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中，杨嗣昌是一个精明狡猾的政客，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对外妥协的投降派；著名史学家顾诚甚至称杨嗣昌的死亡为"结束了他的反革命生涯"。
在《明朝那些事儿》中，当年明月是这样评价杨嗣昌的：“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绝境之中，真诚，无条件信任另一个人，而那个人终究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杨嗣昌剧照）
从评价上可以看出，杨嗣昌是一个争议极大的人。有人夸他，有人爱他，也有人恨他。但在明末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他也许是崇祯最后力挽狂澜的希望。他和他的"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匪战略，客观上说还是有一定可行性的。只是命运捉弄人，杨嗣昌没有完成对农民军的最后一击。
杨嗣昌，字文弱，今湖南常德人。他是一个很传统的读书人，并没有学过任何兵法。他十九岁中举，二十三岁考上进士，是一位良好青年。从万历三十九年起，他一直在户部上班，直到魏忠贤当权时，看不惯阉党行径，辞官回乡。
到了崇祯元年，魏忠贤倒台，被阉党迫害的大臣们得到起复，杨嗣昌也被启用为右参政、河南副使。但此时天下大乱，辽东局势紧张，而陕西一带农民起义也是风起云涌，明王朝面临血雨腥风，局面危如累卵。
（杨嗣昌剧照）
杨嗣昌的父亲杨鹤时任兵部右侍郎，由于对农民军作战不利，被崇祯下狱。杨嗣昌为了救父亲，挺身而出，连上六疏陈时事，为崇祯设计了剿灭农民军的计划，深得崇祯赏识。
当崇祯九年，皇太极派阿济格率兵十万，分三路入寇时，“廷臣无可任者”，崇祯想起了杨嗣昌。而杨嗣昌提出的“安内方可攘外”的主张，又特别符合崇祯的胃口。杨嗣昌建议与清议和，赢得时间，将他早已筹划好的“十面张网”之计用来对付农民军的计划也得到了崇祯的批准。
杨嗣昌认为，满州清兵虽然极具战斗力，但大明的关宁铁骑完全可以震摄住他们。只要关宁铁骑时不时的主动骚扰辽东，清兵必然不敢远离巢穴而进犯蓟、宣等地。只要拖住清兵三五年，明王朝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剿灭农民军。只要做好保密工作，让那些言官抓不住把柄，就有九成把握。
（杨嗣昌）
可是这件事还是让言官们知道了。以黄道周为代表的东林党人指责杨嗣昌“主款不主战”，弹劾杨嗣昌的奏章雪片一般飞到崇祯案头。崇祯无奈放弃了这一战略举措。
清兵一见和议不成，于崇祯十一年九月又突破长城关隘，南下进犯。这一次明朝总督、著名将领卢象升战死，山东十八府被清兵攻破，明朝为了对付清兵，被迫在大练兵的同时征收练饷，又给老百姓带来了新的负担，致使民怨沸腾，民穷财尽，将明朝向灭亡的道路又推了一把。
（李自成与张献忠）
虽然杨嗣昌的以和谈赢取时间的计划落空，但他在对付农民军的“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战略，还是十分见效的。
“四正六隅十面网”是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四个方向为正面战场，为主要剿匪阵地；延绥、山东、山西、应天、江西、四川六个方面为隅，是分战场，主要担负防守及协剿任务。整个战略构想如同一张十面张开的渔网，让农民军无处可逃。
当时的农民军主要优势在机动性强，经常转战多数，遇到明军坚壁防守就掉头进入其他地区。而明朝的地方军都是各自为战，很难形成有效的包围圈，所以明军在经常战胜农民军的情况下，总是无法剿灭他们。杨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网”计划则正是针对这种情况，争取遏制农民军的流动，逼迫他们与政府军决战，以便政府军予以消灭。
（熊文灿与洪承畴）
在对实施计划的人选上，杨嗣昌也有识人之明。他起用洪承畴、熊文灿等具有真本领的良将，为他们安排了十二万大军。同时对之前作战不力的总兵王忠、张全昌甚至名将左良玉都予以惩戒，使得明军军纪大振，战斗力也大大提升。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崇祯十年十月，这个计划开始正式实施。杨嗣昌提出以三个月为期，以河南、陕西作为主战场，切断各地农民军之间的联系，立下“巡抚、总兵不用命，解其兵柄；监军、副将以下不用命，斩于军前”的战场纪律，以熊文灿、左良玉在河南围剿张献忠、罗汝才等农民军；以洪承畴、孙传庭等部在陕西围剿李自成。
这个战略计划在战场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张献忠在河南被左良玉打得差点丧命，最后请求投降；李自成被官军围剿，被迫放弃陕西大本营，调头逃入四川。但是在接下来的四川之战中，洪承畴战略指挥出现了失误，让李自成折回了陕西，十面之网被撕破了一个大洞。
（明军抓住农民军俘虏）
杨嗣昌精心设计的计划由于洪承畴执行不到位，功亏一篑。之后杨嗣昌建议崇祯将洪承畴罢免，洪承畴则重金贿赂言官，为自己辩护，两人从此结仇。
杨嗣昌的性子实在是着急了一点。因为就在李自成折回陕西后，被孙传庭早已埋伏的明军突袭，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丢妻弃女，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舍命逃往商洛山，明军几乎可以说完成剿灭了李自成部的任务。正是杨嗣昌的努力，使得崇祯十一年的大明局势大为改观，蔓延全国的农民起义转入了低谷。
如果崇祯能更果决一些，识破张献忠假投降的用心，快刀斩乱麻，将张献忠等人处死，也许历史会改写。只是历史没有如果，所以后人才浩叹不已。
崇祯收降张献忠，也许是为了体现皇帝的肚量，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张献忠会降而复叛。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和罗汝才在湖北大败左良玉，震惊天下。崇祯一怒之下，斩了收降张献忠的熊文灿，再次起用杨嗣昌督师中原，“速荡妖氛，救民水火”。
（农民军）
崇祯对杨嗣昌这次出征，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他亲自做诗一首送给杨嗣昌，将杨嗣昌比做周亚夫，希望他一举平定中原。杨嗣昌深为感动，指挥大兵在玛瑙山大破张献忠，活捉了张献忠的妻妾，张献忠的三千铁骑被斩两千百八余，胜利仿佛就在不远处向杨嗣昌招手。
杨嗣昌的性格属于刚正不阿的类型，他的眼里容不下沙子，也绝不允许战场上会出现不称职的将领。所以在几次战斗之后，他对出工不出力的左良玉十分不满，向朝廷提出以贺人龙取代左良玉的主张。此时的左良玉手下有数十万大军，早已成为一名只考虑自己利益的军阀。在战斗中，左良玉生怕自己的实力受损，所以常常出工不出力，在得知杨嗣昌想用贺人龙取代自己后，更是对杨嗣昌恨之入骨。
杨嗣昌也知道左良玉实力不凡，自己还需要他，所以在推荐贺人龙代替左良玉之后不久，又收回了这个建议。这一下使得眼巴巴等着升官的贺人龙对杨嗣昌产生了极大的不满，认为杨嗣昌是在耍自己玩，所以从此也不太买账。失去了手下两位主要将领的支持，是杨嗣昌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左良玉）
从这时起，杨嗣昌再也无法真正指挥这些大将了；这些大将不服从命令，争权夺利、徘徊观望的后果就是农民军再次星火燎原，不断会合，并屡败官军。
虽然局势不利，但杨嗣昌始终没有丧失信念和决心。他竭力想寻找张献忠的主力进行决战，但张献忠总是边打边跑，明朝其他将领又不愿真心与杨嗣昌配合，所以总是无法阻止农民军转移的步伐。
崇祯十四年正月，张献忠突然回师湖北，攻破襄阳，杀死襄王朱翊铭，杨嗣昌得知消息后口吐鲜血浸数升，病倒在床。几日后，李自成攻破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的消息又传到杨嗣昌耳中，这位五十多岁的老人再也经受不起这种打击，一病不起。是年三月一日，杨嗣昌病逝于荆州，大明最后一根倚天之柱倒塌了。
杨嗣昌一生忠于大明，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忠臣，生前弹劾不断，死后也屡遭诋毁。是什么原因呢？
（崇祯）
杨嗣昌一生不参与党派之争，他既不是阉党，也不是东林党，他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独行侠。这固然是他人品高洁之处，但也无可避免的成为党争的牺牲品。他是个正直的人，必然不会被阉党喜欢；他是个干实事的人，建议与清议和，又得罪了“道德君子”自翊的东林党人，可谓两面都不讨好。
崇祯虽然性格古怪，特别容易猜忌大臣，但他对杨嗣昌始终信任，一直倚为长城，这使得杨嗣昌成为朝中小人们攻讦的对象，嫉妒的对象。一些人抓住一些小事不放，一直诽谤杨嗣昌。特别是杨嗣昌的父亲去世，在明王朝风雨飘摇之际，杨嗣昌被“夺情起复”，更是给了那些礼教的维护者以口实，批判声绕梁三日不绝。要知道当年张居正那么大的权力，也几乎被这种口水逼疯，更何况一个杨嗣昌！
（丧失士气的明军）
杨嗣昌也有缺点和不足，他性格犹豫，怕得罪人，是一个短板。可是用兵之人，就该有威严，所谓“慈不掌兵”，他这个书生出身的统帅，有时杀伐之心少了点，手下大将不怕他，导致他无法有效的指挥，这是他的不足之处。他可以提出很完美的计划，但在执行力上，打了折扣。
杨嗣昌首先是个读书人，他与当时文坛的“公安派”、“竞陵派”诗人们交往都很深，他自己也是一位晚明时杰出的诗人。他有一首七律，写出了他的理想：“青鞋踏着旧因缘，欲话游踪恰悄然。家近半千身半百，酒醒中夜月中天。但看草草劳人梦，独讶星星圣主怜。安得功成棹归去，前溪忽逗武陵烟”。他其实不想打仗，他只想做一个山林隐士。只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逼迫他选择了“忠君保国”，担负起大明屏障的重任。
（杨嗣昌）
我们不能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待杨嗣昌围剿农民军的正义性与否，站在当时儒家的角度，他的做法和立场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毫无疑问的。他是个清廉的官员，他在给父亲的书信中说，他有两个“干净”：一是手头干净，二是心肠干净。崇祯十三年，他的家乡要给他树立功德牌坊，被他断然拒绝；他的叔父杨锷想请他派兵保护私产，也被他严辞拒绝。他在父亲下狱时，向皇帝三次请求“以身代”，这是他的孝；在为父亲守丧期间穿上战袍，这是他的“忠”。最后他病逝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他做到了尽忠报国。
我无意也无法评论他镇压农民起义是否正义，但是我想说的是，杨嗣昌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人，他没有辜负崇祯，没有辜负大明。别的，都不重要。
参考资料：《杨嗣昌集》、《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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