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已经比较充分了。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还要从丰臣秀吉发动征朝战争的动机出发,也许跟他追随织田信长的人生经验有关,但更多和日本当时的国内矛盾有关。战争的终止,对这些以战为生的大名和武士而言,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经济运行的停滞、军人出路的解决,似乎发动一场对外战争是最好的解决手段。而一开始半岛战争推进的过于顺利,使得战争的规模越发不可控制,也导致大明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东亚的国际战争。实际上,大明当时同时在进行三场大规模的边境战争,能分出来应对日本的只是一部分,其中包括了和日本打了很多交道的戚家军。而由于火炮的加入,也使得这场战争在冷兵器时代打出了热战的感觉。从很多层面,深刻地影响了数百年后的大东亚战争。
而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看,不由得想到了今年4月刘易斯·加迪斯出版的新书《论大战略(On Grand Strategy)》,根据他的总结,丰成秀吉的战略制定和实行无疑是失败的。在加迪斯看来,战略应该是“狐狸”和“刺猬”的综合,前者告诉你sensibility of the surroundings(感知周围环境),后者告诉你sense of direction(保持方向感)。丰臣秀吉的错误在于,前期战争的顺利使他失去了灵活度和柔韧性,他一味地坚持战略的方向感,却忽视了周围的环境早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说说,他的aspiration(愿望)早已经超过了他的capacity(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失败是可以预期的。其实,早在越过对马海峡之前,日本就应该预期到大明朝参战的可能性,以及自己和大明的实力对比。
而在后来的二战中,日本也过度预计了自己的能力,对中国全境的领土渴望,对“日美必有一战”的预判,导致日本的战略向极端化发展。如果日本能在“愿望”和“能力”的交叉点停住,恐怕战争的结果还尚未可知。整个30年代的日美协调,是否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这一点恐怕不能打包票。因此,日本两次战争失败的经验都是对自己能力的限度缺乏认识,或者按加迪斯的话“缺乏common sense(常识)”,很多战略上的根本错误都是源于简单的常识判断错误。这一点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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