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中国新闻记者、政论家】_大公报_总编辑_上海

张季鸾简介

张季鸾（汉语拼音：Zhɑnɡ Jiluɑn；1888-03-20～1941-09-06），中国新闻记者、政论家。

名炽章，字季鸾，笔名一苇、榆民、老兵。

陕西榆林人。

卒于重庆。

1903年考入陕西三原宏道高等学校，1905年赴日留学。

课余任《夏声》杂志主编。

1908年回国，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秘书。

1913年与曹成甫在北京合办《民立报》，同年因反袁世凯被捕。

出狱后，转至上海办报，先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

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

1916年任北京《中华新报》总编辑。

1919年任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

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

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发表过一些支持抗日的爱国言论。

后期与国民党当局关系密切，两次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所写评论文章辑入《季鸾文存》。

生平

三十一年(1905)秋，张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入东京经纬堂补习日语，后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

次年经井勿幕、赵世钰介绍，首批加入中国同盟会。

光绪三十四年(1908)，同盟会陕西分会部分留日学生创办《夏声》杂志，张被推荐为编辑，积极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号召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

与此同时，他还与其侄张崇基创办《陕北》杂志，从此开始了他新闻报刊事业的生涯。

清宣统三年(1911)初，张自日本返沪，任上海《民立报》记者。

次年，经于右任推荐，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负责处理日常外交文牍事宜。

他从南京拍发给上海《民立报》的有关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专电，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条新闻专电。

4月1日，孙中山解卸临时大总统职务，张即离开南京，与于右任等在上海筹办民立图书公司。

1913年，张和曹成甫北上，创办北京《民立报》。

“宋(教仁)案”发生后，他仗义执言，极力反袁，并揭露袁世凯与英、法、德、日、俄等五国银行团签订出卖中国主权的善后大借款合同，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成为“二次革命”的导火线之一。

北京《民立报》因此被查封，张也遭到袁世凯的逮捕，囚禁三个月。

后经多方营救获释，著《铁窗百日记》，如实反映了狱中生活。

嗣后，张返回上海，应胡政之邀请，担任《大共和日报》国际版主编，经常译载日本报刊的时论文章。

他还兼任中国公学教授，讲授日语和外交史。

1915年，张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撰文抨击袁世凯，后因经费不足而停刊。

1 916年袁世凯死去，张再度前往北京，主办《中华新报》。

1918年9月，张因披露段祺瑞政府为满蒙六路向日本大借款的消息，《中华新报》被京师警察厅封闭，张再陷囚狱。

半月后经营救出狱，1919年南下担任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

1924年1月曾发表《列宁逝世》一文，赞扬列宁是无与伦比的“千古一人”。

之后，他由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推荐，出任陇海铁路会办。

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三人续办《大公报》，由吴鼎昌筹资并担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张任总编辑，改组成“新记公司大公报”。

9月1日，《大公报》正式续刊。

他在续刊号上发表社评，郑重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

此后，他一直引领《大公报》同仁在实践这一方针。

自新记《大公报》续刊至“九一八”事变前，张的政治倾向是拥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但对于国民政府的政策和人物仍时时有所批评，反对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恐怖行径，对国民政府的某些弊政及贪污腐败现象，在一定限度内也有所抨击和揭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被日军侵占。

“抵御日本武装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全国人民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

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主张对内联共，对外联苏，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

他对国民政府压制禁锢新闻言论自由进行过多次抵制和斗争，直言不讳地提出过严厉批评，主张实行“能够发表的言论必须允许发表”的政策，不得任意扣留。

1934年，《大公报》附属刊物《国闻周报》曾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连续刊载“赤区土地问题”专栏，指明红区有一整套社会制度，绝不是什么“土匪”、“流寇”，曾引起极大轰动。

《大公报》还连续发表范长江所撰报道红军长征行迹的通讯，使全国人民了解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

之后，《大公报》透露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使广大人民看到国家前途的曙光，激励了民族斗志。

《大公报》的真实报道，与蒋介石污蔑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大相径庭，因此，蒋介石恼羞成怒，大骂张季鸾，而《大公报》的地位和政治影响却与日俱增。

张自担任《大公报》总编辑后，除续办《大公报》天津版外，还主持了《大公报》上海版、汉口版、重庆版、桂林版的创办，从最初发行量不足2000份发展到9700余份，使《大公报》成为自成体系的有全国影响的大报。

张从未把办报视为向上攀援的政治阶梯和营利机关，经常以“不求财，不求名”勉励报社同人，并身体力行。

他言论终身，撰写了大约3000余篇文章，所用的笔名有一苇、榆民、一记者、一老兵等。

续办《大公报》后，文章概不署名。

他对自己的文字从不自珍，既不留底稿，也无意搜集，许多读者投书请求他结集印行，都被婉言谢绝。

张深感办报使命重大，后继乏人，因此尤以奖掖后学为乐。

他甘当人梯，对后学多所提携，为他们创造各种便利条件，使他们迅速担负起时代的重任。

张办报强调政论，对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等均有独特见解。

他的《大公报》社评，文笔犀利、朴实，从不板起面孔训人，注意以理服人。

因此，他的文章影响大，感人深。

周恩来曾指出：“作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飞虎，游刃有余。

”抗战时期，《大公报》因舆论公正、服务优异，在亚洲新闻界独树一帜。

1941年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1941年度荣誉奖章。

同一天，重庆新闻界为此举行隆重庆祝会，《新华日报》赠送《大公报》贺联一副，文曰：“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

张一贯轻财好施，乐于助人，而自己却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作风。

著名记者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后，尽管他经济尚不富裕，仍对邵夫人祝文秀特别照顾，每月馈赠100元。

这笔钱数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可观的。

张是继王韬、梁启超之后涌现的最有影响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报刊政论家，堪称中国新闻界的一代大师。

他将自己宝贵的一生奉献给中国新闻报刊事业，在中国新闻报刊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1941年9月6日他在重庆逝世后，国共两党政要蒋介石、毛泽东等和文化名人胡适、郭沫若等纷致唁电唁函，称颂他是“功在国家”的“一代论宗”；国民政府还颁布了褒扬令。

公葬大典于张逝世周年忌日在西安南郊举行。

1942年4月21日灵榇离渝移陕，重庆各界夹道祭奠。

监察院审计部的同人，在灵前宣读于右任撰写的祭文曰：“先生之名，中外宣扬。

先生之行，国府表彰。

先生之嗣，蔚然光昌。

先生之柩，安返故乡。

先生有灵，来格来享。

”