤其对东方文化的寻根所催发的伪史诗写作。这种写作多以阔大的时空为背景、充分调动想象力的作用铺陈而成，篇幅较大，多为长诗，它们也不失为寻回民族文化自信的某种尝试。写佛陀的本生故事、古代部落的迁徙、屈原的山鬼、依据古代遗存展开的联想（如《半坡》）等等，姑且开列一些诗题，如《复活的梦》、《大篷车》、《泥之河》、《石头的火》、《冰河》、《湿婆之舞》、《第三日》、《祖先》、《梦熊》、《向日葵》、《心事》等。相对较有价值的是写于1985年11月的《太阳七章》，此诗以《五十奥义书》中的《唱赞奥义书》为深层结构，分为“兴声”、“导唱”、“始唱”、“高唱”、“答唱”、“阑唱”和“结唱”七部分，以太阳运行的七个阶段对应人生诸般变化，正所谓“太阳者，恒常同一，当知此万事万物，皆依于彼”。有段时间我读印度哲学读得入迷，什么《神圣人生论》啊，《奥义书》啊，都囫囵吞枣地啃了下来，可实际上到底读懂了多少，也未可知。记得我在阶梯教室写完这首长诗，回宿舍的路上一直在发抖。而在1984年，晓锋写出了他早期重要组诗《尘虚四音》，分为“莲语”、“新叶”、“花果”、“星座”四部分，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它一下子就能把你抓住的开头：“永远保持这么浓厚的沉默吧/瑟瑟寒风中摇坠手掌一瞬的洁白/你想启示什么呢”。这组诗想象宏大、音调高亢、诗思深沉，引领风骚，我常常沉浸其中，此诗一经他出色的朗诵技巧的演绎，其内在旋律便可将你征服，而实际上，要真正理解这组诗的内容，并非轻而易举。在很多方面，晓锋敏锐的诗才都走在了我的前面。他尤其喜欢顾城的诗，顾城诗歌的童话色彩，只是其表面，他要深刻得多，晓锋的一些意象简洁而奇特的诗歌，恐怕与顾城和洛尔迦有一定的关系。就朦胧诗对我们的影响而言，我较为喜欢北岛，他的冷峻和深沉的思考，都给了我以启发。但是和“九叶诗派”及外国诗歌的影响相比，因为没有拉开时间的距离，朦胧诗派没有构成影响链条上的历史先行者的效应，他们更多的像是“邻家哥哥”。1981年高考作文我就曾大段引用舒婷的诗，90年代见到她时我还特意提起。

回头看去，1985年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我彻底进入了现代诗的内部，例如，以往明朗的类型化情感的抒发让位给一种更具现代性的莫名情绪的捕捉，诸多诗都以《无题》来命名，它们试图表达的是只在大致向度上可以把握的情绪，更加个人化，更加隐秘，甚至诡异。如组诗《城市感觉》和《情诗》。有时也会从电影和绘画中取材，形成互文，如写梵高、塞尚、高更的诗，晓锋则有一系列写音乐家如贝多芬的诗。作为一种互文性的写作，它强调的是自我与文艺历史上的先行者之间的对话，也是对自我的激励，如我曾写过关于卡夫卡、聂鲁达、惠特曼的诗。这一年，我和晓锋合出了若干种自印诗册，如《寂静》，晓锋设计了封面、绘制了内文插图，我俩各自手抄了一些诗，然后复印成册，封面上标有“实验作品之一”的字样。我的字迹颇为拘谨，晓锋的字则十分潇洒，这与我们不同的性格是符合的。平时总是他滔滔不绝，我则一声不吭，“阴沉得像一把左轮手枪”，只有在上台朗诵时才能放得开。

1985年晓锋毕业留校，他的宿舍就成了我最常光顾的地方，有时我从自己宿舍的窗口望去，如果看见他的窗口有人影晃动，我就会跑过去找他聊天，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诗歌，一直到86年我毕业离开西安，这期间我的诗歌产量和质量都是最高的，这里显然有来自友情的鼓励所起的推动作用。晓锋非常善于激励别人，他没有一般诗人的那种脆弱敏感甚至怪异，而多以阳光明朗的形象出现，是一种难得的正向力量。现代主义主张用复杂的诗歌来表现复杂的人类社会和个体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晓锋的大多数诗语境透明，表面形态并不复杂，但我认为，这种单纯来自于克服了复杂性之后达到的一个更高的境界，正好像一滴水反映着整个大海的光辉，他的诗是复杂的单纯，而非单纯的复杂。这需要智慧，需要从经验到抽象的升华，更为可贵的是，在这种升华过程中，诗人充分保留了经验和思想本身的丰富性，而没有使诗成为“载道”的工具。

毕业后我依然坚持写诗，晓锋则在90年代转向了影视创作，有一段时间，我深感孤单，孤军奋战的感觉有时并不好受。1988年5月29日，我把这种感受写成了给晓锋的一封五千言长信，回顾了我们结识和一起写诗的幸福时光，企图把他重新“拉下水”，后来这封信发表在《当代青年》杂志上，多年后，“星火”故人重聚，从美国特意返回母校参加活动的徐启东兄，曾不无感慨地说，如果当时有人也给他写一封这样的信，他就会继续坚持做诗人了。我给晓锋写过若干首赠诗，下面这首写于85年的《秋天》是我最满意的，第二年我就毕业了，开始了天各一方的漫长时日——

就在这时，灯灭了

我们重新回到黑暗里

水杯还在手里，白色，温暖

我们坐在黑暗中

不再谈论艺术

门哐地一声打开

像一种警告

好像有什么就要出现在门外

大风涌进房间

顷刻卷走了我们的呼吸

只听见风声、门窗声

和一阵急雨

破空而来之声

仿佛黑暗深处奔过一万匹烈马

仿佛骑士的剑盔铮铮作响

然后又沉寂在远处

把我们留在黑暗里

最后只有风吹过我们的房间

撒下潮湿的叶子

只有门开着

秋天，我们不说什么了

4

我回到哈尔滨之后，比我们年级低的文学社同仁杨于军，便成了那个宿舍的常客。于军偏于口语化的安静的诗歌，在85年或86年左右曾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她常以“黑子”的笔名发表作品，批评家沈奇对她颇为欣赏，称她“是为时间而非为时代写作的诗人，一位因此而活在时间深处的诗人”。晓锋的评价则是，“于军的诗正如其人，简静淡泊若止水，漫不经心显真意”。于军性格内敛，不爱说话，类似于迪金森一类的自在而在的存在者。我曾当众说她的诗“很有灵性”，也许我的肯定对她也是一种激励。80年代的女生和现在的女生不同，她们的热烈和羞涩往往是互为表里的，就拿于军来说，有一回她到我宿舍，不知我说了什么（我有时说话比较随意），她的脸一下子红了，低着头，也不说话。等她走了，我同舍的四川同学李刚说，女生脸红时怎么那么可爱呢。这个细节我一直还记着。说这话的李刚就是从我这里借走了泰戈尔的《新月集》（或《飞鸟集》），背下了不少篇什，结果赢得了英语系一位女生的青睐，两人结为终生伴侣。80年代，的确能依靠诗歌赢取少女的芳心。

在我的印象中，杨于军漫不经心而又能猝然将你击中的诗歌，似乎都是一首巨型诗歌的片段，她似乎一直在写一首诗，能写上一辈子。多年之后，我为于军的中英文双语诗集《拿鼠标的手变凉了》写下了这样的评语，“真正的诗人就像真正的学者，既严肃又单纯。于军便是如此。她依凭天性便有效地达成了自然与风格间合理的平衡。她的诗是独白与祈祷， 并因此在尝试与踌躇的过程中保留了创世之初全部的清新与纯真。”新世纪以来，我俩合作出版了大量译著，于军如今已是名满天下的诗人和翻译家。我们合作翻译了诺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的小说、美国生态文学、迪金森的书信、威廉斯的史诗《佩特森》等等，都是很有难度的作品。我给于军也写了好几首赠诗，在我眼里，她始终还是那个安静的时常不知道她在想什么的女学生。这里附录一首《雨布和草地》——

你翻出一块绿色的雨布

抚平在床上

路口闪烁的树叶间

她们走远了，嘻嘻哈哈春游去了

你终于没有出去

望着那雨布发呆

一切都准备好了

你始终没能校准时间

风吹进来

雨布仿佛又盛满了硕大的水珠

许多年前，曾有两只小蚂蚱

睡在你挽起的裤腿里

孤独也让你沉醉

等到醒来

发现自己坐在一片绿草地里

远山又细又小

裤腿里的蚂蚱在动

草帽和一本书，放在草上

1986.4.15

1985年，晓锋在《飞天》杂志的“大学生诗苑”栏目发表了他的《雪地·云杉》，栏目主持人是张书绅先生。有很多年，这个栏目都是校园诗人渴望的圣地，我也曾给它投过稿，但可能一直没有发上，或者是大学毕业后才发，我也记不得了。大概在同年，西北政法学院的王建民发表了他的新西部诗《达拉积石山辞典》，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他的坚实与朴素，还有西部风光那天宽地阔的感觉，都给了我不小的震撼。作为西安各自学校文学社的“领袖”，我们交往密切，成为终生挚友，我和晓锋常去他那里喝他青海的青稞酒。在他那里还遇见了女诗人南嫫，她抽烟的样子使得我此后对所有抽烟的女诗人都抱有某种无害的好奇。大学毕业后我们也曾有过通信，那些信件因为我数度搬迁辗转而业已遗失，但我至今还鲜明地记得建民说过，“感知即苦难”。这句话的上下文我忘记了，可很长时间它都在我脑子里萦回不去，它甚至参与了我对事物的看法。大学时代建民有一次还对我说，尝试写写没有“的”字的诗，他的意思大概是去掉那些装饰性的形容词，看看诗会是个什么样子。的确，限定词越多，诗的意义和想象空间就会越窄。2007年我博士毕业来南京教书，建民夫妇特意从西宁来南京看我，据他说，那是第一次没有任何事务，纯粹是看朋友的出行。这让我甚为感动，那是大学毕业后睽别多年的第一次谋面。

建民这些年也一直在默默地建设他的世系小说。在新世纪，我们还一起策划出版了“21世纪诗与诗学典藏文库”，他的那本诗集名为《太阳的青盐》，算是以诗相聚。我在给他这本诗集撰写的评论《分担万物的命运》中有这样的认知：“王建民新西部诗的用心决不在于一种地域性文化，而是将题材纳入到一个更整全视域的考量之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西部诗表象上的瑰丽神奇，在他那里被压缩成一种石头般坚实沉重光秃、绝对谈不上瑰丽神奇的元素，他不是向外、向政治学的风景铺开，而是向内收缩，删繁就简，直呈西部乡村居民面对命运与人世变化的某种麻木状态……地理上的广袤反而更加衬托出人之命运的卑微与苦难，这种苦难的表现基本是麻木迟钝，没有反抗，没有激烈的呐喊，它绝不是人在荒野的宁静中获得个体内心宁静的恩泽，而是一种触目惊心的生命的负担和重压，一种可怕的沉默或难以言传的状态。建民的诗一开始就瞄准了文学的普遍性，他和那些享受大自然野性的寂静、感受大自然脉搏的诗人不同，他的诗没有从经验到超验的禅宗式的超现实，人的挣扎大部分不是由自然力量造成的，而是来自于某种精神的困境。可以说，他的写作中始终就不存在需要为地方性辩护的问题，这一点使他从西部诗的整体中分离出来。他关心的重点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人与命运的关系。”

那时还有几位交往密切的诗友，比如在幼儿园工作的杨蕾，她已经发表了不少的作品，在女诗人中颇有成就。我在《传说：给朋友们画像》里这样写到她——

在你院里有一株歪树和一座石塔

树上有个透风的鸟巢，塔里响着水

从窗前走向桌边

纸上就落满水珠和象形的鸟爪

有一天钥匙丢了

你就再没有回到庭院的寂静

我们曾一起在月光下跳舞

围着一堆香蕉皮

你说，你想结婚

毕业之后，便没有了杨蕾的消息，时至今日，也许她已不再写诗，好好地回归生活了。有时，诗歌与生活之间确实存在着“古老的敌意”，以至于叶芝都会困惑，是追求生活的完满还是诗歌的完满，似乎在很多诗人那里，两者都是不可兼得的。凡事都有代价，尤其诗歌，需要投入全部的生命能量，即便如此，也许依然会一事无成。

和西安校园诗人的交往，比较紧密的还有陕师大的周芳，来自新疆，比我早一年毕业，她的相貌非常像歌手成方圆，她临毕业时我曾陪她去做牛仔裙。周芳后来的生活可谓多彩非凡，她分配回新疆后曾经销售摩托车，后来和丈夫在北京从事小针刀行业，据说成就很大，但是红颜薄命，周芳在90年代即已辞世。毕业后我们再没有了联系，但我一直很怀念她，她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位小姐姐一样，她为人大气，跟她在一起让素来有点神经紧张的我感到放松。我给周芳写的诗是这样的——

沼泽后面的钟声响了

敲响的是六月

六月是沐浴的日子

所有的门都开着

心底的雾钟裂了

裂的是梦游者的六月

六月是远足的日子

所有的门却都关着

现在读起来，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也许在门的开合之间就是人的一生吧。周芳的校友李周仁也是我的好友，一个小巧玲珑极其聪慧的女子，现在是名震陕西的大律师和教授，我的组诗《枇杷岛的传说》就是献给她的。2015年我回西安做诗歌活动，重新和她联系上，老友重逢，颇为感慨，她居然一直收存着我手抄给她的这组诗。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的屠本健，是另外一个好友，那时西安的大学都没有暖气，就西北电讯有，我有时就跑到他那里“取暖”。当时有过较多接触的还有薛大营和许青安，现在都失去了音讯。我给薛大营的诗，也许写出了他的某种敏感，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虽然说不出到底哪里有趣——

你不是个蠢家伙

却不说话

当我们的谈锋碰落亲近围拢的灯火

你犹在暗处观察老马的眼睛

缩在肥大的身体里

秋天还很远就翻起衣领

半裸女人的争论在道路前方熄灭

你便赶紧坐成一束夜晚

同在交大读书的仝红以散文见长，她是晓锋的表妹，我曾参加过她的生日聚会，为她的十八岁写过贺诗，在她家吃饭的时候，她给我吃鲫鱼，看我笨拙地嗦着鱼外层裹的炸面糊，她就哈哈大笑，弄得我很是尴尬，还是晓锋把鱼接了过去，将我从窘境中解救出来。数学系的潘文峰，湖北人，后期和我走得很近，可气的是，他告诉我，他睡不着觉时读我的诗，就能睡着。我听了不由得有些生气。他赶紧解释说，我的诗能让人静下来。最可惜的是我的同班同学王炳克，我2016年的组诗《我的死者，我的礼物》中有一首是怀念他的——

炳克是我大学同班同学，河南人

我们一起写诗，冬天在宿舍里

用电炉子偷摸煮元宵

他说我吃得多，像个馋嘴骡子

那年寒假我们都没有回家

准备考研，西安很冷，没暖气

我就把靠背椅子压在身上

后来炳克精神分裂，走失数日

我们赶到时，他正坐在马路牙子上

一只脚穿了只破平底布鞋

一见我就扑了过来，老马你可来了

我说，你皮鞋呢？让人给换了呜呜

炳克最终是肄业，回了老家

我们还通信，他写诗说我坐在

菩提树下，吸收全宇宙的射线

结婚照上他一副很正常的样子

可是不久，他父亲的信就来了

炳克又没了，问是不是在哈尔滨呢

这回，他是彻底走丢了，算算

已经有将近三十年了吧

临毕业那年，晓锋给我俩拍照

我们坐在台阶上，我满脸对世界的蔑视

炳克坐在我身后高两级的地方

背后有扇门，戴着眼镜，没什么表情

人生际遇，殊难逆料，往日友情之种种，历历在目，但也只有这么一点可怜的记忆留下。人生有如行旅，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上一段路程，便分道扬镳，剩下的路终究还要一个人走完。

其他有过交往的诗人还有沈奇和远村，有时我们会请沈奇来学校做讲座，远村为人踏实，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我们这些年一直还有交流。那时和外界联系更多的是晓锋，他和全国很多大学的诗社成员都有联系，比如上海复旦和华师大的宋琳、张小波那一批校园诗人，我则对徐芳的诗很有好感。

5

1986年，我大学时代的诗歌创作达到了一个小的巅峰，产生了一批至今还让我留恋的作品，如《卡夫卡》、《秋天，我会疲倦》、《存在主义》、《红瓦片》、《白杨》等，这些诗就像沈奇评价的那样，像白桦树一样清新。大学临毕业时，尚贵荣先生在呼和浩特的《草原》杂志上发表了我的所谓“处女作”，长诗《我生死相依的泥土》，这首诗当然不具有什么代表性。我生平头一次得到稿费，有七十多元，在当时已是一笔“巨款”，晓锋陪我买了一件黑色的绸子料的王子衫，我们又吃了冷饮，那晚我们两个一直从陕师大步行走回学校，一路快乐地聊天，最后从爬满蜗牛的围墙翻进学校。1986年，晓锋的诗歌也达到了一个高潮，写下了《琥珀》、《想起冬天》、《怀念》、《杯子》等一系列佳作。那一年的春天，就在即将步入社会的迷茫中过去了。我和生物医学电子工程专业的女生张晨红主持了一届“星火”朗诵会，礼堂里人满为患，连过道都挤满了人，那个人们普遍热爱和尊重诗歌的年代自此一去不复返了。因为身材比我矮了很多，张晨红在台上站得离我远远的，那场面十分古怪，又有点滑稽。

毕业后，到了1987年，我的诗风大变，开启了“叙述诗学”的新路，比如以《寒冷的冬夜独自去看一场苏联电影》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在汉语诗歌由单纯的抒情转向复调的述说方面，开创了先河，而终至于在90年代成为某种“显学”，比如影响广泛的《小慧》等。

检视大学时代的创作，虽时有稚嫩之感，但总体上可以说是“不悔少作”。十五本薄薄的诗歌练习册，承载的是我一生热爱的初衷和艰辛的探索。即便此刻以过来人的眼光，对早年诗歌进行苛刻的遴选，我愿意留存的作品数量依然十分可观，统计下来有四百首之多，这些诗拿来示人我是不会脸红的。也许等时机成熟，可以编一本《早期诗选》，统计到现下的2022年底，四十来年中我已经写出了2400首诗，其中有数十首还是长诗或大型组诗，亦蔚然大观矣。而大学期间的这些小册子往往还有庄重其事的题词或书名，如《两种蔚蓝》《枇杷岛的传说》《他是一名匪徒，总想偷袭天空》《梦歌第二十四号》《没有面孔的孩子》《星光第三日》……也许它们概括了当时某些阶段的情绪状态和对诗的认知。多方面的实验和活力，不但能让我们顺利地汇入那个年代汉语诗歌的整体流变，而且有自己独到的创见。比如说，我们诗中的主体性，已经不同于朦胧诗的集体代言人的主体性，而更加个人化，更加独立，朦胧诗的“启蒙叙事”虽暂时吸引了我们，但最终我们还是还原到了个体主体性之上，与时代拮抗转变为万物一体的情怀，转向了当时尚未达到理论自觉但在文本实践上已然露出端倪的主体间性的探索上面。于是，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中前期，我的写作呈现将抒情、叙述、论理和戏剧化综合起来的倾向，其后又相继首倡“元诗歌”与客观化写作，再到新世纪的难度写作，这些都构成了汉语诗美学流变的重要标志。

在人生已进入初冬的时节，回顾大学时代的心路历程，回顾那个“诗歌、爱情与革命”三位一体的年代，既让人感慨时间流逝之无情，又让人因为持续性的创造而安于这时间的流逝。应该感恩缪斯的引领，这一生没有迷途，不改初衷，人生悲喜，都化作了长长短短的诗篇，这本身就是至为宝贵的恩赐。也应该感恩大学时代结识的诗歌战友，尽管如今天各一方，散如星火，可是他们给予我的友谊，是人生寒凉中不可多得的温暖，这同样是命运的恩赐，我当以手加额。

2022年12月17-20日于南京罗汉巷

（仝晓锋摄影，西安兴庆公园沉香亭，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